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一]

Buring Money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二

Chinese restaurant in Iceland 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如何建立和運作？除了由先到的移民者創立之外，這還依賴他們持續連結原生母國和移民國。下面將會有四個族群的故事：

 
多明尼加就有許多中小企業是由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移民建立，當他們回到多明尼加之後，他們仍然和美國保持連繫。在美國的親朋好友會把錢匯回去多明尼加給公司合夥人。另外，透過多明尼加和美國之間定期往返的旅行，販售新服裝帶來生意，也使人們對移民有更多投資，同時間，在美國置產、開戶。他們從美國帶回新點子和新技能，如速食外送、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手機租售…等。
 
厄瓜多爾有個高地民族歐塔伐蘭(Otavalan, Otavalo)也有類似的故事。歐塔伐蘭人在西班牙殖民時，就擅長生產並販賣服裝，同時發展並學習新的技術。當他們旅行到歐州或北美一些主要城市時，他們也開拓他們的服裝市場，因為這些服裝對那些歐洲人而言是相當新奇的。這使歐塔伐蘭人從他們的文化傳承中找能商業化的價值和利基。
 
薩爾瓦多也是深受外籍社群的跨國社群影響的國家。薩爾瓦多人因為內戰而離開薩爾瓦多，結果反而促成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主要的旅遊和快遞公司從移民和那些在原生國的人開始，先是小規模的生產，而後開展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於薩爾瓦多的省級城市。薩爾瓦多的銀行也將業務開展到移民很多的美國城市如洛杉磯，結果Constancia(啤酒、飲料公司)和CASALCO這些薩爾瓦多組織都建立據點，甚至擁有房地產。薩爾瓦多人離開薩瓦多之後，仍然和家鄉有緊密的連結。
 
華人的移民組織也是一例。華人沒有英語和憑據的知識去從主流的機構獲得信用貸款，為了滿足新移民和新銀行這樣的需求，當地的企業家到台灣和香港募資。許多台灣人或香港企業家這麼做多不是基於華人移民的利益，只是為了躲避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和政治不確定性。這不儘帶了投資上的成功，也使這些華人後裔取得公民身份。
 
這些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現象不只是因為社群成員人數的成長，還包括活動上的質變才有可能。密集的網絡跨越空間的侷限，於是人數可以不斷成長，這些人具有雙語能力，可以輕易地游移於不同文化間，維持在不同國家的家庭，同時追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利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就是如此被創造並放到歷史洪流裡，全球資本主義更提高了跨國勞工的條件和誘引。但我們必須知道，並非所有移民都被納入這跨國化的經濟活動中，也不是每個原生母國的人都受惠。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三

global reggae: reggae as transnational culture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移民現象和過去往北美洲的歐洲移民者不太一樣，現在這些移民多是下定決心把跨國企業作為生存或動員的方法。過去工業發展，產業還能提供一些相對較好的工資，而且那時候地表上的移動是非常花時間，而且是長距離的；而今天的情況是，薪水來源不確定而且很少，於是這加強了移民去發展其它生存路徑。

 
現在的跨國移民擁有過去不曾有相同規模的飛機、電話、傳真機和電子郵件，再結合社會資本的動員，這其實佔盡了地理上不平等的經濟優勢。如果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可以長期並持續地進行，原本經濟菁英和當地統治階層合作的霸權消退，也就是，勞工不再待在原地，可以全球化的也不再只有主流菁英。
 
然而，透過跨國活動獲利的人不會太多，這些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時排除其它後進者進入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加劇。對於此現象長期的影響，作者和我都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廣泛的，而且可以持續滋養那些草根企業。
 
我相信全球化可以讓跨國社群更蓬勃，資源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只要一點點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擁有一點點「人道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就會開始奉獻社會。巴菲特和比爾蓋茲正秉著人道主義，到處募款，同時也將自己的資產奉獻給社會；張君達，一個退休的台灣商人則秉著民族主義，投入心力、財力，並透過新華基金會在幫助大陸偏遠農村的小孩。眾生皆有佛性，啟發每個人的善心，運用個人的智慧，全體人類都能通往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我曾經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第一廣場看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叫「Golden Star」，其實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在台灣有很多，但這一間特別擄獲我的眼球。我認為這間商店學習了台灣便利商店的明亮擺設、空調設備和自動門等，加上貨品來自東南亞和一些少見的進口品，對台灣顧客有新鮮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到這家店去消費。我認為《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在台灣，大多數的東南亞雜貨專賣店的主要顧客仍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不過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顧客群很容易就能擴展。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這些商店是否由那些曾經在台灣工作而今已經返回東南亞國家的早一批返國移民所建立？或者這個商店主人是更早之前，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華人，而現在只是反過來回到中國以價格或資訊的不對稱來獲利？通訊和交通仍會繼續革新，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已經發揮過去傳統社群做不到的效果，對於無法藉由科技革新而改善生活的人們，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

