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地位(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SES)的嬰兒是否會句法的表現會有不同？或者有什麼部分是相同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從嬰兒二十二個月大起開始觀察記錄，每四個月再去造訪一次這個嬰兒，直到嬰兒長到四十二個月大，每個嬰兒只少有五次家訪記錄，每次家訪記錄以錄像攝影九十小時，總共對四十五個嬰兒進行記錄。記錄的內容分為簡單句和複雜句，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杭士基(Chomsky, 1965)指出不論來自哪個語言環境的小孩，語料的輸入所扮演的功能就是用來啟動小孩子對於其語言參數設定的可能性。因此句法的發展也應該每個人都是一樣。然而，我們卻發現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系統性的差異，這差異的來源有人說是個體基因上的變異(Pinker, 1994; Pinker & Bloom, 1990)，也有人說是來自和其輸入的語言有關(Tomasello, 2005; Tomasello & Brooks, 1999)。

過去檢查系統性差異的指標包括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平均言談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MLU)以及語法知覺測試(Test of Reception of Grammar, TROG)。溝通發展庫包括句子的長度和複雜度，主要由父母親的自我報告；平均言談長度則計算句子中出現的字詞或詞素數量，這無法體現結構的複雜度；語法知覺測試則包括簡單句和複雜句，但複合子句(multi-clause sentences)的佔比仍少。

《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直接對嬰兒進行錄像、將語料轉寫，再分別對於簡單句和複雜句進行分類。簡單句包括只使用一個動詞的問句(questions)、直述句(declaraatives)和祈使句(imperatives)；而複雜句類包括情態動詞(modal verbs)和時態(emerging modals)，包括：連結兩個動詞的聯合式(coordination)、受詞補語(objective complement)和受詞關連(objective relative)等。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不可否認複雜句能夠表達複雜的思想，然而大多數人類溝通時的語言以簡單句為主，而且複雜句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機會也少於簡單句。如果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複雜句的發展，那麼不論來自哪個社經背景而天生就會的簡單句是否就是人類所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呢？

從語言學這個學科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眼光中總是告訴我們存在一個統一的語言部門。儘管如此，人們因為基因的差異仍可能存在變異(Fodor, 1983; Pinker, 1994)。《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 Predicts Langauge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Year of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一文就是試圖告訴我們，語言能力屬於天生的之中仍有變異性，而這個證據就是六個月大嬰兒對於語音感知(phonetic perception)的能力能夠用以預測其在十三個月大、十六個月大和二十四個月大時的語言能力。其中，語言能力以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ies)作為測量指標。

早期，人們透過高頻的奶嘴吸吮(high-amplitude sucking, HAS)去作為嬰兒判別語音的指標，透過嬰兒對於新語音的興奮，而使吸吮頻率提高以推論嬰兒具備辨別兩組語音的差別。近期，有人使用頭轉(head turn, HT)實驗，除了能夠依組別分出可區辨和不可區辨外，還可以更詳細也記錄個體之間的差異。而個體之間的差異的跨度，以本研究為例，正確率可以從47巴仙到97巴仙，而達到正確的門檻可以從7次到29次之多(30次為極限，超過30次未能達成任務即排除)(Tsao, 2004)。

要求受試者要判別的語音是芬蘭語裡頭的母音/u/和/y/，若給英語母語成人聽這兩個母音，他們可能會對應到英語裡頭的/u/和/i/母音，而不會將它們視為外國語音。然而其物理特徵是有差別的，芬蘭語的/u/和/y/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與英語/u/和/i/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都存在差異。把兩個對於英語環境下的嬰兒都是新奇語音的/u/和/y/來測試，透過頭轉實驗記錄六個月大的嬰兒能夠辨別新舊語音的最小次數以及正確判斷新舊語音的機率。

