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一

IMGP3330 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都有許多義大利人，但這些義大利人不會被稱為「海外義大利人」，同時他們對居住國(即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華人卻面臨這樣的問題。曾經有人提出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接著演變成華人威脅論(Chinese threat theory)，在樣的政治氛圍下，這些種族上的華人(ethnic chinese)是感到很不自在的。

 
人類學對於種族和認同以下了解：一、它是和文化有關的；二、人們可以有多重認同，這是不互斥的。例如，馬來西亞的峇峇認為峇峇是個方言族群(是潮洲人也是廣東人)，也是華裔馬來人。對許多華人而言，作為一個華人指得是生於華人家庭並且社會化成華人。在不同的環境、社會和政治氛圍下，種族華人也有多元的文化認同，這些種族華人對當地的認同是不能被忽略的，而且《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作者陳志明(Tan Chee Beng)，認為世界上也未形成華人社群。
 
歐洲殖民時期，華人一直居於少數中間人的位置，國家獨立之後，土著菁英得到權力，當地華人也必需改變以適應新環境。陳禎祿(Tan Cheng Lock)在當時就領導了政黨向當權者爭取華人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對峇峇而言，國家自殖民者獨立，只是政治上的忠誠度由殖民政府轉換到一個新的當地政府罷了！甚至有華人作家寫作鼓吹愛國(馬來西亞)思想，儘管有些人仍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人也都死了或回到中國了。
 
在現代，大部份的華人在東南亞都是擁有其居住國的公民身分了，但印尼的種族華人在申請印尼公民身份時仍有許多官僚瑣碎的細節。這些華人都是已經有高度本土化的經驗，但本土化並不使這些人減少政治上「中華民族」的表態。在印尼，這些華人被叫Orang Tionghua，而不是Orang China，這多多少少體現了他們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對中國政治的認同。馬來西亞也有類似的情況，不過當他們說某個人是Cina時，這通常是在笑這個人不夠本地化。我想這是有點像在台灣，會有人取笑你不會說閩南語是外省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華僑」一詞對那些東南亞已經取得其居住國公民身分的華人而言已經不再適用了。中國大陸的學者目前用「海外華人」來指稱那些種族華人。
 

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二

IMGP2709 本土化(Localization)指的是成長和被社會化於在地場景的過程，因此這會有本土意識並受當地政治和社會結構力量影響，影響的包括種族和文化的認同。從服裝、食物和語言來看，華人在吉蘭丹(Kelantan)，一個泰馬相結連的地方，就深受馬來人和泰國人的影響。峇峇也是如此，儘管有大量華人從中國湧入，峇峇的本土化地程度仍很高，他們和馬來女子通婚，並習得馬來語，同時保留傳統中國習俗，許多傳統的潮洲婚禮儀式還能在峇峇身上看到，而且他們引以為豪。

 
峇峇，相較於其它東南亞華人，是比較本土化的華人，在未有政治力介入之前，這一直是在一個多文化互重的脈絡下形成的。但當「國語」和「國家教育」開始推行時。一開始所有用英語上課的學校通通改為以馬來語上課，這使得華人學生的英語變得不那麼流利，也開始說馬來語。人們第一次見面時，也不再說英語或華語，而改以用馬來語為主要語言。有些受華語教育的學生認為那些不會讀寫華語的華人不算是華人，華人仍是很重要的類別，但受馬來語教育的華人將成為新的類別，而且越來越重要。同時，那些說英語的華人也持續存在。
 
從馬來西亞的例子來看，華人的認同是相當複雜的，這表現在文化和種族上。在東南亞各個國家裡，對各個種族華人而言，種族上或文化上的認同都融合了在地的經驗。在印尼，禁止華語出版品和關閉華文學校也影響著當地華人的認同。在這樣由政府主道的同化政策下，有些華人同化成穆斯林了，但有更多華人認為不是受到外力的影響才是自然的發展與同化。
 
