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討論了計算理性（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的概念，這是一個整合人腦、心智與機器智能研究的新興範疇。計算理性強調在決策過程中，考慮計算成本以最大化預期效用的重要性。透過實例說明，文章指出這一理論框架如何促進跨學科的對話，特別是在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之間。文中提及，近幾十年的進展顯示了應對不確定性時知覺和行動的計算機制，包括大規模概率推理的發展，以及反思和決策交易中的計算工具。此外，探討了如何透過近似方法解決現實世界問題，以及在有限資源下作出理性決策的方法。

計算理性

計算理性在人腦和心智上的理解涉及認知成本的考慮，以及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進行有效的決策。人腦通過演化形成的啟發式政策以及更適應性的元推理機制，對認知成本敏感。這包括在線計算中權衡報酬和認知努力，並根據一個聯合效用函數合理地進行交易。例如，在「需求選擇」任務中，參與者可以在不同認知需求和潛在收益的認知任務之間選擇，行為發現顯示人類根據聯合效用函數合理地權衡報酬和認知努力。大腦成像研究發現，側腦前額皮質區域的活動與認知努力的主觀報告和避免努力的個體差異相關。這表明人腦具有計算成本與報酬之間權衡的能力，這是計算理性在人類心智上的體現​​。

權衡報酬和認知努力的例子

想像成一個急救場景，醫生（或在這個案例中，是一個決策支持系統）需要迅速決定如何治療一個病人。在這種情況下，醫生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立即採取行動，根據目前的信息做出最佳判斷；二是等待，花更多時間來獲取更多資訊，從而做出更準確的決策。但是，多花的時間意味著病人的狀況可能會惡化。

用一個比較日常的比喻，假如你在一家餐廳里，非常餓，面前有兩個選擇：一是立即點一道你知道味道不錯的菜，二是花時間查看菜單上的每一道菜評論，以便做出更滿意的選擇。如果你選擇立即點菜，你可能會更快吃上飯，但有可能錯過更美味的選擇。如果你決定花時間研究菜單，你的餐點可能會更令人滿意，但你也會因為餓得太久而感到不舒服。

在這個醫療決策支持系統的例子中，系統必須在等待收集更多資訊（提高決策的準確性）與立即採取行動（減少病人等待時間）之間找到平衡。這就像是醫生在考慮是否要等待更多檢查結果，還是根據目前的資訊立即開始治療。

再用

一個較易於理解的計算成本與報酬權衡的例子可以是決定是否購買一輛新車。在這個情況下，計算成本指的是收集有關不同汽車的信息、評估各種選項以及考慮資金安排的時間和精力。報酬則是購買一輛新車所帶來的好處，比如更好的性能、安全特性以及享受新車的滿足感。

如果你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研究每一款可能的汽車選項，那麼你的計算成本很高。這可能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分析癱瘓，即過度分析而無法做出決定。另一方面，如果你只花很少的時間做決定，可能會選擇一輛不那麼理想的車，因此報酬較低。理想的情況是找到一個平衡點，即以合理的計算成本做出一個足夠好的決策，從而最大化你的總體滿意度。

這個例子顯示了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進行理性決策，同時考慮到取得足夠信息的成本和所做決策的潛在好處之間的權衡。

機器的計算理性

在機器智能領域，計算理性的概念被應用於指導如何在計算資源受限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和推理。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系統通常需要在計算的精確度和所需時間或資源之間進行權衡。例如，決策理論模型和概率推理系統可能需要評估在增加計算深度和延遲行動之間的最佳平衡。這種類型的權衡在現實世界的問題解決中尤其重要，因為完全精確的計算通常是不可行的。

為了處理這種複雜性，人工智能研究探索了元層次推理（metareasoning）的策略，即在更高的決策層面上考慮計算的性質和範圍。這種策略使系統能夠決定在給定情況下執行哪種程度的計算是最理想的，從而在努力或延遲與行動質量之間尋找最佳平衡。例如，當面對一個時間敏感的醫療緊急情況時，系統可能需要在繼續收集更多信息以提高決策精確度和立即採取行動以避免延誤之間做出選擇。

此外，計算理性也強調了預先計算和緩存推理結果的價值，以便在需要快速響應的情況下迅速取回。這類方法減少了即時計算的需求，使系統能夠在面對複雜決策時快速做出反應，同時保持一定程度的決策質量。

總之，在機器智能上，計算理性提供了一種框架，讓AI系統能夠在保證合理決策質量的同時，有效管理計算資源的使用​​。

• Samuel J. Gershman et al.