接著，在十三個月、十六個月和二十四個月的時候，由嬰兒父母填寫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的問題作為嬰兒在詞組理解(phrases understood)、字詞理解(words understood)、字詞產生(words produced)、早期手勢(early gesture)、晚期手勢(late gesture)、不規則字詞產生(irregular words produced)、語法複雜度(grammatical complexity)等項目的語言表現。在多個項目中，都發現六個月大嬰兒對於語音的辨識能力能夠預測語言能力。

除了在專屬的、天生的語言能力，而個別的差異能夠解釋這樣的實驗結果外，或許認知能力(例如：專注力或學習能力)也可以用以解釋這樣子的差別。當六個月大的嬰兒在頭轉任務中具有較好的認知能力時，也許這是獨立於天生的語音能力，而使小嬰兒能夠在對於字彙的學習配對上有較好的表現。

慈悲的對立面就是嗔恚，嗔恚就是容易生氣、不耐煩，而修慈悲觀就能對治我們的嗔恚心。思考一下，會讓自己生氣的「人」、「事」、「時」、「物」有哪些？我們很容易對自己無法控制的事生氣，我們也很容易對在很忙的時候接到任務而生氣，我們也很容易對一個自己寶貝的物體受到損害時生氣，我們多多少少對一些「事」、「時」、「物」會生氣。然而，生氣排行榜的前一百名，讓你列舉不完的就是「人」。嚕囌的人、嘮叨的人、做事很慢的人、藉口很多的人、講話很大聲的人、走路很慢的人、沒有效率的人、講不聽的人……等。最容易讓你生氣的就是「人」。

以前有一個小朋友，很容易生氣，爸爸就跟這個小朋友說：「每次你一生氣之後，就到竹籬笆去釘一個釘子。」就這麼釘呀釘！這個小朋友釘了三十七個釘子之後，他發現自己不再那麼容易生氣而可以控制生氣了。這時候，爸爸又跟小朋友說：「現在只要你發現你能夠控制生氣的時候，你就從竹籬笆拔起一個釘子。」一個釘子、一個釘子被拔起來之後，竹籬笆上的釘子都被拔掉了。這時候，爸爸再問小朋友：「釘子一個一個被釘上去，又一個一個被拔下來了，竹籬笆還是原本的那個樣子嗎？」人們在生氣的時候，就是向另外一個人釘了釘子，即便時過境遷，那個被釘了釘子的人，已經不再是像原先的竹籬笆那樣了。

另外還有一個人，每次生氣就會回家跑三圈。他的朋友知道了，非常不解這個行為，於是問這個人為什麼一生氣就回家跑三圈。以前這個的家非常非常小，所以每次在外面還人家生氣、吵架的時候，回來跑三圈之後，心裡就會想：「我的家都已經那麼小了！怎麼還有閒功夫跟別人在那邊吵架、生氣！」開始這樣想之後，自己就努力打拼事業，房子就越蓋越大。但是一生氣還是會回家跑三圈。房子越蓋越大，要跑的圈也就越大，一邊跑一邊就會想：「我的房子都蓋那麼大了，沒有人的房子像我的房子那麼大，我還有什麼有好生氣的！」於是，每次跑三圈之後，這個人就不再生氣了。

我們常常會對別人生氣，那是我們對於自己要生氣的心沒有覺察。如果能夠覺察到要生氣的心，生氣就不會發生。但是生氣如果已經發生了，這時候就要懺悔，進一步能夠發願，希望受到我氣的人能夠因為我過去做的好事原諒我，而且要一直堅定相信自己過去做的好事是能夠使那個受氣的人得到轉變。如此，我們和那個受氣的人原先惡的因緣就會逐漸變成善的因緣。

但是，當我們不容易覺察或關照每一個我們曾經生氣過的人的時候，我們可以使用「七周緣慈」來迴向。七周緣慈，簡單地說，就是將自己累生所修相當於一禪、二禪、三禪的功德迴向給上親、中親、下親、上冤、中冤、下冤和中間人。「親」指的是自己周遭的人，「冤」指的是「親」的冤親債主，「中間人」則是非親非故的眾生。上、中、下則是自己和「親」的關係。「上」包括父母、師長、長輩；「中」包括兄弟、姊妹、同學；「下」如學生。如此反覆迴向依序再反序來回七周，稱七周緣慈。

