當p值小於.05的時候，進行假設檢定的人就可以推論實驗組和對照組有差異的機會在20次當中，只會有不到1次。而當我們真得遇見這樣的可能性時，我們就可以大膽地說實驗組和對照組確實存在差異。但是僅僅透過點估計(point estimate)，很可能因為抽樣誤差而對於實際的情況有誇張或不足的推論。只看統計顯著性的p值，是無法告訴我們差距大小。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是p值無法告訴我們的。越小的樣本，信賴區間會越大、越寬；相對的，大樣本，的信賴區間小，研究者就更有信心地說樣本的推論接近母體。

當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操弄或處理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時候，要說明兩個組別確實存在差異時，可能就不夠力(powerful)。假設實驗處理只有很小、很小的效果，當樣本數也非常小的時候，它的信賴區間便會擴大，於是可能存在的效果就會被遺忘在較大的信賴區間裡了。

即使樣本夠大，它可以說明母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的差異，但是只靠p值仍無法知道這樣的效果究竟多大，也許這樣的效果根本不值得我們去追求。

只看p值就會遇到以上的問題，它有點像一人一票(vote-counting)，只看最後的結果。如果我們想知道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差異多大時，這是p值無法提供的。

Hunt, M. (1999). How Science Takes Stock: The Story of Meta-Analysis (Revised ed. edi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比例值資料是二項類別資料，族群資料之特徵只有兩種觀測值，如資料只有雌與雄、死與活、答對與答對。這些是沒有度量衡的測定單位。把其中一種特徵當成0，另一個特徵當成1，整個資料只有0和1兩種觀測值。這樣的族群稱為二項族群(Bernoulli population)。其平均數為p，而變方則為pq。

甲選手在25場比賽中，贏了17場比較；乙選手在20場比賽中，贏了8場比賽。

甲選手和乙選手兩個人贏比賽的機率是否相等？
(兩個族群的平均數是否相等？)
prop.test(c(17,8),c(25,20),correct=FALSE)

甲選手贏比賽的機率是否等於乙選手贏比賽的機率(0.4)？
乙選手贏比賽的機率是否等於甲選手贏比賽的機率(0.68)？
某一個族群的平均數是否等於某個特定的值？
binom.test(x=17,n=25,p=8/20)
binom.test(x=8,n=20,p=17/25)

http://stat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123609/exact-two-sample-proportions-binomial-test-in-r-and-some-strange-p-values
https://stat.ethz.ch/R-manual/R-devel/library/stats/html/binom.test.html

研究者心裡面有一個所欲論述的假設(對立假設)，與之相反的就是虛無假設。研究者盡力收集證據的情況下，仍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支持虛無假設時，研究者於是可以認為對立假設為真。通常，研究者所欲證實的假設，指的是某個變項所進行的操弄是有效果；而虛無假設則是操弄沒有效果。

每一次研究的觀察都可能出現抽樣的誤差。該次的抽樣所觀察到的效果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來自沒有效果的母群抽樣。於是，研究者必須採取某種標準判斷。以大多數專業期刊所採取的標準或顯著水準0.05為例，即該研究者認為如果來自沒有效果的母群抽樣的機率不到5%的話，那麼研究者願意判定這個效果不是來自虛無假設的母群，而宣稱對立假設成立。宣稱對立假設成立的同時，虛無假設仍有最高5%的機率為真的可能性。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就是型一誤差。不過，只要沒有進行普查的話，我們永遠不知道型一誤差是否會發生。

「虛無假設統計檢定」的推論，決定選擇虛無假設或對立假設取決於研究者所採取的顯著水準。想像以下兩種情況，甲情況下p值是0.1，乙情況下p值是0.77，在顯著水準備為0.05的前提下，不論在甲情況或乙情況下，研究者都會選擇接受虛無假設，但是甲乙兩個情況下的檢定統計量可能是天差地遠。如果將顯著水準設為0.1，在甲情況下，研究者會拒絕虛無假設，而乙情況下仍會接受虛無假設。結果，只因為研究者的風險設定，就會決定了最後統計的判定和推論。

陳振宇. (2013). 整合分析. In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三)：資料分析 (3版.). 臺北市: 臺灣東華.

