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Ethnicity, Polit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darin Trade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

oranges 在東南亞的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是否都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的差異？是否有其它因素造就東南亞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活動？公元1985年，在馬來西亞，發生了「柑桔事件」，我們當然可以膚淺地說那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華人與馬來人的格格不入，加上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作為稻草人，所以有政府、馬來人企業、華人企業、華人零售商…等全輸的局面。不過《Ethnicity, Polit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darin Trade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有不一樣的看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研究：

 
柑桔這個季節性的水果除了是金色的之外，它在粵語的發音是Gum，聽起來像「金」，使它對華人有特殊的意義，而且只有來自中國的橘子才叫「柑」，其它地方的是「橙」，「柑」是金，「橙」就是只一般的橘子。柑的貿易網絡從生產、分配到消費，幾乎都由華人所主導。華人在柑和其它來自中國商品的連結，被馬來政府視為壟斷，於是採取了一連串包括進口限制或禁止從第三地轉口。
 
馬來政府從1970年開始，試圖干預原先放任式的經濟模式，從1971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目標在幫助馬來人有更好的經濟地位並藉由提高薪資和就業機會，消除馬來人的貧窮。也試圖透過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打破華人在各項來自中國的商品的「壟斷」。馬來政府認為中國國營企業會選擇PERNAS(一個試圖壟斷華人貿易網絡的馬來公司)，而放棄和第三地的華人交易。血濃於水的中國人，似乎不被這樣的態勢給裂解。從柑桔事件裡，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馬來政府頒佈了許多特許(approved permit, AP)試圖干預行之多年的華人貿易網絡，許多政客則訴諸華人族群或文化上的情感，甚至參於執政的華人還被認為出賣華人利益。在柑桔事件，華人小販因為原本大盤商長期供應，沒有其它橘子來源；另外，因為這長期的關係，小販們可以從大盤商那邊取得更低的價格，並保證供量充足；最後，基於那「反馬來人」(anti-bumiputra)的華人情感，華人小販參與抵制。
 
消費者們則不再執著「柑」，而以「橘子」取代，不論是來自台灣(偽中國人)或巴基斯坦(非中國人)。這麼看來，華人還算是務實的，在特殊情況下，還是可以有彈性的、有妥協空間的。到頭來，馬來政府在這次事件下，失去了信用和華人的支持；中國的生產者和出口者、第三國的轉口者、馬來西亞的進口者(華人和馬來人的公司)和消費者也因此事件付出代價。這幾乎是一個全輸的狀態。
 
華人的貿易網絡是長年來由散落在各國、各地的華人所連結成的，這具有長期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連結，即使同樣是華人都難打入另一個華人的網絡，正如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打不入新加坡華人的貿易網絡。
 
從消費各種來自中國商品的情況來看，東南亞的華人只從經濟上的角度來看待，只是華人們會以族群或文化的意義去解讀這樣的行為。柑桔事件正是句話最佳的例證。文化上的重要性是被附加上去的，因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仍可以從其它地方取代。出自於經濟上的利益，而從政治上訴諸族群情感，我想這是政府在執行政策時始料未及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因為這樣的貿易網絡很有效率，而且這樣近乎壟斷的存在使利潤大大地提高。這也是為什麼華人期冀維持這樣的網絡關係。
 
站在華人的角度想，壟斷橘子貿易可以有最大的獲利；但以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不是因為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卻只能透過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來對橘子訂價，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馬來人、印度人也想吃橘子呀！
 
由這文章，我認為可以討論以下問題：倘若現在被壟斷的是如「華語教學」這種本來就專屬於華人的市場，馬來政府可以有什麼樣應對的政策？

我讀《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

華人網絡 經濟上，華人在東南亞是成功的，有人將其歸功於族群文化，但也有人認為是歷史因素，龔宜君老師於《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一文中認為「世界華人商業網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世界華人商業網絡」外，東南亞各國的中小企業的跨國商業網絡又是如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內容與心得：

