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

構詞的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讀取呢？

我們可以先將詞彙分有詞綴(affixes)和字根(root word)。由馬凱(MacKay, 1978)個實驗是這麼設計的，它提供動詞如：decide、govern、exist，要求受試者在最短時間內反應出其所對應之名詞，根據其反應的時間，從簡易到複雜可以有以下排序：-ment、-ence、-ion，複雜度和詞綴及字根本身結合的過程有關。

另外，還有一個塔夫塔(Taft)設計的實驗發現，前綴字詞(prefixed words)如remind和偽前綴字詞(pseudoprefixes words)如relish所需判斷的時間則是前者快於後者。眼動實驗也證實相同的結果，在偽前綴字詞中，眼球停留的時間較長。在同一文章裡頭，如果前綴字詞和偽前綴字詞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話的確存在判斷時間上的差異；但若將比例調整為一比九的話，兩者判斷的時間又沒有差異了。這樣的實驗報告是由魯賓團體所提出(Rubin, Becker, & Freeman, 1979)。

語義促動的意思是先出現的字詞會激活另一個語義相關的字詞。關於語義促動的實驗任驗進行分有兩階段：首先，給予促動刺激(priming stimulus)來源。受試者對第一次的促動刺激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或沒有反應。第二次出現的刺激(second stimulus)就是其標的，記錄受試者對於反應的時間。要求受試者的反應可以是唸出字詞或判斷是否為字詞。比較有促動刺激和沒有促動刺激以檢驗當中的效果。「butter」對於「bread」就比「nurse」有更好的促動效果。

詞彙歧異指的是聽到單一字詞可以指涉多個意義。例如：聽到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The man started to drill before the truck arrived.

在righting，一開始會先以writing去理解，而且沒到最後一個字詞，writing都可以可以完整地被解釋；另一個則是在語音監控的實驗中要求去找出含有/b/的字，因為drill本身的歧異，所以找到/b/的時間稍稍地增加一些。

關於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的影響，也有人就整個語境進行研究。由上而下的過程是由語境或句子來使個人對於個別字詞的辨別；由下而上的過程則是多管齊下地將所有可能的意義激活。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過程對於詞彙讀取有主要的影響呢？

Rumor had it that, for years,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has been plagued with problems. The man was not surprised when he found several spiders, roaches, and other bugs in the corner of his room.

在這段文字裡頭，我們有興趣的是「bugs」的歧異。當受試者聽到這樣的句子時在語境的支持下，大多數會把「bugs」作昆蟲解，而不是作間諜解。但是還是可能會聽到語境相關的「ant」、語境不適合的「spy」以及完全無關的「sew」，儘管這些通通沒有出現過。史威尼(Swinney)發現，若是有相關的字詞出現在一起，其所需判斷的時間短於不相關的字詞一起出現。即便有很強的語境脈絡，對於詞彙歧異的解釋仍可能短暫的激發。

如果用句子寫出來讓受試者閱讀，則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就較無影響了。例如：

The jealous husband read the letter.
The antique typewriter was missing a letter.

要求受試者去判斷兩個句子是否具有歧異。第一個句子中的歧異不容易被發現，第二個句子中的歧異由於是「letter」的次要意義(secondary sense, subordinate meaning)，所以比較容易被認有具有歧異。如果歧異的兩個意義有一個主要(primary sense, dominant meaning)、一個次要的，人們就容易說它具有歧異。再透過眼動的實驗，如果歧異的兩個意義是差不多的地位，沒有主次之別，則眼動的固定停留時間會較長；若有主要和次要的差別，則停留的時間短，主次都很容易理解。如果是頻率很低，又是主次有別的歧異詞，眼動停留的時間肯定是要再增加的。