「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

Logic and Rationality make us boring 我在閱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一篇文章的時候，發現了「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這幾個很陌生的詞彙。如果是讀中文的，恐怕就會假裝沒看見地略過；如果不是我負責導讀，我可能不會去看它第二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還算是容易的詞彙，但「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我真是看不懂呀！大家幫我看一下。

 
「使用價值」是一切商品都具有的共同屬性之一。任何物品要想成為商品都必須具有可供人類使用的價值；反之，毫無使用價值的物品是不會成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交換價值」則指的是當一種產品在進行交換時，能換取到其他產品的價值。
 
「使用價值」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是由具體勞動創造的，並且具有質的不可比較性。比如我們不能說橡膠和香蕉哪一個使用價值更多，「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基礎；而「交換價值」則是在一個產品在進行交換時，特別是產品被作為商品在經濟關係中出售及購買時所產出的價值。「交換價值」也常被簡稱為「價值」。
 
比方蓋一棟房子，它需要人力、物力、時間、空間…等，這些都是組成房子的「使用價值」；一但拿到市場上拍賣或交易時，肯定不會是等價地符合人力、物力、時間和空間買賣，這就是「交換價值」或「價值」。「交換價值」就是因為有經濟關係的出售和購買時才產生的。
 
所謂「理性」指得是處理問題時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和自然原則來考慮，而理性的決策時則有四種類型。包括：實踐理性、理論理性、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實踐理性」是有系統地決定什麼是最好的手段或過程以實現這些目標，這樣的理性比較務實的；「理論理性」，則是用抽象的概念如邏輯推理或理論模型來說明，解釋，或了解世界上正在建造的事實；「實質理性」，則是個人對於可以考慮的可能有一個範圍，而且試圖使所有決策都在範圍內而保持一致；「形式理性」則是有一個像官僚的組織，它有一套一體適用的規則，如當代法律和司法系統的形式理性的例子。
 
「形式理性」具有事實的性質，它是關於不同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的判斷；「實質理性」具有價值的性質，它是關於不同價值之間的邏輯關係判斷。「形式理性」主要歸结為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是一種客觀的理性，「實質理性」則基本屬於目的和後果的價值，是一種主觀的理性。「形式理性」是法律上的，「實質理性」則是個人利益的。
 
科技革新不但沒能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只是造成「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

中華會館@Melaka 海外華人組織大致上依以下四種關係連結在一起：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這些組織不會也無法完全複製舊有中國社會制度，而是有彈性地去符合移居地的需求。

 
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叫「幫」(Bang)，就是希望這些遠離家鄉的遊子互相「幫」忙。通常是由先到的人當作領道，例如在馬六甲就有土生華人來帶領從福建新來的人(新墾)；依親屬關係結合的就會建立宗廟，因為幾百年前是一家親，理應有共同的祖先，如邱宗祠或陳宗祠；共同儀式的結合則跨越社會階級，通常較小的方言團體會為了利益而結合在一起以協助新移民者適應生活，葬禮時也就可以動員；兄弟會，或者公司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源自己台灣和中國東南沿海的地下組織，其實就是黑社會，最有名的就是天地會。兄弟會常常強壓契約勞工並引進新移工到東南亞地區。英國殖民者對兄弟會可以說又愛又恨。
 
由於大量且快速的移民，這些人無法同化成當地或融入雙文化的社會中。《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的作者將這些人的社群分為兩種，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為「首要社群」(primary communities)，有一個大中國概念，再進化跨越方言、區域的認同的則稱「次要社群」(secondary communities)，這兩種社群並不互斥，而是互有從屬的。
 
首要社群如「幫」，是基於共同方言和階級的，這些人因為有利可圖而聚集在一起，是有排它性的。此外，它也有助於平衡並對抗外在較大的敵人。後來開始成立層級較高的次要社群，如會館或商館，這就是整個華人的社群，以整個大中國的利益來對抗以白人為主體的結合。
 
