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文件[1]是針對Moodle這個知名的學習管理系統在STEM教育的應用進行的系統性綜述。文獻除了對Moodle的應用進行分析外，還提供了一些創新和有效的方法，以改善線上教學和學習。文獻使用PRISMA-P四步驟過程篩選155篇期刊文章，探討了Moodle在全球五十五個國家的104本期刊中的應用情況。文獻結果顯示，Moodle主要用於STEM學科的大學教育中，對提高學生的表現、滿意度和參與度都非常有效。此外，Moodle被越來越多地用作自適應和協作學習平台，也用於改進線上評估。作者呼籲進一步進行定性研究，特別是從教育者的角度了解Moodle的使用情況，尤其是在非STEM和非高等教育學科中。最後，文獻指出未來的研究需要在設計使用Moodle平臺的課程時應用教育理論。

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文章識別了數個缺口以及需要更多研究的電子學習方面。缺口之一是缺乏以教育者角度為基礎的質性研究，尤其是研究Moodle在非STEM和非高等教育學科中的使用。另一個缺口是缺乏以教育理論為基礎的課程設計的更多研究。需要更多的比較Moodle與其他LMS的研究以及分析市場上可用的許多電子學習工具和相關插件的研究。關於電子學習的教育性理論的研究需要加強，以更好地理解內容開發的效率以及在線學習材料和作業的有效性。對於與電子學習相關的倫理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針對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工具的研究。還需要更多研究來分析Moodle在發展中國家的使用情況。

同儕評估工具“workshop”

根據文獻評論(p.1)12%的研究探討了Moodle的同儕評估工具“workshop”的協同學習效果。這些研究詳細說明了如何使用“workshop”使學生評估他們的同學作品，減輕教學人員的評分工作負擔(p.13)。同儕評估和反饋被普遍認為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元認知技能，與關鍵反思有關(p.13)。然而，質性研究表明，學生和教職員工對於使用“workshop”進行同儕評估存在不同的意見(p.13, 22, 24)。儘管學生同意限制同儕評估的範圍，但教職員工的評分工作負擔增加或沒有減輕(p.13, 24)。然而，使用“workshop”進行同儕評估仍然需要教師和學生花費時間(p.13, 24)而且如果過度使用，可能會丟失魅力(p.13, 22)。在一些使用同儕評估讓學生評分他們的同儕的研究中，一些學生報告了同儕評估方法“不公平”和“不專業”(p.22)。因此，Moodle的“workshop”工具沒有內置的同儕評估有效性測量方法(p.13)。

傳統評估技術 vs. Moodle問答測驗

根據統計，學術研究中有33%的論文聚焦在評估問題上，包括總結性評估和形成性評估，線上考試，標記和回饋(p.13)。 Moodle可以創建各種問題的大型數據池，包括多選題、開放式答案、生成問題和複雜任務。然而，大多數論文都集中在基於Moodle問答測驗的總結性評估方面，調查實施多選題的教師和學生的意見。(p.13)根據一項為期五年的研究，與多選題相關的“運氣”因素是公平的(p.13)。研究表明，學生同意Moodle易於使用和補充教學，但多數學生仍然更喜歡傳統評估技術(p.13)。

此外，一些探討評估問題的研究調查了線上環境對於教師組織評估的實用性，將評估責任授予學生的實用性以及使用Moodle統計和分析工具評估和提高質量評估流程(p.13)。最終，有1%的研究以改進和簡化標記和回饋流程為重點。(p.13).

綜上所述，Moodle平台有助於進行線上評估，測試的主要形式是基於問答的測試，以及線上標記和反饋。雖然多數研究顯示學生對傳統評估技術更有偏好，但是他們同時認為Moodle易於使用並有效地補充教學(p.13)。

Moodle教育研究相關的頂級期刊

與 Moodle 教育研究相關的頂級期刊包括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Learning、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Journal of e-Learning & Knowledge Society 和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ducation。此外，最受歡迎的關鍵字包括 Moodle、電子學習、教學、學習管理系統和教育。在引用數方面，(p.6) 引用數量最多的論文是由 Conijn 等人於 2017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2]，共被引用了 71 次。最重要的作者之一是 Conijn。

政府的語言政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在文獻(p.1)[1]中有提到。印尼的語言政策規定，除了印尼語、地方語以及馬來語系之外，其他語言都被歸為外語，華語也被歸為外語之一。因此，華語的教學必須遵循國家的語言政策。(p.1)同時，文獻(p.2)指出，發展外語教學是語言政策的核心內容，這包括華語教學。此外，文獻(p.2)也提到，華語的教學需要適應國家的語言政策，並且要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全球競爭需要做好準備。因此，語言政策在開展華語教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PSPBM UNJ是位於印尼的Fakultas Bahasa dan Seni Universitas Negeri Jakarta的其中一個課程，也是印尼華文教育課程的14個創始成員之一。(p.1)PSPBM UNJ的誕生有賴於對華文需求的提高，但是卻面臨著教師數量不足和缺乏適當教材等問題。(p.1)PSPBM UNJ設置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掌握華語的教師，並且該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掌握華語溝通能力和教學能力。(p.4)該課程的教材包含聽說讀寫能力和非語言能力，並且分為六個學期進行，最終讓學生達到CEFR B2或HSK 4的程度。(p.4)