,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A converging paradigm for intelligence in brains, minds, and machines.Science349,273-278(2015).DOI:10.1126/science.aac6076

這篇文章由Farrell和Kennedy於2019年發表，主題為TESOL教師的反思實踐框架：一位教師的反思旅程。研究透過一位在韓國教學的經驗豐富的TESOL教師Richard的案例，展示了Farrell提出的一種整體反思實踐方法。這種方法不僅關注於教學的技術層面，也包括教師的哲學、原則、理論以及實踐之外的層面，例如個人的精神、道德和情感方面。研究發現，透過這個框架的應用，可以揭示教學實踐中的三個共通主題：可接近性、以藝術為導向的觀念和好奇心，這些主題在Richard的反思過程中顯示了它們是如何相互影響的。總之，這項研究強調了多維反思在教師專業發展中的重要性，並展示了一種框架，以幫助教師從多個角度反思其教學實踐。

反思實踐框架

Farrell（2015）提出的反思實踐框架是針對教學語言為第二語言（TESOL）教師的一個全面反思方法。這個框架的目的是幫助教師從多個層面對其教學實踐進行反思，不僅包括技術性的方面，也涵蓋內在的如教師的哲學、原則、理論，以及外在的如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等因素​​。

此框架包含五個不同階段（或層次）的反思：

1. 哲學（Philosophy）：探索「教師作為個體」，強調教師的基本哲學觀是由出生起就開始發展的，並指導其在教室內外的專業實踐。教師談論或寫下自己的生活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如何形塑其實踐的基本哲學。
2. 原則（Principles）：反思教師對教學和學習的假設、信念和概念。這包括無意識持有的假設、常以價值聲明形式報告的信念，以及描述整體方法和課堂決策的概念。
3. 理論（Theory）：探索和審視教師關於應教授特定技能的選擇，即如何將其理論付諸實踐。
4. 實踐（Practice）：教師在教學一課時（反思中的行動）和教完一課後（行動後的反思）進行反思。反思中的行動時，教師嘗試在教學時有意識地退一步，隨時調整課程中發生的各種情況。行動後的反思則是對課程發生事情的更深入的延後反思。
5. 超越實踐（Beyond Practice）：這是教學和學習的社會文化層面，涉及探索和審視影響教師實踐的道德、政治和社會問題，無論是在教室內還是教室外​​。

Farrell強調，透過這個框架進行的全面和深入反思，可以讓教師更加意識到和自省，並從而發展出基於學生需求和教學情境的專業路徑和教學思考。

Richard的反思實踐

Richard在韓國的英語體驗中心教學過程中進行的反思實踐主要涉及了三個主題：可接近性、以藝術為導向的教學和好奇心。這些主題在他的反思過程中彼此相連，互相影響。

1. 可接近性：Richard認為作為教師的可接近性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從他童年時期的經歷中學到的，並將這一理念應用到他的教學哲學和原則中。他相信，只要教師是可接近的，即便是最害怕的學生也會參與到課堂中。Richard通過活動型課程來實現這一點，讓學生能夠主動互動，並且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促進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播者。
2. 以藝術為導向的教學：Richard利用個人經驗和技能，而不是特定的教學方法，來分析課堂情況並選擇適當的行動路線。他認同一種以藝術為導向的概念框架，這一框架在他的反思的各個方面都很明顯。這些概念深入到他作為教師的自我認知中，並且體現在他對教學經驗的頻繁引用以及他對好教師的信念中——即教師應靈活並能夠根據遇到的學習者需求做出調整。
3. 好奇心：好奇心在Richard的反思過程中也是一個重要主題，不僅是作為一種個人特質，也是作為一種需要在學生中培養的品質。他認為，透過提供新鮮體驗（通過故事、遊戲、食物等活動）來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是語言教學的一種有效工具。Richard的反思顯示，他努力在所有課程中提供新體驗，尤其是在烹飪主題的課程中，通過實踐活動明顯地促進了好奇心的培養​​。

綜合來看，Richard的反思實踐深刻體現了Farrell（2015）提出的反思實踐框架的各個層面，從哲學、原則、理論到實踐，以及超越實踐的層面，顯示了這些反思階段如何彼此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他的教學實踐​​。

