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殖民勢力從亞洲退出之後，情勢對東南亞的華人也開始改變。一些新興獨立國家開始反華(anti-Sinitism)的舉措由來以久，下面分享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本地土著對華人態度的轉變。 在印尼的民族運動將華人視為資本家、異教徒、外來者，而且是和那惹人厭的又若人羨的荷蘭的合夥者。許多不識字的人還產生一個「願景」：只要把華人屠殺完了，土地就會回到土著，而荷蘭人也會被驅趨。事實上，荷蘭人的種族政策是剝奪並限制華人在經濟、居住和旅行的權利，基本上是保護土著的利益的。 在印尼獨立之後，華人接收了原先由荷蘭人佔有的利基。印尼通常不叫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進行南京大屠的日本鬼子一樣，印尼叫「支那」，儘管北京強烈抗議，也改變不了這個輕蔑的稱謂。之所以會有「華人問題」是因為在殖民時期，印尼土著長久遭受羞辱和怨恨。Bumiputra指的是土壤之子；而Pribumi則是那些有特權、自豪但卻受辱且成長在怨恨的人，這些都是土著在殖民時期以及殖民後對自我的認同。 馬來西亞本土對華人的仇恨則自英國殖民就開始。礦產和農耕的管理者偏好引進外來契約勞工，因為這些人比土著便宜、馴服；即便馬來農民也喜歡讓華人當作中間人，因為華人有接觸資本的管道而且比較會議價。馬哈迪(Mahathir)曾著書《The Malay Dilemma》，它曾經被禁止出版，直到馬哈迪當上總理之後，才可以出版。他實行了「固打制」來保障馬來人在就業、教育或資本擁有的比例。 除了印尼只有少於3巴仙的華人，而馬來西亞有約25巴仙的華人之外，印尼和馬來西亞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都透過立法來削弱經濟上較強勢的少數中間人(華人)；華人都被視為是很厲害的商人；某個程度上來說，都是種族主義者，污名化特定族群；儘管都是伊斯蘭教為主流的社會，但和中東的基本教義派相較，還算是比較兼容並蓄且隨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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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二
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一
底層人民缺乏階級意識，使這些底層人民無法再現(represent)自己，這些人只能被再現(represented)。資本主義的流動性在帝國資本的階級特徵下，使在地族群被相同系統剝削而不自覺。物質上的剝削容易體會，但卻不會和階級認同的政治連結。從生產和消費來看，「使用價值」不再，所有東西都只有「交換價值」了！《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的作者認為，就算不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即使底層人民在跨國情境下，擁有資本、旅遊經驗或多媒體，都無助於發展政治意識，這樣的意識是可以跳脫族群認同、文化和國族意識型態的。而在亞洲，這樣的文化衝突，特別展現在有特權的性別、家庭、族群和國籍。 華人是馬來西亞最大一群的少數族群，曾幾何時，中華文化或中國字是被禁止的，但或許台灣人成了馬來西亞的主要投資者，中國字又開始在社會上浮現，典型的「亞洲」家庭倫理、性別階級、以及共同體的資本主義(communitarian caitalism)的國家觀點，開始在社會發酵、傳播。亞洲新富也常常被認為是個人情感和公開政治的交織而被認識。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指的是小孩子們認為他們真正的父母不是父母，而幻想他們的父母是較高社會階級的父母，即作者認為人們對家庭倫理的想像是在社會政治建構下的產物。 海外華人在亞洲，是除了日本以外，另一股新富勢力，有許多人認為這和共同體的資本主義有關。海外華人的關係多建立在四海之內皆兄弟和中國意識。這些兄弟似的擬親屬關係是超越區域或政治差別的，語言不是障礙。華人那種基於男性情誼和網絡的社群，是亞洲經濟上最重要的團體，這將使國家政府的意識型態不再有用。 郭鶴年(Robert Kuok)是受英國式教育的菁英，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合作並學習米貿易，而他的胞兄弟郭鶴齡(Willie Kuok)則反帝國主義的共產黨。後來郭鶴齡死於英國人手上，郭鶴年則成了亞洲糖王，還有自己的航運、銀行、房地產事業。這樣的報導在華人社群間和富比士發送，許多第一代的大享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和香港的李開誠，都有相當的形象：信用、忠誠、謙遜、溫和、長袖善舞及孝敬父母。 有證據顯示，在東南亞的中產層級開始認為華人的商人家庭比起蘇丹式或國王式的家庭更適合、更現代的模式。媒體突顯幾個由窮變富的華人企業家，更使東南亞華人在新的政治容忍下願意「出櫃」說自己是「華人」，泰國的華人也開始強調他們和中國情和中華文化。自由貿易和精化後的華人價值於是成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筷子網絡」。
