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要產製語言的時侯，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形成概念(conceptualization)、組成(formulation)，最後編碼(encoding)。形成概念時會決定要說什麼東西，這是屬於訊息處理層次；把概念的表徵轉化成語言形式就是組成的步驟；最後執行階段把語音和發音貼上去。在中間的組成階段，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內涵就是詞彙化(lexicalization)和句法計劃(syntactic planning)。前者指的是我們所選取的詞彙，後者指的是我們將所有詞彙組成句子。

目前研究語言產製的模型，多來自於對於主動說出來的話語偏誤分析(speech errors)。這些話語偏誤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話語的偏誤可以來自日常生活的分析，也可以來自實驗的資料，如果兩者在推論產生衝突的時候，通常實驗的資料是比較能夠使人信服的。在叫名錯誤(naming errors)的眼動實驗中，我們發現人們在準備標的物的名字時，是同時盯著標的物看的(Griffin, 2004)。因此，盯著斧頭看時，喊出「鎚子」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錯誤不是來自於倉促的準備(rushed preparation)。相反的，當受試者去對於自己發出錯誤的名字糾正時，他正在進行修復，也會花更多時間盯著標的物看。

目前，以話語偏誤分析的建立模型的就是基於葛瑞特(Garrett)所發出的一系列研究，該模型就稱葛瑞特模型。在形成概念時，對應到訊息層次(Message level)；在組成時，則對應到功能層次(functional level)、詞序層次(positional level)以及聲音層次(sound level)；在編碼時，就是最後發音的層次(Articulaory instructions)。這個模型建立在一個序列處理的前提。所以你會看到的就是如下的序列處理過程：

訊息層次→功能層次→詞序層次→聲音層次→發音層次

對於功能層次和詞序層次的區別說明，在功能層次時，只有語義相關內容的字詞會被分派到對應的句法角色；在詞序層次時字詞才會被明顯地排序。這也相當程度地說明了詞彙和句法是處於分離的階段。功能層次時主要在選擇語義的內容字詞(content words)；詞序層次時，則是選擇句法的功能字詞(functional words)。

當人們產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句話時，我們可以用葛瑞特模型來解釋：

訊息層次：表達特定意圖

功能層次：先找出主格(媽媽的概念)，動詞(洗的概念)，受格(盤子的概念)，時貌(完成的概念)，受格的數量(多)，這時候相同句法角色會互換，距離不會造成影響；然後會運用句法的框架把功能字詞放進去，所以就會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了」和「很」就是功能字詞。接著就能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些詞彙了。

詞序層次：接著把這些詞彙安插到各個位置上，依序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

聲音層次：然後就是把這些位置上的詞彙依序對應到聲音的表徵。如果會有聲音交換的，也是發生在這個層次。

發音層次：就是最後發出聲音的結果了。

使用英語句子的證據更能說明語言產製在不同層次之間是序列發生的。

打算表達的語句：a weekend for maniacs
實際說出的語句：a maniac for weekends

上面兩個例句的重音位置都沒有改變，這說明詞彙和韻律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複數詞素-s仍在原先的位置，說明詞根(maniac)和複數詞素-s也是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這個叫詞素擱淺(morpheme stranding)；複數詞素-s被發出的時候，是隨著weekend同化(accommodation)成/z/，而不再是原先的/s/，所以真正到發音的層次時，就是和所選到的內容字詞同化。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偏誤的語料說明可能是認知侵擾(cognitive intrusion)所致，這包括非計畫的內在偏誤(non-plan-internal errors)和語音類化(phonologically facilitated)。甚至是外在環境造成語誤的，則稱環境污染(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這些不同類型的偏誤，都可以在哈利(Harley, 1984)的報告中看到。

我們認為PeggyTeachesChinese這品牌給人一個「有趣」的概念，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中就自然能夠在網路上形成影響力。但是「有趣」是一個很空泛的概念，我們必須更具體地去描述PeggyTeachesChinese是如何創造其「有趣」的概念？下面我們將從PeggyTeachesChinese作為華語教材產品這個角度去說明PeggyTeachesChinese如何透過「有趣」使得PeggyTeachesChinese在市場上具有影響力。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中，對於社會文化有正面影響的產品，會比較受消費者的喜愛，PeggyTeachesChinese就是這樣子的華語教材產品，它不只教華語，還要教文化。如何對於社會文化有正面的影響呢？社會文化的轉型告訴我們有三個步驟，它們分別是定義社會文化的挑戰、選擇目標市場，最後提出轉型的解決方案。