印尼的華文教育遇到了一些問題。根據(p.1)印尼國家雅加達大學的華語教育課程(PSPBM UNJ)存在著教師人數不足和教材匱乏等問題。此外，(p.1)中指出，華語作為一門外語，需要按照國家語言政策進行教學。也就是說，華語教育需要按照印尼國家語言政策進行教學。此外，由於在教育目標、學習成就和學習時間方面的差異，在(p.1)中提到，華語也需要進行適當的培訓和開發，以便為未來的華語學習者提供更好的教材和教學方式。為了解決這些問題，(p.5)中提出了在雅加達大學開發適合當地學生學習的華語教材的建議。此外，(p.5)中指出，華語教育的成本越來越高，學生和教師的教學資源也越來越有限。因此，需要儘快解決這些問題，加強華語教育在印尼的發展。最後(p.7)提到印尼大學教育需要增加師資，才能更好地提高教育質量。

PSPBM UNJ解決華文教育問題的策略包括幾點。首先，由於教學語言是外語，在教授華文時要符合國家語言政策(p.1)。另外，PSPBM UNJ面臨的問題包括師資和適當的教材(p.1)。為解決教材問題，PSPBM UNJ正在發展針對語言和非語言技能的教材(p.4)。教材包含聽說讀寫能力指的是語言能力的培養(p.4)而非語言能力指的是除語言能力外的技能和知識，如在課程中教授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教學理論、商業和旅遊等領域的知識(p.6, 6)。教材中也包括這些領域的相關資源和案例，例如影片、短片、筆記和實踐活動(p.6)。對於語言技能的教材，PSPBM UNJ擬定了一系列的發展步驟，包括制定教材、測試、改進和完成(p.5)。此外，PSPBM UNJ正在開發適合課程目標和學習成果的教材，當中包括適合學生需要的教科書，以應對印尼日益增長的華文需求(p.1, 4)。

這篇論文[1]是一篇探討教育現場的Intensification和它對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的國際文憑(IB)學校教師工作和生活的影響的論文。蘇聯解體導致教育系統轉變，令中學教師越來越多地承擔各種任務，進而強化了教師工作。在哈薩克斯坦，關於Intensification的性質鮮有人知，這篇研究旨在彌補這一空白。研究採用定性研究設計，採用案例研究方法來調查這一現象。訪談了六位中學教師和兩位學校管理員，並採用非參與觀察和文件作為附加的數據收集工具。研究發現顯示，學校氛圍是強化的主要原因，並有幾個因素增加了它。此外，研究發現強化會對教師的福祉、職業發展和行動產生正面和負面影響。

Intensification對教師指的是增加教師的工作負擔以及降低其工作資源和時間，並在不提供任何財務補償的情況下實現。這會導致教師的健康、專業發展和行動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p.21)。教師的工作負荷逐漸增加，要完成的任務數量、複雜度和期望也在增加，而且教師對自己在課堂外工作的責任感也日益增加，需要與其他教師、專家或顧問進行合作(p.21)。根據研究，造成和增加教師強化的因素包括教師自身、家長、學校行政管理和課堂規模和課堂持續時間等教學任務(p.35)。 在當前研究中，參與者提出了一些減少教師工作負擔的策略，例如使用Google表格節省時間(p.88)。在學校層面，研究表明，學校管理者和教師應重新考慮學校的當前情況，制定可能的策略，以最小化強化並防止教師過勞(p.92)。

根據研究(p.37)導致Intensification加劇的因素有多種。外在因素包括要求、工作負荷、學校結構等(p.62)。其中，高度的職業期望而缺乏適當的幫助、負責任但缺乏有效的支援、課堂規模和課堂時長等都可能成為導致Intensification的因素(p.82)。私下工作責任的隱藏因素可能會增加Intensification的情況，例如未受估計的額外工作負荷(p.84)。此外，缺乏經濟支援也可能會增加Intensification的情況(p.85)。因此，在研究的學校中，導致Intensification的因素主要是外在因素，如教學要求和工作負荷等，以及缺乏經濟支援(p.62, 85)。

老師面對加劇的Intensification，可以有以下應對策略(p.76)：

1.使用個人技能：老師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使用個人技能，以節省時間。例如，老師可以使用Google表單進行電子版評估，這樣就不需要分配時間創建測試、打印試卷並將其分發給學生。(p.76)
2.計畫自己的工作：老師們可以事先計畫自己的工作，以及如何分配時間，以此來應對Intensification。(p.93)
3.反思自己的工作狀態：老師們需要仔細反思自己的日常工作，思考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如何應對Intensification，如何組織自己的工作日。(p.93)此外，老師也可以參考文獻中提出的策略(p.93)：

1.學校管理者和老師們應該重新思考當前的情況，在學校裡制定可能的策略，以減少Intensification，避免老師過勞。

2.州教育當局需要提供更多領導力、財政和醫療資源，以保證當哈薩克斯坦學校教育轉向新的教育形式時，老師們能夠安全地渡過Intensification和超負荷的負面影響。(p.92)在實踐中，老師們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應對策略，來應對Intensification帶來的工作壓力。

這篇文章[1]主要探討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教授英語作為外語對學生學習目標語言的成就的影響。作者指出，在教授英語作為外語時，通常會以教科書作為標準教材，但這種做法存在一些缺點，例如缺乏具有挑戰性的教材和活動以及無法滿足不同學習者需求。本文總結了關於依賴教科書的文獻回顧，並在一個月內與30名大學新生進行了實驗，以驗證無教科書的英語教學/學習效果。該研究通過前後測和學生對無教科書教學滿意度的問卷調查，證實了教授英語作為外語時沒有教科書可以提高學生的語言技能和能力。該文章得出的結論是，教授英語作為外語時要使用真實材料作為主要資源，且對學生和教師都有趣味和吸引力。學習應以學生為中心，重視交際能力，並增強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動機和興趣。