較早的移民土生華人和後來者雖有衝突、摩擦，但彼此仍有贊助或仲介關係，土生華人會幫助後來者。土生華人常常就成為當地的商人，負責引進並提供農耕或採礦所需的勞力。土生華人的社會是如此穩定以致於後來者是無法撼動的。殖民時期，土生華人也在階層中，上屬歐洲統治者，下屬印尼土著，作為第二階層「公關」的角色。後來者也建立如學校或報紙來區別自己和土生華人的差別，這使後來者也逐漸擴展自己的勢力。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三

Opium on Film "Dandy-Pacha" (France; 1908-1918) 在東南亞地區，華人資本的累積包括販賣鴉片、投資(穀物貿易或採錫)，這些都生商的連結都是透過家族或方言的關係。較大的企業採用西方管理和財政技術到家族事業裡，小商店則販賣一些來自中國的日用品。儘管，現代企業管理會有外人進入管理階層，但事業的繼承仍多是由家族的男性，外人只從事較低下的工作。於是就讓人認為華人有族群排斥或族群優越感的印象。

 
在中國的華人看來從東南亞「光榮」回來的人，只看到那些人光鮮亮麗的一面，於是也前撲後繼地自己花錢，甚至不惜成為契約勞到東南亞作發財夢。然而，被騙或強迫的勞工，由於長久和家人失去聯絡，常常走到人生的瓶頸。有些較早去的移民「老客」(laoke)更是壞心眼，還設賭場或販賣鴉片讓契約勞工永久不能翻身。
 
其實這些客頭並不會因為壓榨華人而覺得內疚，甚至想要深化這樣的剝削。但這樣的壞名聲總會傳開，於是中國沿海的勞工招募就變得更難了！這時候Kangany(泰米爾語，印度的方言之一)成為勞工召募的中間人，專門召募印度人到馬來亞和緬甸工作。Kangany制度下，受僱者信賴僱用者，甚至有人回到中國把這樣的Kangany帶到中國，相較於華人的僱佣體系，這個不會身陷泥沼。
 
文化是有機的，華人的文化更是體現這樣的彈性，即便在中國本土都還難說出一個「真正」的中華文化，畢竟文化是在特定時空下被實踐的。民族誌學者認為，在人們遠離家鄉之後，文化的體現才會重新被找回並鞏固。在「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說到的四種連結：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就是調色盤上的四種顏色，在中國本土看起來是剛性不可變動的，一但到了華人海外社群時，這四種顏色被重新調和再現以適應新移居地的環境。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想也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博大」，所以在中國本土的體現是多元的，然而到了海外之後，華人可以取用任何部分來使其「精深」，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常常覺得海外華人體現了比中國更有中華文化的錯覺。華人的社群在海外發展多彩多姿，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農村和農業發展的觀點》

IMG_1394 台灣在講農業發展時，喜歡講「三生」，三生指得是生產、生態、生活。然而，看東南亞地區農業發展時，似乎更聚焦在傳統人們對農業的想像，也就是農業的生產。下面分享《東南亞多元與發展：農村和農業發展的觀點》的讀書心得：

 
東南亞農村一直是小規模、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甚至連土地的所有權概念都是殖民時期才被引進的，然而最近數十年，東南亞農村地區卻因為人口成長、商業化和國家主導政策發展，而有大大地改變。人口增加，對食物、土地、水的需求就增加；而現金經濟的需求、國家稅制等商業化的力量，則使農民不再自給自足；國家主導了農村發展政策，於是國家的能力常常就能決定該國農業的發展。菲律賓就試圖透過土地改革，讓土地重新分配、減少租金並增加農夫租佃的保障。官方對該改革的推行是滿意的，然而有人認為其只讓較大的佃農獲益，這反而加速了農村的貧窮問題。
 
引進新科技如新品種的稻米、灌溉技術、化肥、殺蟲劑、農場管理方法或國家政策支持都可以提高農業生產。但除了「生產」之外，若我們期待一個「永續農業」，我們還應該考慮符合人類效益的「生活」和自然資源保育的「生態」。
 
農村發展策略有四個類別：技術官僚、改革主義、激進主義和替代主義。技術官僚由國家制訂是完全由上而下的發展；改革主義則是希望透過土地改革來發展；激進主義則排斥資本主義，透過合作社的共同生產來發展；替代策略則由非政府組織來發展農村。
 