請試想以下情境：你的朋友無視你的存在時，你會如何反應？你的朋友對你講話苛薄的時候，你會如何反應？你的朋友惡言相向的時候，你會如何反應？你的朋友看不起你的時候，你會如何反應？以牙還牙是我們最直觀的反應。我也無視他的存在、我也對他講話苛薄、我也惡言相向、我也看不起他。我們通常討厭這樣子的人，但是不知不覺中，我們自己也成了令人討厭的人了。那個我們討厭的人，把我們自己也變成讓人討厭的人了。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我們所討厭的人都能夠當成我們親近、喜歡的人，送他們禮物、把功德迴向給他們，那麼彼此之間的因緣肯定就會改變。這也就是所謂的怨親平等，菩薩道的落實。

 七週緣慈的詳細作法，可以參考中台世界網頁上的說明。

句法結構在進行語義角色指派的過程，我們稱之為「斷詞」(parsing)，就是把句子分出一個一個屬於各個句法類別的項目。關於句子結構的理解，在英語的研究裡，常常就是找句子的主詞。在這些對於人們語言理解的研究裡頭，大多關注於人們的句子斷詞機制(human sentence parsing mechanism)。斷詞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自主模組派(autonomous models)和交互模組派(interactive models)。自主模組派認為人們對於語言的理解，分為兩階段，先進行句法處理，而後語義處理才會進來；交互模組派則認為句法和語義的訊息都是在同一時間建構表徵的，彼此互相合作。

花園小徑語句(garden path sentence)常常被用來進行斷詞的研究，以了解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著斷詞。這些語句是說乍聽之下有點聽不太懂，在細究後才能理解，就好像順著花園小徑走，順順走著走著，最後才發現卻撞進死巷。比方說：

The log (that) floated past the bridge sank.

句標that(complementizer)被省略的時候，我們直接聽到句子：

The log floated past the bridge sank.

我們很容易會把float當成是log的動詞，直到聽到最後面真正的動詞sank出現之後，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從float past the bridge應該是修飾log的詞組，也就是一個被省略的關係子句(reduced relative clause)。英語被修飾的成份在前方，修飾的成份在後面，是屬於由名詞領銜而後跟著關係子句。然而，華語的修飾成份是在名詞前面，研究上或者能夠有其它別於語言之處。

在英語、葡萄牙語、荷蘭語、法語、德語等語言，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已經知道主詞關係子句(subject relative clauses, SRCs)的理解是比受詞關係子句(object relative clauses)更快速、更容易。而修飾成份在名詞前面的，則有較歧異的結果，日語和華語都屬於這樣子的語言，但是有些研究說主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有些研究說受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分別以一個主詞關係詞組和一個受詞關係詞組，進行實驗即可分辨出其差異：

愛慕音樂家的作曲家
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

在主詞關係詞組裡頭，其語義角色指派依序為動詞-受事-施事；而受詞關係詞組裡頭，其語義角色順序則為施事-動作-受事。部份研究認為受詞關係詞組較容易被理解；部份研究認為主詞關係詞組較容易被理解。根據這樣的詞組，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語料設計：

我討厭愛幕音樂家的作曲家。
我討厭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
愛幕音樂家的作曲家討厭我。
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討厭我。

透過這些語料以各種實驗方法，例如：自我步調閱讀任務(self-paced reading tasks)、音素/點擊監控任務(phoneme/click-monitoring tasks)、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詞彙判斷任務(continuous lexical decision tasks)、眼動追蹤(eye tracking)或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從便宜到貴的實驗方法，並根據問題意識找到受試者就可以解答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華語斷詞的機制。