文章中認為過度依賴教科書會有一些限制，例如缺乏具有挑戰性的材料和活動以及無法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因此，本文著重探究使用真實語料對於英語教學的優點以及在不使用教科書的情況下如何發展學習者的語言技能和能力(p.2)。

教授無教科書的英語課堂需要使用真實語料作為主要資源，可以引起學生們的興趣。經驗豐富的教師應該知道如何選擇適當且有效的材料以及如何在課堂上進行適當的調整(p.2)。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扮演重要角色。各種視聽資源都可以透過電腦呈現，可以在特定語言技能的教學中發揮關鍵作用。互聯網和電腦為學生練習目標語言和教師編寫教材提供了許多可能性(p.2)。

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教師需要使用各種外部素材（例如報紙、雜誌、菜單和廣告牌）作為真實語料(p.7)。這樣的課堂旨在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能力，並為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溝通準備好。例如，為了提高寫作能力，教師會提供真實目的的寫作任務（例如求職信、抱怨信、正式和非正式信件），讓學生接觸到幾乎真正的目標受眾(p.7)。在發展語言技能方面，教師通常會在課堂中積極使用信息技術，並為學生提供滿足不同學習者需求的PowerPoint幻燈片(p.7)。教師在課堂上演示的視頻通常具有真實性，可以來自英國和美國的電視節目、BBC和CNN新聞，學生會帶有很大的動力和興趣去完成聽力任務(p.7)。

這個研究採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實驗研究中，研究者選擇了控制組和實驗組進行分組，並在一個月內進行了教學實驗。實驗組的學生在課堂上有一半的時間沒有使用教科書，而控制組則使用教科書進行傳統的教學。在開始課程的時候，兩組學生都接受了一個前測，而在實驗結束後，兩組學生都進行了一個後測(p.7)。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的英語水平有所提升，並表現出更高的學習興趣和動機(p.8, 10)。此外，還對實驗組學生進行了調查和訪談，以了解他們對無教科書教學的看法和經歷(p.10)。

在實驗過程中，學生對於課堂內容的滿意度通過問卷調查和面試收集，結果顯示出學生對於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學習英語的態度積極。學生們讚揚學習無教科書的課堂具有實用性和趣味性。他們提到使用電腦作為優勢，因為通過視聽材料學習效果更好。學生們普遍表達他們之前學英語的過程中往往大多受限於教科書，被教科書“束縛”，當前的課程對於他們來說是新奇的體驗。 學生們認為無教科書的課堂適合他們，他們的口語能力有明顯的進步。對英語對話的信心增強，學習者的自我學習能力亦得到增強(p.10, 12)。

總而言之，使用真實語料作為課堂材料可以擴大學習者的視野，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目標語言和文化(p.2)。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教師應該將學習者放在中心，重視溝通能力，並通過不同的素材和活動來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

這篇研究論文[1]探討如何在沒有課本的情況下開發ESP課程（專業用途英語課程）時所面臨的挑戰和機會，並提供三個案例研究，涵蓋運動管理的商業英語、語言文化翻譯員和市場營銷與財務。這些課程旨在教授學生在各自所從事的職業領域中所需要的專業微語言和實用溝通技能。沒有適當的課本導致必須採用各種在線教育資源、工具和技術進行商業英語的教學和學習。本文描述了課程特定的特徵和學生的成果，並辯論了教學方法（CBI、CALL）、教學模式（混合式）和讀寫技能發展的重點的有效性。文中重點強調了合作學習活動的好處，例如角色扮演、專題研究和翻轉教室，以發展能力和跨域技能。最後，本文得出結論，將正式教育環境轉化為非正式的語言學習體驗可能是一種在沒有課本的情況下教授ESP的可行選擇。

第一個案例是針對體育管理領域的商業英語課程。課程的重點在於教授學生所需的專業微語言和實用溝通技巧(p.3)。由於缺乏合適的教科書，在教學過程中採用了各種在線教育資源、工具和技術(p.10)。此外，還使用了基於內容的教學方法和電腦輔助語言學習(p.1)以及融合式學習模式(p.12)並依據課程的不同目標，在選擇內容、材料和評估方法方面進行了適當的調整(p.7)。在學生學習過程中，以角色扮演、項目工作和翻轉課堂等合作學習活動為主，以提高能力和跨領域技能(p.1)。學生們的學習成果顯示出此種教學方法的有效性(p.10, 11)。

第二個案例是針對語言與文化中介者的商務英語課程。課程設計簡短，持續一個學期，旨在教授基本的商務溝通形式，尤其是書面形式。考慮到班級的異構組成，學生們來自不同的高中教育背景，他們缺乏會計，商業法和管理等基本知識，這些知識可以幫助他們理解法律架構，組織結構和公司運營等不同形式的內部和外部溝通目的。由於適合此目的的簡短且有用的教科書缺乏，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選擇了角色扮演活動的選項，以幫助學生們體驗公司生活，即使只是虛擬的。創建了一個虛構的公司WEBCO來啟動招聘過程，強迫學生們研究工作崗位的要求和規格，撰寫適當的簡歷，進行同儕模擬面試選擇過程，然後一旦被聘用，按照所擔任崗位要求進行編寫任務。