正如前文所述，PeggyTeachesChinese目前所定義的社會文化挑戰就是傳統上華語教學對於語法、詞彙和漢字的過度講究，以及華語學習者無法在一個有趣、生動、踏近當地生活的環境下學習華語。同時，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人們抗拒且恐怕全球化帶來文化一體化的單一性。將這些文化的挑戰作為PeggyTeachesChinese的挑戰，就是實現社會文化轉型的第一步。

第二步PeggyTeachesChinese也選擇了目標市場。根據菲利浦(Philip Kotler)所述，目標成員大約有三種：女性、年輕人和銀髮族第一種；中產階級是第二種；第三種則是少數族群。以PeggyTeachesChinese的目標市場來看的話，比較符合的第二種的中產階級族群。中產階級有這樣的特性「不甘屈服於貧困生活，他們因為擁有物質資產，生活過得比較舒適；但是他們的人生並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物質問題。為了過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會準備做出犧牲。」中產階級是最大的消費者市場，所以如果PeggyTeachesChinese選擇的是社會正義等議題的話，就很容易吸引中產階級。利用網路進行華語學習的人大多不是金字塔頂端的人，也不太會是金字塔底層的人，最大可能是屬於中產階級。鎖定中產階級作為目標市場並提供轉型的解決方案就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以目前PeggyTeachesChinese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來看，有趣、無償、免費、持續更新、在地化的頻道影片是最能反應我們所面臨的文化挑戰。

過去，我們認為只要滿足市場需求就能夠創造利潤；現在，消費者們更期待企業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引擎。所以，我們說PeggyTeachesChinese不只教華語，它也教文化，教給我們一個有趣、無償、免費、持續更新、在地化華語教學文化。

PeggyTeachesChinese的企業使命和華語教材產品呈現許多「有趣」的面貌。然而，如果我們要以PeggyTeachesChinese「有趣」的品牌價值去爭取股東投資的話，恐怕股東們是不會買帳的，所以我們還必需向股東們提出一些財務指標才能確保獲利和回報，以增強股東們投資的意願。我們建議PeggyTeachesChinese可以在這三個財務指標上精進：一、改善成本生產力；二、從新興市場找到更多營收；三、創造更高的品牌價值。改善成本生產力方面，可以從需要高度人力投入的產品先逐步規格化，以減少個人時間成本的投入為先，並將所有工作標準化。從新興市場協到更多營收源自於成熟市場的的競爭激烈，從新興市場開始一來可以獲得更多消費者，二來可以在社群中建立良好的名聲。除了前面提到「有趣」的品牌價值外，還要找到一個更高的品牌價值，它同時得配合PeggyTeachesChinese的願景以及永續經營的理念。

我們認為PeggyTeachesChinese這品牌給人一個「有趣」的概念，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中就自然能夠在網路上形成影響力。但是「有趣」是一個很空泛的概念，我們必須更具體地去描述PeggyTeachesChinese是如何創造其「有趣」的概念？下面我們將從企業使命這個角度去說明PeggyTeachesChinese如何透過「有趣」使得PeggyTeachesChinese在市場上具有影響力。

PeggyTeachesChinese的使命有三大要件，它們分別是「創造」、「傳播」和「實踐」。創造指的是非比尋常的生意，傳播指的是感動人心的故事，而實踐則是要提升消費者力量。

PeggyTeachesChinese創造了非比尋常生意，它重新形塑了人們對於華語教學的想像。傳統上，華語文教學的以語言學主流學派和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育理論影響，將教學的重點放在語法、詞彙、漢字。而政府及學界也口徑一致地將漢語語言學、華人社會與文以及華語文教學視為此一領域的主體「華語文教師」的基本能力。然而，PeggyTeachesChinese將語法、詞彙、漢字等問題先放在一邊，以符合現實生活的短劇出發，創造了不同於以往的華語教學生意。