 
解釋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功大致有兩類，其分別為族群文化和歷史因素，但這些解釋有其缺陷：
 
文化上，華人社會有個「互助會」的制，這樣的制度使華人能夠透過人際網絡和組織積累資本；亞洲四小龍裡，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甚至韓國，也都試圖用儒家文化來說明華人文化造就經濟奇蹟。然而，文化的解釋是主觀的而脫離社會歷史脈絡的，也有人用「儒家文化」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出色的資本家，同樣的文化解釋卻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結果。
 
歷史上，華人的「寄居經驗」使他們成為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在歐洲殖民時期或當地王國統治下，上層有殖民/統治者，中層是華人，下層則由原生住民或外來移民從事勞力生產工作。有人比較了華人和馬來人在工廠經營的情況，兩者的效率相當，不過由於華人在東南亞有較久的貿易資產，這包括資本、事業經驗、貿易和消費網絡等，華人有較大的規模。所以，族群並不造就經濟上的差別，差別是因為歷史經歷不同。
 
龔宜君老師認為除了文化或歷史上的解釋，「華人網絡」可以更清楚地說明華人在東南亞經濟上的成功。透過「網絡」，華人間的交易可以降低成本。同時，因為「信任」和「互惠」的長期合作關係，不一定要有契約，網絡內的個體就可以有網絡外的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這華人「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裡，由於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或菲律賓出現過被排擠或被歧視的經驗，這更加強了華人的凝聚。
 
在大企業中，檢視印尼沙林集團的林紹良、馬來西亞香格里拉集團的郭鶴年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為聯結點，大致可以看出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商業網絡。中小企業，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對海外的投資，通常選擇有地理、文化、結構相似性的國家或地區。吸引台灣中小企業往東南亞有四分之一都是由地主國發起的。這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華人網絡在商業貿易所扮演的角色。
 
的確，華人在東南亞有「先佔」的優勢，而如何發揮這樣的優勢，我有以下問題：在華語教學市場裡，是否也存在著「華人網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是否會破壞這可能的「華人網絡」？面對孔子學院，這樣的「華人網絡」於東南亞或其它市場，會產生抗拒或同化？
 

我讀《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三

海峽殖民地 商人們與東南亞的貿易有季節性，隨著季風往返中國和東南亞。然而，有些地方如巴達維亞得花比較多時間，商人留在那邊的時間就會超過一季了。清朝的國防政策一開始禁止海上貿易，因為東南沿海和台灣都有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但利之所趨，大家還是偷偷地進行貿易，海上貿易是如此重要，特別是對於那些較富裕的省份，這是不可或缺的生計。

 
沿海省份在海禁政策下，許多和海上貿易的產業因此得裁員，人口成長加上土地貧瘠刺激勞動力急於輸出，同時中央政府又無法有經濟發展下的稅收，於是乾隆宣佈恢愎海上貿易，這才解決了這些東南沿海省份的問題。輸出的勞動力可能到東南亞採礦或從事農業生產。
 
於東南亞地區，華人移民、商人可以從三個地方獲得好處，他們分別是歐洲殖民港口、當地王國以及東南亞的稻米農業。華人只要滲透到這個貿易網絡，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介入通路，與當地的統治者合作，不管是馬來亞的拉惹、暹邏國王或歐洲殖民者，使這些統治者有利可圖並支持外貿，華人就有機會獲利。
 
工業革命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這包含在東南亞的華人，更大規模地開採被建立，而趨使更多華人移民進入東南亞地區。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建立了自由貿易區，由於關稅互信，荷蘭、西班牙和暹邏提供了吸引華商的誘因，亦加速了華人到東南亞地區的移民。
 
