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憑什麼？東南亞憑什麼自成共同體？為什麼是東南亞？為什麼不是東亞或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集團？威瑟比(Wetherbee)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裡以〈Introduction: The What and Why of Southeast Asia〉揭開序幕。下面分享閱讀筆記： 從地理上，可以將東南亞方成馬來半島上的東南亞大陸地區，和南中國海上的東南亞海洋地區。其族群、宗教都有高度歧異性，歷史上甚至有仇恨交織於中。從現代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每個國家的政體、統治權力來源不同。在不同學者來進行類形學的分類時，東南亞國家包括民主的國家，也包括威權的國家；也用政治權和公民權分有自由的國家和不自由的國家。經濟上亦然，最有錢的有汶萊、新加坡，最窮的也有，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和東帝汶，他們甚至居於世界上發展最差的五十個國家之林。 儘管如此，我們仍將之視為一個「區域」。至於「東南亞國協」(東協，ASEAN)自身，則有更強烈政治意願來聲稱這是一個「區域」，這主要是來自那些東南亞的政治菁英，這也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區域主義」了！關於認為東協的取徑有三，其分別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下面簡單分述三個取徑： 第一，現實主義仍為國際關係的主流，或者你說中流砥柱也成！不過東南亞地區的國際關係中，個別國家的國家利益中不只在政治或經濟目標，他們還有社會、心理的脈絡，這可能是來自文化、宗教。不必是零合遊戲，而可以是雙贏或多贏的情況。第二，東協各國雖然仍是為各自國家利益來做決定，但在非政治議題上，能夠以議題取向地去解決問題，以「東協模式」(ASEAN way)來取得共同，此謂自由主義取徑。第三，是建構主義，這個有賴建構對於其對於「東協」的認同，以創造共同的利益。 東協好像應該在所有議題共同作決定，但也有例外。在二○○三年三月，東協面對伊拉克戰爭時，菲律賓、泰國、新加坡便拒絕接受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退出。可想而知，因為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伊斯蘭信仰，所以對伊拉克有同情的心理。東協對這樣的決定，並沒有多加評論。 從東協的動畫影片，大概可以猜測這些國家的想法。例如，二○○九年東協會議在泰國召開的時候，那時推出的廣告如下： 從此廣告來看，泰國大概是懷著偏好「自由主義」般地對東盟的期待。而下面的廣告，提出在二○一五年後的「東協共同體」的期待，我們大概也可以猜測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製作的，除了因為字幕是上馬來語之外，因為一九九○年馬哈蒂提出的東亞共榮圈，也讓我們猜測這個「建構主義」式的宣傳是來自馬來西亞。
Tag: the
我讀《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Mass Medi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Audience》
我認為媒體和人們的認同有很大的關係，從「選擇」就開始和認同有關，接著是其內容對人的影響，又可能塑造認同。《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Mass Medi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Audience》透過問卷和訪談，分別了解馬來西亞各地華人的和媒體，特別是和戲劇節目的關係。下面分享讀書心得： 在全世界各地華人中的跨國連結中，總是讓人聯想到「大中華」和「文化中國」這兩個概念。大中華比較有地域的概念，其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有時候還會有新加坡；文化中國則是以大中華往外幅射，其範圍到東南亞或其它更遠的地方。加以通訊科技和運輸革新，包括音樂、電影、影片、電視節目、流行、運動、食物等，都大量地往有華人的地曲擴散。而華人流行文化有常常混雜著一些西方形式並從中華文化中選擇特定成份來重新對外擴散。這樣的以「產品」作為認同是一個持續且方興未艾的過程。住在大中華地區的華人，也和其它地方的華人有相當不同的認同議題。例如：在布賴(Pulai)的客家人，不懂粵語，卻相當喜歡香港和臺灣最新流行歌手的歌曲。 