我們可以把一個不平衡的歧異字詞(即有主要和次要兩個意義的歧異字詞)視為一個羅國根，我們再聽一次下面這個例句：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在我們還聽到「capsized canoe」之前，「righting/writing」這個羅國根我們會偏向「寫字」解，因為它頻率高、門檻低，所以我們很快就會讀取到「寫字」義。一直等到聽了「capsized canoe」才會修正為「拉帆」解。「頻率高低」對於歧異理解，甚至整個詞彙讀取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總的來說，詞彙的讀取歸結於兩個要素：字頻和語義促動。這兩個因素在三個模型中都被應用。在搜尋模型中，高頻字詞容易被搜尋到，而且當有一個字詞出現時，就會出現清單等著再跑出來；在羅國根模型裡頭，高頻字詞的門檻較低，所以會先被讀取到，當語義逐漸清晰時，則是陸續跑出不同字詞的時候；共時模型兼容以上兩個模型，高頻字詞很快就會成為候選字詞，而語義進一步促動時，就就會再縮小範圍。

但如果我們要進行評價的時候，「共時模型」還是優於另外兩個模型的。共時模型是唯一能夠很清楚地說出口語詞彙在被讀取時，候選名單怎麼在時間的長河中開始排除。比較字詞起頭和結尾的重組(restored)，後者比前者更容易被重組，所以如果前者如果沒有聽清楚的話，就很難重組。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

我們可以透過「語音監控」(phoneme monitoring)的任務去證明字頻對會影響詞彙讀取。語音監控會要求受試者聽一段連續的文章，除了得理解該文章外，還要其找出特定音素，例如/b/。文章的設計將標的音素分別安排在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後面，結果發現若標的音素安排在低頻字詞後面，則標的音素被找到所需的時間則比較長。因為低頻字詞所花費的資源更多，所以出現在低頻字詞後面的標的音素的資源較少，於是所花的時間就較長。

「判別字彙任務」(lexical decision task)則以視覺辨視為主，實驗將一連串字詞和非字詞混在一塊兒，要求受試者快速地判斷它是否為字詞。當清單中包含較多低頻的字詞時，整體判斷的時間都會變長。相反地，若都是高頻字詞時，判斷的時間就會變短。

透過眼動的實驗，也都證實人們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如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停留時間(fixation)是不一樣的，而且後者長於前者。

語音變數則包括韻律的變項(prosodic factors)如重音(stress)、抑揚頓挫(intonational patterns)等。或者我們會使用發音相近的字詞去取代人們表達的字詞。這些都說明詞彙被讀取時，會受到語音變數的影響。

句法類別也會影響詞彙的讀取，大多數討論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時，多聚焦在開放的字詞(open-class words)。但高低頻的封閉字詞(closed-class words)目前還沒有任何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詞彙」從「語言」抽離出來的原因。

關於已經儲存為內在詞彙(internal lexical)的字詞，我們是怎麼去讀取、理解的呢？凱洛(David W. Carroll)整理了三個解釋詞彙讀取(lexical access)的模型，它們分是搜尋模型(Search Models)、羅國根模型(Logogen Model)以及共時模型(Cohort Model)。

搜尋模型依字詞識別系統分為書寫(orthographic)特質和語音(phonetic)特質。較長出現的字詞會被較少出現的字詞更早被搜尋到。這模型由弗斯特(Forster)提出，其預設「詞彙」是個獨立於「語言」處理的過程，而是和「認知」有更大的關連。

羅國根模型由莫頓(Morton)於民國五十八年提出，該模型把一個一個的詞彙表徵為一個一個的羅國根，一個羅國根就是該字詞的屬性，這包括其形(orthographic)、音(phonological)、義(semantic)。羅國根被激活的來源有二，其分別是感官的輸入(sensory input)和語境的訊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

Her closest relative was appointed as her legal guardian.

後面出現的「guardian」是由於前面先出現的字暫時降低了激化標的字的門檻(temporarily lowering threshold)，於是「監護人」的語義就更容易被辨識。羅國根模型認為感官的輸入和語境的訊息是可以被人們平行地被運作(work in parallel)。

共時模型則專門用以解釋聽覺字詞的辨視。當字詞被聽到的200毫秒到250毫秒時，聽者就開始辨視字詞了，通常聽者對於這個辨視點(recognition point)是相當敏感、敏銳的，也是從這裡開始分出其它可能的字詞。馬斯蘭威爾遜(Marslen-Wilson)以三個階段解釋這個字詞辨視的過程：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acoustic-phonetic)後所有候選的字詞就會跑出來，這稱為字詞起首共時(word-initial cohort)階段；二、選擇一個字詞後進行下一步的分析；三、最後把被選擇的字詞整合到語義和語法的語境下。當聽到「Angela misplaced her ba…」時，它大概是這麼運作的：

字詞起首共時：bag, bat, bath, bass ….