我讀《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二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西方媒體對這樣的家庭模式推波助瀾其對東方的想像、商業工具主義。許多從貧民成為有錢人的故事被報導，這是有史以來有這麼多的新富階級產生。林紹良透過主公(cukong)制度和蘇哈托家庭有連結，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林紹良就一直當作給蘇哈托運送軍火的投機者，蘇哈托的家人也多因此有大大小小的酬庸。當地土著社群常常質疑林紹良和蘇哈托有不尋常的關係。 儘管如此，林紹良或其它華人大亨仍透過慈善事業贏得了名聲。這些華人大亨還有另一個形象就是多元文化的領導者，例如郭鶴年能很輕易地和卡斯楚、李鵬、馬哈迪、蘇哈托等，他幾乎在全世界都置產了！ 在新加坡，許多貧民到新富的打拚故事被人認為是都是基於儒家的美德，包括自我牲犧、誠信、尊敬…等。「男主外、女主內，」的公私領域劃分，於是女性必須持家，女性仍必須保有「傳統的美德」。 在中國大陸沿海的經濟特區，有許多來自內地省份的女子到這裡打工，工作的地點就是那些海外華人在此建立的工廠，這些來自貧窮內地省份的女子都認為海外華人和自己的文化不一樣，他們也不會懂得欣賞自己的文化，甚至有種海外華人都是無法控制的自我性慾的性愛剝削者。這些海外華人之所以吸引著年輕女孩仍是因為他們的財富和流動性。在深圳，許多受薪階級的婦女看來香港的連續劇，並互相討論如何擄獲香港男人的心。流動性、財富和對都會生活的想像，是這些年輕女子的家庭羅曼史，而不是真愛或固定的階級。這些女孩，還會到歡唱廣場或酒吧來尋找可能的機會，因為這將可能可以嫁到美國或離開中國大陸。 家庭的想像仍是被呈現且常態化的，這發生於流動與緊固；內與外；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剝削與羅曼史；支配和從屬的緊張關係之中。 我認為《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這篇文章前面還滿引人入勝的，感覺是馬克思和後現代單挑。但我看不太懂後面幾個不一樣的羅曼史和這個單挑有什麼關係，原本我以為這個作者是法國人，因為這個英文我看不懂！搜尋一下是翁愛華(Aihwa Ong)，是馬來西亞長大的人，無怪乎我看不懂(我並沒有看不起馬來西亞人的英文能力的意思，請容我任意歸疚，我的心情會比較好一些)。我想我不會為我看不懂這篇文章而感到自卑，不過這篇文章浪費了我許多時間，希望還是能透過老師的講解多多了解這篇文章。 我想由主流媒體形塑社會的集體想像的影響，在現在或未來將大大地減低。特別在進入Web2.0的時代(甚至有人喊出Web3.0了！)，在低成本和共同創作的概念下，每個人都能很輕易地作為一個小媒體、作為公民記者，輿論不再由上而下，社會的集體想像也不再由大媒體壟斷。當然，在許多地方，如中國大陸或北韓，人民的思想或想像仍由國家主導，自然無法產生百家爭鳴的多元思想。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一]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三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移民現象和過去往北美洲的歐洲移民者不太一樣，現在這些移民多是下定決心把跨國企業作為生存或動員的方法。過去工業發展，產業還能提供一些相對較好的工資，而且那時候地表上的移動是非常花時間，而且是長距離的；而今天的情況是，薪水來源不確定而且很少，於是這加強了移民去發展其它生存路徑。 現在的跨國移民擁有過去不曾有相同規模的飛機、電話、傳真機和電子郵件，再結合社會資本的動員，這其實佔盡了地理上不平等的經濟優勢。如果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可以長期並持續地進行，原本經濟菁英和當地統治階層合作的霸權消退，也就是，勞工不再待在原地，可以全球化的也不再只有主流菁英。 然而，透過跨國活動獲利的人不會太多，這些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時排除其它後進者進入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加劇。對於此現象長期的影響，作者和我都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廣泛的，而且可以持續滋養那些草根企業。 