一九八○年代前的馬來西亞，對於電視台的選擇是相當有限的，只月兩個電視台，分別為英語和馬來語為該電台主要使用言語。在一九八四年開放商業電視台後，才有華語節目。而後陸續加入由政府出資的電視台也開始於黃金時段播放華語節目。大多數華語電視節目是來自香港和臺灣。 在怡保(Ipoh)的研究發現，有些學習成就較好的學生因為還要繼續學習，所以受電視或電影流行文化的影響較少；而學習成就較差的學生，則可能模仿香港流行、到歡唱廣場(Karaoke bar)唱歌甚至想上星光大道之類的選秀節目。研究也發現看什麼電視，受身邊的人影響，包括家人和朋友，對他們而言這或許是社會重要的活動(socially significant activity)。對於西方電影或華人電影的偏好，各有46-48巴仙和38巴仙，喜歡西方電影的看重其科技聲光效果，喜歡華人電影的則著重其文化內涵。不過我想這個態勢將會快速改變，當西方人能夠拍出《魔戒》的戰爭或《明天過後》的災難場面時，華人的《赤壁》和《唐山大地震》豪不遜色，甚至有後發優勢。 根據Sharon A. Carstens的研究，對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而言，香港戲劇有科技、演技、現實、娛樂價值；臺灣的戲劇則歷史、悲劇、愛情含量較高，使人悲傷而無趣，可能是婆婆媽媽們的最愛；中國大陸的電影則有深度，若沒有歷史知識是不容易理解其脈絡的。於是香港的戲劇在馬來西亞是比較受歡迎的，語言不是他們選擇該節目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能收到新加坡的電視台，如柔佛(Johor Baru)，還能有華語配音的節目。對於香港電影受到馬來西亞學生的接受，Sharon A. Carstens提出兩個解釋：一、香港的戲劇的南方(southern China)觀點較接近馬來西亞的華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戲劇是比較接近北方(northern China)的觀點；二、是馬來西亞和香港同有英國殖民背景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使然。 當然，現在的華人文化或中華文化，在不同形式、脈絡下被再現，我認為文化和異文化的界線也應當會變得模糊，我想我們不需要擔心全球化文化則取代各個地方的文化，相反地，若我們能夠有一種作為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或者柯夢波丹(cosmopolitan)的視野，不論你是太魯閣的阿美族或馬來西亞的華人，你的個人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全球化文化的一部份，不論那是一點點阿美族文化夾雜著漢人文化或那是一點點中華文化夾雜著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 看看噗友們有什麼意見：
我讀《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
《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的Donald M. Nonini認為過去離散在各地的華人的跨國思想的研究有兩個侷限：一、常常試圖將所有華人通通包括在內，而這就造成非華人對所有華人忠誠和身份的懷疑；二、認為華人文化和非華人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認為，只要任意找到一些例子反駁這樣子的假設，則這些跨國思想研究的就會變得不那麼讓人信服了。下面分享《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的心得： 利豐集團(Li & Fung Limited)是一個將總部設在香港的家庭企業，什麼都貿易，什麼都不奇怪。用的是韓國的皮革、日本的硬體設備、生產線則在印度和中國大陸，然後再到美國的舊金山庫存。除去「香港的家庭企業」這字眼，它儼然就和一般的跨國企業沒有兩樣。華人的跨國企業，也和非華人的跨國企業是一樣的。 在檳城，這個我們認為是華人的城市中，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美國和歐洲的製造業，生產電子或電腦產品。這些製造業的運輸都依靠華人經營的貨運公司，他們並不獨厚於他們自己人的公司，因為維持一個貨運團隊是需要花很多錢的。根據貨運司機透露，他們的老闆把薪資壓地很低、很低，而且像是在壓榨勞工。華人其實是對華人進行剝削的。 也有一些華人在馬來西亞被招僱之後，然後飛到日本去就跳機進行非法的打工，這很像以前的「豬仔」，一但這些華人能夠逃離蛇頭的控制，華人們就能真正賺到屬於自己的錢了。這樣的情況是普遍發現在各個族群的，包括非華裔的印尼人、菲律賓婦女…等。 