利用語境或語音等更多方式，例如：聽到/g/後，刪掉其它侯選，留下：bag, bagpipe ….

當範圍縮小之後，語義就會較清晰了。

共時模型可以說是融合了搜尋模型和羅國根模型的特徵。共時模型和羅國根模型對於語義激活的來源都認為是平行地被處理的；另一方面，共時模型又包含字詞起首共時，這是屬於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地整合，也和搜尋模型有相似之處。

「句法自助」(syntactic bootstrapping)指的是透過句法線索去理解句子、學習動詞。透過結構的對應，句法自助利用成組的名詞(set of nouns)和同時出現的動詞來導出初的理解，並透過這樣抽象的結構來進行學習。在賈特納和費雪(Yae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研究中指出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透過部分句子結構的表徵(par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 structure)就可以進行句子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理解無法百分之百地正確。

當我們同意嬰兒存在「句法自助」的現象時，我們亦會同意以下兩個假設：一、名詞的數量(number of nouns)會成為句子裡頭支持預測語義上論元結構的線索；二、小孩子存在抽象的表徵結構，即對於名詞、動詞、施事、受事等有語言學上的概化，而不是特定字詞的語義表徵。

透過以下句子的結構，我們對於受測者進行實驗，這些結構分別是：

一、施事(名詞一號)+及物動詞+受事(名詞二號)。
The boy is gorping the girl!
二、名詞一號+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
The boy and the girl are gorping!
三、名詞二號+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
The girl and the boy are gorping!

把以上的句子結構由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以轉頭的方式去表達其對於句子理解的選擇。選擇的方式以提供兩個真人螢幕於左右兩側，使用的動詞為新造的字詞，備選的螢幕畫面為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的畫面為施事對受事進行致使行為(causal event)；不及物的畫面為名詞一號和名詞二號進行同步動作行為(simultaneous-action event)。所有的小孩子在第一組對於新字詞的選擇都一致地向轉向致使行為的畫面；而比較第二組和第三組時，小孩子停留致使行為畫面的時間，在第二組的時間比第三組的時間更長，這顯示名詞序(noun-order)對於及物和不及物的判斷也起了作用。而所被用來測試的新字詞中，小孩子停留在致使行為的畫面較長，這些證據說明小孩子名詞的數量對於小孩子結構的表徵是具有影響。

賈特納和費雪在同一個報告中，同場加映了另一個實驗。這個實驗開始先由兩個辣妹對話，對話的內容包含下面兩個句子：

四、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
Tom is gonna gorp.
五、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
Emma was gorping.

先給受試者聽了包含以上兩個句子的對話之後，再由先前那三組結構去測試小孩子對於新字詞是及物或不及的選擇。儘管在測試開始前先提供這樣子的對話，小孩子們仍以選擇及物動詞為主，這也就該研究報告標題中所提到的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ed errors)。似乎句法結構(名詞序)才是提供小孩子理解的線索。

那麼這些錯誤如何被消弭呢？根據賈特納和費雪的解釋，隨著小孩子年紀漸長，陸續又學會不及物動詞的位置、連結詞連續兩個名詞成詞組以及助動詞等特徵，這些錯誤就會漸漸避免了。此外，透過分配分析的線索，例如：將字詞組成詞組、代名詞化、附加句等線索，錯誤就會減少了。

人們在理解非正典的句子(noncanonical)時，往往和正典的句子時，究竟是透過精密地運算(algorithmically, slow and clean)？抑或只是大約、概略地估算(heuristically, quick and dirty)？所謂非正典句指的是正典句之外的，例如：被動句、主詞分裂句(subjective clefts)、受語分裂句(objective clefts)。

正典句：the ghost scared the boy.
非正典句(被動)：the boy was scared by the ghost.
非正典句(主詞分裂)：it was the ghost scared the boy.