第三個案例是針對Viterbo Tuscia大學的Market and Finance碩士課程，於2016-17和2017-18學年進行。(p.1)課程內容包括商業英語、市場和財務專業術語及相關的書面溝通技巧。(p.8)課程采用了一種混合式的教學模式(p.1)采用了遠程教育工具，如Skype和Google Docs，并且鼓勵學生參與角色扮演和團隊項目，以開發他們的商業溝通技能(p.9)。課程還鼓勵學生使用電子書和建立自己的專業資料庫，以進一步學習商務英語(p.10)。學生們還被要求製作有關特定主題的視頻演示文稿(p.9)。最終評估結果確認了創新教學方法的優缺點，證明該方法能夠促進語言學習並提高學習者的動機(p.10)。

這三個案例提供了不使用教科書教授英語專業課程的有效方法。課程使用了基於內容的教學方法(CBI)和計算機輔助語言學習(CALL)，以及混合學習方式，並注重閱讀和寫作能力的培養。設計課程時，使用各種在線教育資源、工具和技術，以學生未來的職場需求為中心，開發專業/職業微語言和實用交流技能。合作學習活動，例如角色扮演、項目工作和翻轉課堂，可以發展能力和跨界技能。 建議在課程中使用比較真實的素材，並採用線上工具進行學生中心活動，使學生參與其中。

在這篇名為「The Role of Textbooks in a Language Program」的文章[1]中，作者Jack C. Richards探討了語言課程中教科書的重要性。教科書不僅是學習者在課堂上接受語言輸入和練習的基礎，也提供語言課程的結構和大綱，創造了一個教學標準，保持了質量，提供了多種學習資源，節省了教師的時間，提供有效的語言模型和輸入，培訓教師，並且具有視覺吸引力。但是，教科書也可能包含不真實的語言，扭曲內容，可能不符合學生的需求，可能使教師不具有技能，又很費錢。因此，教師必須評估教科書的角色、教師的經驗和學習者的需求。商業教科書可以通過修改、添加、刪除、重新組織、解決遺漏、修改任務和擴大任務來進行調整，這是教師必備的技能。通過觀察、反饋會議、書面報告、評論和學生評論等來監測材料的使用，可以改進教學和課堂互動的質量。

教師在評估課本是否使用其語言課程時，會考慮以下因素(p.2)：

• 課本在課程中的角色：
  • 是否有詳細的課程大綱、教學目標和課程內容，或是由課本來決定？
  • 課本是課程的核心，還是僅為使用的其中一本教材？
  • 是否用於小班或大班授課？
  • 學生需要額外購買練習冊，或課本就能提供他們所需的練習？

• 課程中的教師：
  • 教師的經驗和培訓程度如何？
  • 是否以標的語（例如：英語或華語）為母語？如果不是，他們的標的語水平如何？
  • 教師是否嚴格依照課本授課，還是僅當作一個教學資源？
  • 教師是否可以參與選擇課本？
  • 教師是否自由地適應和補充課本？

• 課程中的學生：
  • 每個學生是否都需要購買一本課本？
  • 學生通常期望課本有哪些特點？
  • 學生是否會在課堂上和在家中使用課本？
  • 在課堂上，學生會如何使用課本？課本是課堂活動的主要來源嗎？
  • 學生願意為課本支付多少錢？

此外，教師還需要注意到，商業教材不可能完全符合語言課程的要求。(p.3)教材的構成既考慮作者的利益，也要考慮到出版商的利益。商業教材的內容可能會為了能夠適用於不同的市場而加以修改，以滿足教師的期望。因此，教師需要評估課本的適用性，並培養適應和修改教材的技能。(p.2)教師可以通過觀察、反饋會議、書面報告、評論和學生評論等方式，監控教材的使用，從而提高課堂教學和互動的質量。

出版商在平衡教科書作者、教師和學生的期望時需要考慮到兩個因素：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作者通常希望創作出一本創新、有趣、符合學生需求的教科書，並且能夠獲得經濟收益(p.3)。而出版商則主要關心的是獲得經濟收益(p.3)並且需要找到一本具有卓越品質的教科書，以與競爭對手區分開來(p.3)。出版商也會嘗試滿足教師對某一級別教科書所期望的內容，以便進入盡可能大的市場(p.3)。因此，出版商需要修改教科書，以便在不同的市場上使用(p.3)。有些改變是由於使用教科書的教師經驗、培訓和教學技能水平差異較大，需要提供操作簡單明了的練習素材，而有些改變則是因為某些市場不能接受的特定內容必須被刪除(p.3)。然而，出版商修改教科書的過程中，原創的文本可能會失去一些創造力和適切性。因此，在使用教科書時，教師必須補充適當的創造力(p.3)。最終，教師需要在適當的指導和支持下，學會如何適當地使用教科書(p.2)。