我相信全球化可以讓跨國社群更蓬勃，資源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只要一點點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擁有一點點「人道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就會開始奉獻社會。巴菲特和比爾蓋茲正秉著人道主義，到處募款，同時也將自己的資產奉獻給社會；張君達，一個退休的台灣商人則秉著民族主義，投入心力、財力，並透過新華基金會在幫助大陸偏遠農村的小孩。眾生皆有佛性，啟發每個人的善心，運用個人的智慧，全體人類都能通往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我曾經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第一廣場看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叫「Golden Star」，其實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在台灣有很多，但這一間特別擄獲我的眼球。我認為這間商店學習了台灣便利商店的明亮擺設、空調設備和自動門等，加上貨品來自東南亞和一些少見的進口品，對台灣顧客有新鮮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到這家店去消費。我認為《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在台灣，大多數的東南亞雜貨專賣店的主要顧客仍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不過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顧客群很容易就能擴展。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這些商店是否由那些曾經在台灣工作而今已經返回東南亞國家的早一批返國移民所建立？或者這個商店主人是更早之前，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華人，而現在只是反過來回到中國以價格或資訊的不對稱來獲利？通訊和交通仍會繼續革新，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已經發揮過去傳統社群做不到的效果，對於無法藉由科技革新而改善生活的人們，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三
在東南亞地區，華人資本的累積包括販賣鴉片、投資(穀物貿易或採錫)，這些都生商的連結都是透過家族或方言的關係。較大的企業採用西方管理和財政技術到家族事業裡，小商店則販賣一些來自中國的日用品。儘管，現代企業管理會有外人進入管理階層，但事業的繼承仍多是由家族的男性，外人只從事較低下的工作。於是就讓人認為華人有族群排斥或族群優越感的印象。 在中國的華人看來從東南亞「光榮」回來的人，只看到那些人光鮮亮麗的一面，於是也前撲後繼地自己花錢，甚至不惜成為契約勞到東南亞作發財夢。然而，被騙或強迫的勞工，由於長久和家人失去聯絡，常常走到人生的瓶頸。有些較早去的移民「老客」(laoke)更是壞心眼，還設賭場或販賣鴉片讓契約勞工永久不能翻身。 其實這些客頭並不會因為壓榨華人而覺得內疚，甚至想要深化這樣的剝削。但這樣的壞名聲總會傳開，於是中國沿海的勞工招募就變得更難了！這時候Kangany(泰米爾語，印度的方言之一)成為勞工召募的中間人，專門召募印度人到馬來亞和緬甸工作。Kangany制度下，受僱者信賴僱用者，甚至有人回到中國把這樣的Kangany帶到中國，相較於華人的僱佣體系，這個不會身陷泥沼。 文化是有機的，華人的文化更是體現這樣的彈性，即便在中國本土都還難說出一個「真正」的中華文化，畢竟文化是在特定時空下被實踐的。民族誌學者認為，在人們遠離家鄉之後，文化的體現才會重新被找回並鞏固。在「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說到的四種連結：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就是調色盤上的四種顏色，在中國本土看起來是剛性不可變動的，一但到了華人海外社群時，這四種顏色被重新調和再現以適應新移居地的環境。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想也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博大」，所以在中國本土的體現是多元的，然而到了海外之後，華人可以取用任何部分來使其「精深」，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常常覺得海外華人體現了比中國更有中華文化的錯覺。華人的社群在海外發展多彩多姿，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