Thomas S.C. Farrell & Brennand Kennedy (2019) Reflective practice framework for TESOL teachers: one teacher’s reflective journey, Reflective Practice, 20:1, 1-12, DOI: 10.1080/14623943.2018.1539657

這篇文章研究了TESOL（教授其他語言人士英語）畢業生成功就業的貢獻因素。通過對加拿大一所中型大學的國際及加拿大TESOL證書畢業生進行廣泛的調查和幾次訪談，研究發現TESOL就業市場的多樣性和職業發展因素的不同效力。畢業生在TESOL技能和求職技能方面遇到挑戰，這些都受到他們在TESOL領域持有的各種資本形式的影響。研究強調了TESOL學生和早期職業生涯的TESOL專業人員需要為TESOL職業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做好準備，並不斷提高他們的資本形式。同時，TESOL教育者、程序管理者和專業組織應考慮學生的多樣化需求，為建立一個強大的TESOL社區提供長期的職業支持。

長摘要

這篇文章深入探討了TESOL就業市場的多樣性以及影響職業發展的不同因素。根據研究，TESOL職業領域在過去十年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對於如何更好地支持TESOL專業人士擁有持久職業生涯，現有研究提供的信息不足。因此，對TESOL課程進行研究，以識別工作場所當前需求與這些TESOL課程提供的準備之間可能的不匹配領域是至關重要的。此外，也需要研究來通知當前的TESOL學生和新手TESOL專業人員，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這個競爭激烈且有時不穩定的職業​​。

研究通過對加拿大一所中型大學的國際及加拿大TESOL證書畢業生進行廣泛調查和幾次訪談來收集數據，並通過資本形式（Bourdieu 1986）和混沌理論（Bright & Pryor 2005）的視角進行分析。結果顯示TESOL就業的顯著多樣性以及參與者職業發展中因素的不同效力。畢業生在TESOL技能和求職技能方面遇到挑戰，這些挑戰受到他們在TESOL領域所持有的各種資本形式的影響。同時，研究強調TESOL學生和早期職業生涯的TESOL專業人員需要為TESOL職業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做好準備，並不斷提高他們的資本形式​​。

在TESOL就業市場中，就業情況因教育設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使得理解TESOL勞動市場和畢業生的就業水平成為一項挑戰。畢業生對於就業成功的模式表示好奇，研究試圖探索以下研究問題：是什麼因素促成TESOL畢業生找到與TESOL相關的職位？研究發現，除了TESOL技能和求職技能外，個人因素、工作搜索過程和職場適應也對職業過渡產生重要影響。成熟學生更多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而新畢業生則受到工作搜索技能的影響較小，但在選擇工作類型時經驗有限。所有三類學生在從課程畢業後都對其工作場所進行了重要的適應​​。

總結來說，TESOL就業市場的多樣性及職業發展因素的不同效力凸顯了TESOL領域內職業發展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畢業生需要不僅提高TESOL技能和求職技能，還要增強個人資本，如對不同文化的理解、溝通技巧、以及職業規劃和網絡建設能力，以適應多變的職業環境和提高職業發展的成功率。

理論框架

本研究透過資本形式（Bourdieu, 1986）和混沌理論（Bright & Pryor, 2005）的視角來分析TESOL畢業生的職業發展和就業市場的多樣性。這兩種理論提供了一種理解和解釋TESOL職業發展複雜性的概念框架，幫助探究畢業生如何導航在不斷變化的職業生涯中。

Bourdieu的資本形式理論將個人可以擁有的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三種。經濟資本涉及財產擁有權，社會資本著重於人際關係的效用，而文化資本則強調個人從個人、社會和機構文化視角擁有的價值。文化資本具有三種形態：客體化狀態（例如擁有特定文化符號的碗或代表社會階級的汽車）、制度化狀態（例如獲得碩士學位）和體現化狀態（例如建立作為TESOL專業人士的身份或認識到寫作的重要性）​​。

混沌理論則提出，現代職業生涯不再是線性路徑，而是一個更為複雜的過程，涉及多次轉變，這些轉變受到主觀和客觀因素以及這些因素之間互動的影響。混沌理論的吸引因素是影響職業軌跡的因素。這一理論提供了一個概念框架，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融入職業發展的非線性和周遊性，而不是僅關注傳統的因果關係​​。