華語中，動詞詞組是中心起始(head-initial)即動詞加受詞的結構，而名詞詞組則是中心後置(head-final)即修飾成分加名詞的結構。泰語的動詞詞組和名詞詞組都是中心起始，我們可以如這樣的問題意識：理解泰語的斷詞機制，是否也是同英語、德語等一樣，主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如果泰語和華語的斷詞機制是各有偏好的，這是否會造成泰語母語學習者學習華語的理解華語語句的困難？以泰語、英語和華語的語言學研究中，多著墨於聲調，或許斷詞機制的研究是吾人能夠著力、貢獻之處。

英語和德語是兩個在語言結構上具有差異的語言，特別在格標記(case marking)方面。德語句子所提供的語法線索包括語序(word order)和格標記，這提供了使用德語的人辨視致使句(causative sentence)裡頭的施事(agents)和受事(patients)。

The dax mibbed the gazzer.
The toma mibbed.
The toma the gazzer mibbed.

在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中，我們都可以透過語序來對於句子中的名詞進行語義角色的指派，第一句是致使句，前者是施事，後者是受事；第二句則是唯一名詞進行唯一動作。但第三句，我們不禁會問是誰對誰做了mib這個動作？

在德語中，除了語序之外，還有什麼線索？德語還有主格和受格的區分，在陽性名詞的主格前會使用der前綴，而受格之前則以den前綴；在陰性名詞的主格和受格則都以die前綴。這比起英語只在代名詞作主格和受格的區分，有更多的線索。再來就是主詞和動詞的一致，如第三人稱動詞後綴s。最後，就是靠語義的動物性(animacy)作為線索。

貝特和馬惠尼(Bates & MacWhinney, 1987, 1989)就提出了競爭模型(competition model)以評估幼童如何對於不同語言的不同線索的習得提出解釋，同時當線索之間彼此衝突的時候，能夠來權衡哪個線索扮演較大的角色。為了把不同線索給量化，該模型有三個指標：線索量度(cue availability)、線索信度(cue reliability)和線索成本(cue cost)。線索量度就是頻率，線索信度就是在該語言中的一致性，線索成本則是線索的複雜度。例如在致使句中，語序和格標記都能夠提供施事和受事的辨視時，這就達到了一致性(coalitions)。以英語和義大利語小孩子為例，當我們設計實驗語料去破壞這一致性的時候，就可以發現英語的小孩仍以語序是否合語法的根據，而義大利語的小孩則以動物性作為判斷句子是否合語法的根據(Bates, 1984)。同樣的模型，還能檢驗希伯來語裡頭，小朋友主要依線索量度判斷句子合語法否，成人則依線索信度判斷。檢驗線索成本的研究較少，格標記可以視為當地線索(locas cues)，因為它和名詞視為一個整體，而語序則是分散線索(distributed cues)，因為它可能分佈在整個句子，對於人類的短期記憶有稍大的負擔。後者的複雜度，就比前者高。

這一個研究就是要透過新造動詞(novel verbs)去了解德語小孩對於德語習得時在語序和格標記的權重。該實驗所設計的語料有三大類，一類是格標記和語序都屬於典型的，也就是第一個名詞就是施事、第二個名詞就是受事，而且排除動物性的干擾並符合格標記；第二類是只存在格標記，而名詞出現的順序是先受事才施事，設計為讓語序和格標記是衝突；第三類是格標記模糊，只有語序唯一的線索。第四類則是熟悉的的動詞。其中，第二類這樣有衝突的是最難判斷的類型，也將會是說明德語習得最有力的證據。

研究先透過兒童指導言語(child-dricted speech)語料庫去計算其致使句中的線索量度、線索信度，再依線索量度和線索信度得到線索效度(cue vlidity)。接著透過演出理解任務(act-out comprehension)和手指指出的任務去得到受測者對於設計語料的判斷。

結果顯示在演出理解任務中，只有熟悉的動詞在兩歲7個月大的孩童中有統計上的顯著說能夠判別合語法否；但四歲10個月大的孩童中，除了第二類有衝突的語料外，其它三類都能有顯著。考量這是因為任務難易度使其表現受到限制。而手指指出的任務中，又多了七歲3個月大的嬰兒的組別，依序從兩歲7個月、四歲10個月到七歲3個月，在詞序的表現上是由低到高再到低，但格標記的表現則是陸續升高。這似乎說明人們預設的是以詞序作為語言理解，而透過外在環境(當然，也有可能是個體發展、成熟)而能夠以格標記來理解語言。