在新加坡，峇峇(原本來自漳州和泉州的閩南人)和其後代主導商業及社會上的事務，這些人是社會的上層階級，英國殖民者也認為這些人比起其它華人「更開化」。於是這些人，成了英國和後來的華人移民者的中間人了。新加坡不只是海峽殖民地的行政核心，它同時是一個華人移民的轉運站。由一群在上層的華人，透過契約，來控制新來的群欠債的華人。
 
東南亞的殖民系統(不論歐洲殖民、暹邏殖民或越南殖民)若沒有華人移民是沒有辦法建立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是很樂意與外國人合作的，所謂的「國家」或「公民」壓根不是華人腦袋裡原本就有的概念。在東南亞各地，不論當地是否有政權，華人總是能在那邊活動並進行貿易。
 
讀完這一章後，我會用理解歐洲殖民的方式去理解暹邏殖民；但更值得讓人注意的是，除了「工業革命」在物質上影響人類之外，「現代國家」的概念也影響著人類，所幸這些思想上、精神上的影響，是我們能夠控制。

我讀《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一

照片 232 華人移民在東南亞擴展華人社群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一是依服在歐洲殖民勢力下，其它沒有被殖民的地方，則是由當地的王國協助。我先分享前半，也就是由華人和歐洲殖民者互動的部分，這包括馬六甲(Malacca)、馬尼拉(Manila)和巴達維亞(Batavia)。在歐洲殖民者進入東南亞地區前，東南亞的華人有兩種角色，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和自主管理的武裝政權。歐洲殖民勢力進入之後，華人是屬於第二階層的，低於歐洲殖民者，但高於當地土著。

 
馬六甲從葡萄牙人治理開始，先和甲必丹(Kaptian，聽起來有點像船長)開始交易，甲必丹是富有的商人，同時可以管理並受到他的社群的敬仰。荷蘭人進來後，甲必丹變成一種像長官的制度，這能夠在單一政權下維持多族群的社會，這樣的間接統治，只要和華人合作，不必同化華人。
 
馬尼拉，當時叫呂宋，西班牙人用大帆船，華人用小帆船，兩人在此交易絲綢、瓷器、白銀。西班牙在馬尼拉的政策是將不同文化的社群分而治之，大多數的殖民經濟也多是依這樣的方式。然而，只要華人願意成為天主教徒，就可以和當地同樣為天主教徒的女子結婚，也享有較高的權利。
 
在巴達維亞的荷蘭人則指派了華人最富有的商人作為甲必丹。歐洲人在東南亞建立勢力，主要因為想和中國進行貿易。在巴達維亞，透過福建經由廈門，許多華人商品進來，而後連日常用品甚至市容都有中國風。華人勢力逐漸蔓延。
 
害怕華人的勢力越來越擴張，歐洲人進行了無數次的屠殺，不過在這之前也發生過由華人發起的殺戮，所以或許這是歐洲人先發制人的行動，因為倘若華人勢力過強，先殺了歐洲人，那歐洲人就什麼都沒了。對歐洲人而言，這是相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歐洲人需要華人，一方面又怕華人反撲。如果華人會反撲，那絕對是來自窮困的苦力，其它富有，作為中間人買辦的華人則寧可長久維持這樣的結構，他們經營賭場、酒、妓女、毒品，這也是華人很容易可以和幫派連結的原因之一。
 
東南亞的華人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福建人可以和當地人通婚，生下來的小孩在馬來西亞有土生華人(Paranakan)，在馬六甲、檳城、新加坡有有峇峇(Baba)，在菲律賓有麥士蒂索人(Mestizo，中南美洲土著與西班牙人的混血兒，也如此稱呼)，文化上、血緣上、制度上，福建人都可以像變色龍一樣。

我讀《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二

rama-1 在大航海時代，歐洲人來到東南亞，殖民了巴達維亞、馬尼拉、馬六甲等地，但仍有一些地方由原本的王國所治理。在這些地方，華人是中間人買辦、城市建立者，也是賦稅的來源，許多地曲如暹邏、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還給華人特許的場地去進行貿易。當地的統治者既有來自中國外匯的收入，有來自當地人民的稅收。日本是個較特殊的地方，不過基本上，相較於歐洲人，日本人比較歡迎華人。