華人們也會前往一些負有文化資本的環太平洋國家求學，包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新加坡或台灣，除了取得學位外，還進一步申請居留證，甚至公民權。這些學生都學習在相當實用的領域就學，如電機或商學，這既符合國內需求，也符合國際現實。某個程度來說，華人由於跨越了國家的界線，使其在方方面面獲得了與它族群不一樣的資產。 華人的跨國思想之所以能夠成形可以歸因於兩個因素：一、一九○○年(清朝末年)對海外華人稱「華僑」的歷史因素，這首次以國家力量組織了華人的中國的忠誠；二、潮洲和福建的形成「公司」(kongsi)與英國的鴉片和新加坡農業競爭。 華人之所以能夠辨認他們是華人不是因為他們知道華人的樣，而是他們知道怎樣不是華人。離散於海外的華人認同就是在和不一樣的人相遇，因為遇到了反對其成為公民的意識和本土意識，所以華人認同才產生。說一個吊詭的例子和大家分享，根據Donald M. Nonini對馬來西亞憲法內含的意識型態的解讀，馬來人是土壤之子(Bumiputra)，即使是來自印尼的伊斯蘭信仰者都是土壤之子。這意味著華人在馬來西亞就是模棱兩可，其公民身份就是值得懷疑。 我們可以反思「民族、領土、文化或國家註定是一體的」這樣的假設是否仍適用於這樣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究竟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是台灣人的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國民的中華民國？
我讀《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四
「認同」這個東西，可以被視為是「去創造一個東西，使不一致的文化內容和不一致的 生活經驗產生一致性」。馬修(Mathews)認為不同層次的個人識意都會塑造認同，它們分別為：一、視為理所當然或潛意識地的習慣；二、由於社會壓力而去服從的文化規範；三、個人是有意識地、自由地從「文化市場」中選擇自己的認同。前三個場景大多是處在前兩個層次的模式，近代應該有對於個人選擇的認同應該還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於是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認同都會是有所差別的。儘管一九八○年代，中華商會鼓勵華裔馬來西亞人少說方言多說華語以凝聚社群；儘管將華語作為教育和官方的語言，可以在正式場合使用，不同於和朋友或企業夥伴的閒聊語言。但華裔馬來西亞人對所謂的「中華性」(Chineseness)不只是單純地接受或排斥而已，忽略、質疑、抗拒、再探索、頌揚或改變等策略性地反應也是可能發生的。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認同其所在的社會階級或將自己定位在世界公民的身份而「忽略」了其在特定族群的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華裔馬來西亞人可以說得一個流利的英語，這些人開始「質疑」英語會侵蝕其對中華文化和華語的實踐與知識；也有些人「抗拒」中華性，其覺得應該強調「馬來西亞人文化」而不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文化」，許多華人都沒有什麼馬來人朋友，或許是因為飲食習慣，但若有心克服，應該不是問題；有一些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因為「再探索」而將佛陀的生日「衛塞節」(我們叫浴佛節)再擴展；也有人會刻意「頌揚」中華性，不論是工作態度或即便是負面教材的香港影集或電影，這些人宣揚華人的勤勞 、努力、聰明…等；原本的中華餐點如點心(dim sum)也加入咖哩粉、茄子、椰漿等具南洋風味的食材，而「改變」了原先的飲食習慣。 在馬來西亞是不可避免必需劃分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多元的文化意義和策略性反應或定位也勢必和這劃分有關而且會越來越豐富，而且會一直在個人、本土、國家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場閾轉變。
我讀《The Two Unmarriageables》
