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閱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一篇文章的時候，發現了「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這幾個很陌生的詞彙。如果是讀中文的，恐怕就會假裝沒看見地略過；如果不是我負責導讀，我可能不會去看它第二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還算是容易的詞彙，但「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我真是看不懂呀！大家幫我看一下。

 海外華人組織大致上依以下四種關係連結在一起：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這些組織不會也無法完全複製舊有中國社會制度，而是有彈性地去符合移居地的需求。

 在東南亞地區，華人資本的累積包括販賣鴉片、投資(穀物貿易或採錫)，這些都生商的連結都是透過家族或方言的關係。較大的企業採用西方管理和財政技術到家族事業裡，小商店則販賣一些來自中國的日用品。儘管，現代企業管理會有外人進入管理階層，但事業的繼承仍多是由家族的男性，外人只從事較低下的工作。於是就讓人認為華人有族群排斥或族群優越感的印象。

 台灣在講農業發展時，喜歡講「三生」，三生指得是生產、生態、生活。然而，看東南亞地區農業發展時，似乎更聚焦在傳統人們對農業的想像，也就是農業的生產。下面分享《東南亞多元與發展：農村和農業發展的觀點》的讀書心得：

 交通和通訊的革新使往返的旅行、匯款變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同時，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對母國的連結幾乎中斷，戰亂或蕭條更強化了這樣的中斷。移民在與母國的連結中斷之後，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社群、組織，《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討論了一些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社群。

東南亞地區除了有吸引外資的環境外，對於華人而言還有其擁有華人族群社群的地方特性，海外華人常常是台商跨國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然而台商與當地華人的關係並非和諧，特別在印尼。曾嬿芬老師的《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正好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

產業資本外移的原因除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精細的技術、人員的訓練、彈性的生產組織、社會文化所支持的工作態度、勞工的族群歸類等都是決定設廠的原因。對新興工業國的資本，如台灣商人，則主要投資於鄰近地點，且只限於少數特定區域，因為其具族群、文化和語言的親和性。投資的成敗和族群關係的調適有關，台商於印尼調適和各族群間的社會距離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了。

市場、勞動力和原料為台商主要選擇印尼投資的要素；其它非經濟性要素如政治、社會、族群、宗教等，印尼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地區，都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而華人和非華人的族群衝突是最主要的憂慮。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就是中間人買辦，向印尼土著採購農業產，再轉手荷屬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世界市場。印尼華人和印尼土著的貧富差距大，儘管印尼華人大多入籍為印尼公民，但華人在印尼的「同化」程度仍低，華人尚未被印尼社會完全認同。

華人常常是台商投資東南亞的敲門磚，但投資時間拉長之後，華人的重要性就漸漸降低了！台商和華人在許多方面的想法是有差別的，例如：台商想要永續經營，華僑則擅於短期現金回收；台商試圖了解印尼土著，華僑從歷史的發展認識了刻版印象的印尼土著。於是對於台商而言，華人有時候還可能成為負資產。

「社會資本」是個人動員其歸屬於某一團體的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的能力，也就是關係的結構，這樣的資本包括：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社會規範和制裁。若我們將社會結構分為封閉型(彼此認識彼此認識的人，結構的鑲嵌性)和開放型(彼此不認識彼此認識的人，關係的鑲嵌性)，則台商在印尼大致上可以說是較為開放的結構。於是，當台商受害時，多是透過司法體系來制裁違反期望的行望，因為社會結構裡的人們彼此不認識，不易透過集體來達到制裁的目的。台商也少和當地華人組成志願性團體如商會、聯誼會或運動團體，台商並不積極創造一個可以擴大成為「華人族群」的環境。

Royce認為族群認同是有工具性的，也就是人們傾向選擇對他最有利益的族群認同；Barth認為說「誰不是『我們』」比「誰是『我們』」容易。基於此，在印尼，台商寧可作為華人和印尼土著的旁觀者，儘管印尼土著仍認為台商是華人。台商致力於將自己從「華人」分出來，並以「台灣人」建立族群形象。

台商試圖建立的「台灣人」族群或許是因應印尼特殊的環境而產生，但若今天的事業本身就是華人特屬的產業如「華語教學」或「華文出版」，刻意從「華人」分出來，恐怕不利於在當地經營的情況。另外，台商應加強與當地華人聯誼的機會，試圖以「台灣的華人」來改變印尼土著對於整體「華人」的刻版印象。當地華人不只能成為敲門磚，還可以作為日後華語文事業永續經營的陪跑者。