人類要產製語言的時侯，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形成概念(conceptualization)、組成(formulation)，最後編碼(encoding)。形成概念時會決定要說什麼東西，這是屬於訊息處理層次；把概念的表徵轉化成語言形式就是組成的步驟；最後執行階段把語音和發音貼上去。在中間的組成階段，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內涵就是詞彙化(lexicalization)和句法計劃(syntactic planning)。前者指的是我們所選取的詞彙，後者指的是我們將所有詞彙組成句子。

目前研究語言產製的模型，多來自於對於主動說出來的話語偏誤分析(speech errors)。這些話語偏誤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話語的偏誤可以來自日常生活的分析，也可以來自實驗的資料，如果兩者在推論產生衝突的時候，通常實驗的資料是比較能夠使人信服的。在叫名錯誤(naming errors)的眼動實驗中，我們發現人們在準備標的物的名字時，是同時盯著標的物看的(Griffin, 2004)。因此，盯著斧頭看時，喊出「鎚子」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錯誤不是來自於倉促的準備(rushed preparation)。相反的，當受試者去對於自己發出錯誤的名字糾正時，他正在進行修復，也會花更多時間盯著標的物看。

目前，以話語偏誤分析的建立模型的就是基於葛瑞特(Garrett)所發出的一系列研究，該模型就稱葛瑞特模型。在形成概念時，對應到訊息層次(Message level)；在組成時，則對應到功能層次(functional level)、詞序層次(positional level)以及聲音層次(sound level)；在編碼時，就是最後發音的層次(Articulaory instructions)。這個模型建立在一個序列處理的前提。所以你會看到的就是如下的序列處理過程：

訊息層次→功能層次→詞序層次→聲音層次→發音層次

對於功能層次和詞序層次的區別說明，在功能層次時，只有語義相關內容的字詞會被分派到對應的句法角色；在詞序層次時字詞才會被明顯地排序。這也相當程度地說明了詞彙和句法是處於分離的階段。功能層次時主要在選擇語義的內容字詞(content words)；詞序層次時，則是選擇句法的功能字詞(functional words)。

當人們產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句話時，我們可以用葛瑞特模型來解釋：

訊息層次：表達特定意圖

功能層次：先找出主格(媽媽的概念)，動詞(洗的概念)，受格(盤子的概念)，時貌(完成的概念)，受格的數量(多)，這時候相同句法角色會互換，距離不會造成影響；然後會運用句法的框架把功能字詞放進去，所以就會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了」和「很」就是功能字詞。接著就能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些詞彙了。

詞序層次：接著把這些詞彙安插到各個位置上，依序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

聲音層次：然後就是把這些位置上的詞彙依序對應到聲音的表徵。如果會有聲音交換的，也是發生在這個層次。

發音層次：就是最後發出聲音的結果了。

使用英語句子的證據更能說明語言產製在不同層次之間是序列發生的。

打算表達的語句：a weekend for maniacs
實際說出的語句：a maniac for weekends

上面兩個例句的重音位置都沒有改變，這說明詞彙和韻律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複數詞素-s仍在原先的位置，說明詞根(maniac)和複數詞素-s也是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這個叫詞素擱淺(morpheme stranding)；複數詞素-s被發出的時候，是隨著weekend同化(accommodation)成/z/，而不再是原先的/s/，所以真正到發音的層次時，就是和所選到的內容字詞同化。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偏誤的語料說明可能是認知侵擾(cognitive intrusion)所致，這包括非計畫的內在偏誤(non-plan-internal errors)和語音類化(phonologically facilitated)。甚至是外在環境造成語誤的，則稱環境污染(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這些不同類型的偏誤，都可以在哈利(Harley, 1984)的報告中看到。