在正典句裡頭，從語意上來看，主詞就會對應到施事者，受詞就會對應到受事者；然而，在被動句裡頭，先出現的主詞位置是受事者，後出現的受詞是施事者(論元角色)，這就不存在正典句中可以依照語序直接對應，為非正典句。而在主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先會出現主詞而後受詞；受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則為受詞先出現，而後出現主詞。同樣以施事和受事對應的話，主詞分裂的語序和語意仍是一致的；受詞分裂語序和語意則不一致。

「句法優先」(syntax-first)或「兩階段」(two-stage)陣營的人認為，人們一但面臨要對語意不清的句子進行理解時(也就是句子結構上去指派語意角色的斷詞(parsing)機制)，人們首先是會透過句法手段去解析。另一個「限制為主」(constraint-based，multiple cues)或「交互模型」(interactive)的陣營則認為是否會透過句法手段去理解句子和句子所反應的證據有關，所以句子裡頭的論元是否具動物性(animacy)、合理性(plausibility)就會造成主詞、受詞能不能和施事、受事連結(linking, binding)的關鍵。

費南達(Fernanda)以三個組合去檢驗人們對於句子理解的方式，要求受試者對於主詞、受詞中分派到施事者是否正確。第一組檢查被動句的施事者，第二組檢查主詞分裂句，第三組檢查受詞分裂句。被用於測試的語料中，依動物性、合理性再分別設計。實驗結果顯示，非正典的句子中被動句受詞分裂句正確率例較低，而符合NVN的主詞分裂句和正典主動句相同簡單。我們可以說人們在解讀非正典句的時候，更多是依語法而不是語意，至少在英語母語者看來是這樣子的。

中華語文研習所(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於民國四十五年於美國紐澤西立案，陸續在台灣、東京、美國、中國大陸等地設有分校，因應網際網路發展，也開始進行網路一對一視訊教學。中華語文研習所並未發展特定的華語教學方法，在何景賢博士的牽線下，和許多外語教學法的教授、專家共同試驗、試教後，直至今日，仍無定法。對於教學法的唯一指導原則就是「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法。根據學生的國籍、年紀、需求，量身打造專屬的學習計劃。

這不禁讓我們好奇，能為學生提供量身打造學習計劃、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師要去哪裡找？中華語文研習所有自己超規格的師培課程，最初階的是六十小時課時，而後符合所上任教教師資格者，可以再進階，成為新進老師以及師父老師，就像師父帶學徒一樣，一個個華語老師就這麼被拉拔起來。那這些華語老師本來是什麼專業？中華語文研習所的師培課程歡迎來自所有專業的人員，它可能是商管、航運、外交…等，不論什麼專業的人員只要參加師培課程，都有機會能夠成華語老師。在台灣總部，反而真正屬於中文專業老師的人員佔比較少。

中華語文研習所的發展和海峽兩岸的歷史有緊密的關係，該所創立之初歸功於一群有理想的傳教士。這些懷抱夢想的傳教士們，起初認為台灣有反攻大陸的可能，也相信蔣總統五年之內就能夠完成大業，為基督教在炎黃子孫的大地上開枝散葉。結果反攻大陸沒成，反而造就了中華語文研習所的誕生。中國大陸持續在共產黨的折騰下，經歷了韓戰、三反五反、大躍進、人民公社、百家爭鳴、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幫被逮捕之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國共和進入聯合國，而後美國和日本陸續和中共建交。期後，台灣偶有和大陸進行華語教學的交流活動就是在何景賢博士與各大學(包括美國和中國大陸)學者聯繫的結果。

我認為中華語文研習所正在訴說著故事，而這故事正打造其使命。當然，許多企業都有著故事和使命。但是只是訴說著故事、打造使命，並不會使消費者領受。如果我們進入行銷3.0的思惟，除了企業本身的使命之外，還要讓員工成為品牌大使。如果企業裡頭的員工有些人重視企業價值，有些人認為企業價值只是為了公關而設計出來的說詞，前者會對於後者感到失望，而後者則無法說服自己更無法說服消費者。那麼這很好的故事、感動人心的使命就形同虛設，只以營利為目標，結果員工沒有企業價值、消費者也不買帳。