在無法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的華人認同時，這些華人在文化表達時就顯得特別小心。馬來西亞政府曾經批評中國的「舞獅」是沒有馬來風的，馬來人應該要「舞虎」。這反倒引起來華人的反彈，更加深了「舞獅」在馬來西亞的普及。物極必反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在冷戰期間，這些東南亞華人被視為共產黨的同情者，而且是指在東南亞進行破壞，與中國共產黨裡應外合，不擇手段意圖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fifth column)。這樣的質疑對華人效忠其居住國的國家是很不容易的，但華人為什麼仍能同成到可以被接受，而且與當地整合呢？文化大融爐(melting pot)曾經是很紅的說法，但現在我們講文化多化論(cultural pluralism)。
 
儘管有中國威脅論或華人威脅論這樣的論調，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強大，華人認同卻是可以作為從中國獲利的重要資本。大部分國家投資或觀光中國大陸的華人，通常是因為經濟上或文化上的誘因，甚少被認為是因為政治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比較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商人競逐中國大陸這個大市場。一般外國人，如美國人、日本人投資中國大陸，就當一般外資；但種族華人在投資中國大陸時，他們的政治傾向、忠誠度和外國的公民身份就會受到檢視。
 
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不代表就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便東南亞華人在後冷戰時期也應該只是被視為華人家庭或和華人有親屬關係的，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大中國」或「中華經濟圈」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人想要將東南亞華人也包括進來的用語；許多東南亞的學者覺得不舒服。
 
世界上的華人大概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權議題上惡明昭彰，但隨著中華文明、城市化的進展，各地華人漸逐認同「作為一個華人」，但和「中國這個國家」無關。這些華人在歷史上、文化上和中國的關連必須從政治上切割。某個程度來講，種族華人的行為比較像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嚮往中東那個伊斯蘭文明，特別是阿拉伯。

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三

IMGP1506 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華人組織，這個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是一個很有用的交流平台，但這也還得有語言支持才行。通常各國華人的華語程度是參差不齊的。在跨國交流時，說英語的華人和只說華語的華人碰到一塊兒，他們的共同認同就僅止於中華文明而已；但若兩個人都能說華語，就能對中華文明或華語有更直接的交流。區分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是很重要的，區分國族認同和建立在文明種族的跨國網絡也是同等重要。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中國的華人和種族華人才開始有較頻繁的接觸。這可能是透過世界會議的召開，以「交流」為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吸引種族華人往中國大陸投資，確實這些種族華人也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文化上、經濟上、宗教上的宗教逐漸展開。
 
對於種族和華人種族在東南亞，我們可以有三個層次的認識：一、族群認同是多層次，也可以是複合的多重認同；二、在地生活經驗會形塑族群認同，這就是所謂的「本土化」；三、近代的族群認同常常和現居國連結。
 
反觀台灣的例子，中華民國曾經在台灣推行國語，有人說當時若說閩南語就得被罰錢，正如印尼的華人在國家的力量下，關了華文學校和華文出版品一樣，這樣就是一個不自然的發展。不過，若當時沒有這樣的外力介入，或許國家就沒有一個共同的語，外省人有各自的方言，原住民講南島語，早期的漢人移民講閩南語或客家語，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就會發生如「二二八事件」的情事，這也是華人移民史中常常有方言族群械鬥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語言不通嘛！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和諧社會得依靠語言的統一；然而庶民被迫放棄講自己習慣的語言，總是想要反抗。只是台灣人沒有反抗，這樣的怨氣積累到近代，李登輝把「本土化」和「台灣國」連結在一起，陳水扁也跟著藉題發揮，試圖把所以講閩南語的人都吸引過來，並以外省人作為打倒的對象，「去中國化」之類的活動應孕而生。
 
事實上，人們都知道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或其它層面的認同是可以多重且不一樣的。若試圖以其它層面的認同來影響大多數人以獲得政治上的利益，這樣的人始終會被選民唾棄的。龍應台曾說：「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但目前這種政權所統治的中國絕對不是我的祖國。」正是這樣的道理。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IMGP3192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
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
三、特殊的管理實踐
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
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二

P1020934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
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
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陸海空交通運輸與發展》一