通過結合這兩種理論，研究揭示了TESOL畢業生面臨的職業發展挑戰和機會，以及他們如何通過提高各種形式的資本來應對這些挑戰。這種分析框架強調了個人特質、職業技能、社會網絡以及對教育和文化資源的掌握如何共同影響TESOL專業人士的職業軌跡。此外，它也突出了職業生涯的非線性特徵，即不可預測的事件和機遇如何塑造職業路徑，以及個人如何需要靈活地適應這些變化以促進職業發展​​。

Wu, Z. V. (2019).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ESOL Employment: A Graduate Perspective. BC TEAL Journal, 4(1), 13–32. https://doi.org/10.14288/bctj.v4i1.336

此文章由Farrell, T. & Macapinlac, M. (2021)所著，題為《通過反思實踐進行專業發展：TESOL教師的框架》。研究探討了兩位在韓國教授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初級教師透過一個反思實踐框架進行的個人反思。該框架包括對教師哲學、原則、理論、實踐以及超越實踐的反思。研究結果揭示，這些教師在教學的隱藏面向（哲學、原則、理論）的反思與其實踐觀察結果保持一致，且其反思之間的聯繫可分為兩大類：認識到教師角色的重要性以及學生成功的重要性。此研究強調了反思實踐在教師專業發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對於初級TESOL教師而言，通過深入的反思過程發現對其特定教學背景最合適的實踐方面。​​

反思實踐

反思實踐框架是由Farrell (2015)提出的，包含了五個相互連接的層次：哲學、原則、理論、實踐以及超越實踐。這個框架的目的在於引導教師透過反思自己作為教育者的身份、背景以及先前的生活經驗來獲得自我知識，從而理解和反思這些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教學哲學和實踐。接下來，教師會反思自己的教學和學習原則，探索這些原則是否與實際的教學現實相符。之後，教師會思考自己對教學的理論，包括他們希望如何將這些理論轉化為課堂上的教學行為。

在這個框架的最後階段，參與者會反思超越實踐的方面，例如探索自己作為教師的角色，這包括他們認為自己擔任的角色以及在自己的教學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哪些。這一層面的自我反思讓教師能夠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理解和評估自己的教學實踐及其對學生、學校社區和更廣泛社會的影響​​。這種全面的反思實踐方法不僅關注教師實踐的智力、認知和元認知方面，而且還涵蓋了反思的精神、道德和情感非認知方面，以認識教師的內在生活，使TESOL教師能夠更加意識到自己的教學哲學、原則、理論、實踐以及這些如何影響內部和超越實踐的問題​​。

兩個老師的案例

這兩位在韓國教授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初級教師，Jaine和Katie，透過反思實踐框架深入反思了自己的教學實踐、教學哲學、原則、理論以及超越實踐的各個方面。反思過程中，他們探討了自身在教學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包括溝通控制者、表達者和學習者，以及如何將這些角色轉化到課堂中去。他們強調了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並通過實踐中的困難時期來獲得對學生需求更好的理解​​。

研究的發現顯示，這些教師在對教學的隱藏面向（哲學、原則、理論）的反思與其實踐觀察結果保持一致，且他們的反思之間的聯繫可以分為兩大類：認識到教師角色的重要性以及學生成功的重要性。這些發現突顯了反思實踐在教師專業發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對於初級TESOL教師而言，通過深入的反思過程發現對其特定教學背景最合適的實踐方面​​。

Jaine和Katie透過反思實踐框架，深化了對自己教學實踐的理解，特別是在面對教學中的挑戰和困難時期，如文化差異、語言障礙以及與韓國同事的互動等問題。透過這一過程，他們不僅增強了自信，還提高了對教學角色和學生需求的理解，這對於他們的專業發展和教學實踐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項研究展示了反思實踐框架如何幫助教師在專業發展過程中進行深度反思，並強調了持續反思在教師教學實踐中的重要性。

Farrell, T. S., & Macapinlac, M. (2021).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Reflective Practice: A Framework for TESOL Teachers. Canad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4(1), 1–25. https://doi.org/10.37213/cjal.2021.28999

