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有推測、理解他人心意的能力，就是人和禽獸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我們稱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 我們在十八個月大的小孩面前做出一些失手的動作，我們要看看嬰兒是如何解讀這樣的事件，觀察嬰兒如何對這些事件反應。這就不是純粹模仿能夠完成的，這還要求其知道動作者的意向。設計了三組人員：一、成功完成動作；二、失手進行動作；三、完全沒有動作或意圖的表現。實驗發現，嬰兒對於失手進行動作，即有意圖要完成的動作，是能夠理解的。同個研究再推進，小孩子被給予一個和大人剛剛做動作的玩具，但是把對那個玩具動了手腳，即那個玩具無法和剛剛大人那個玩具有相同的功能，當小孩子試圖把玩具分解時，無法分解的當下，小孩子會在兩秒內立刻回頭看大人，而且發出聲音。這可以說明，小孩子不只是單純地模仿大人的動作，而且進一步地關注大人的目標和意圖。 我們可以透過讀取人的關節點，進一步區辨這是人或非人，區辨有機體和無機體，我們所讀取的訊息，稱生物動作資訊(biological motion)。至少，我們目前可以知道嬰兒是可以讀取成人動作的意圖和模仿成人的動作。 首先，我們知道模仿是個跨模式的協調；接著，我們知道延遲的模仿是可能存在和記憶或心理再現的機制，這使得動作可以在新的脈絡發生；最後，心智理論告訴我們，嬰兒是可以讀取成人的意圖，而不是漫無目的地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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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Andrew N. Meltzoff《The Imitative Mind》的〈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mitation〉一
我們或許對於「嬰兒和成人有很大差別」有著很堅固的信念，但我們卻同時試圖把動物實驗的結果應用在人類上面，這似乎又喻示著「動物和人沒有什麼差別」。成人和嬰兒有很大的差別，但動物和成人卻沒有什麼差別？事實上，嬰兒和成人所存在的共性比我們想像來得多。安卓(Andrew N. Meltzoff)認為人類的嬰兒給人類的動作編碼是一個在「跨模式」(supramodal)框架下所進行的，意即這是結合了動作的觀察和執行，且認為這個觀察和執行系統是天生。在《The Imitative Mind》的〈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mitation〉裡頭，即討論嬰兒模仿和兒童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之關連。 神經生理學的證據，我們發現了「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它的功能在於連結知覺和動作。其發現是來自義大利的科學家發現猴子去拿東西的時候，是源自於猴子看人拿東西；而猴子看人拿東西的時候，發現其大腦有訊號，而從大腦激活的部位來看，於是發現鏡像神經元。你可以把鏡像神經元解釋為這是對於意圖的激活，你也可以說這是對於行為的激活。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七
認知心理學一談到「模組」(modularity)時，它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認為語言處理系統和一般認知系統是彼此獨立的。語言處理系統在認知裡頭是無法使用一般認知系統去處理的。除了把語言處理自一般認知獨立之外，也有人將臉部識別(facial processing)、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同理心(theory of mind)等作類似的模組處理。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認為語言和認知是互相連結的。工作記憶、自動化處理以及語言理解、產製、習得的平行處理都是語言和認知有連結的。屬於這個解釋的就是「口語知覺」(speech perception)，就是我們可以將某些口語視為辨異的能力。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八
對皮亞傑而言，語言也是認知發展的一部份。其認為自我中心的言語會經歷三個階段：一、仿說(repetition, echolalia)；二、自言自語(monologues)；三、集體的自言自語。而大人和語言則是這樣自我中心的言語再社會化的結果。當我們把皮亞傑的認知發展學說應用到有學習困難的小朋友時，就會發現，語言和認知的發展應該是必需脫鉤的。 唐寶寶(Down’s syndrome)只有少部份可以達到和普通人相同的語言水平，唐寶寶的語言發展是相對慢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也發展認知受損的病人，卻可以表達出複雜語法結構的句子，認知任務中無法完成的階層排序，在語言任務中卻完全沒有問題，可見認知和語言是兩個可以分開的項目。我們還發現有非語言項目的智商低於70的人，連照料自己生活都有困難的人，居然有正常的語言能力，而且還能說多種外語。 威寶寶(Williams syndrome)因為基因錯序而生理上有異常，智商約莫50上下，但其言談仍是流暢且語法正確的。習得新字和重覆非字詞的能力也是相當好。 觀察奧寶寶(自閉，Autism)的語言，會發現其存在一種特質，有人認為這歸因於其缺乏一種將心比心的同理心(theory of mind)，即奧寶寶無法推測其它人的想法，這使他們的語言怪怪的，但這並非屬於語法本身的錯誤。 這些觀察證據雖然都有偏頗不完全，不過一致的是，它們都試圖把語言技能和認知能力分開，就像推理能力和判斷能力分開一樣。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study of language〉一