泰國一直將農村發展視為國家發展的優先目標，不過在國家能力有限時，效果也就無法達預期了。泰國政府致力於擴展農業公共建設，如小規模的灌溉水壩，但當地農民需要的學校、照護中心或公共廁所就被忽略了。東南亞地區的農業發展，基本上，仍然會是由國家的農業部門主導，所以國家的能力仍將大大地決定該國農業或農村發展的情況。
 
就我個人對泰國的認識，許多農村的發展不再滯於，傳統上，我們對農村的想像。我去一個地方叫Pai，有人叫它「拜城」，有人叫它「白縣」，它其實就是一個農村，不過卻有比九份有更好的旅遊發展。下面是一些在Pai的遊記、照片集錦和影片(03:15到04:50為Pai的照片)：
 

 
如果你去過Pai，你肯定也會愛上Pai，並且了解什麼叫三生農業的最佳體驗。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一

Peranakan Houses - Koon Seng Road Singapore 交通和通訊的革新使往返的旅行、匯款變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同時，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對母國的連結幾乎中斷，戰亂或蕭條更強化了這樣的中斷。移民在與母國的連結中斷之後，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社群、組織，《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討論了一些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社群。

 
歐洲殖民者對東南亞地區的佔領主要是為了打開貿易市場和掠奪資源，於是移進了其它地區的亞洲人來進行開發。即便如暹邏這樣的本土政權，仍受英國壓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
 
在東印度公司於印尼時期，土生華人(Peranakan，峇峇娘惹)便從原本中間人買辦的角色，成為殖民者和當地土著的中介人。土生華人被賦予收稅的任務，而這樣使華人在當印尼土著中相當不受歡迎，同時荷蘭人也討厭華人。到英國直接統治印尼時，萊弗士(Raffles)想要印尼土著解放，不再受華人剝削於是想採用現金作為稅收，沒想到，這反而加速了華人財富的累積。華人開始從事在印尼進出口貿易，進口中國雜貨並出口印尼商品。
 
同樣的情況(華人從事進出口貿易)也發生在菲律賓。不過這華人已經不再認為自己為華人了，他們傾向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了！文化上，這些華人認為自己擁有更多殖民者西班牙的文化。華人除了一些佛教國家外的同化，大概沒有其它國家像菲律賓這樣，完全可以排除華人的認同。
 
甲必丹制度是以華人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當甲必丹制度不再之後，原本的甲必丹成為亭主，成為福建人的領導。亭主領導著如青雲亭這一類的組織，英國人認為這樣的兄弟會是相當危險的存在。矛盾的是，英國人又得靠這些人收稅，甚至得靠這些人保護。不過相較於之前未有這樣的兄弟會組織，移工的待遇更人道、綁架或威脅也減少、耕作或採礦的工作條件也提升了！
 
在暹邏則不同，由於華人本來就高度地整合進泰國社會，甚至負責暹邏王朝內外國貿易等重要角色。但兄弟會的組織仍在暹邏建立。兄弟會產生的犯罪暴動是當地警察的責任，儘管這些兄弟會是華人組成，但警察主要處理時是並不作群族連帶，因為那些成功且有能力的華人都與皇室合作了。在暹邏，因為華人成功整合進了政治和社會體系，於是族群或文化的對統治者而言並沒有什麼影響。
 

我讀《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

照片 538東南亞地區除了有吸引外資的環境外，對於華人而言還有其擁有華人族群社群的地方特性，海外華人常常是台商跨國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然而台商與當地華人的關係並非和諧，特別在印尼。曾嬿芬老師的《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正好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

產業資本外移的原因除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精細的技術、人員的訓練、彈性的生產組織、社會文化所支持的工作態度、勞工的族群歸類等都是決定設廠的原因。對新興工業國的資本，如台灣商人，則主要投資於鄰近地點，且只限於少數特定區域，因為其具族群、文化和語言的親和性。投資的成敗和族群關係的調適有關，台商於印尼調適和各族群間的社會距離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了。

市場、勞動力和原料為台商主要選擇印尼投資的要素；其它非經濟性要素如政治、社會、族群、宗教等，印尼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地區，都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而華人和非華人的族群衝突是最主要的憂慮。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就是中間人買辦，向印尼土著採購農業產，再轉手荷屬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世界市場。印尼華人和印尼土著的貧富差距大，儘管印尼華人大多入籍為印尼公民，但華人在印尼的「同化」程度仍低，華人尚未被印尼社會完全認同。