教科書在多數語言課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p.1)以下是它們的幾個作用：

1. 提供課程結構和教學大綱(p.1)有系統地規劃和開發教學內容。
2. 幫助標準化教學(p.1)提供標準教學資源。
3. 保存教學質量(p.1)提供了有效的語言模型和輸入。
4. 提供多種學習資源(p.1)豐富課程內容。
5. 節省教師時間(p.1)教師可以直接使用教科書內容而不必花費太多時間準備教案。
6. 為教師培訓(p.1)提供了參考資料和教學模式。
7. 提供豐富的視覺效果(p.1)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然而，教科書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可能存在不真實的語言使用、內容失真、不能滿足學生需求、可能降低教師技能、價格昂貴等(p.2)。因此，教師需要根據教科書的角色，教師的經驗和學生的需求進行評估(p.2)。商業教科書可以通過修改、添加、刪除、重新組織、補充缺失、修改任務和擴展任務進行調整，這是教師必須具備的一項重要技能(p.1)。透過觀察、反饋會議、書面報告、評論以及學生評論等方式監控教材的使用，可以提高課堂上教學和互動的質量(p.1)。

商業教科書在語言教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具體優點與缺點如下(p.1)：

• 優點：
  • 提供課程內容和計畫(p.1)
  • 標準化教學(p.1)
  • 維持教學質量(p.1)
  • 提供多樣性的學習資源(p.1)
  • 節省教師時間(p.1)
  • 提供有效的語言模型和輸入(p.1)
  • 提供教師培訓(p.1)
• 缺點：
  • 語言可能不夠真實(p.1)
  • 可能扭曲內容(p.1)
  • 可能不能滿足學生需要(p.1)
  • 可能降低教師技能(p.1)
  • 花費昂貴(p.1)

因此，教師需要根據教材在教學中的作用、自身經驗和學生需求來評估教材(p.2)。商業教科書可以通過修改、添加、刪除、重新組織、彌補缺失、修改任務和擴展任務等方式進行調整(p.1)。同時，通過觀察、反饋會談、書面報告、評估和學生回顧等方式來監控教材的使用(p.1)。

智能職業理論是由DeFillippi和Arthur首先提出來的(p.8)。此理論指出職業生涯應該由個人所投資的元素來決定，而非特定組織(p.2)。簡單來說，智能職業理論指出職業生涯應由三種投資來組成，包括「知道為什麼 (knowing-why) 」、「知道如何 (knowing-how)」以及「知道誰 (knowing-whom)」(p.2)。職業生涯中的投資能幫助個人提高教學和研究表現，進而在全球范圍內取得職業成功(p.2)。

這篇文章[1]使用智能職業理論來分析學術外派人員（學術海外人士、學術移民）對新興經濟體的職業投資方式(p.2)。智能職業理論將職業投資方式區分為3類：知道為什麼、知道如何和認識誰(p.2)。在新興經濟體中，學術外派人員在這三種職業投資方面有不同的投資方式。在知道為什麼方面，學術外派人員希望將自己的技能和知識應用於新興經濟體的國家人力資本的發展(p.3)。在知道如何方面，學術外派人員希望發展研究和教學技能以促進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目標(p.3)。最後，在認識誰方面，學術外派人員希望與當地商界建立更多的聯繫以獲得資金和支持，並與海外學術進行國際研究合作以提高研究生產率(p.4)。文章也提到，新興經濟體的機構實踐可能限制學術外派人員在這三種投資方式上的投資和發展(p.6)。

知識、技能和人脈網絡是三種不同的職業投資方式(p.2)。知識投資是與追求所選職業路徑的個人動機相關的(p.2)。在學術界，這通常與創建科學身份、發展自我欣賞、提高認知和創新能力有關(p.3)。技能投資是指人力資本，包括個人的知識、教育、技能和工作經驗(p.2)。對於學術界，這種投資需要重點發展長期學術事業所需的研究和教學技能，以及處理刊物拒絕的能力(p.3)。人脈網絡投資則與關係和專業網絡相關，能有助於職業發展(p.2)。在學術環境中，這包括建立科學網絡以實現出版和研究合作目標(p.4)以及發展商業網絡以獲取研究收入(p.3)。

新興經濟體中學術工作

在新興經濟體中，教學時間與研究時間的不平等分配對年輕學者的研究時間有著深刻的影響。例如，在中國，教學時間是基於資歷的，年輕的學者比他們的前輩更多教學時間，而相對地獲得較少的研究時間(p.5)。此不平等在學者之間也導致了教學、管理等工作量的差異(p.9)。同時，一些文獻也提到在新興經濟體中，經費支援控制在學術機構權力派系手中，這可能導致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參與及促進研究發表的資源不均(p.5)。這顯示了新興經濟體中對於學者研究的官方和非官方限制，進一步阻礙了他們的職業發展。

根據文獻(p.9)中國的文化信仰傾向支持男女不平等，因此，相較於男性教師，女性教師被期望花更多的時間在教學和行政任務上，而不是研究。在中國，教學時間是以教師的資歷為基礎的，意味著比起年長的同事，年輕的學者有較多的教學時間並且較少時間進行研究。在研究重視的學術機構中，全職教授通常每週教授四個小時，副教授每週教授約六個小時，助理教授每週教授八至九個小時；這些教學時間在以教學為重的學術機構中可能會增加兩倍。而這不平等的教學時間分配會導致教學負荷和其他行政工作負荷的差异。此外，學術機構對於參加研究會議的資金也有一定的控制權，因此學術外籍人士在獲取資金支持方面可能也感到不公平(p.5)。