 
中國和暹邏的貿易十三世紀就開始了，到了十八紀紀，甚至有福建人成為負責暹邏外貿的官方部長。暹邏君主的統治體系有點類似歐洲所盛行的殖民政權，這強化了節基(Chakri)政權對當地人的控制。節基政權擴大稅收來源，也解放勞力成為受薪的自由人。暹邏人仍為暹邏人，對於華人也沒有特別的處置。華人可以同時保有中華文化又展現泰國習俗。雙文化和雙語的特質一直是這些華人和中泰混血的資產之一。族群分別的概念都是來自歐洲人的。
 
越南是另一個華人常常前往的地方，可能因為經濟或政治因素。許多富裕的華人移民不願同化的通常會回中國討新娘。在日本的長崎也有華人商人的活動，德川幕府對這些華人商人高度控制，華人學習存活不易。日本人對外國的影響抱持的懷疑的態度，同時德川幕府不需要由外國中間人買辦來作為稅收的來源。
 
不同於上述地方，有當地政權和華人商人的互動。婆羅洲有一群來自廣東的華人(多為客家人)建立了獨立的華人政權。婆羅洲的原住民是達雅族(Dayak)，和客家人有戰爭也有通婚的複雜關係。擁有亭主、爐主等領導人和公司、秘密社會等組織。

我讀《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

葉亞來葉亞來是開發吉隆坡的重要人物之一，不過若從剝削理論來看，葉亞來就是吉隆坡的郭台銘。另外，有個制度由「甲必丹」作為華人領袖，其由殖民政府任命，通常是馬來王候推舉或華人各方言族群提名，我想這也加強葉亞來剝削馬來人和華人的態勢。

吉隆坡是因為開發錫礦而發展的，因為歷史因素(雪蘭莪內戰)使吉隆坡環境惡劣，但因為劉壬光一群人，包括葉亞來等人，堅持開發吉隆坡，所以葉亞來普遍被認為是開發吉隆坡的功臣之一。有著資本家冒險的心態，搭上錫礦價格上漲，葉亞來賺了錢。

葉亞來受劉壬光推舉成為甲必丹，在葉亞來的統治下，社會治安良好，但這是建立在殺雞儆猴般地高壓統治。葉亞來從中國召募華工，也鼓勵馬來人進行農業生產，讓華人和馬來人合作，使錫礦開採順利；同時表現華人民胞物與的傳統，用現在的話就是展現企業的社會責任。葉亞來既贏得名，也贏得利，葉亞來儼然就是當時的郭台銘。

如果再考量英國殖民政府的角色的話，葉亞來就處在半邊埵位置，英國可以引進印度人口，也可以禁止葉亞來把華人送回中國，層層剝削下，最後利益都到了英國殖民政府手上了。「甲必丹」是英國政府以夷制夷對華人或其它族群的間接統治手段，之後由「華民事務秘書」給取代了。

有幸讀《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儘管只是節錄仍覺得多認識了一個人，也多認識了一個殖民政府統治的制度。葉亞來算是個怪咖，除了批判葉亞來有類血汗工廠的壓榨勞工，我也能試圖去理解先民披荊斬刺的冒險泛難，這都是可以拍成電影的感人素材。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人口轉型及社會變遷模式》

intl_sameness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是李美賢老師與楊昊博士翻譯《Southeast Asia –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中譯本，也是在東南亞研究所一年級必修課「現代東南亞研究」的教科書。剛剛讀完了第四章《人口轉型及社會變遷模式》，下面和大家分享心得筆記：