本文探討了短期師資培訓課程對英語教學(TESOL)預備教師早期職業生涯的影響。透過對27位新教師的訪談分析，研究發現這些預備教師在課程中經歷了積極且深刻的學習體驗，這不僅建立了他們的自信心，也讓他們對TESOL任務有了明確的認識。文章引入了“裝備想像力”(furnished imagination)的概念，指的是教師從課程中獲得的知識、程序意識、技能、態度和身份感，作為他們進入TESOL工作的概念工具包。研究基於社會文化學習理論，特別是情境學習理論和實踐社群中的身份形成，進一步理解師資培訓課程如何轉化為工作準備。此外，文章也探討了課程對於教師專業身份發展的影響，並認為這種身份是通過學習、實踐和與他人互動中不斷建構的。(Kiely, R., & Askham, J., 2012)

裝備想像力

“裝備想像力”（furnished imagination）是指在師資培訓過程中，預備教師透過密集的學習、觀察、表現和反饋迭代周期，以及與教育者的互動中發展出來的一種概念工具包。這一概念涵蓋了知識、程序意識、技能、態度和身份，是新教師進入TESOL職場時所帶入的心理準備和自信。這種想像力是通過培訓中的經驗——尤其是與受尊敬的教師教育家的互動——建立起來的，雖然這些知識可能不是完全確定的，技能還在探索階段，但價值觀和期望已經建立。裝備想像力不僅體現了對TESOL領域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還代表了一種進入職場的自信和社會認同的標誌​​。

社會文化學習理論

社會文化學習理論（SCT）提供了一個廣泛的學習理論框架，強調社會、文化、歷史以及認知在學習過程中的作用。SCT不直接聯結到特定的實踐或技術，而是解釋我們如何變得能夠勝任新任務和活動，以及如何進入新的角色和身份。這種理論尤其適用於語言學習經驗和職場學習的研究。例如，Lave和Wenger（1991）以及Wenger（1998）的研究強調了學習是如何在與更有經驗的同事的互動中進行的，以及學習者如何通過這些互動改變，構建專業身份。

情境學習理論將學習視為一種社會參與的過程，這一理論與實踐社群的概念緊密相連。學習被認為是發生在參與特定社群活動的過程中，通過與社群中更有經驗成員的互動，學習者逐漸從邊緣參與者轉變為核心參與者。這一過程不僅涉及知識和技能的獲得，也涉及身份的形成和變化。

在師資培訓課程中，預備教師通過與教師教育家的互動以及密集的學習、觀察、表現和反饋迭代周期，發展出了對TESOL工作的準備和自信。這種準備不僅包括了知識和技能，也涉及了專業身份的建立。教師通過實踐社群中的參與和互動，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教學身份，這個身份既是他們作為教育專業人士的自我認識，也是他們與社群互動和學習過程中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結果​​。

通過這些理論框架，師資培訓課程不僅僅是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更是一個社會化過程，預備教師在其中建立自己作為TESOL教師的身份，學習如何成為這個領域的專業實踐者。這樣的學習過程強調了身份形成的重要性，以及學習者如何通過參與和實踐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建構知識和身份。

訪談研究分析結果

研究分析了27位新教師通過短期TESOL師資培訓課程後，其早期職業生涯的學習體驗和感受。研究發現，所有參與者都經歷了一個密集的學習過程，這個過程不僅佔據了他們生活的絕大部分時間，還帶來了從壓力到興奮的情感經歷。受訪者們對於在短短四周內從無法想像自己教英語到能夠自信地進行教學的轉變感到驚奇。儘管他們的技能尚屬初級，知識也可能不夠堅固，但他們對於良好教學實踐的認識已經相當明確和自信。

這些新教師在培訓中特別重視課堂輸入和觀察他們的教師教育者的教學——即教師教育者實際進行TESOL工作的過程。輸入和觀察與實踐和互動討論相結合，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學習環境，使他們渴望在課堂上獲得自主性，不僅是準備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操作，而且是尋求一個安全的空間來嘗試新技術並拓展技能。

然而，他們也面臨著材料的挑戰。大多數人在工作場所發現了大量的資源——課本、補充材料、專業材料和電子資源。其中一些人發現熟悉化、評估和選擇這些資源的挑戰令人難以承受。這些發現表明，儘管面臨著復雜的初始教師學習經歷，但對於TESOL的工作準備顯然已經就緒，儘管可能被視為合法的邊緣參與(Wenger, 1998)，在TESOL實踐社群中，他們獲得足夠的合法性被視為潛在成員，但在工作環境中以“減少強度、減少風險、特殊援助、減少錯誤成本、密切監督或減少生產壓力”等方式運作​​。