經濟全球化有以下特徵：資金的投資往高利潤地區移動；企業以市場潛力和資源獲取為考量；資訊科技讓企業更容易全球佈局；個別消費者的品味和行為趨於一致。對台灣而言，1980年代中期之後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是其在國際化、及跨界生產佈局的建立上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儘管這是受到生產要素成本過高和先進國家客戶降價的壓力，被動到東南亞投資。

台灣商人往東南亞投資可以說是一種「防衛性的對外投資」或「被動的國際化」，也就是迫於國內生產條件的惡化，而將生產基地外移至勞動成本較低、且地理和文化鄰近性高的地區。台商移地建立協力生產網絡模式有四種：一、全面性地移地投資和複製(以英業達為例子。)；二、部分移植；三、單獨赴外投資，但後來仍與台商協力生產網絡整合了；四、由投資國廠商所建立的協力生產網絡。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一文分析了台商在東南亞投資電子產業、紡織及成衣業、機車製造業及鞋業四種產業的生產網絡。

1980年代，東南亞國家以投資資訊電子業為主，台商在這時候進入泰國和馬來西亞，有局部移植協力生產網絡，也有單獨過來的；紡織及成衣業在東南亞的投資則是上游到下游整合，較無空間上的聚集，除了印尼萬隆是到當地才進行整合的，因為印尼華人的紡織產業發展也很久了；機車製造業都是因為越南內銷市場而進行投資，也是先設廠了，再回台灣找衛星工廠赴越投資；鞋業有兩間整合模式各不同，P公司以合資方式，讓原先的生產鏈也往東南亞投資，讓協力廠就在P公司附近。F公司則在台灣採購，但充分利用當地的生產條件。

台灣多為中小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也透過不同模式整合出適合自己的協力生產網絡，這樣組成的生產網絡是多元且複雜的，也因此還不容易有系統地歸納出一個路徑。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前面認為台灣商人往東南亞的投資是被動的，然而機車製造業以開擴市場為主，則是主動地往東南亞投資。華語教學的產業也勢必要以主動地全球化策略去分享東南亞地區市場，否則待孔子學院成氣候之後，台灣商人只能被動地全球化了！華語教學產業的產業鏈則不如以上四個產業那需要較複雜的生產協力網絡，就我小小的腦袋所知，華語教學的產業鏈只要有教材和師資，頂多再搭配一些電子設備，除了教材在當地出版不一定具效益外，其它協力網絡所需的要素都可以在當地快速整合出來，特別是東南亞這些華人很多的地區。

我認為可以討論的問題有華語教學產業如何可以快速在東南亞地區整合出生產協力網絡？

《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一文指出，台灣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時，十分依賴亞洲的華人，但這些亞洲華人人力資本是有地域的差別的，許多是在當地社會裡處在社會邊陲地位的華人。該文透過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和中國大陸等地的台商進行深入訪談而撰寫而成。下面和大家分享摘要和心得：

全球化的過程中，台灣也透過在東南亞地區建立跨國公司來利用全球人力和自然資源。跨國公司的管理與技術人才來源有二，可以透過外派人員，也可以找當地可用的人才。跨國公司偏好選擇有多元文化相處經驗的人作為外派人員，但外派人員的成本較高，於是跨國便啟用當地人才。台商多透過亞洲鄰近國的華人社群來建立跨國子公司與合資公司。台商跨國公司有以下特色：一、說華語；二、依協力生產模式生產；三、勞資關係為支配式的；四、世界分工體系上為半邊陲地位。

若將台商公司組織分層來看，經營層多是台灣人或留台華人擔任；管理層則由大陸人、華人擔任；監督層和操作員則由東南亞土著擔任。台商公司經營層由台灣人出任容易理解，不外就是族群的優越感或向心力的解釋；經營層由留台華人擔任，則是因為其有台灣教育經驗，加上台灣大專文憑不容易在當地就業、華語訓練背景等，都使這些留台華人能夠成為經營層。管理層由大陸人擔任，因為台商顧慮當地的族群矛盾，加上台灣與大陸在政治上的敵對立場，台商普遍不信任大陸人。

管理階層由上而下為，台灣人→留台生→大陸人→東南亞華人→土著。其中，台灣人和留台生享有較佳的工作待遇，包括住宅、傭人、子女教育等；大陸人則次一等，甚至有家長式、軍隊式的管理；東南亞當地的華人或土著則再比大陸人資一等，完全資本主義的市場關係，要來就來，不來就走。

台商受到語言能力(不擅英語或當地語言)及經濟資源(無法大量外派)的限制，大量地動員亞洲華人，《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認為這樣的族群分工，容易強化東南亞華人族群與土著族群原來在經濟領域的鴻溝。