 
東南亞大概是世界上異質性最高的地區，不論是民族、宗教、文化或語言等等，它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區域內各國家發展有快有慢，國家間和國家內的貧富差距差大。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貧窮人數慢慢減少，但緬甸、菲律賓仍處貧窮狀態。
 
「教育」為趨動社會變遷的強大力量，然現行的教育體系重視行政、藝術和法律專業，和市場上的需求不盡符合，儘管東南亞的失業率相較於其它已開發國家是比較低的，約在5巴仙以下。
 
東南亞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誌、報紙，大多是西方導向的，傳遞著西方的家庭觀念、世代關係、同儕關係和性別關係。以我所熟悉的泰國為例，泰國人通常會有較容易讓人記得的小名，從家庭開始，讓爸爸、媽媽叫的小名，過去通常是泰國傳統的詞彙，但最近開始許多用英文名字作為小名的現象，有人希望回歸傳統，推廣泰國人用傳統的小名；此外，根據Master萬事達卡的統計，在亞太地區，泰國女性就業率為第三高，儘次於紐西蘭和澳洲，可見泰國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想這些都是受帶有西方觀點的媒體所影響。從「大家庭」轉換為「核心家庭」也大概是有西方的影響，傳統家庭對財富的流由父母主導，核心家庭的消費則由子女主導。
 
人口成長在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也是差別很大的，以平均壽命來說，新加坡的平均壽命為七十六歲，寮國則為五十二歲，這和該國的公共衛生有關。公共衛生裡，愛滋病防治是很重要的課題之一，柬埔寨、緬甸和泰國被認為是愛滋病有可能迅速擴散的國家，而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也被列為潛在迅速擴散的國家。在我看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有較不隱晦的性工作者，而扼止愛滋病的最佳管道就是安全性行為，據我所知，泰國在「安全性行為」的推動上相當積極。
 
東南亞各國也逐漸面臨人口問題，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面臨生育率太低，但由於平均壽命較短，所以人口結構是年輕的。東南亞地區，國家間和國家內的人口移動也是值得注意的，通常人口稠密處都是高度農業化的地方，較不肥沃的地方，人口也較少了。東南亞各國如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有政府支持地將農業稠密地區的人口，移居到人口稀疏的地方。
 
國家間，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有往外輸出的勞力，這些勞力所匯回的資本，比單純商品還多，成了賺取主要外匯的方式之一。印尼有個地方「西努沙登卡拉」，一年賺到的錢，比整個省的總預算還多。國家內，則有通勤和環遊的移居者，通勤有賴該國的交通建設，移居者則住在城市，因為那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儘管如此，人們普遍仍認為小孩子在鄉村長大比較不會受到負面和非傳統的影響，我最近在看的泰國戲劇《霹靂兒媳》就是這樣，女主角當警察在曼谷工作也住在曼谷，但是她的家人包括爸爸、媽媽和妹妹仍住在Sinburi的鄉下。
 
我對其它國家不太熟悉，所以當課本說到……的時候，我只能聯想到泰國的……和其相符的例子。東南亞各國的差異很多，真要歸納出一些共同點，還真不太容易，所以我真佩服這本書的作者。

我讀《Pariah capitalism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

pariahcapitalism 這一篇是《Pariah capitalism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開頭就出現一個很陌生的生詞「Pariah」，翻譯是「賤民」，是印度南部一個低階的族群，通常這些人是被放棄的、被流放的。古典的社會學理論無法解釋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如何發展，觀察華人移民應該再納入其歷史和組織，以較大的理論模型來理解會比較恰當。所謂的「賤民資本主義」(pariah capitalism )指的是那些因為有流離經驗(sojourning experience)使其經濟表現地更為出色，而東南亞華人移民，正是這樣的例子。

 
文章內還有個詞「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c)，指得是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的一種概念，是古代中國的一種世界觀。移居東南亞的華人都認為自己只是暫時居住在東南亞，之所以有經濟上的成功是因為其遵循中國傳統美德，是節約、理性的行為，同時因為是流離、外放的人，所以也有強烈社會階層意識。
 