當嬰兒進入二字期(two-words utterance)時，這些語料常常是有固定的語序，我們可以用樞紐字詞(pivot words)來指稱它們。它可能是屬於位置在前面的樞紐字詞，這佔大多數，如more、no；還有少部份的如off。與樞紐字詞搭配的的開放字詞(open words)則是可以替換的成份，所以more milk、no pee以及light off這樣類似句法的發展就展開了。

然而，二字期的句法限制有其侷限，因為同樣一個「媽媽抱」，在不同情境下都可以被小孩子使用，它既可以是要求媽媽抱自己，也可以是自己抱媽媽，還可以有多種可能，這個被稱為豐富詮釋(rich interpretation)。因此形式不一定能夠決定其句法發展。但是，我們也無法理解小孩子說出「媽媽抱」的時候究竟是只有一個意義或多個意義，所以這也不能斬釘截鐵地說由於有多重意義所以這沒有句法能力。小孩子使用more和其它開放字詞搭配時，究竟把more和開放字詞視為一體而學習起來？還是理解more本身具有「更多」的意義？

從樞紐字詞和開放字詞的搭配出發，我們把這個類化到動詞和論元的搭配。小孩子對於動詞和論的習得可以用U型曲線來描述，這指的是一開始能產出正確的搭配，然後開始過度類化產生創誤，最後達到和成人一樣的產出。為了解釋這樣的U型曲線，學者們提出一些理解。它們分別是語義動作分類假說(semantic verb class hypothesis)、動詞島嶼(verb islands)以及壕溝防衛假說(entrenchment hypothesis)。語義動作分類假說認為小孩子能夠學習動詞精準的語義就能夠進行和論元的搭配；動詞島嶼認為小孩子先學會一些特定高頻的例子，作為第一個島嶼，而後開始類化；壕溝防衛假說則認為小孩子聽到的動詞多了，就比較不會犯錯，就像建起壕溝、圍籬一樣，把特定的動詞論元搭配限制在一個範圍內。這些假說把字詞的頻率和小孩對於語意、語境的曝露通通攪在一起，我們很難知道究竟小孩子的句法是如何習得的。

進一步我們會詢問，小孩子的語義發展和句法發展，孰先孰後？認為語義先發展而後才發展句法的(late-syntax)學者們認為，句法是需要花時間學習的，而且還要詞彙以及動詞特定的知識，才能習得抽像的經驗；認為句法先發展的(early-syntax)學者們則相信小孩子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去習得句法。

從目前神經科學的研究來看，似乎小孩子是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民國九十四年的事件相關腦波電位的研究指出，小孩有異於大人的電位軌跡(Oberecker, Friedrich, & Friederici, 2005)。實驗讓受試者被動地去聽可能是合語法也可能是不合語法的主動句。大人和小孩(平均2.8歲)都先後出現負電位(early left anterior negativity,ELAN)再出現正電位(centro-parietal positivity,P600)反應。負電位用以句子分詞(sentence parsing)，正電位則是屬於有意識的訊息處理(controlled processes)。但是小孩子出現負電位和正電位的時間，都比大人來得晚且持久。如果我們把負電位的出現視為是小孩子專屬的句法能力，或許小孩子不需要靠語義就有句法能力。

陳振宇(2013)使用了握杯子的比喻去說明人們因為不同的理解，會有不同的方式去拿握。正如我們不會使用握紙杯的方式去握陶瓷杯一樣；當我們對於語言的理解不一樣的時候，我們也會以不一樣的方式去掌握它。在《學語言是學到了什麼？從語言的多面向樣貌探討語言教學的新路徑》看來，其使用了八種面向對語言進行不一樣的理解，它們分別是：行為、知識、工具、身分、動作、認知、複雜而多層次的訊息型態，以及文化。