當我們談到當代心理語言學的起始時，不免就會提到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著作《口語行為》(Verbal Behavior)，這段期間也正是心理語言學家把「語言處理」(language processing)和「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進行連結的時侯。當代語言學家主要使用「人們對句子可接受度的直覺」作為資料以進行研究。這就是強調人本身如何和語言互動，而不再是語言的結構。 從「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開始，了解了語言的可能性和冗餘後而能造就通訊產業的發展。再配合心理學的「行為學派」在刺激(stimulus)和反應(response)，以及強化(reinforcement)和制約(conditioning)的連結下，心理學關心的是行為本身。 到了一九七○年代，資訊處理和電腦運算的發展，有另一個取向把人類的心性視為電腦，這也是認知心理學在心理語言學的影響。心性，和電腦一樣，被認為是透過一連串的規則把我們所聽到的、看到的東西，轉譯成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這個符號處理(symbolic processing)就是我們的認知(cognition)。如果我們畫流程圖的話，一格一格的方格(box)指的就是處理的階段，而箭號(arrow)代表方向。
語言學的基礎入門以及次學科（源自Preecha Khanetnok的《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的〈Introduction〉）
語言學家的工作在於區別並描述聲音的單位和脈絡、單詞和構詞以及片語和句子，以展現語言的結構。我們知道單詞需要透過學習才會了解，但我們卻忘記聲音、語調(intonation)、輕重音和句型也都是要學習才會具備的技能。這就是語言學家所進行的語言學工作。語言學可以約略地被分為三個分支，其包括描述語言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應用語言學(applied linguistics)和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 描述語言學，廣泛地說，主要在於觀察並分析特定時間內語言的聲音特徵、文法和詞彙。布倫費(L. Bloomfield)是首先使用「描述語言學」這個詞彙，其使用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為沒有記錄的印第安語言進行歸納，把語言潛在的規則記錄下來，因此又稱「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這也包括音韻學(phonology)、構詞學(morphology)及語法學(syntax)。 如果將語言學知識用於解決特定語言的問題就是應用語言學，最普遍被應用在語言教學，這包括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習得，因此通常所指涉的只有教學法(pedagogy)，例如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和教學語言學(pedagogical linguistics)。在教學語法中，其強調語法的功能，而不是語法的理論；若在外語教學時，則著重在對比母語和標的語的特徵。外語教學進行時，其重點就包括學習語言的目的(例如：語域(register)或方言(dialect))、技能(聽、說、讀、寫)、教材分級及演示。 然而，包括辭書學(lexicography)、翻譯和言語治療(speech pathology and therapy)。更廣地來說，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生理語言學(biolinguistics)、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風格學(stylistics)和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都屬於應用語言學領域。 歷史語言學則是透過文件或其它證據來為語言較早的形式進行描述。例如，語言學家可能透拉丁語、德語和希臘語等，而能夠重建印歐(Indo-European)語系的特徵。 另外，語言發生學(linguistic ontogeny)研究幼兒語言的發展，以及方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透過關鍵單詞或表達方法，建構等語線(isoglosses)，進而畫分出方言區(dialect boundary)和語言輪廓(linguistic atlas)。這也都是屬於語言學的範疇。
我讀Keith Johnson的〈Learners and their errors〉二
另外一個相對於對比分析理論的，就是杜賴和柏特(Dulay&Bur，1973)提出的創造性結構理論(creative construction theory)。其接近於理查的偏誤分析，有點像其所說的「發展性」偏誤。是來自學習者自己的腦袋。起初，他們想知道究竟有多少比例的偏誤是因為母語的負遷移，多少比例是自身發展的。而羅傑布朗(Roger Brown，1973)則研究「語法型態習得順序」(morpheme acquistion order)。他發現人們學習第一語言的時候，好像有一套內在的課程大綱(internal syllabus)。杜賴和柏特則進一步比較西班牙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時的語法習得順序，其發現兩組具有相同的順序，這也使他們提出了「普遍語法習得順序」(universal morpheme acquisition order)。其發現整理如下： 多數的偏誤是自身發展的，非語際影響的結果；成人和小孩有相同的語法習得順序；其順序不論學習者的母語為何，具有普遍性。這當然有其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不過我們也可以有兩點觀察：從對比分析到偏誤分析，是一個從行為學派(behaviourism)轉向理性學派(mentalism)的過程，「內在的課程大綱」也和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習得裝置」(LAD)類似；另外，學習者都有一套「內在的課程大綱」了，那麼來自老師的另一套課程大綱(external syllabus)是否還需要？ 在實際進行教學時，我們或許可以這麼做：一、讓語言老師的課程大綱和學習者的課程大綱是一致的；二、語言老師讓教室變得像標的語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