而能夠使PeggyTeachesChinese達到傳播的目的，取決於PeggyTeachesChinese具備感動人心的故事。一個感動人心的故事至少具備有三個元素：主角、情節與隱喻。PeggyTeachesChinese的故事主角就是Peggy本人。而其品牌本身並沒有任何情節，即便每一次的教學單元都有情節，但這仍不是PeggyTeachesChinese的品牌故事。如果你和其它相同產品的頻道比較，你可能比較容易理解PeggyTeachesChinese的情節是在一個小而美、家庭式、純手工的情節，這樣子的情節傳遞著產品製造者和產品消費者是在同一個位階上的水平關係。由於傳遞著產品製造者和產品消費者是在同一個位階上的水平關係也帶出這樣子的隱喻：Peggy將和所有學習華語的學生一起克服重重的華語學習困難和障礙。透過如此主角、情節和隱喻的設定，這個感動人心的故事很容易就能夠達到傳播的目的。

達到傳播的目的後，若消費者沒有覺得感同身受的話，是不會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的。在水平式的世界裡，人們喜歡讓無名小卒變成強者。消費者把這樣的人物當成是自己的象徵，尤其是面對企業巨人的時候。由於PeggyTeachesChinese先創造和消費者水平的關係，在這個水平關係的基礎之上，PeggyTeachesChinese可以向消費者募集資金、器材、人力等，進一步可以開設線上個人視訊教學並進行收費。

透過「創造」、「傳播」和「實踐」，PeggyTeachesChinese正在向消費者傳遞著它的使命。

一個本來在越南會修燈泡的人，來到台灣之後，你用你的華語去請他修燈泡，他聽不懂，所以你把這個越南人當成小孩子看待；檢視患有威廉氏症的病人所說的話，他的語句完全符合語法，但語義上是無法讓任何人理解的。過去，科學家們會利用語言和認知是兩個分開的、解離的行為去解釋這些現象。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以漸進的、分級的表徵(graded representations)去重新解釋這些行為解離的現象。

有時候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實驗任務下，卻會有不一樣的表現。如果我們將這些表現記錄為「有」和「沒有」的話，於是我們在研究的結論就很容易跑出解離的結論。但是不一樣的實驗任務，對同樣的行為表為卻不一樣的的行為記錄。這讓我們反省或許這和任務設計有關，任務本身是對於同一個行為有低度表徵(weak representations)和高度表徵(strong representations)的差異，而我們將這些表徵約略為一和零的差別了。

音韻失讀症(phonological dyslexia)的病人有這樣的狀況，當他看到「nust」的時候，他唸不出來。即便正常母語者知道這是非字詞(non-word)，他們仍唸出個什麼東西來。但是如果說給病人聽的話，他就唸得出來了。過去的研究就用認知和語言是解離的觀點去解釋這樣的症狀：詞彙的、語義的屬於認知部份；語音的、語法的、結構的、規則的屬於語言部份，所以音韻失讀症的人只能唸得出字詞，非字詞是唸不出來的。

然而，如果你重覆讓這個音韻失讀症的病人聽標的非字詞，甚至給他書寫系統上、語義上、語音上等支持。原先無法唸出來的「低度表徵」會慢慢往「高度表徵」轉變。在神經網絡的模型下，也可以說是由於書寫系統、語義和語音的互動下，使得神經元活化而連結再生。

宗像裕子提出分級的表徵讓我們可以理解解離在不同面相可能發展或解釋的說法，但也不是所有解離都可以運用分級的表徵去解釋。

陳振宇(2014)在《華語文教育轉型為以知識與技能為產品元素的服務產業：一個新典範的探討》中，提出了傳統上人們對於華語文教學的觀點，同時進一步提示了把華語文教學作為一個產業看待的目標。

傳統上，華語文教學的以語言學主流學派和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育理論影響，將教學的重點放在語法、詞彙、漢字。而政府及學界也口徑一致地將漢語語言學、華人社會與文以及華語文教學視為此一領域的主體「華語文教師」的基本能力。然而，當我們把華語文教學視為服務、視為產業的時候，我們若仍以傳統上的華語文教學去應付的話，恐怕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由於全球化和網路時代的發展，語言學習的環境也大大地改變。