下面我們將快速回顧這八個面相：當我們說語言是一種「行為」時，它指的是一種可以看得到、外顯的行為，隨著腦科學的發展、隨著鏡像神經元的發現，科學家們也開始以「模仿」進行相關學習的研究。而當我們把語言當成一種「知識」時，它大概是語言學領域最為人所推崇的看法之一，也是當代最耳熟能詳的看法，即語言是由一套包含複雜規則的知識系統，而且這套複雜系統是生而有之、由上而下的開展。當語言被視為是「工具」的時候，則是強調語言的功能性，以及怎麼操作，溝通導向的教學法就是執此觀點。語言如果是一種「身分」，則牽涉學習者認同目標語文化的程度，說一個語言就有其所代表的身份，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意識型態。語言如果是「動作」，則是和控制與協調有關，為了和「行為」，在我看來，動作(以控制、協調為主)發生時所激活的腦區以主要運動皮質區(primary motor cortex)，而行為(以模仿、觀察為主，和鏡像神經元有關)的神經細胞激活則發生在前運動皮質區(pre-motor cortex)。而把語言視為「認知」時，則把語言當成承載思想、傳達情感的視窗，其相信每個語言都有各自的思考方式。若把語言當成是「複雜而多層次的訊息型態」的話，它認為人們透過低意識的狀態捕捉到訊息裡頭的規律型態，這個型態裡頭的分子，從語音、詞彙到句法，就是構成語言的小分子單位，而這些小分子單位彼此互動就成就了語言。最後把語言當成是「文化」，就是把學習語言和文字是為了解其文化，語言和文字只是文化內容的前方便，主體是文化，語言則是下意識的附體。

艾利瑞(Ellis,1984)則用機器做比方，把語言習得分有組裝機制(assembly mechanisms)和動力機制(power mechanisms)。把語言當成知識、複雜而多層次的訊息型態、動作和行為，引導我們思考語言學習的組裝機制；把語言當成工具、身分、文化和認知時，則是使我們能夠源源不斷學習語言的動力機制。前者是作為華語教師能夠給學習者安裝、配備的裝置；後者是學習者給自己補充燃料的能源。兩相配合就會有較佳的語言學習成效。如果學習者站在語言教學者的角度想，把教學者視為專業，那麼教學者怎麼教都可以視為是理所當然地接受，也能夠為所欲為，自然也能配合教學者的要求達成目標；如果語言教學者站在學習者的角度想，那麼教學者則必需先理解學生以什麼角度看待語言，而後再以符合自身熟稔的裝置(它可能是把語言視為知識、複雜而多層次的訊息型態、動作或行為)來給學習者配備。

如果你看過《鋼鐵人》(Iron Man)的話，你大概還記得男主角東尼(Tony Stark)家的豪宅，所有他把自己打造成鋼鐵人的鋼鐵、盔甲、跑車、能源系統等，都在這個豪宅裡頭。學習者若擁有這樣子的豪宅，我們就可以先把教學者和學習者二元對立的假設拿掉，只留下學習者在豪宅裡，語言學習者像東尼，能夠自主打造自己理想中的鋼鐵人，它就可以選擇自己所相信的配備(它可以是把語言視為知識、複雜而多層次的訊息型態、動作或行為)給自己安裝。或許，我們能夠提供的給語言學習者的，就是給他們各種資源，由學習者自己組合。我認為當語言學習變得越來越普遍的時候，市場也自然當出現越來越多能夠由學習者自己就能夠組合、配備的材料，以打造理想中的鋼鐵人才是。

複雜系統(complexity theory)是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當我們要將這個框架應用到任何事物的時候，這些事物必先滿足下面這些條件，如此這個框架才能被有效地使用。這些條件如下：首先，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系統，它包含有很多子系統、很多元素。接著，它必須是一個漸進適應的系統。然後，這個系統中會有許多小單元的互動，而且是由下而上地「浮現」(emerge)，你可以想像是由湖面突然浮出一個臉出來那種感覺。