《The Two Unmarriageables》是講兩個無法在當地市場找到結婚對象的人。故事中的兩個人都是來自越南。女生生長在越南，來自富裕的家庭，非常認真讀書，有了很高的學歷，於是在越南找不到相對應的對象結婚；男生則是在戰時離開越南，到美國過著打黑工的生活，也無法在美國社會找到對象結婚。 女主角的名字叫Thanh，父親是老師，在戰時也有親戚逃到美國去。Thanh在高中畢業之後，許多同學就結婚了，但她繼續讀書，取得了法律學位。在越南工作可以得到一份比當地人高的薪水，不過仍比不上在已發展國家的所得。由於她的學歷使她在越南社會找不到能夠和她結婚的對象，她確實認識一些和她條件差不多的男生，不過這樣的人畢竟不多，所以在越南婚姻市場內，她是待價而沽的稀有品。在她的「想像」中，越南的男生擁有亞洲特質，受儒家思想影響，有一點點大男人，會想控制女生，越南之外的男生比較不會這樣。 男主角的名字叫Minh，在二次大戰時逃離越南，先到馬來西亞，後來轉輾到美國。相較於其它同伴，能到美國被認為比較幸運，其次是加拿大、澳洲，再次者則是芬蘭、比利時和匈牙利。或許在這群人心目中，有那麼一份「『文明』階序名單」！在美國的生活也是顛沛的，他從美國西岸到美國中部，後來在一個華人餐館安定下來。Minh認為，因為自己在美國社會無法賺到很多錢，於是美國人看不起他，不會有人願意和他結婚。同時，Minh期待，生長在越南的女性會擁有「傳統」女性的美德，聽丈夫的話，待在家裡做家事。 兩人因為在婚姻市場找不到買家，於是必須跨海找買家。Thanh可以找韓國人或台灣人，但她不要，因為在越南社會這被認為有點像妓女，是出賣肉體的行為；找一個「海外」的「越南人」 (Việt Kiều)，既不會招受異樣的眼光，又可以擁有「想像」中的女性自主。Minh透過仍待在越南的家人和Thanh搭上線，透過家人的介紹，也就是「傳統」的相親讓兩人認識。兩人就這麼結婚了！ Thanh和Minh接受訪問時很有趣，生長在越南的Thanh是用英語進訪問的，而在美國打工的Minh卻是用越南語。Thanh預期Minh是來自「現代」的人，Minh則希望Thanh是活在「傳統」。Thanh只想要那個屬於現代的「好東西」，Minh又何嘗不是只要傳統的「好東西」！ 對於「現代」的追求，於是認為屬於「現代」的就是好的；緬懷「傳統」，或許也是那些經歷過「現代」的人的專利。或許是我們簡化地認為這是「現代」或「傳統」的拉扯，我認為這是人們只為自己著想，而不懂得將心比心才、推己及人才有的自私想法。如果我們不去想如何對自己有利，而想的是如何對社會大眾有益，那就不會是一昧地追求「現代」或「傳統」了。
我讀《TO VEIL OR NOT TO VEIL?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Muslim Women in Austin, Texax》
我真佩服我的英語能力，我可以不用查單字就看完一整篇英語文章。我閱讀《TO VEIL OR NOT TO VEIL?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Muslim Women in Austin, Texax》這篇文章，標題就有個單字Veil，我一直不去查這個單字，一開始猜測這可能是膜拜或面紗等穆斯林宗教特有的單字，往下看之後就知道是使用面紗的意思了！我很厲害吧！不過這個單字其實是以前就查過了，只是忘記它是什麼意思。我想還是看完這篇文章後，我大概會永遠記得這個單字了。下面分享本文章的摘要和心得： 這個文章找了一些有使用面紗的人和沒有使用面紗的人來談談她們對使用面紗的看法。我認為這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差異，只是對於很少見到穆斯林的台灣人而言，這仍是很新鮮的議題。儘管在不久之前，法國才通過不準在公開場合使用面紗的法令。 有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認為使用面紗比較舒服、特別，而且有虔誠的感覺，這些都是為了符合古蘭經的要求。也有因為同儕影響，朋友使用面紗，於是也跟著用面紗，而且這樣也可以和自己的重要他人更親近。還有人認為使用面紗可以在埃及生存，我想這是因為可以適合當地的天氣吧！使用面紗也是為了不讓男人侵犯自己，因為女人是鑽石，所以穿著能夠蓋住全身的黑袍可以讓自己在社會中更自由地遊走。不過這樣的穿著打扮，旁人會覺得奇怪(也就是很特別啦！)，而且有反「現代性」的嫌疑。這還因此帶來婆媳問題，因為婆婆(沒有使用面紗的習慣)覺得媳婦為了表現自己對阿拉的虔誠，使用面紗把婆婆給比下去了。 不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則認為使用面紗是「父權控制」，而且是因為政治因素才產生這樣的規範。許多穆斯林女性在美國不使用面紗或穿黑袍，但回到原生國時，就會戴上這些東西了。 我想我是一個相當功能學派的人，原先我認為穆斯林女性使用面紗除了在天氣乾燥的地方能夠防沙塵外，沒有其它功能。但在使用面紗的穆斯林的女性談話中，我們可以理解還有作為避免男性性侵害的功能。為了不讓男性犯罪，而叫女性包緊一點這固然是性別上的不平等，正如若有男性性侵害了一個女性，你不怪罪男性，反而說女性穿著太曝露是一樣的道理。不過，我倒滿想有一套能夠把全身包起來，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服飾。如此，別人認不出來你是誰，你也不必在意身上穿什麼服飾(就像學校要求學生穿制服一樣，不用跟別人比美！)，這樣的打扮反而更自在、更舒服。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唄！