Kiely, R. and Askham, J. (2012), Furnished Imagination: The Impact of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on Early Career Work in TESOL. TESOL Q, 46: 496-518. https://doi.org/10.1002/tesq.39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的研究探討了新自由主義重構高等教育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形成的影響，特別是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成為學術主體的過程。透過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的詳細經歷分析，作者探討了他們如何在學術領域尋找定位，並體現了身為學術遊牧主體的經歷。這些研究人員在尋求學術認同和職業安全感的過程中，經常感到孤獨與不確定，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往往被視為自我造成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學術遊牧主體位置對他們理解和應對學術界的需求造成了困難，並且這種位置在新自由主義高等教育重構下形成的表現主義和自我調節技術中被塑造。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理念，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最小化政府干預、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重要性。它倡導個體自由和競爭，認為市場機制能有效分配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新自由主義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等教育的重構上，包括資金分配的競爭化、研究成果的市場化和學術表現的量化評估。這些變化迫使學術研究人員適應更具競爭性和表現主義的工作環境，影響了他們的職業定位、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路徑。

研究方法與結果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透過深入訪談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來分析他們的職業經歷。這些訪談長度介於50到100分鐘之間，著重於研究人員如何描述他們的經驗、職業路徑以及與多個其他人的關係，包括條件和後果以及犧牲、選擇和獎勵。數據通過意義濃縮法（Kvale & Brinkmann, 2009）總結，以創建他們的經驗和職業路徑的詳細描繪（Braidotti & Roets, 2012）。研究提出三個交叉主題：「感覺有點孤單」、「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和「我決定搬家」，這些主題彼此交織，揭示了早期職業研究人員在成為學術主體過程中受到的驅動力，這些驅動力使他們難以理解和閱讀自己的處境。研究指出，這些研究人員處於一種過渡階段，介於不同的利益區域之間，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通常被視為自我造成的，這反映了他們對於如何適應表現主義制度需求的自我質疑。研究還指出，透過「逃逸線」的變化，研究人員可以改變他們的游牧主體位置，但這需要他們能夠清楚地讀懂和理解他們在新自由主義重構的高等教育中的處境，並創造政治意識​​。

Angervall, P., & Gustafsson, J. (2014). Becoming an Academic Researcher: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2(2).

本文探討了數位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這一新興移動生活方式的定義，它們在旅行工作和工作旅行中生活。數位游牧主義是由社會變遷如移動性和技術的日常生活普及以及越來越靈活和不確定的就業形式所驅動的。儘管這種生活方式日益普遍，但對其現象的共識理解和全面觀點尚缺乏。文章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對數位游牧主義進行了探討，旨在對該現象提供全面的視角。此外，文章還建議將數位游牧主義概念框架化為生活方式流動性的一部分。由於關於數位游牧者的實證研究有限，本文界定了進一步概念化該現象的方面和方向​​。

數位游牧主義

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來理解數位游牧主義，可以認為它是當代社會變遷的產物，涉及移動性增加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數位游牧者利用先進的通訊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旅行的同時進行遠程工作，將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僅是關於地理位置的自由，也關於時間管理和工作方式的靈活性。數位游牧主義強調了一種對傳統辦公室工作和固定居所的超越，以及對於生活質量和個人自由的追求。

數位游牧者通常選擇在提供充足基礎設施的大都市中心或具有共享工作空間和穩定Wi-Fi環境的地方居住和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緩慢旅行、交換生活方式和極簡主義的生活態度。這些行為體現了一種從消費主義中脫身或轉移的選擇，與其他旅行者類型相比，數位游牧者更依賴共享經濟，特別是在住宿選擇上。此外，數位游牧生活要求極簡的生活方式，旅行和生活的必需品被限制在個人能夠物理攜帶的範圍之內​​。

數位游牧主義在當代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背景下，不僅是關於工作的地理獨立性，而且關於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將旅行和工作結合起來，反映了對於自由和個人實現的追求。它挑戰了傳統的工作和生活分隔，並通過技術的使用，創造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數位游牧主義概念化