我們認為PeggyTeachesChinese這品牌給人一個「有趣」的概念，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中就自然能夠在網路上形成影響力。但是「有趣」是一個很空泛的概念，我們必須更具體地去描述PeggyTeachesChinese是如何創造其「有趣」的概念？下面我們將從PeggyTeachesChinese作為華語教材產品這個角度去說明PeggyTeachesChinese如何透過「有趣」使得PeggyTeachesChinese在市場上具有影響力。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中，對於社會文化有正面影響的產品，會比較受消費者的喜愛，PeggyTeachesChinese就是這樣子的華語教材產品，它不只教華語，還要教文化。如何對於社會文化有正面的影響呢？社會文化的轉型告訴我們有三個步驟，它們分別是定義社會文化的挑戰、選擇目標市場，最後提出轉型的解決方案。

正如前文所述，PeggyTeachesChinese目前所定義的社會文化挑戰就是傳統上華語教學對於語法、詞彙和漢字的過度講究，以及華語學習者無法在一個有趣、生動、踏近當地生活的環境下學習華語。同時，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人們抗拒且恐怕全球化帶來文化一體化的單一性。將這些文化的挑戰作為PeggyTeachesChinese的挑戰，就是實現社會文化轉型的第一步。

第二步PeggyTeachesChinese也選擇了目標市場。根據菲利浦(Philip Kotler)所述，目標成員大約有三種：女性、年輕人和銀髮族第一種；中產階級是第二種；第三種則是少數族群。以PeggyTeachesChinese的目標市場來看的話，比較符合的第二種的中產階級族群。中產階級有這樣的特性「不甘屈服於貧困生活，他們因為擁有物質資產，生活過得比較舒適；但是他們的人生並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物質問題。為了過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會準備做出犧牲。」中產階級是最大的消費者市場，所以如果PeggyTeachesChinese選擇的是社會正義等議題的話，就很容易吸引中產階級。利用網路進行華語學習的人大多不是金字塔頂端的人，也不太會是金字塔底層的人，最大可能是屬於中產階級。鎖定中產階級作為目標市場並提供轉型的解決方案就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以目前PeggyTeachesChinese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來看，有趣、無償、免費、持續更新、在地化的頻道影片是最能反應我們所面臨的文化挑戰。

過去，我們認為只要滿足市場需求就能夠創造利潤；現在，消費者們更期待企業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引擎。所以，我們說PeggyTeachesChinese不只教華語，它也教文化，教給我們一個有趣、無償、免費、持續更新、在地化華語教學文化。

PeggyTeachesChinese的企業使命和華語教材產品呈現許多「有趣」的面貌。然而，如果我們要以PeggyTeachesChinese「有趣」的品牌價值去爭取股東投資的話，恐怕股東們是不會買帳的，所以我們還必需向股東們提出一些財務指標才能確保獲利和回報，以增強股東們投資的意願。我們建議PeggyTeachesChinese可以在這三個財務指標上精進：一、改善成本生產力；二、從新興市場找到更多營收；三、創造更高的品牌價值。改善成本生產力方面，可以從需要高度人力投入的產品先逐步規格化，以減少個人時間成本的投入為先，並將所有工作標準化。從新興市場協到更多營收源自於成熟市場的的競爭激烈，從新興市場開始一來可以獲得更多消費者，二來可以在社群中建立良好的名聲。除了前面提到「有趣」的品牌價值外，還要找到一個更高的品牌價值，它同時得配合PeggyTeachesChinese的願景以及永續經營的理念。

我們認為PeggyTeachesChinese這品牌給人一個「有趣」的概念，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中就自然能夠在網路上形成影響力。但是「有趣」是一個很空泛的概念，我們必須更具體地去描述PeggyTeachesChinese是如何創造其「有趣」的概念？下面我們將從企業使命這個角度去說明PeggyTeachesChinese如何透過「有趣」使得PeggyTeachesChinese在市場上具有影響力。