我讀《The New Migration》
隨著蘇聯瓦解和馬克思主義的消退，移民也開始有了新的形態。在台灣，我們稱那些來自東南亞而居住在台灣的人是「新移民」，不論其是因為結婚、工作而來的。對整個中國而言，我們也可以說那些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離開中國大陸的人是「新移民」，而這些新移民許多都是有高教育水平、城市化且有專業技能的人，在《The New Migration》主要討論的是那些來有較好的教育和技能往西方發達國家定居的移民，早期這些人來自台灣和香港，改革開放後，福州、上海等地的人也開始外移，有所謂「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情況。 美國西部在白人未大量進入以前，華人在建設了鐵路。當東西岸的往返更方便之後，白人也往美國西部淘金，但由於大量白人的湧入並非所有人都能在美國西部找到工作，於是開始有「反華」的聲音，認為都是因為有華人移民才排擠了白人的工作機會。於是華人就反方向地往美國東部移動。所以美國也是經歷過反華的時間的。現在，所有民族，不論你來自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所以美國和加拿大都成了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大陸在結束「合作生產」(collectivism)之後，在國內也有大量的移民產生。不過限於一九五五年開始的城鄉二元戶口的限制，來自鄉村的人民於城市工作無法享有同樣的權利，於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中出現許多問題。2010年的上海世博說「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在我看來，因為城鄉不均衡地發展，加上城鄉二元戶口對人民遷徙的限制，使這樣的發展更扭曲了。 建立在新移民和原生地的連結(corridors)有傳統的和現在盛行的。傳統的就是透過和僑鄉、親屬、方言或對於國家的協會；而現在盛行的就是由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貿易總裁，有點像四海一家(megaffinity)的感覺，這種世界華人商會不特屬於任何行業，這些人是因為國家和海外華人的利益而建立的。通常這樣的團體感性的成份多於理性。 中國大陸重返世界舞台，不論是在經濟上或文化上的成就，而其領導人也認知到要依靠國際貿易和科技發展才使中國脫離貧困。台灣許多商人，在改革開放後回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儘管經歷兩岸關係緊張的時期，但現在交流越來越頻繁。我想，在中國官方的口中，肯定不將與台灣的貿易視為「國際貿易」，但認知上，仍是將台資視為外資，也同時靠著台灣在往外發展。 在《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開始，就聚焦在「人口遷徙問題」，它說「全世界現有將近十億人在自己出生地以外的地方或國家工作、學習和生活。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推動之下，這些被稱之為『移民』的人不僅為目的地國家的社會帶來了新的勞動力、技能、創業精神和新鮮思想，更為自己的原籍國每年寄去2200多億美元的巨額匯款。」今年的《2010世界遷徙報告》更呼籲個國作好應對未來大規模全球移民活動的挑戰，以確保財政和人力資源充足。 新移民的發展，隨著科技發展和運輸革新，將會有不一樣的面貌。我覺得這將有助於我們認識更多文化，同時也應該開放自己的心胸地去學習不同於自己文化的文化。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三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不同於改革派，革命派人士發現他們的支持者都是藍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初，改革派人士也在吸引富人作努力，因為革命需要財政上的支持，到了革命(1911年)前夕，也確實獲得了財政上的支持，但這些富人並不是著眼於一個強大中國的貿易利益。那些向「錢」看的平凡華僑們，都已經被改革派或儒家、帝國氣勢給吸引過去了。 革命派的領導之一胡漢民發現海外華僑有種現象，他們都沒有華人的認同，至於那些認同自己為華人的都已經服膺於帝制的儒家文化。許多從福建的離開的海外華人不習慣人們問他的中文名字。魯迅(Lu Hun)也問那些住在各地的海外華人是什麼人，爪哇的就說爪哇人，新加坡的就說新加坡人，蘇門答臘的就說是蘇門答臘人。