海外華人組織大致上依以下四種關係連結在一起：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這些組織不會也無法完全複製舊有中國社會制度，而是有彈性地去符合移居地的需求。 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叫「幫」(Bang)，就是希望這些遠離家鄉的遊子互相「幫」忙。通常是由先到的人當作領道，例如在馬六甲就有土生華人來帶領從福建新來的人(新墾)；依親屬關係結合的就會建立宗廟，因為幾百年前是一家親，理應有共同的祖先，如邱宗祠或陳宗祠；共同儀式的結合則跨越社會階級，通常較小的方言團體會為了利益而結合在一起以協助新移民者適應生活，葬禮時也就可以動員；兄弟會，或者公司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源自己台灣和中國東南沿海的地下組織，其實就是黑社會，最有名的就是天地會。兄弟會常常強壓契約勞工並引進新移工到東南亞地區。英國殖民者對兄弟會可以說又愛又恨。 由於大量且快速的移民，這些人無法同化成當地或融入雙文化的社會中。《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的作者將這些人的社群分為兩種，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為「首要社群」(primary communities)，有一個大中國概念，再進化跨越方言、區域的認同的則稱「次要社群」(secondary communities)，這兩種社群並不互斥，而是互有從屬的。 首要社群如「幫」，是基於共同方言和階級的，這些人因為有利可圖而聚集在一起，是有排它性的。此外，它也有助於平衡並對抗外在較大的敵人。後來開始成立層級較高的次要社群，如會館或商館，這就是整個華人的社群，以整個大中國的利益來對抗以白人為主體的結合。 較早的移民土生華人和後來者雖有衝突、摩擦，但彼此仍有贊助或仲介關係，土生華人會幫助後來者。土生華人常常就成為當地的商人，負責引進並提供農耕或採礦所需的勞力。土生華人的社會是如此穩定以致於後來者是無法撼動的。殖民時期，土生華人也在階層中，上屬歐洲統治者，下屬印尼土著，作為第二階層「公關」的角色。後來者也建立如學校或報紙來區別自己和土生華人的差別，這使後來者也逐漸擴展自己的勢力。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一
交通和通訊的革新使往返的旅行、匯款變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同時，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對母國的連結幾乎中斷，戰亂或蕭條更強化了這樣的中斷。移民在與母國的連結中斷之後，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社群、組織，《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討論了一些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社群。 歐洲殖民者對東南亞地區的佔領主要是為了打開貿易市場和掠奪資源，於是移進了其它地區的亞洲人來進行開發。即便如暹邏這樣的本土政權，仍受英國壓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 在東印度公司於印尼時期，土生華人(Peranakan，峇峇娘惹)便從原本中間人買辦的角色，成為殖民者和當地土著的中介人。土生華人被賦予收稅的任務，而這樣使華人在當印尼土著中相當不受歡迎，同時荷蘭人也討厭華人。到英國直接統治印尼時，萊弗士(Raffles)想要印尼土著解放，不再受華人剝削於是想採用現金作為稅收，沒想到，這反而加速了華人財富的累積。華人開始從事在印尼進出口貿易，進口中國雜貨並出口印尼商品。 同樣的情況(華人從事進出口貿易)也發生在菲律賓。不過這華人已經不再認為自己為華人了，他們傾向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了！文化上，這些華人認為自己擁有更多殖民者西班牙的文化。華人除了一些佛教國家外的同化，大概沒有其它國家像菲律賓這樣，完全可以排除華人的認同。 甲必丹制度是以華人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當甲必丹制度不再之後，原本的甲必丹成為亭主，成為福建人的領導。亭主領導著如青雲亭這一類的組織，英國人認為這樣的兄弟會是相當危險的存在。矛盾的是，英國人又得靠這些人收稅，甚至得靠這些人保護。不過相較於之前未有這樣的兄弟會組織，移工的待遇更人道、綁架或威脅也減少、耕作或採礦的工作條件也提升了！ 在暹邏則不同，由於華人本來就高度地整合進泰國社會，甚至負責暹邏王朝內外國貿易等重要角色。但兄弟會的組織仍在暹邏建立。兄弟會產生的犯罪暴動是當地警察的責任，儘管這些兄弟會是華人組成，但警察主要處理時是並不作群族連帶，因為那些成功且有能力的華人都與皇室合作了。在暹邏，因為華人成功整合進了政治和社會體系，於是族群或文化的對統治者而言並沒有什麼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