Blalock有一個「中間人少數」(middleman minority)的理論，這是專門用來形容移民者的，這些人節儉而且和移居地的人們互動有限。由於其是外來者，所以移居地的其它族裔團體常常指責他們。由於，這樣流離的企業通常是短命的，所以掙錢並累積資金和價值觀是中間人普遍的想法，而民族的團結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東南亞的華人經濟必須在一個較大的組織性的脈絡下來看，它可能是企業內也可能是企業間的連結，而且這連結的發展和歷史、族群發展有關。
 
華人很早就開始在南洋貿易，直到十七世紀，英國人和德國人也到這東南亞。華人在南洋的貿易角色隨著英、德人的進入而改變，從原本擴散的、個體戶，轉換成可長久經營的貿易活動。華人同樣扮演中間人(middleman)，蒐集可供出口的產品，並分配、零售進口的產品。
 
華人企業在馬來西亞其特徵為大量流動資金和短命，但這忽略了社會關係。華人社會有著不一樣卻很重的組織性連結，其不只是華人企業的本質，它還將不同企業的命運從各個不同面向給結合在一起了。或許「標會」就是因此連結了貿易和商業，而使得華人都能夠個人放貸來造就「賤民」經濟奇蹟。

我讀《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

武昌起義 過去我們說「南洋」差不多就是現在指得「東南亞」，不過更準確地說，「南洋」是經由海洋所到達的東南亞地區，所以「東南亞」實際上包含了更多內陸地區如越南、寮國、緬甸。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由來以久，從《Maritime Expansion and Chinese Migration》可以略知一二，不過從更早之前，中國就有透過海路訪問東南亞的記錄了！

 
公元前三世紀，中國人就到達越南北部；從五世紀到八世紀期間，也有到印度朝山拜佛的歷史，那時東南亞作為到印度的中間停留站，所以可以說這是文化的海上絲路；八世紀起，朝少拜佛的僧人少了，這裡又香料、芳香植物、珍貴藥材的儲藏所。元朝也大致順應宋朝的南洋貿易政策。直到明朝開始，私人貿易被禁止。
 
原本中國在南洋的貿易多為個人之間的貿易，明朝開始有國家貿易的政策，不過僅止於現金和絲綢的輸出以交換皇室消費品。由於禁令的頒佈，中國人不願過著不安定的生活，加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人的進入，於是南洋貿易的主動權落到西方人手上。然華人已建立的網絡仍在，一六○二年，呂宋島上，西班牙人還對華人發動屠殺。明朝衰落，華人被殺也不能做什麼。
 
清朝，約二十年間，還將中國沿海居民遷移到幾英里後的內陸地區，為了杜絕居民與明朝勤王者的交流。同時(十八世紀)，這也是中國對暹邏產生動大影響的時期。暹羅諸王任用華人為濟顧問，並特許經營自然資源。然械，由於歐洲人的進入，在暹羅，華人仍有中間人的作用，但其它地方，華人已成了歐洲人的代理人。
 
歐洲人和中國人進入南洋的前提不同，歐洲政府為了擴展勢力，中國人認為南洋貿易不足取；歐洲有原先國內商業組織為基礎，華人則只積聚私人財產，多為小商號。值得一提的是，這時英國在新加坡的港口成為貿易中心，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取得香港，還引進自由港制度。
 
中國經濟的崩潰，給太平天國起前有了正當的理由。起義失敗後，清朝仍衰落，而太平天國的支持者或倖存者也在這時候離開中國。許多提倡革命的人轉往向南洋華人尋求支持，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也在東南亞奔走，傳宣革命思想。
 