然而這些人還是迷信並渴望有來自帝國的榮耀和官銜。 革命派裡頭，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和他們無關，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是其結盟對象。認為秘密結社為其結盟對象的證明就是革命派的支持者都是來自農耕、礦產或鐵路工人，這些人多屬於洪門或天地會的成員，這些組織遍佈東南亞、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結合反清、反滿的思想，建立在這些秘密社會的基礎之上，同盟會就這樣成立了。若溯及更早的華僑論述，則是對漢種族的忠誠，這個訴諸抵抗蒙古人(元朝)和滿州人(清朝)，同時參照祕密結社對「忠」和「義」的意識型態。魯迅認為，中國除了漢唐盛世之外，在元朝，南洋對中國而言，就像哥倫布在美洲發現「新大陸」一樣。而華僑之所以在東南亞無法抵抗西方殖民者是因為他們物資匱乏，而且其拒絕來自清廷的支持，更糟的是，華僑還被清廷迫害、詆毀。 在1911年之前，改革派和革命派雙方在華僑之間動員的能量差很多，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來自廣東較多移民的地方，而孫中心則是經濟上和數量上都較少的客家社群。對於華僑而言，你必須把其和家鄉的連結給喚起，才有機會使他們變成你的支持者。 有一個受康有為啟發的人叫歐榘甲(Ou Qujia)，後來還因為撰寫《新廣東》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廷，而遭受康有為譴責。歐榘甲認為廣東人應該建立如泰國人或越南人那樣，和其它種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鼓吹省或區域的獨立，以語言(粵語)為號召，無疑地能夠引起海外華人的迴響，特別是那些秘密結社的成員。 國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在將流動的認同給固定下來，重塑其方方面面的再現，以及確定自我和他者的界線。除了清廷、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外，還有來自外國政治當局、離散的經濟網絡或為了小孩為來就業英語教育思想，各個方向的拉扯造就這跨國族群的認同。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的作者Prasenjit Duara認為儒家思想或其它傳統具有「保守」的性質，這也是為什麼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和社會達爾文國族主義可以共生。而祕密結社和華僑與共和革命的連結，從種族家庭、兄弟情誼到殖民掌控，現在已經下至學童了。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候，我認為吾輩能夠思考的方向是借重世界各地殘餘的中國國族主義，用華語、用儒家思想來襲捲全球。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一
領土國族主義是現在世界上唯一能夠讓各國當局所接受的形式，然而對領土外則會以種族或文化等社群的訴求，來尋求符合其需求和利益的論述。中國這個悲情的國家，在1900年到1911年間有三個團體在國族主義這樣的論述下角力，他們分別為清廷、康有為領導的行憲改革派和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派。《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則揭示了這三個團體如何動員海外華人。 「華人」這個概念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定義，不只是因為其自身有多重和模糊的認同，而且這段期間又是中國快速變動的時間，更增加了其不定性。離散於各地的華人組成社群是有跡可循的，通常是語言、姓氏或著階層，而一個人也可能同時分屬多個社群。同時，華人和當地土著或歐洲殖民者又有更明顯的區分，因為這是種族和勞動力上的區隔，華人和非華人的界線是相對明顯而容易被加強的。在這些團體中，家庭的功能和與當地的連結是華人生活的重心，而對於居住國的政治當局則維持彈性。 東南亞的華人和中國連結的模式大致上有「華商」和「華僑」兩種。華商模式多峇峇和新客，其是相對開放的團體，通常比較有錢、具影響性；華僑則透過教育宣傳被動員整合入具華人忠誠，而屬於中國。 清廷是用一種帝國國族主義，以文化為訴求進行動員，「強兵富國」就是當時號召的口號。早期清朝將海外華人和反清復明及秘密社會給連結在一起，這些人就移出去了，就是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了。