PeggyTeachesChinese的使命有三大要件，它們分別是「創造」、「傳播」和「實踐」。創造指的是非比尋常的生意，傳播指的是感動人心的故事，而實踐則是要提升消費者力量。

PeggyTeachesChinese創造了非比尋常生意，它重新形塑了人們對於華語教學的想像。傳統上，華語文教學的以語言學主流學派和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育理論影響，將教學的重點放在語法、詞彙、漢字。而政府及學界也口徑一致地將漢語語言學、華人社會與文以及華語文教學視為此一領域的主體「華語文教師」的基本能力。然而，PeggyTeachesChinese將語法、詞彙、漢字等問題先放在一邊，以符合現實生活的短劇出發，創造了不同於以往的華語教學生意。

而能夠使PeggyTeachesChinese達到傳播的目的，取決於PeggyTeachesChinese具備感動人心的故事。一個感動人心的故事至少具備有三個元素：主角、情節與隱喻。PeggyTeachesChinese的故事主角就是Peggy本人。而其品牌本身並沒有任何情節，即便每一次的教學單元都有情節，但這仍不是PeggyTeachesChinese的品牌故事。如果你和其它相同產品的頻道比較，你可能比較容易理解PeggyTeachesChinese的情節是在一個小而美、家庭式、純手工的情節，這樣子的情節傳遞著產品製造者和產品消費者是在同一個位階上的水平關係。由於傳遞著產品製造者和產品消費者是在同一個位階上的水平關係也帶出這樣子的隱喻：Peggy將和所有學習華語的學生一起克服重重的華語學習困難和障礙。透過如此主角、情節和隱喻的設定，這個感動人心的故事很容易就能夠達到傳播的目的。

達到傳播的目的後，若消費者沒有覺得感同身受的話，是不會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的。在水平式的世界裡，人們喜歡讓無名小卒變成強者。消費者把這樣的人物當成是自己的象徵，尤其是面對企業巨人的時候。由於PeggyTeachesChinese先創造和消費者水平的關係，在這個水平關係的基礎之上，PeggyTeachesChinese可以向消費者募集資金、器材、人力等，進一步可以開設線上個人視訊教學並進行收費。

透過「創造」、「傳播」和「實踐」，PeggyTeachesChinese正在向消費者傳遞著它的使命。

一個本來在越南會修燈泡的人，來到台灣之後，你用你的華語去請他修燈泡，他聽不懂，所以你把這個越南人當成小孩子看待；檢視患有威廉氏症的病人所說的話，他的語句完全符合語法，但語義上是無法讓任何人理解的。過去，科學家們會利用語言和認知是兩個分開的、解離的行為去解釋這些現象。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以漸進的、分級的表徵(graded representations)去重新解釋這些行為解離的現象。

有時候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實驗任務下，卻會有不一樣的表現。如果我們將這些表現記錄為「有」和「沒有」的話，於是我們在研究的結論就很容易跑出解離的結論。但是不一樣的實驗任務，對同樣的行為表為卻不一樣的的行為記錄。這讓我們反省或許這和任務設計有關，任務本身是對於同一個行為有低度表徵(weak representations)和高度表徵(strong representations)的差異，而我們將這些表徵約略為一和零的差別了。

音韻失讀症(phonological dyslexia)的病人有這樣的狀況，當他看到「nust」的時候，他唸不出來。即便正常母語者知道這是非字詞(non-word)，他們仍唸出個什麼東西來。但是如果說給病人聽的話，他就唸得出來了。過去的研究就用認知和語言是解離的觀點去解釋這樣的症狀：詞彙的、語義的屬於認知部份；語音的、語法的、結構的、規則的屬於語言部份，所以音韻失讀症的人只能唸得出字詞，非字詞是唸不出來的。

然而，如果你重覆讓這個音韻失讀症的病人聽標的非字詞，甚至給他書寫系統上、語義上、語音上等支持。原先無法唸出來的「低度表徵」會慢慢往「高度表徵」轉變。在神經網絡的模型下，也可以說是由於書寫系統、語義和語音的互動下，使得神經元活化而連結再生。