學術外派人員的處境

學術外派人員到新興經濟體的研究議題通常與政治議題相關，影響了學術界的研究方向與自由度。許多新興經濟體的學術機構限制學術外派人員在研究議題的自由決定和發表研究成果的自由，同時鼓勵學者發表在低水平學術期刊上(p.5)。因此，學術外派人員需要尋找新的國際研究合作來擴大研究議題和研究成果的影響力(p.4)。研究顯示，國際研究合作可以促進學術成果在全球學術圈的知名度和引用次數(p.4)有利於促進學者的研究產出和技能發展(p.4)。同時，國際研究合作也可以成為學者在新環境下的支持系統，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這些挑戰(p.4)。因此，學術外派人員到新興經濟體通常會尋求國際研究合作來開發新的研究議題和研究成果，並建立新的國際關係，進一步促進他們的職業生涯發展。

學術外派人員的適應

在新興經濟體中，學術外派人員希望將自己的專業技能和文化價值觀轉移，並適應當地的教學風格(p.3)。這可能產生了一系列獨特的教學技能和專業知識，這些技能在原居地和目的地國家都積累並沉淀。學術外派人員嘗試傳授本國學術標準下的新理論和實踐，同時還需要符合當地文化標準(p.3)。

學術外派人員會盡力適應當地語言、文化以及教學方式(p.5)學習當地的文化風俗和教育體系(p.3)。然而，在新興經濟體中的學術機構往往存在管理體制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可能會限制學術海外人員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p.5)。此外，他們可能遇到讀者與審稿人語言質量方面的障礙(p.5)。

總之，在新興經濟體中的學術外派人員透過轉移技能、文化價值觀以及適應當地文化標準，可能形成獨特的教學技能和專業知識(p.3)。

學術外派人員的可能性

學術外派人員在外籍的工作機會中，可以通過轉移其專業知識和經驗，並影響和塑造他們所在機構的人力資源和管理規範(p.7)。這是一個相對較少研究的主題，有必要加強相關的研究(p.7)。除了已有的研究結果指出宿主機構的人力資源和管理規範影響學術外派人員的事業發展外，學術外派人員的主動作用也值得關注(p.7)。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學術外派人員如何轉移和翻譯他們的知識，以及他們如何塑造主機構的實踐(p.7)。

這篇文章[1]分析情緒智商和文化適應力對跨文化適應和表現的影響，並探討跨文化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採用了240名在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的調查數據，並採用部分最小二乘結構方程建模技術進行分析。結果確認情緒智商和文化適應力對跨文化能力的積極影響，情緒智商和跨文化能力對跨文化適應的影響和跨文化適應對外籍人士表現的影響。此外，研究發現跨文化能力在促進文化適應力對跨文化適應和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的表現的間接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此研究的獨特貢獻是鑑定了跨文化能力在提高跨文化適應和外籍人士表現方面的中介作用，這在以前的研究中很少被證實。隨著全球流動性的增加和預測繼續增加，這些發現可對學術界進行進一步驗證和人力資源經理更好地招聘和管理外籍人士有益。

情緒智力是一種能力，可幫助個人認識自己的情感、控制情緒以及理解他人的情感。在跨文化適應和表現的背景下，情緒智力被定義為一種幫助外籍人士在文化多樣的環境中管理和調整自己的情感以及與主機員工有效交流的能力。情緒智力高的人更能夠預防文化震撼、職場壓力和心理健康問題(p.10)。大多數先前的研究都集中在說明跨文化適應狀態中的文化智商如何影響表現，而很少考慮情緒智力對外籍人士跨文化適應的影響(p.12)。該研究證實了情緒智力對外籍人士跨文化適應的正面影響(p.3, 5)。

根據文章結果，文化適應能力對於跨文化能力的發展和外派人員的成功至關重要。文化適應能力有助於外派人員更好地適應新環境，進而提高跨文化能力；而外派人員對於新文化的適應能力以及跨文化能力對跨文化適應和表現的提高，進一步強化了文化適應能力在這方面的作用。研究結果還發現，跨文化能力在促進文化適應對跨文化適應和外籍人員在文化多元化環境中的表現的間接影響中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因此，外派人員的文化適應能力可以透過跨文化能力的發展間接提高跨文化適應和表現。

根據本文的發現，跨文化能力可被用作評估僑員在海外任務中競爭優勢的指標。管理人員應在將員工派往海外分支機構之前評估員工的情商和文化適應能力的潛在優勢(p.13)。由於跨文化能力是重要的解釋因素，能核實個人在文化多樣化的環境中的成功(p.12) 跨國公司應當利用它作為評估僑員在海外任務中的競爭優勢的指標(p.13)。此外，員工的文化適應能力亦應被評估(p.13)。

其中對多元文化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實務的幾個重要影響是：首先，管理者應評估員工的情緒智商和文化適應能力的潛在優勢，然後再派遣他們到國外子公司。此外，利用跨文化能力作為評估外派人員在海外任務中的競爭優勢的指標也非常重要。其次，應特別關注長期/短期導向，培訓計劃或任務，以提高和培養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商、文化適應力和跨文化能力，從而提高他們的跨文化適應和生產力。 第三，組織的管理者應鼓勵其外派人員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互動，以降低因體驗陌生文化而產生的誤解或壓力。第四，組織應進一步將情緒智商、文化適應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作為評估員工/候選人的基本要求或指標，然後再將其派往海外或聘請他們工作。最後，員工們也需要積極地為不同文化的融合做出計劃，並在承擔國際任務之前意識到適當的任務，以幫助外籍人士更好地適應國際任務的情感、心理和職業需求。