本文提出對數位游牧主義進一步概念化的方向與方面，主要圍繞在將數位游牧主義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流動性的範疇。透過對現有研究的評論和比較，文章指出數位游牧主義與其他相關現象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其對於工作和旅行結合的獨特方式。數位游牧者既是高度移動的專業人士，也是以生活方式為導向的旅行者，這創造了對現象概念框架的額外挑戰。儘管現有研究提供了關於數位游牧主義的有用但零散的理解，這些研究往往從工作或休閒的角度來看待數位游牧者，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概念化工作來涵蓋這一生活方式流動性的多個方面。

文章建議，未來的概念化工作應更加關注數位游牧者的各種移動連接和遷移，以及作為其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游牧移動工作。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游牧主義的持續時間：它是生活中的一個階段還是數位游牧者會定居下來？數位游牧主義如何轉變了「家」的概念，以及對於一個數位游牧者來說，「家」在哪裡？此外，還需要評估數位游牧主義對其訪問地點和最終留下的地方的影響​​。

Hannonen, O. 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 defining the phenomenon. Inf Technol Tourism 22, 335–353 (2020). https://doi.org/10.1007/s40558-020-00177-z

本文探討了數位游牧者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定義為個體利用筆記型電腦遠程工作的能力，並利用不受辦公室限制的自由來遊歷世界。研究基於38名自述的數位游牧者的訪談，圍繞特權、不平等、休閒、工作和社群等主題概述了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Stebbins的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概念提供了理論視角，此外，文章還採用了其他關於休閒、工作和社群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發現，雖然數位游牧生活方式在個人博客、Instagram、實體會議、新聞特寫和眾多電子書中被推銷，但實際上，這種生活方式深受特權、不平等的影響，並且在追求享樂的同時，也伴隨著社會孤立、親人疏遠和孤獨的代價。此外，尋求在昂貴的包容一切社群中建立人工社群的游牧者，其特權延伸到一種隔絕泡沫般的存在，將舒適的中產階級西方環境轉移到全球任何地方，同時排除當地人口和文化背景。

嚴肅休閒

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是由Robert Stebbins提出的概念，用以區分日常生活中普遍且或許平凡的休閒活動（如看電視、運動、烹飪或編織）與那些達到高強度投入的活動，後者需要更多的時間、金錢和認真投入。這一概念基於六個定義特徵：毅力、休閒生涯、個人努力、有形報酬、身份和獨特的精神。這一框架有助於理解數位游牧主義，因為這些個體展示了他們對休閒的優先排序，並且數位游牧主義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實證例證，可供休閒研究的社會學考量​​。

嚴肅休閒的六個定義特徵提供了理解數位游牧主義為一個獨特實證例證的框架，這些特徵包括毅力、休閒生涯、個人努力、有形報酬、身份和獨特的精神。這些特徵與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因為數位游牧者展現了對休閒的高度重視，並將之置於就業地點選擇之上。他們通過持續的努力和個人投入，尋求與遠程工作相結合的休閒活動，從而獲得身份認同和有形的報酬。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用以探討如何通過嚴肅休閒的框架來理解人們如何將休閒活動提升到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此外，數位游牧者在全球範圍內選擇生活地點的能力，也反映了他們如何通過休閒活動來塑造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這與嚴肅休閒中的自我實現和身份表達相呼應。他們在選擇生活和工作地點時展現出的毅力和努力，以及從中獲得的有形報酬和身份認同，是將嚴肅休閒概念應用於數位游牧主義的關鍵​​。

研究結果

本文透過對38名數位游牧者的訪談，探討了他們如何在特權、不平等、休閒、工作和社群等方面建構自己的生活方式。數位游牧者選擇生活地點時，往往將自身的人口統計特權和對享樂主義的追求最大化，如泰國清邁等熱門目的地，因其舒適的氣候、海灘和順從的當地人而受到游牧者的青睞。然而，這種生活方式並未將自己與游客或外籍居民區分開來，常常忽視當地的文化、傳統和語言，並與其他外國人和服務業工作者社交，對當地社區的發展造成了影響。這種特權可能導致游牧者對自己生活方式造成的影響視而不見，並在無意中強化了對當地人的新殖民主義態度。數位游牧者在追求自由和個人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反映了全球不平等和特權的問題，這種生活方式既是對新自由主義影響的適應，也是對資本主義微型創業目標的堅定追求。