當我們用這些條件去檢視第二語言習得時，我們似乎也可以將這個習得視為一個複雜系統。當我們欲使用複雜系統來解釋第二語言習得之前，必需先把杭士基所提出的普遍語法，或由上而下的文法規則放在一邊。而將語言習得的小單元視為一個一個更小的元素。人作為這個第二語言習得的系統，它是漸進適應的，會適應新的環境，所以會改變；學語言的人會改變，環境也會改變；子系統、小系統通通會改變。子系統裡頭是互相影響、互動的；學習者可能是模仿老師，反覆模仿之後出現的現象、軌跡、頻率；不單單是頻率高就模仿，還是要明顯、語意透明的(salient semantically)，系統裡頭的小分子都會彼此互動，正如分子生物學或物理學所說的的最小分子：基因、染色體等。但這最小分子不一定可以決定整個系統會怎麼樣發展。三個小分子和十個小分子會怎麼互動，這可不是幾個小分子說了算，因此系統內小分子的互動是相當重要的。語言的模仿或語言的觀察不會一模一樣，是逐漸適應的過程，那就是適應模仿(adaptive imitation) 。好比牙醫給病人填牙的汞合金一樣，舊的牙齒就是過去的經驗，而汞合金(amalgams)就可以和舊的牙齒融合，而使牙齒的功能具足。把過去經驗和當下的目的結合，所以模仿的再現是包含適應、改變、修飾的過程。複雜系統裡頭是有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在這系統裡頭的小單元互動時並不是平等地互動，它們可能是由單字→單詞→片語→文章有層次的組成，從小往上疊的。在不同的生態刻度(ecological scale)和時間刻度裡，每個互動的當下都只短暫且互相包含(mutually constitutive)。線性改變是這適應過程的改變之一，它還包含非線性的改變。

傳統上，主要運動皮質(primary motor cortex)被認為動作執行會有細胞被激活的情況。對於意象或觀察時，運動皮質理應不會不激活。認為主要運動皮質區和意象及觀察有關的文獻卻有不一樣的結果。有些文獻認為意象和觀察時會激活，又些則持相反意見。

艾爾松(Ehrsson,2003)的腦部顯影研究中指出，想像手指頭、腳踏頭和舌頭進行動作時，在主要運動皮質區都分別對應到不一樣活化的地方；干尼斯(Ganis,2000)則以穿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去對以心理意象進行旋轉時干擾。當對於大腦給予干擾時，對於相對應手旋轉的意象就會受影響，但是腳的旋轉卻不受電磁影響。塔馬西諾(Tomasino,2005)則發現當人們透過意象旋轉和視覺旋轉相較時，一但前者受到干擾，主要運動皮質反應時間會變長，這也說明意象和主要運動皮質的激活有關連。這些證據指出主要運動皮質可能不只是動作執行的部位，還有可能具有認知性

另外有一些研究的證據卻說明主要運動皮質沒發現和意象或觀察有相關的跡象。蘭格(Lange,2005)認為主要運動皮質沒有被激活的現象，主要是前運動皮質(pre-motor cortex)有活化，這也和過去鏡像神經元的研究結果一致。史瑞古(Sirigu,1995)檢查主要運動皮質區受傷的腦傷病人，其心理意象透過量表測驗的結果，評估為心理意象能力健全量表檢驗)，以間接地推論主要運動皮質和心理意象沒有相關。

透過整合式分析(meta analysis)，目前主要運動皮質在意象的活化現象仍是不一致的。

梅達(Maeda,2002)的研究中，要求受試者一直重覆一些動作，而螢幕上則會出現畫面，畫面可能是和手部動作相同的，也可能是和手部動作不同的。當手部動作和畫面一致時，我們視為主動動作觀察(active movement observation)；而不一致時，我們稱被動動作觀察(passive movement)。被動動作觀察會影響做動作的表現會擾亂動作的執行，顯示觀察動作時主要動作皮質也受到激活。巴拉斯(brass, 2001)，則要求受試者用手指頭向上舉或用手指頭向下點的動作，同時播放影片，若為同樣方向的影片則為主動動作觀察，若為相反方向則為被動動作觀察。當為主動動作觀察時，動作的表現是更被動動作觀察來得更好的。而被動動作觀察的毠片則使觀察者沒有任何想要模仿的意圖，於是使表現的結果更差。

意象和觀察在於大腦激活的部份是否只存在前運動皮質區或主要運動皮質區，雖未有定論。不過當觀察動作和執行動作是屬於同方向時，動作的執行可以更好，這是可知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