下面我將引用《行銷3.0：與消費者心靈共鳴》所說因為全球化所造成三大弔詭來說明消費者所在的環境如何改變，它們分別是：超強中國、經濟不平等以及文化更多元。超強中國說的是資本主義不一定需要有民主的土壤，而中國也不必因為全球化而改變其政治體制，是謂政治弔詭；全球化雖然強調經濟整合，然而各國的國營企業民營化、市場自由化、經濟穩定措施步調並不一致，第三世界國家也未受全球化之利，整體世界以及各別國家的貧富差距仍大，這是經濟弔詭；全球化創造了普世相同的文化價值，同時也加強了傳統文化以制衡全球化，這是文化弔詭。這樣的弔詭是無窮無盡的，而消費者的行為正是在這樣弔詭的現象下不同於過去。這使得消費者對於貧窮、社會不公、環境永續保育、社群責任和社會目題等議題，有更高的意識與關懷。一個動態的「文化品牌」就會回應消費者心聲、努力讓世界更美好。

超強中國的政治弔詭使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反省民主並不是萬靈丹，反而集權才容易發展市場；經濟不平等的經濟弔詭使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將關懷的目光投向金字塔底層的消者，並將仇視的目光投向大財團、壟斷企業；文化更多化的文化弔詭則讓促使消費者更豐富自身的文化內涵而在地化。

因應消費者這樣的改變，服務提供者也必需有所改變。如果我們把行銷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稱為1.0、2.0以及3.0的話，作為演進最先進的服務提供就會把三個階段的內涵一併考慮。1.0的焦點在產品管理，所以產品本身、價格、通路以及推廣是重中之重；2.0焦點在顧客管理，所以市場區隔、鎖定目標市場以及產品定位會是指導方針；進到3.0，焦點就是品牌管理。當我們把華語教學服務以產品管理看待時，我們要把所有消費者作為「共同創作」發想者，消費者的想法會使服務本身更符合消費者利益；若以顧客管理看待，「社群化」不只是為企業服務，它是為了服務成員而存在；以品牌看待的話，就必需「建立個性」，發展出真實的內涵，作為差異化的真正核心，才能和社群聯繫。為了進行品牌管理，菲利浦提出了3i：它們分別是品牌認同(Brand Identity)、品牌誠信(Brand Integrity)以及品牌形象(Brand Image)，三個方向彼此互動也造就定位、差異化以及品牌本身。一但品牌成功時，品牌就不在由服務提供者所有，而是屬於消費者，品牌的使命、願景以及價值就成了消費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精神。

「華語」本身，相較於英語，就是一個待建立的品牌；而當我們欲把「華語文教學」當成是服務產業經營的話，這也勢必得考慮所有作為一個品牌應當考慮的面相。華語文教學的主體當然不是老師，因為我們早就開始以學生為主的思考。華語文教學作為一個服務產業，主體更不會是老師，因為這時候主體是消費者。而消費者所面臨的弔詭，正是企業應該提出方案回應以建立品牌的關鍵。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

構詞的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讀取呢？

我們可以先將詞彙分有詞綴(affixes)和字根(root word)。由馬凱(MacKay, 1978)個實驗是這麼設計的，它提供動詞如：decide、govern、exist，要求受試者在最短時間內反應出其所對應之名詞，根據其反應的時間，從簡易到複雜可以有以下排序：-ment、-ence、-ion，複雜度和詞綴及字根本身結合的過程有關。

另外，還有一個塔夫塔(Taft)設計的實驗發現，前綴字詞(prefixed words)如remind和偽前綴字詞(pseudoprefixes words)如relish所需判斷的時間則是前者快於後者。眼動實驗也證實相同的結果，在偽前綴字詞中，眼球停留的時間較長。在同一文章裡頭，如果前綴字詞和偽前綴字詞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話的確存在判斷時間上的差異；但若將比例調整為一比九的話，兩者判斷的時間又沒有差異了。這樣的實驗報告是由魯賓團體所提出(Rubin, Becker, & Freeman, 1979)。

語義促動的意思是先出現的字詞會激活另一個語義相關的字詞。關於語義促動的實驗任驗進行分有兩階段：首先，給予促動刺激(priming stimulus)來源。受試者對第一次的促動刺激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或沒有反應。第二次出現的刺激(second stimulus)就是其標的，記錄受試者對於反應的時間。要求受試者的反應可以是唸出字詞或判斷是否為字詞。比較有促動刺激和沒有促動刺激以檢驗當中的效果。「butter」對於「bread」就比「nurse」有更好的促動效果。

詞彙歧異指的是聽到單一字詞可以指涉多個意義。例如：聽到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The man started to drill before the truck arrived.