宗像裕子提出分級的表徵讓我們可以理解解離在不同面相可能發展或解釋的說法，但也不是所有解離都可以運用分級的表徵去解釋。

陳振宇(2014)在《華語文教育轉型為以知識與技能為產品元素的服務產業：一個新典範的探討》中，提出了傳統上人們對於華語文教學的觀點，同時進一步提示了把華語文教學作為一個產業看待的目標。

傳統上，華語文教學的以語言學主流學派和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育理論影響，將教學的重點放在語法、詞彙、漢字。而政府及學界也口徑一致地將漢語語言學、華人社會與文以及華語文教學視為此一領域的主體「華語文教師」的基本能力。然而，當我們把華語文教學視為服務、視為產業的時候，我們若仍以傳統上的華語文教學去應付的話，恐怕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由於全球化和網路時代的發展，語言學習的環境也大大地改變。

下面我將引用《行銷3.0：與消費者心靈共鳴》所說因為全球化所造成三大弔詭來說明消費者所在的環境如何改變，它們分別是：超強中國、經濟不平等以及文化更多元。超強中國說的是資本主義不一定需要有民主的土壤，而中國也不必因為全球化而改變其政治體制，是謂政治弔詭；全球化雖然強調經濟整合，然而各國的國營企業民營化、市場自由化、經濟穩定措施步調並不一致，第三世界國家也未受全球化之利，整體世界以及各別國家的貧富差距仍大，這是經濟弔詭；全球化創造了普世相同的文化價值，同時也加強了傳統文化以制衡全球化，這是文化弔詭。這樣的弔詭是無窮無盡的，而消費者的行為正是在這樣弔詭的現象下不同於過去。這使得消費者對於貧窮、社會不公、環境永續保育、社群責任和社會目題等議題，有更高的意識與關懷。一個動態的「文化品牌」就會回應消費者心聲、努力讓世界更美好。

超強中國的政治弔詭使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反省民主並不是萬靈丹，反而集權才容易發展市場；經濟不平等的經濟弔詭使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將關懷的目光投向金字塔底層的消者，並將仇視的目光投向大財團、壟斷企業；文化更多化的文化弔詭則讓促使消費者更豐富自身的文化內涵而在地化。

因應消費者這樣的改變，服務提供者也必需有所改變。如果我們把行銷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稱為1.0、2.0以及3.0的話，作為演進最先進的服務提供就會把三個階段的內涵一併考慮。1.0的焦點在產品管理，所以產品本身、價格、通路以及推廣是重中之重；2.0焦點在顧客管理，所以市場區隔、鎖定目標市場以及產品定位會是指導方針；進到3.0，焦點就是品牌管理。當我們把華語教學服務以產品管理看待時，我們要把所有消費者作為「共同創作」發想者，消費者的想法會使服務本身更符合消費者利益；若以顧客管理看待，「社群化」不只是為企業服務，它是為了服務成員而存在；以品牌看待的話，就必需「建立個性」，發展出真實的內涵，作為差異化的真正核心，才能和社群聯繫。為了進行品牌管理，菲利浦提出了3i：它們分別是品牌認同(Brand Identity)、品牌誠信(Brand Integrity)以及品牌形象(Brand Image)，三個方向彼此互動也造就定位、差異化以及品牌本身。一但品牌成功時，品牌就不在由服務提供者所有，而是屬於消費者，品牌的使命、願景以及價值就成了消費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精神。

「華語」本身，相較於英語，就是一個待建立的品牌；而當我們欲把「華語文教學」當成是服務產業經營的話，這也勢必得考慮所有作為一個品牌應當考慮的面相。華語文教學的主體當然不是老師，因為我們早就開始以學生為主的思考。華語文教學作為一個服務產業，主體更不會是老師，因為這時候主體是消費者。而消費者所面臨的弔詭，正是企業應該提出方案回應以建立品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