根據該研究的發現，跨文化調整和表現的提升可以通過培養情感智力和跨文化能力來實現，其中跨文化能力在這方面發揮了中介作用。研究指出，情感智力和文化適應力對跨文化能力產生積極影響，情感智力和跨文化能力則對跨文化調整產生積極影響。同時，文化適應力通過跨文化能力對跨文化調整和外派員工的表現產生了間接影響。因此，通過培養情感智力和跨文化能力，可以提高外派員工的跨文化調整和表現。建議管理者應評估員工的情感智力和文化適應力，並使用跨文化能力作為評估外派員工競爭優勢的指標。此外，通過長期/短期的訓練計劃或指派任務，可以培養外派員工的情感智力、文化適應力和跨文化能力，提高其跨文化調整和生產力。員工應主動準備計劃，以便更好地適應國際任務的情感、心理和職業需求。

當一個人在跨文化環境中表現良好，其實可以歸功於其跨文化能力起到中介作用。例如，在外派工作時，文化適應能力的強度影響著跨文化調適和跨文化表現。(p.11)當員工能夠對新的環境進行適應，他們就能提高自己的跨文化能力，從而更好地適應跨文化環境，文化適應能力在人際溝通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使員工能夠在陌生的環境中生存和成長。(p.11)而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又會進一步提升員工在跨文化環境中的表現。(p.11)因此，跨文化能力在促進外派員工的跨文化調適和表現方面扮演著重要中介角色。

這篇文章名為《從文化活動到體育活動：龍舟比賽中的文化真實性案例研究》[1]，探討龍舟節從中國漁村傳統私人道教儀式轉變成國際賽事的情況。作者在澳門和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的參與者中進行了一項案例研究，揭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活動的動機和看法可能不同。文章討論了在將文化活動轉化為體育活動時保持文化真實性的重要性，因為文化活動越來越被用作旅遊目的地的市場推廣策略。文化背景被討論為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決定因素。通過檢查過去的文化和真實性，本文提供了關於這些類型的活動作為旅遊景點的文化可持續性的見解。

這篇文章研究了來自澳大利亞和中國澳門參加國際龍舟節的人，並比較了這些參加者的動機和對活動的看法，揭示了文化背景可能對觀點產生差異。(p.7, 9, 11)文章強調了文化正統性在文化活動轉變為體育活動的過程中的重要性，在這些類型的活動作為旅遊擬定市場和推廣策略方面越來越受到重視。(p.7)文章提供了在文化可持續性和目的地旅遊吸引力方面的深入了解。 (p.14)

澳門舉辦的國際龍舟節起源於傳統的道教儀式，現已發展成為國際性賽事(p.4)。龍舟節對於澳門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年度社區活動，還作為一種促進和推廣澳門旅遊業的方式(p.4)。在澳門的龍舟節中，大部分的隊伍都是本地的(p.4)比賽中舉行的慶祝典禮和儀式包括祈福儀式、揀艇、掛青、燃放鞭炮等(p.13)。這項研究還發現，對於參賽者而言，在澳門的龍舟節中，文化的真實性和傳統性比在墨爾本的龍舟節更受重視(p.9)。由此可見，澳門舉辦的國際龍舟節兼具文化和體育的特點，將傳統和現代融合，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本地文化活動，也是一種旅遊促進和市場推廣策略。

祈福儀式是指在龍舟比賽前通過道士祈求神靈保佑比賽順利進行(p.7, 11, 13)。揀艇是指選出龍舟比賽中表現最好的人擔任龍舟的領航員(p.7)。掛青是指在龍舟船頭掛上菜葉，象徵著生命的延續和安全，希望賽事平安(p.13)。燃放鞭炮是一種民間傳統文化，旨在求神拜佛、祈盼平安(p.11)。

而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通常是在每年三月舉行，地點是在雅拉河(p.4)。此活動同樣免費提供龍舟予參賽者，而參加的隊伍通常來自墨爾本、維多利亞州、其他地區和國際(p.4)。節日通過合併社區參與慶祝墨爾本的河流與運動活動，以及龍舟文化和儀式的傳統特色，來實現這一目標(p.4)。相同的是，墨爾本與澳門一樣，有些參賽者認為龍舟節是一個保持身體健康的方式(p.9)。

文化背景可能對觀點產生差異，意思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個事件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根據文獻(p.11) 在澳洲和澳門的龍舟節中，參加者對文化內涵、傳統性、激動人心和表演性等方面的看法會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產生顯著差異。例如，在問卷調查中，對於龍舟節是否符合傳統、真實等文化內涵的看法，澳門參與者的比例更高(p.11)。此外，參加次數和文化背景也會影響參與者對事件的看法和評價，例如，在澳洲，參加次數對參與者對傳統和真實性的看法會產生影響(p.12)而在龍舟節中，亞洲文化背景的參加者更傾向於認為事件具有地方性和社區性特徵(p.14)。

這個研究採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分別在中國澳門和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上研究參加者的動機和對文化真實性的看法。研究者設計了一份問卷調查，包括參與活動的動機、對該活動的看法以及前導和後導龍舟比賽期間進行的傳統和宗教儀式。問卷採用定量研究方法並使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分析變異數和獨立樣本平均數t檢驗用於比較不同參加次數和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參與者的動機和看法的差異(p.7, 8). 研究結果顯示，文化背景是決定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強調在轉變文化活動為運動活動時保持文化真實性的重要性(p.7).