在righting，一開始會先以writing去理解，而且沒到最後一個字詞，writing都可以可以完整地被解釋；另一個則是在語音監控的實驗中要求去找出含有/b/的字，因為drill本身的歧異，所以找到/b/的時間稍稍地增加一些。

關於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的影響，也有人就整個語境進行研究。由上而下的過程是由語境或句子來使個人對於個別字詞的辨別；由下而上的過程則是多管齊下地將所有可能的意義激活。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過程對於詞彙讀取有主要的影響呢？

Rumor had it that, for years,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has been plagued with problems. The man was not surprised when he found several spiders, roaches, and other bugs in the corner of his room.

在這段文字裡頭，我們有興趣的是「bugs」的歧異。當受試者聽到這樣的句子時在語境的支持下，大多數會把「bugs」作昆蟲解，而不是作間諜解。但是還是可能會聽到語境相關的「ant」、語境不適合的「spy」以及完全無關的「sew」，儘管這些通通沒有出現過。史威尼(Swinney)發現，若是有相關的字詞出現在一起，其所需判斷的時間短於不相關的字詞一起出現。即便有很強的語境脈絡，對於詞彙歧異的解釋仍可能短暫的激發。

如果用句子寫出來讓受試者閱讀，則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就較無影響了。例如：

The jealous husband read the letter.
The antique typewriter was missing a letter.

要求受試者去判斷兩個句子是否具有歧異。第一個句子中的歧異不容易被發現，第二個句子中的歧異由於是「letter」的次要意義(secondary sense, subordinate meaning)，所以比較容易被認有具有歧異。如果歧異的兩個意義有一個主要(primary sense, dominant meaning)、一個次要的，人們就容易說它具有歧異。再透過眼動的實驗，如果歧異的兩個意義是差不多的地位，沒有主次之別，則眼動的固定停留時間會較長；若有主要和次要的差別，則停留的時間短，主次都很容易理解。如果是頻率很低，又是主次有別的歧異詞，眼動停留的時間肯定是要再增加的。

我們可以把一個不平衡的歧異字詞(即有主要和次要兩個意義的歧異字詞)視為一個羅國根，我們再聽一次下面這個例句：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在我們還聽到「capsized canoe」之前，「righting/writing」這個羅國根我們會偏向「寫字」解，因為它頻率高、門檻低，所以我們很快就會讀取到「寫字」義。一直等到聽了「capsized canoe」才會修正為「拉帆」解。「頻率高低」對於歧異理解，甚至整個詞彙讀取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總的來說，詞彙的讀取歸結於兩個要素：字頻和語義促動。這兩個因素在三個模型中都被應用。在搜尋模型中，高頻字詞容易被搜尋到，而且當有一個字詞出現時，就會出現清單等著再跑出來；在羅國根模型裡頭，高頻字詞的門檻較低，所以會先被讀取到，當語義逐漸清晰時，則是陸續跑出不同字詞的時候；共時模型兼容以上兩個模型，高頻字詞很快就會成為候選字詞，而語義進一步促動時，就就會再縮小範圍。

但如果我們要進行評價的時候，「共時模型」還是優於另外兩個模型的。共時模型是唯一能夠很清楚地說出口語詞彙在被讀取時，候選名單怎麼在時間的長河中開始排除。比較字詞起頭和結尾的重組(restored)，後者比前者更容易被重組，所以如果前者如果沒有聽清楚的話，就很難重組。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

我們可以透過「語音監控」(phoneme monitoring)的任務去證明字頻對會影響詞彙讀取。語音監控會要求受試者聽一段連續的文章，除了得理解該文章外，還要其找出特定音素，例如/b/。文章的設計將標的音素分別安排在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後面，結果發現若標的音素安排在低頻字詞後面，則標的音素被找到所需的時間則比較長。因為低頻字詞所花費的資源更多，所以出現在低頻字詞後面的標的音素的資源較少，於是所花的時間就較長。