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很相近的時候，遷移就可能發生，；而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該結構是標記的(marked)或語言專屬的(language-specific)，則遷移就較不可能發生。這些遷移可能發生或不可能發生，就是遷移力(transferability)。我們可以從幾個因素去討論遷移力，也就是影響遷移發生的可能性因素。

我們先從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因素去討論。

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接著，我們從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這個因素，去看遷移力。

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我們可以簡單地、化約地說就是「時間」和「遷移力」的關係。依序將討論「年紀」、「曝露的時數、頻率、強度」、「標的語地居住時間」、「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

在語音上，研究發現，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順向遷移，但在詞彙和構詞上，卻不明顯。而後期的遷移(包括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順向和逆向的遷移)，同樣是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較明顯的遷移，多是詞彙方面的遷移，這也取決於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的相似程度。語音上，而逆向的遷移中，年紀較大的學習者的遷移少於年紀小的學習者。

對此，傅雷卡(Flega)提出「口說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其假設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中，同一個位置的語音是可能互相影響的。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利用越多的第一語言語音位置時，則第二語言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則較大。反之，則越小。

透過對於語言在感知和產出的正確性，馬凱(MacKay)和傅雷卡對於遷移和習得年紀進行研究。純就帶著口音的發音而言，其實不影響語言的感知和產出，於是「語速」(speech rate)成了另一個和習得年紀相關的應變項。研究發現，抵達標的語地的年紀和其語速是有相關的，越早抵達美國的移民，其英語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韓國裔和義大利裔皆然。同一個研究，再回過頭看第一語言的語速，其發現早期雙語者(2到13歲間抵達美國)和晚期雙語者(15歲之後到達美國)相比，早期雙語者的英語比其第一語言的語速快，而晚期雙語者則相反。我們可以結論，「年紀」在順向遷移和逆向遷移中都有影響。

「曝露的長度、頻率和強度」是另一個大家所關心的因素。有研究指出，二語教學的總量越多，遷移越多(西語母語者和巴斯克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也有得到相反結果的研究(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前者找的是初級學習者，後者找的是高級學習者。換句話說，曝露的總量和遷移的關係是一開始先上昇後下降的曲線。而逆向的遷移則是匈牙利的學童在學習過英語或法語的寫作之後，對於其第一語言(匈牙利語)的寫作都有提昇的效果。

「待在標的語環境的時間」(length of residence)也常被拿當作指標。順向的遷移中，同樣馬凱和傅雷卡的研究中指出在標的語地的時間越長，其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而且越接近英語母語者的英語，但比起抵達的年紀，這仍是比較微弱的因素。而後期的順向遷移中，漢堡格(Hammarberg)先生找了一個第一語言是英語、第二語言是德語，第三語言是瑞典語的人，他住在瑞典四個月之後，原先會用德語取代在瑞典語中的情況慢慢減少，直接一年半後完全沒有這樣的情況。這些研究說明，在標的語的時間越長，遷移是會減少甚至解除的。 而逆向的遷移則發現在第二語言環境待得越久，人們對於第一語言搭配的判斷會變差，尤其在詞彙語義和構詞句法上，都有顯著的發現。而這個第二語言環境，必須是充足的(sufficient)。所謂「充足」指的是其和標的語母語者互動的總量。這樣逆向的遷移是會改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的知識結構的。

「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對於遷移力的研究，我們可以先觀察習得語言的順序。在戴維樂(Dewaele)的研究中，他找了兩組人，其中一組人，依其習得順序，其具備了德語、法語和英語；另一組人，則具備了德語、英語、法語。比較這兩組人的法語，第一組人的法語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三語言的影響較小(逆向)；第二組人的法語，則受到第二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小(順向)。法語因為習得順序的不同，而遷移力的大小也就有所差異。接著，我們看習得語言的數目。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對於遷移力的影響有兩種說法，一派認為學習的語言越多，更可能有來自不同語言的遷移；另一派認為，學習超過兩個語言以上的人，比較不會侷於舊有語言的束縛。然而，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遷移力的關係，至少在民國九十五年之前，學術界仍沒有定論。

以上，我們透過「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和「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兩個因素討論遷移發生的可能性(遷移力)。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方面仍有很長一段路，需要由專家學者們致力貢獻。

 若說東南亞有高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想這都得歸功於工業化和貿易，其中泰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最為強勁，其它國家也不遑多讓，新加坡一直是穩定成長的經濟體，以上兩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裡唯二的亞洲五小龍。馬來西亞製造業成長搶眼，，但華人社群擁有的財產多於馬來及印度社群，成為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的變數之一，工業成長也造成環境的破壞。印尼由於有天然資源如石油而有大量外匯並能夠開展其它事業。其它還有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家，仍受困於政治動亂，經濟發展潛力還待開發。

 

吳哥窟：

紅色高棉：

柬埔寨的金邊：

 這個/那個是什麼？

這/那是……。

萬用的「什麼」：

問電話號碼，也是用「什麼」唷，詳情見先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