隨著現代國家的世界體系意識高漲，這樣的論述也逐漸轉變。除了取消海禁政策之外，也開始在東南亞和美國設領事館。華僑在這樣的氛圍下，既能提供財政上的支持，還能提供造船或軍備上的技術。華僑還被賦予去投資採礦和鐵路的特權，如些可以避免外國人壟斷這些建設。清廷也開始賣官，許多華僑會購買，因為這可以帶來名聲。 買官的不只是有錢商人，一般人也買官。買官的風潮開始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漫延，儒家思想模式亦然。這對長期缺乏中華文化薰陶，長期只有伊斯蘭和基督教文化的海外華人而言相當吸引人。儒家文化於是被引進到東南亞華人上層社會，成為另一種紳士的模範。不只是清廷用「儒家文化」吸引東南亞華人，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也都相當偏好這樣的儒家紳士形象。 當然，在東南亞地區的土著可能會接受儒家文化，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它加深了華人和當地人的鴻溝，其使華人文化因為儒家思想更像一個外來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由於當時殖民政權這樣的政治力和社會連結，使當地社群把這些華人、華商推出當地社群，造成種族的界線。不過，總的來講，在晚清末年，中國文明對當地的華人，特別正商人社群內，是相當具吸引力的。 看看噗友怎麼說：
《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spora》by 吳燕和
人類學家吳燕和到暨南大學演講，題目是《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pora》，恭逢其盛，也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吳燕和是道地的台灣人，南投人，去過新幾內亞、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進行研究，經歷豐富令人羨慕。吳燕和在新幾內亞遇到個黑人，這個黑人自稱是華人，說得一口廣東話；他也提到美國的「華館」(P.F.Chang's China Bistro)，裡頭沒有一個華人大廚，連菜單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但它卻是美國最大的連鎖中餐廳。 研究一個族群或民族，不要老在中心，要去邊緣看看。吳燕和向大家介紹了幾本書：一本是《China off center: mapping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kingdom》，一本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還有《祖蔭下》。或許我們對於任何族群或民族的認識可以往那些在邊緣的人，特別是那些屬於跨界的弱勢。如何研究起？僅管有這些跨界或無祖國的想像是很「後現代」的，但吳燕和仍認為應該回歸到傳統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親密接觸地去了解他們心中的想法。 我想我大部分的時候是「後現代」，特別是面對「現代」的國家。回顧人類的歷史，什麼「國家」、「公民」這些概念是很晚才出現，但人們卻認為這是很重要地、必追求的「現代」。事實上，就算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仍能過得好好。這個新幾內亞的「華人」(外表是黑人)和你我想像的「華人」有很大的不一樣，在新幾內亞甚至有中國國民黨的鳥堅尼支部，比「華人」還要「華人」的特徵，你好意思說他不是華人嗎？自己是什麼人，自己說了算！自己是不是番仔，自己說了算！我說我是番仔，我就是番仔！我要有原民會的補助，我要改原住民的名字，我要原住民保障名額或考試加分，不用來給我考試！(然而，時空背景不一樣，以前說自己是「番仔」會被欺負，現在說自己是「原住民」有福利，考試又能加分。政策制訂還真是不容易！)總而言之，我滿喜歡這個演講的。 吳燕和也算是學長，他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我也在人類學系學習過一年。人類學家的旅遊經歷總是令人嚮往。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總是在離開之後，才會想念原本所在的好。如果我一直留在人類系，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個人類學家一樣，可以在荒島或少數民族間研究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