「判別字彙任務」(lexical decision task)則以視覺辨視為主，實驗將一連串字詞和非字詞混在一塊兒，要求受試者快速地判斷它是否為字詞。當清單中包含較多低頻的字詞時，整體判斷的時間都會變長。相反地，若都是高頻字詞時，判斷的時間就會變短。

透過眼動的實驗，也都證實人們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如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停留時間(fixation)是不一樣的，而且後者長於前者。

語音變數則包括韻律的變項(prosodic factors)如重音(stress)、抑揚頓挫(intonational patterns)等。或者我們會使用發音相近的字詞去取代人們表達的字詞。這些都說明詞彙被讀取時，會受到語音變數的影響。

句法類別也會影響詞彙的讀取，大多數討論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時，多聚焦在開放的字詞(open-class words)。但高低頻的封閉字詞(closed-class words)目前還沒有任何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詞彙」從「語言」抽離出來的原因。

關於已經儲存為內在詞彙(internal lexical)的字詞，我們是怎麼去讀取、理解的呢？凱洛(David W. Carroll)整理了三個解釋詞彙讀取(lexical access)的模型，它們分是搜尋模型(Search Models)、羅國根模型(Logogen Model)以及共時模型(Cohort Model)。

搜尋模型依字詞識別系統分為書寫(orthographic)特質和語音(phonetic)特質。較長出現的字詞會被較少出現的字詞更早被搜尋到。這模型由弗斯特(Forster)提出，其預設「詞彙」是個獨立於「語言」處理的過程，而是和「認知」有更大的關連。

羅國根模型由莫頓(Morton)於民國五十八年提出，該模型把一個一個的詞彙表徵為一個一個的羅國根，一個羅國根就是該字詞的屬性，這包括其形(orthographic)、音(phonological)、義(semantic)。羅國根被激活的來源有二，其分別是感官的輸入(sensory input)和語境的訊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

Her closest relative was appointed as her legal guardian.

後面出現的「guardian」是由於前面先出現的字暫時降低了激化標的字的門檻(temporarily lowering threshold)，於是「監護人」的語義就更容易被辨識。羅國根模型認為感官的輸入和語境的訊息是可以被人們平行地被運作(work in parallel)。

共時模型則專門用以解釋聽覺字詞的辨視。當字詞被聽到的200毫秒到250毫秒時，聽者就開始辨視字詞了，通常聽者對於這個辨視點(recognition point)是相當敏感、敏銳的，也是從這裡開始分出其它可能的字詞。馬斯蘭威爾遜(Marslen-Wilson)以三個階段解釋這個字詞辨視的過程：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acoustic-phonetic)後所有候選的字詞就會跑出來，這稱為字詞起首共時(word-initial cohort)階段；二、選擇一個字詞後進行下一步的分析；三、最後把被選擇的字詞整合到語義和語法的語境下。當聽到「Angela misplaced her ba…」時，它大概是這麼運作的：

字詞起首共時：bag, bat, bath, bass ….

利用語境或語音等更多方式，例如：聽到/g/後，刪掉其它侯選，留下：bag, bagpipe ….

當範圍縮小之後，語義就會較清晰了。

共時模型可以說是融合了搜尋模型和羅國根模型的特徵。共時模型和羅國根模型對於語義激活的來源都認為是平行地被處理的；另一方面，共時模型又包含字詞起首共時，這是屬於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地整合，也和搜尋模型有相似之處。

「句法自助」(syntactic bootstrapping)指的是透過句法線索去理解句子、學習動詞。透過結構的對應，句法自助利用成組的名詞(set of nouns)和同時出現的動詞來導出初的理解，並透過這樣抽象的結構來進行學習。在賈特納和費雪(Yae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研究中指出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透過部分句子結構的表徵(par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 structure)就可以進行句子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理解無法百分之百地正確。

當我們同意嬰兒存在「句法自助」的現象時，我們亦會同意以下兩個假設：一、名詞的數量(number of nouns)會成為句子裡頭支持預測語義上論元結構的線索；二、小孩子存在抽象的表徵結構，即對於名詞、動詞、施事、受事等有語言學上的概化，而不是特定字詞的語義表徵。

透過以下句子的結構，我們對於受測者進行實驗，這些結構分別是：

一、施事(名詞一號)+及物動詞+受事(名詞二號)。
The boy is gorping the girl!
二、名詞一號+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
The boy and the girl are gorping!
三、名詞二號+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
The girl and the boy are gorping!