華人常常是台商投資東南亞的敲門磚，但投資時間拉長之後，華人的重要性就漸漸降低了！台商和華人在許多方面的想法是有差別的，例如：台商想要永續經營，華僑則擅於短期現金回收；台商試圖了解印尼土著，華僑從歷史的發展認識了刻版印象的印尼土著。於是對於台商而言，華人有時候還可能成為負資產。

「社會資本」是個人動員其歸屬於某一團體的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的能力，也就是關係的結構，這樣的資本包括：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社會規範和制裁。若我們將社會結構分為封閉型(彼此認識彼此認識的人，結構的鑲嵌性)和開放型(彼此不認識彼此認識的人，關係的鑲嵌性)，則台商在印尼大致上可以說是較為開放的結構。於是，當台商受害時，多是透過司法體系來制裁違反期望的行望，因為社會結構裡的人們彼此不認識，不易透過集體來達到制裁的目的。台商也少和當地華人組成志願性團體如商會、聯誼會或運動團體，台商並不積極創造一個可以擴大成為「華人族群」的環境。

Royce認為族群認同是有工具性的，也就是人們傾向選擇對他最有利益的族群認同；Barth認為說「誰不是『我們』」比「誰是『我們』」容易。基於此，在印尼，台商寧可作為華人和印尼土著的旁觀者，儘管印尼土著仍認為台商是華人。台商致力於將自己從「華人」分出來，並以「台灣人」建立族群形象。

台商試圖建立的「台灣人」族群或許是因應印尼特殊的環境而產生，但若今天的事業本身就是華人特屬的產業如「華語教學」或「華文出版」，刻意從「華人」分出來，恐怕不利於在當地經營的情況。另外，台商應加強與當地華人聯誼的機會，試圖以「台灣的華人」來改變印尼土著對於整體「華人」的刻版印象。當地華人不只能成為敲門磚，還可以作為日後華語文事業永續經營的陪跑者。

我讀《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

照片 667經濟全球化有以下特徵：資金的投資往高利潤地區移動；企業以市場潛力和資源獲取為考量；資訊科技讓企業更容易全球佈局；個別消費者的品味和行為趨於一致。對台灣而言，1980年代中期之後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是其在國際化、及跨界生產佈局的建立上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儘管這是受到生產要素成本過高和先進國家客戶降價的壓力，被動到東南亞投資。

台灣商人往東南亞投資可以說是一種「防衛性的對外投資」或「被動的國際化」，也就是迫於國內生產條件的惡化，而將生產基地外移至勞動成本較低、且地理和文化鄰近性高的地區。台商移地建立協力生產網絡模式有四種：一、全面性地移地投資和複製(以英業達為例子。)；二、部分移植；三、單獨赴外投資，但後來仍與台商協力生產網絡整合了；四、由投資國廠商所建立的協力生產網絡。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一文分析了台商在東南亞投資電子產業、紡織及成衣業、機車製造業及鞋業四種產業的生產網絡。

1980年代，東南亞國家以投資資訊電子業為主，台商在這時候進入泰國和馬來西亞，有局部移植協力生產網絡，也有單獨過來的；紡織及成衣業在東南亞的投資則是上游到下游整合，較無空間上的聚集，除了印尼萬隆是到當地才進行整合的，因為印尼華人的紡織產業發展也很久了；機車製造業都是因為越南內銷市場而進行投資，也是先設廠了，再回台灣找衛星工廠赴越投資；鞋業有兩間整合模式各不同，P公司以合資方式，讓原先的生產鏈也往東南亞投資，讓協力廠就在P公司附近。F公司則在台灣採購，但充分利用當地的生產條件。

台灣多為中小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也透過不同模式整合出適合自己的協力生產網絡，這樣組成的生產網絡是多元且複雜的，也因此還不容易有系統地歸納出一個路徑。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前面認為台灣商人往東南亞的投資是被動的，然而機車製造業以開擴市場為主，則是主動地往東南亞投資。華語教學的產業也勢必要以主動地全球化策略去分享東南亞地區市場，否則待孔子學院成氣候之後，台灣商人只能被動地全球化了！華語教學產業的產業鏈則不如以上四個產業那需要較複雜的生產協力網絡，就我小小的腦袋所知，華語教學的產業鏈只要有教材和師資，頂多再搭配一些電子設備，除了教材在當地出版不一定具效益外，其它協力網絡所需的要素都可以在當地快速整合出來，特別是東南亞這些華人很多的地區。

我認為可以討論的問題有華語教學產業如何可以快速在東南亞地區整合出生產協力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