數位游牧者的工作生活大多從青少年時期開始，那時他們在服務業擔任入門級的兼職工作，逐步發展出在工作中導航和為大學學費提供補助的技能。儘管他們擁有源於家庭和公民身份的文化資本，但除了那些在“無形經濟領域”中需求高且技能高的人（例如計算機編程、軟件工程師、計算機技術支持和熟練的數字營銷）外，許多人很難在自己的領域站穩腳跟。對於數位游牧者來說，工作往往是一種靈活的、以項目為基礎的工作形式，他們通過網絡平台找到遠程工作機會，並且他們的工作收入不穩定且沒有福利。這反映了當代勞動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和靈活性，以及數位游牧者如何通過利用全球化和技術來適應這種不確定性。

數位游牧者的經濟行為和選擇，如僅選擇與同胞或類似人口統計特徵的人交往，進一步加深了與當地社區的隔離，並可能導致當地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改變，往往以不利於當地居民的方式。這些行為體現了一種基於特權的生活方式選擇，這些選擇不僅是個人的，也是制度化的行為模式，對當地經濟和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Thompson, B.Y.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 (Remote) Work/Leisure Balance, Privilege, and Constructed Community. Int J Sociol Leis 2, 27–42 (2019). https://doi.org/10.1007/s41978-018-00030-y

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捷克文化和宗教對於稅收逃漏的影響。捷克作為歐洲最無神論的國家之一，其對於教會和宗教的態度，以及宗教對於社會經濟生活方面的影響格外引人注目。研究結果顯示，在捷克，宗教透過參加教會活動對稅收遵從起到了正面作用，而國家自豪感支持了稅收道德。然而，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和對政府的態度與稅收遵從無關。這些發現表明，捷克在宗教與稅收遵從關係上與其他國家無異，但政府在提高稅收遵從方面的作用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捷克是一個位於中歐的國家，具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捷克的文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它豐富的歷史遺產和地理位置，使其成為西歐和東歐文化的交匯點。捷克的宗教景觀也非常獨特，它是歐洲最無神論的國家之一，這種宗教立場與其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捷克曾經是宗教改革的中心，16世紀時轉向了新教，隨後經歷了胡斯戰爭和面對來自全歐洲的十字軍軍隊。最終，在1620年捷克新教勢力在白山之戰中被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擊敗後，天主教被重新確立。這段歷史導致了捷克人對宗教的中立態度，儘管在南摩拉維亞等地區仍有天主教的堅固據點。這種宗教中立性反映在捷克社會的許多方面，包括對教會和宗教活動的參與程度。

捷克的宗教活動與稅收遵從之間的關係反映了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特別是在考慮到捷克是歐洲最無神論的國家之一的背景下。研究發現，參加教會活動在捷克對稅收道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這意味著，儘管捷克社會對於宗教的信仰程度不高，但教會參與對於促進稅收遵從和提高稅收道德有積極作用。這表明在捷克，宗教活動，特別是參與教會的活動，能夠促進公民對公共財政的支持，這是通過增強社會凝聚力和提升個人在社會中的道德責任感來實現的。

研究還指出，參與教會活動的正面效應在控制了年齡、性別、教育、收入、婚姻狀況、就業狀態和職業後仍然存在。然而，對神的信仰程度或者神在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並沒有顯示出對稅收道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影響。這表明，在捷克，人們的行動（如參加教會活動）比他們聲稱的信仰更能夠對稅收道德產生影響​​。

這些發現強調了宗教參與在提升稅收遵從中的角色，即使在一個宗教信仰不是社會主流的國家。它也指出了在提高稅收遵從方面，行動比信念更重要，並且社會凝聚力和公共道德責任感在稅收道德形成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儘管捷克是一個高度無神論的國家，但研究發現，教會參與對稅收遵從有正面影響。這意味著，即使在信仰水平不高的社會中，宗教活動也能促進社會公德的形成和維護，包括對公共財政的支持。此外，捷克人對國家的自豪感強烈，這種情感支持了稅收道德的形成。然而，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度和對政府的態度與稅收遵從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這與其他國家相比，顯示出捷克在提升稅收遵從方面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和機會​​。

Strielkowski, W.; Čábelková, I. Religion, Culture, and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Religions 2015, 6, 657-669. https://doi.org/10.3390/rel6020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