把以上的句子結構由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以轉頭的方式去表達其對於句子理解的選擇。選擇的方式以提供兩個真人螢幕於左右兩側，使用的動詞為新造的字詞，備選的螢幕畫面為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的畫面為施事對受事進行致使行為(causal event)；不及物的畫面為名詞一號和名詞二號進行同步動作行為(simultaneous-action event)。所有的小孩子在第一組對於新字詞的選擇都一致地向轉向致使行為的畫面；而比較第二組和第三組時，小孩子停留致使行為畫面的時間，在第二組的時間比第三組的時間更長，這顯示名詞序(noun-order)對於及物和不及物的判斷也起了作用。而所被用來測試的新字詞中，小孩子停留在致使行為的畫面較長，這些證據說明小孩子名詞的數量對於小孩子結構的表徵是具有影響。

賈特納和費雪在同一個報告中，同場加映了另一個實驗。這個實驗開始先由兩個辣妹對話，對話的內容包含下面兩個句子：

四、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
Tom is gonna gorp.
五、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
Emma was gorping.

先給受試者聽了包含以上兩個句子的對話之後，再由先前那三組結構去測試小孩子對於新字詞是及物或不及的選擇。儘管在測試開始前先提供這樣子的對話，小孩子們仍以選擇及物動詞為主，這也就該研究報告標題中所提到的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ed errors)。似乎句法結構(名詞序)才是提供小孩子理解的線索。

那麼這些錯誤如何被消弭呢？根據賈特納和費雪的解釋，隨著小孩子年紀漸長，陸續又學會不及物動詞的位置、連結詞連續兩個名詞成詞組以及助動詞等特徵，這些錯誤就會漸漸避免了。此外，透過分配分析的線索，例如：將字詞組成詞組、代名詞化、附加句等線索，錯誤就會減少了。

人們在理解非正典的句子(noncanonical)時，往往和正典的句子時，究竟是透過精密地運算(algorithmically, slow and clean)？抑或只是大約、概略地估算(heuristically, quick and dirty)？所謂非正典句指的是正典句之外的，例如：被動句、主詞分裂句(subjective clefts)、受語分裂句(objective clefts)。

正典句：the ghost scared the boy.
非正典句(被動)：the boy was scared by the ghost.
非正典句(主詞分裂)：it was the ghost scared the boy.

在正典句裡頭，從語意上來看，主詞就會對應到施事者，受詞就會對應到受事者；然而，在被動句裡頭，先出現的主詞位置是受事者，後出現的受詞是施事者(論元角色)，這就不存在正典句中可以依照語序直接對應，為非正典句。而在主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先會出現主詞而後受詞；受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則為受詞先出現，而後出現主詞。同樣以施事和受事對應的話，主詞分裂的語序和語意仍是一致的；受詞分裂語序和語意則不一致。

「句法優先」(syntax-first)或「兩階段」(two-stage)陣營的人認為，人們一但面臨要對語意不清的句子進行理解時(也就是句子結構上去指派語意角色的斷詞(parsing)機制)，人們首先是會透過句法手段去解析。另一個「限制為主」(constraint-based，multiple cues)或「交互模型」(interactive)的陣營則認為是否會透過句法手段去理解句子和句子所反應的證據有關，所以句子裡頭的論元是否具動物性(animacy)、合理性(plausibility)就會造成主詞、受詞能不能和施事、受事連結(linking, binding)的關鍵。

費南達(Fernanda)以三個組合去檢驗人們對於句子理解的方式，要求受試者對於主詞、受詞中分派到施事者是否正確。第一組檢查被動句的施事者，第二組檢查主詞分裂句，第三組檢查受詞分裂句。被用於測試的語料中，依動物性、合理性再分別設計。實驗結果顯示，非正典的句子中被動句受詞分裂句正確率例較低，而符合NVN的主詞分裂句和正典主動句相同簡單。我們可以說人們在解讀非正典句的時候，更多是依語法而不是語意，至少在英語母語者看來是這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