DSC03632 交通運輸在國家和區域發中的重要與普遍性眾所皆知，經濟成長的潛力需要交通運輸，彼此互相產生正的影響。若農村沒有交通運輸，它將停留在僅能生持生計的階段，而且這也妨礙了政治和社會的成熟。交通的發展可以使資源被開發，及造成市場和產品的連結，這是經濟上的影響，但它還會帶來文化、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陸海空交通運輸與發展》這一章，簡介了近代東南亞交通發展狀況，然而日新月異，東南亞交通的發展已非昔日阿蒙，我也將分享一些個人的小發現，希望個人的小小分享，可以更貼近代東南亞的交通發展。

 
在馬來西亞和印尼，早期的鐵公路發展多是基於資源開發而建設。因為英國和荷蘭殖民，馬來西亞西蓋了鐵路作為可靠及便宜的搬運方法，同時公路也連結沿鐵路的農業和錫礦產地，這提供了政治和行政的便利性；印尼則集中發展基本公路系統，且多集中於爪哇島。菲律賓的破碎地形，使其利用海運作為主要運輸方式；泰國在昭拍耶河有水路作為中距離的航運，而鐵路發展是因為政治因素而建造，直到1930年代公路網絡密度才趕上水路的密度。印支半島三個國家的發展都比較慢。
 
馬來西亞政府改善農田和市場間的道路，增加農業生產，藉此提高農村的生產力和收入；印尼同樣投入注意力於農村道路的建立；泰國則使農村道路的分佈盡量地平均分配在各各地區，但許多道路仍有季節性，因為一下雨，就無法通行了。
 
改善交通對改銀農產品、行銷和生產，以及教育和醫療設施的使用都有正面的影響，但如何改善交通，或怎麼改善交通則是國家應該決定的難題。同時，道路的擴展會影響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有能力的人移居到都市地區，技藝被帶到都市，結果只有同有的人從改善的交通中受益，農村內的貧富差距反而增大了。交通的發展和當地的農業潛力、農村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以及個人和貨物運輸服務的供應有用，同時還得投資農村電力、灌溉和農信貸，才有成功的可能。各國也發展高速公路，許多東南亞國家政府都讓私人企業來經營收費道路。
 
原來用來載貨的鐵路開始轉型為乘客為主，馬來西亞和泰國都是如此。而進入以節能減碳，以環保為最優先價值的時代，鐵路甚至高速鐵路的發展一定會成為主流的趨勢。從中國大陸的高速鐵路開始，美國、歐洲也陸續加碼高速鐵路的開展。中國大陸已經開通許多路線，美國才正要投入包括舊金山和洛杉磯及波士頓和華盛頓的路線，而歐洲近日則開通了英法之間的海底隧道和貫穿阿爾卑斯山的隧道。日前，中國大陸還有三個高速鐵路路線等著開展，第一條從北京到倫敦，屆時只要兩天的時間，就可以從北京旅遊到倫敦了；第二條則經由俄羅斯到德國；第三條從經過越南到泰國。我認為比起公路的建設，這些鐵路的大眾運輸更值得東南亞國家致力發展。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陸海空交通運輸與發展》二

 都市的交通運輸系統在東南亞非常有意思，它包括逐漸消失的傳統運輸方式和民營交通運輸工具。東南亞各國政府都試圖想去管理這些多元的交通系統。下面我將分享一些過去在東南亞旅遊的照片，讓大家更容易了解這些交通工具，畢竟有圖有真相嘛！

曼谷的昭拍耶河上的水運：
 IMG_0875
 
金三角的水運：
PIC_0258
 
吉隆坡展示用的三輪車：
 
 照片 272
曼谷郊區的雙條：
 照片 008
芭達雅的雙條： 
 PIC_0107
 
馬尼拉的吉普尼：
 PIC_0058
 
曼谷郊區連結易三倉大學(Assumption University)的彈性大眾運輸(Paratransit)：
 IMG_2006 

我覺得這些逐漸消失的傳統運輸形式都相當有趣，而且常常是窮人的好朋友。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陸海空交通運輸與發展》三