在對比澳洲墨爾本和中國澳門的龍舟節參加者的調查中發現，亞洲文化背景的參加者比較重視活動的文化真實性和傳統性(p.7, 14)。因此，可以認為亞洲文化背景的人比較重視文化真實性。

這篇文章[1]探討了印尼國家大學的華語教育課程的問題，如教師供應、教學材料、畢業生質量、課程的認證和學界、大學與國內外機構的合作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Prodi Pendidikan Bahasa Mandarin在2015年成立了印尼華語教育協會(APSMI)，協會成員的PBM課程從PTN和PTS一起商討並制定了畢業生榜樣與7級的印度尼西亞國家資歷框架的課程，同時也加入了國內外的工作坊及峰會。

此外，文章指出繼續改進華語教育課程需要攜手合作，並透過教育部提供的各種計畫、課程認證、畢業學分轉移和教育工作專業化的培養等方式來克服各種挑戰。同時，作者還提到了為畢業生定義榜樣，確定學習成果，加強協會合作，推進國際合作等各個方面的討論。

此外，大學也簽署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隸屬的孔子學院或漢辦學院合作的協議，尤其支持那些使用母語教學的外籍教師教授華語課程。

總之，這篇文章探討了印尼公立大學華語教育問題，並介紹了相關的解決方案。

印度尼西亞國家大學Prodi PBM

Prodi Pendidikan Bahasa Mandarin（Prodi PBM）是印度尼西亞國家大學於2009年成立的。然而，這個學程依然面臨著多重挑戰，例如教師的供應、教材、畢業生素質與認證、學科之間與校內外的合作，以及國內外機構之間的合作。面對這些挑戰，印尼各大公私立大學的Prodi PBM透過成立印尼華語學程協會（APSMI），共同推動合作、學科設計、認證和國內外的研討會和研討會，由此來克服這些挑戰，建立了與KKNI第7級水平相符的畢業生素質、畢業目標和訓練學生未來的就業能力。下一步，Prodi PBM計劃參加印尼教育部舉辦的評估、兌換學分和準備營運PPG學程等課程。

根據文件片段(p.3) KKNI等級七的要求是確定畢業生的最低資格水平，包括態度、知識和技能，並且這些範圍在畢業生的學習成果中被認可。而文件片段(p.5)則進一步解釋了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具體規定。因此，畢業生需要達到 KKNI等級七的要求，其中包括最低的態度、知識和技能水平。(p.3, 5)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具體規定列出了以下內容：包括對漢語語音學、漢語詞匯學、漢語語法學、漢語語義學，以及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等的理論知識需求；以及會話、聽力、閱讀和寫作的漢語技能要求，要達到相應的HSK（漢語水平考試）水平。而印尼國家大學的漢語言教育（PBM）本科專業的畢業要求指出，學生必須能夠進行漢語聽說讀寫，相當於 HSK 4 和 HSKK 中級水平。因此，可以得出結論，PBM本科專業要求學生達到 HSK 4 級。

Prodi PPG指的是教職課程，而PPG Prodi則是提供給華語教師的相關學位課程(p.14)。根據Belmawa Dikti發佈的《Pendidikan Profesi Guru》文獻，PPG課程主要涉及選拔、課程規劃、收費體系和品質保證方面的內容(p.14)。PPG是指“Pendidikan Profesi Guru”，是一個教師專業發展計劃，主要由印度尼西亞的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提供。文件片段(p.14)說明Unesa作為LPTK之一，從2012年開始舉辦PPG課程，並在2013年提供專業發展計劃，但尚未開展針對中文專業的課程。因此目前關於與中文有關的PPG內容還尚未涉及。

APSMI為了解決問題所做出的努力

APSMI是Asosiasi Program Studi Bahasa Mandarin Indonesia的縮寫，在印度尼西亞的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中成立了華語教育學系，這個學系成立至今面臨許多挑戰，例如教授的供給、教材、畢業生的質量、認證以及國內外學校和機構之間的合作等。為了應對這些挑戰，APSMI已經於2015年成立。通過APSMI，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PBM學系進行討論和制定了畢業生的要求、畢業生的學習成果、合作和國際、國內研討會等等。APSMI通過與台灣、墨西哥等國家的學術機構簽署了非常多條的合作協議，已經對華語教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p.1)。其中，APSMI 的成立來源是十四所大學的語言專業的主任（Kaprodi）提出增強協會的必要性。APSMI的理事會由多名成員組成，包括顧問委員會、主席、秘書、財務人員、S-1 PBM課程的負責人、S-1 Bahasa/Sastra Mandarin課程的負責人、D-3 Bahasa/Sastra Mandarin課程的負責人以及研究、學習和服務社會開發、宣傳、以及區域協調員等多個分部門負責人。(p.13)。自成立以來，APSMI已經舉行了許多次學術研討會和工作坊，例如在2016年，APSMI舉辦了Munas I，並進轉而舉辦Munas II(p.13)。

Munas I 和II是Asosiasi Program Studi Bahasa Mandarin Indonesia（APSMI）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別舉辦的全國會議。Munas I 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制定聯盟各高校普通話教育學專業畢業生的職業素養標準，建立產學聯盟和教育資源共享平臺(p.4)。除此之外，Munas I 討論了普通話教育學專業課程大綱的草擬和各高校的課程設置(p.6)。Munas II 的討論聚焦於制定考試科目、認定學分互通和建立相關的教育基地(p.13)。此外，Munas II 還籌備了關於如何提高畢業生競爭力的專題研討會和寫作工作坊(p.10,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