二十世紀的人口統計，華人在東南亞地區如印度、菲律賓、印度的人口都未超過百分之三，而馬來西亞和暹羅在某些地區的華人人口則達到百分之三十。在一九二○年之前，境內的華人總是很快地被同化，之後暹羅政府面臨出現純粹華人家庭的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民族主義」，南洋華人靠著「民族主義」於東南亞地區自成社會，使東南亞移民意而自己和中國的聯繫。中國政府支持華人在東南亞的經濟，卻不希望華人關注當地政治，同樣接受來自西方的政治或教育思想，經過中國傳入，就更容易被接受和傳播。
 
儘管中國大陸有共產黨，中華民國台灣有國民黨，但馬來西亞兩者都不同情，甚至有第至有第三個集團，這些人大多是接受英國系統的教育。在暹羅的華人同化了，馬來西亞的是唯一對「南洋華人」提出難題的國家，隨者東南亞各民族國家的發展，華人已經成為孤立社區，或許得永遠作為一個外國人在馬來西亞生活，或許有朝一日會返回中國。
 
華人在東南亞的移民實在太有意思了！

我讀《國際遷徙與移民：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

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前一陣子，勞委會打算提高基本薪資的時候，有一股反對的聲音指稱「提高基本薪資，只有外勞受惠，一般本來薪水就比較高的受薪階級，不會有影響。」這個看似正確，其實正是乎略了「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下面為我閱讀「移民帶經濟利益」的筆記心得：

世界上富有的國家多是由外來移民和移民後裔所組成的，美國、澳洲、加拿大，乃至南非。而最近在走下坡的日本，雖然我們無法說它是因為沒有外籍勞工的移入所以走下坡，但日本的確是一個沒有顯著外籍勞工流入的國家。

有人抗議外來移民稱，外來移民搶走本地勞工的工作。但我們應該想想，這些外來移民所拿走的工作是哪些工作？如果外來移民不去做，本地勞工會去做嗎？外來移民若進行的是本地勞工不願意做的工作，則因為有外來移民使社會經濟活動能夠持續；若是專門技術外來勞工，這也是因應本地工業發展需求，而招徠國外的技術勞工。事實上，只要提高薪資就可以吸引本地勞工從事那些3D工作，但雇主都不願意這麼做，雇主多偏好本地勞工和外來勞工共同存在的「雙勞動市場」。

外來勞工還可以作為緩衝期的媒介，雇主可以在急需人手時招募他們，只要勞力過剩或需求不再時，立刻遣散；此外，外來勞工也有助於維繫老舊行業於不墜，以成衣業來說，它在許多富有國家生存下來了，因為其進行了產業的升級，從設計，到承包，再轉包，最後外籍勞工可能得到只有百分之五的利潤。

外勞的進入，使本國勞工能夠從事待遇較好的工作。原本必須在家裡照顧小孩的婦女，現在可以外出工作，因為外勞可以照顧小孩，而職業婦女可以賺到更多錢。

你可能會說景氣不好時，外勞就會壓低本勞工的待遇了！事實上，如果你曾經是白領階級的工作者，你絕對不會在一失業後，馬上投入建築工地擔任藍領階級。但這些外來移民會持續在原本工作崗位，使社會持續運作。那麼，外來移民會排擠福利制度嗎？通常，外來移民對國家貢獻的稅賦是遠遠高於其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所以外來移民反而是造就更好、更豐沛的福利制度。

外來移民「可能」解決人口遞減的問題，特別在現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面臨少子化的問題。富國人口遞減對地球可以減少負擔，但更重要的是人口老年化，如此每個人所需要扶養的人增加。這時，如果有國外年輕移民將能夠調整人口結構。然而，將流入人口維持在年輕族群是困難的。總言之，人口老化不是移民可以解決的，還應該搭配提高生育率、提高退休年齡、提高稅賦。

經濟上，我們很難提出一個反對外來移民的理由。即便我們清楚移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功能，提供現成勞動力來源，幫助彌補人口衰減不足，但移民接納國的國民是否相信這些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