PIC_0108 公共運輸是龐雜的事業，東南亞各國政府都主導了交通運輸的規劃。「傳統」的交通運輸如公車和火車是政府所認同的，而世界銀行則認為「非傳統」的交通運輸，即那些非正規或非公司性的低技術部門，或個人操控的三輸車及小巴士模式也得支持，因為儘管政府補貼虧損的公車路線，但低收入的民眾備無力負擔所需票價，往貧窮地區的路線仍靠這些「非傳統」的交通運輸連結。

 
東南亞的港口形態和營運在殖民時期就定型了，但其無助於現在的出口經濟。比較發展有成的包括泰國私人經營的南查邦港(Leam chabang)、新加坡港。南查邦港也作為天然資源輸出的港口，另外馬來西亞、印尼也有作為資源型出口的港口。菲律賓有許多島嶼，所以港口也很多，境內旅客使用頻繁，然而菲律賓卻是航海意外和死亡事故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東南亞，許多國家的鐵路和公路仍在低度或零開發，但有了國內空中運輸，使偏遠地區能被整合到國家經濟之中。許多市中心到偏遠地區的路線，甚至由政府補貼使航線持續連結城鄉。此外，國際航空也快速發展，東南亞人民出國和因為觀光到東南亞的國外旅客都影響著這些空中運輸的改革，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都擁有很具競爭力的國際機場。菲律賓儘管地理位置稍差，但藉其擁有英語能力的勞工，仍吸引了物流公司在菲律賓設據點。
 
東南亞的航空業發展，在政府逐漸退出之後，國營航空轉型為民營航空，也使航空業有相當多元的發展。新加坡航空在國家支持下，透過樟宜機場歡迎各國航空公司降落，開啟許多航線，每次飛機起降費用只要約莫五萬台幣(仁川機場也正在仿效樟宜機場，每次飛機起降費用約莫一萬五千台幣)。由於機場吞吐量變大，新加坡航空也因此多出許多旅客搭乘的機會。後來，新加坡航空和馬來西亞航空都國營變民營了。我希望航空業的發展的趨勢往廉價航空發展，正如亞洲航空(Air Asia)說的：「讓每個人都搭得起飛機。」(Everyone can fly.)

我讀《女性的想像與現實：中港跨境一夫多妻關係》

二奶是絕對要打倒的...是撲倒還是打倒? 我們常常聽到「包二奶」，但卻常常只是透過媒體來認識「包二奶」，譚少薇的《女性的想像與現實：中港跨境一夫多妻關係》，從女性的角度來討論「包二奶」，並且有香港女性和中國大陸女性兩組作為對照，下面和大家分享其研究和心得：

 
大陸和香港兩地往返的流動人員中，有78巴仙都是男性，這顯然和社會上男女分工和男女流動性規範有關，這可能是因為不同的性別有不同的家庭責任，所以權力上就有所差異。當我們用「包二奶」一詞時，其實是將女性物化，忽略了女性作為人的主體性。
 
「包二奶」指的是男性與合法妻子以外的女子在異地建立固定的關係，男生提供經濟上的供給，女生則提供性和伴侶關係、家務勞動等。儘管這樣的現象，在男性和女性的所在地大多不合法，但在兩地擁有妻子，卻是男性社會地位的象徵。以香港和大陸來說，這就是兩地的經濟差距造成「包二奶」的現象。然而，從香港女性和大陸女性來看包二奶卻有更多不一樣的觀點。
 
香港女性認為「包二奶」行為是一段長期而有固定對象的婚外情，而且二奶們會主動誘惑男性。這些香港女性認為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動常，容易被年輕漂亮的二奶吸引；同時，同儕的影響加上二奶主動引誘，「包二奶」的行為是勢必發生的。香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由來以久，所以男性的成就在家戶外，女性的成就在家戶之中。而家戶或家庭的維繫都圍繞著丈夫，所以一但與丈夫的感情基礎崩裂了，女性也只能選擇離開而已。
 
中國大陸女性看「包二奶」則較多元。有人說太太的功能是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而二奶則是滿足男人自己的需要；也有人說二奶多是貧窮地方來的，因為被包養而富有了之後，就開始消費、休閒了，物質方面提高了，這是人向上流動的正常行為；不過也有人認為被包養是無法和父母親交待的，道德上是不被允許的。
 