照這麼看來，如果東南亞華人或土著擁有與台商溝通的語言能力(即華語)，那麼大陸人這個管理層級的需求更本不會存在。這樣的需求仍存在主要是台商經營層需要會華語溝通的管理幹部。只有「華語熱」仍在，東南亞有更多人選擇華語作為第一外語學習，落實開放的雇用政策就可以期待，而東南亞當地華人和土著甚至不需要如大陸幹部一樣需要津貼，經濟成本將大大地節省。

再進一步說，如果連「華語教學」這樣的事業都可以由東南亞土著直接進行教學，正如在國中我們學習英語的老師也是台灣人一樣，華語的推廣將可以有更廣的觸角。

《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的後半部討論了自願移民和非自願移民，以及華人移民在世界各地的情況。其中，華人在東南亞有最大量的移民。

在珠江三角洲區域，小規模農業長久以來被認為其無法支持家庭花費之所需，於是多餘的人力多半會離開家鄉到外面去打拼。這裡頭，那些能夠負擔自己旅費的勞工的，把旅費視為投資，都期望在未來有更多的收入，也有一些在港口和人簽約的，而會有人引薦到頭家(Towkay)或包工頭手上。一開始是基於信賴而願意作為投資移民，但後來許多還不出錢的，就被扣留證件甚至回不了家。在加州舊金山特別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樣的事情似乎也同時是許多台灣僱主對東南亞移工的作為。

華人大多會聚集在一起，可能是因為方言、家鄉或職業別的關係，這樣的情感(affinities)使華人產生許多連結。當中，有人熟習管理、有人會經商，這些人都可能成為這壓榨系統的幫兇。這些幫兇常常是那些已經返回的移民，已經履行了合約的義務，而開始進入商業剝削的上層。這些幫兇還可能利用詐騙或綁架勞工，這樣的組織已經是所謂的「秘密結社」(secret societies)也就是黑幫了！

有些人雖是契約勞工，但卻是在脅迫下所簽字的。更糟的是，這樣的苦力(coolie)召募貿易，華人常常是使這些苦人成為外國公司獲利的幫兇。倘若沒有華人的協助，外國人沒辦法召到這些勞工；若沒有不平等條約，這些外國人在中國的代理人(當然是華人)，也不會毫無畏懼地亂抓別人(很多是罪犯)，這簡直就是狐假虎威。這些被綁架或詐騙的罪犯，被稱為「豬仔」，好像豬一樣被賣來賣去。

苦力的貿易在海上漂流是很辛苦的，海上航行的時間很長，常常一趟旅程下來就死了很多人。當然，這大量的移民不只是可憐的苦力，也有經商或有小資本的店家。

這樣的情況被揭露後，英國國會就通過了相關法令規定如：海上航行要有合理的條件，如空間、食物或醫療設備；包工頭也必須是有登記的；合約必有中英兩種文字才可以。清朝則大多是被動的態度，只能讓英法等國予取予求。

隨著工業革命，蒸氣船的發展，移民的形態大大地改變。可以更快速、頻繁地來往之後，華人移民和原先家鄉的連結也更緊密。另外，海外華文報紙如「僑刊」或「鄉訊」也成為這些華人思鄉的依據了！

大量的華人移民開始往更多地方發展，在北美洲舊金山、澳洲和紐西蘭有華人商人處理移民的財政，及協助移民落腳，這些移民大多是去淘金的；西印度群島和秘魯則透過香港和澳門這個更有方便的勞工出口處送出許多華人移民，在加勒比海地區，當時由英國、西班牙和法國殖民，華人移民從事糖的生產；南太平洋諸島則在大溪地和斐濟，華人移民儘管不多，但散佈卻很廣，這都是歐洲人的陰謀，讓這些契約勞工可以連結世界市場。

然而，最大量的華人移民還是在東南亞地區。如班加(Bangka)就出現如婆羅洲那樣管理模式，稱公司(kongsi)，在公司工作的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在荷蘭殖民之後，原先的公司制度被取代，華人成為受僱者和監工；英國的導向政策(Forward Policy)從1874年開始，大量地移入中國以外地區的人；暹邏則是在當時有多於的資源能夠養活更多人，於是經濟成長吸引了移民。

我想，東南亞之所以有較多的華人除了殖民影響、不平等條約之外，還有地理位置較近的原因。嘖嘖嘖…讀這些東西好累，為什麼我要讀這些東西？

歐洲殖民者進入亞洲地區之後，亞洲各地的經濟、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改變，這在《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一、二、三都可以看到。而《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中還提到另一個關鍵，那就是「條約」和「契約」，這大大地改變了華人移民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