實際上，被「包」人又怎麼看「包二奶」呢？我們總以為二奶是住男方買的房子，但也有許多是男女雙方合資租用或住公司宿舍及親戚家的。而且，我們總以為男方是比較有錢的一方，但也有二奶是幫男方還債，在物質上為男方付出的。不過，很多二奶並不知道男方另有家庭，而男方也多用老婆、女朋友或朋友稱呼，只有少數會用二奶自稱。通常這些二奶們的家人是不知道自己女兒二奶的身份。
 
媒體在妻子、二奶和丈夫三者之間的報導是給予不一樣的道德批判的。對於妻子，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問題根源(因為她結婚後不打扮，讓丈夫移情別戀)；對於二奶，則是被物化和妖魔化的對象；對丈夫，則特別寬容，反正只是「逢場作戲」而已。這樣的報導其實鞏了父權意識和制度，延續了對女性權利的壓抑。
 
由於流動人員有78巴仙都是男性，所以「包二奶」的情況也就較容易被發現。或許也有「包小子」的現象，只是這未被披露或以同樣檢視「包二奶」的道德標準來檢視；同時因為數量較少，所以一但有相關情事，我想應該會是被當成像「同性戀開吸毒轟趴」等零星、突發、探奇的新聞報導而已。或許當「包小子」的現象也如「包二奶」一樣普遍的時候，性別的平等也就能真正地被落實了！

我讀《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一

WorkForPeople 底層人民缺乏階級意識，使這些底層人民無法再現(represent)自己，這些人只能被再現(represented)。資本主義的流動性在帝國資本的階級特徵下，使在地族群被相同系統剝削而不自覺。物質上的剝削容易體會，但卻不會和階級認同的政治連結。從生產和消費來看，「使用價值」不再，所有東西都只有「交換價值」了！《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的作者認為，就算不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即使底層人民在跨國情境下，擁有資本、旅遊經驗或多媒體，都無助於發展政治意識，這樣的意識是可以跳脫族群認同、文化和國族意識型態的。而在亞洲，這樣的文化衝突，特別展現在有特權的性別、家庭、族群和國籍。

 
華人是馬來西亞最大一群的少數族群，曾幾何時，中華文化或中國字是被禁止的，但或許台灣人成了馬來西亞的主要投資者，中國字又開始在社會上浮現，典型的「亞洲」家庭倫理、性別階級、以及共同體的資本主義(communitarian caitalism)的國家觀點，開始在社會發酵、傳播。亞洲新富也常常被認為是個人情感和公開政治的交織而被認識。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指的是小孩子們認為他們真正的父母不是父母，而幻想他們的父母是較高社會階級的父母，即作者認為人們對家庭倫理的想像是在社會政治建構下的產物。
 
海外華人在亞洲，是除了日本以外，另一股新富勢力，有許多人認為這和共同體的資本主義有關。海外華人的關係多建立在四海之內皆兄弟和中國意識。這些兄弟似的擬親屬關係是超越區域或政治差別的，語言不是障礙。華人那種基於男性情誼和網絡的社群，是亞洲經濟上最重要的團體，這將使國家政府的意識型態不再有用。
 
郭鶴年(Robert Kuok)是受英國式教育的菁英，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合作並學習米貿易，而他的胞兄弟郭鶴齡(Willie Kuok)則反帝國主義的共產黨。後來郭鶴齡死於英國人手上，郭鶴年則成了亞洲糖王，還有自己的航運、銀行、房地產事業。這樣的報導在華人社群間和富比士發送，許多第一代的大享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和香港的李開誠，都有相當的形象：信用、忠誠、謙遜、溫和、長袖善舞及孝敬父母。
 
有證據顯示，在東南亞的中產層級開始認為華人的商人家庭比起蘇丹式或國王式的家庭更適合、更現代的模式。媒體突顯幾個由窮變富的華人企業家，更使東南亞華人在新的政治容忍下願意「出櫃」說自己是「華人」，泰國的華人也開始強調他們和中國情和中華文化。自由貿易和精化後的華人價值於是成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筷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