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syntax:

我讀Marina Vasilyeva, Heida Waterfall and Janellen Huttenlocher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

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地位(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SES)的嬰兒是否會句法的表現會有不同?或者有什麼部分是相同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從嬰兒二十二個月大起開始觀察記錄,每四個月再去造訪一次這個嬰兒,直到嬰兒長到四十二個月大,每個嬰兒只少有五次家訪記錄,每次家訪記錄以錄像攝影九十小時,總共對四十五個嬰兒進行記錄。記錄的內容分為簡單句和複雜句,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杭士基(Chomsky, 1965)指出不論來自哪個語言環境的小孩,語料的輸入所扮演的功能就是用來啟動小孩子對於其語言參數設定的可能性。因此句法的發展也應該每個人都是一樣。然而,我們卻發現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系統性的差異,這差異的來源有人說是個體基因上的變異(Pinker, 1994; Pinker & Bloom, 1990),也有人說是來自和其輸入的語言有關(Tomasello, 2005; Tomasello & Brooks, 1999)。 過去檢查系統性差異的指標包括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平均言談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MLU)以及語法知覺測試(Test of Reception of Grammar, TROG)。溝通發展庫包括句子的長度和複雜度,主要由父母親的自我報告;平均言談長度則計算句子中出現的字詞或詞素數量,這無法體現結構的複雜度;語法知覺測試則包括簡單句和複雜句,但複合子句(multi-clause sentences)的佔比仍少。 《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直接對嬰兒進行錄像、將語料轉寫,再分別對於簡單句和複雜句進行分類。簡單句包括只使用一個動詞的問句(questions)、直述句(declaraatives)和祈使句(imperatives);而複雜句類包括情態動詞(modal verbs)和時態(emerging modals),包括:連結兩個動詞的聯合式(coordination)、受詞補語(objective complement)和受詞關連(objective relative)等。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不可否認複雜句能夠表達複雜的思想,然而大多數人類溝通時的語言以簡單句為主,而且複雜句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機會也少於簡單句。如果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複雜句的發展,那麼不論來自哪個社經背景而天生就會的簡單句是否就是人類所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呢?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二

「詞彙遷移」(lexical transfer),簡單地說,就是某一個語言中的字詞知識影響了另一個語言的字詞知識和使用。通常,我們說完整地知道一個字詞的知識有以下歷程:可進性(accessibility),字詞進到心理詞彙;構詞(morphophonology),該詞的發音和不同形式的拼寫;句法(syntax),文法詞類和句法限制;語義(semantics),字詞意義;搭配(collocation),和其它字詞出現的時機;連結(association),和其它字詞或標誌的關連。即便母語者,都不一定能夠將語言中的所有字詞達到最好的階段。例如,受過高等教育相較於一般人則會傾向使用知識含量高、字頻低的字詞。在「詞彙遷移」中,將討論「構詞和語義的偏誤」、「跨語言影響對詞彙的關係」、「選詞遷移」。由於構詞而產生的偏誤,我們稱「形式遷移」(formal lexical transfer),而因為語義範圍在兩個語言中的對應,我們則稱「語義遷移」(semantic lexical transfer)。「形式遷移」通常發生在來源語和接收語相近,如英語和德語;「語義遷移」則發生在來源語和接收語在類型學上較遠,如波蘭語和英語。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說是汗牛充棟。 「跨語言影響對詞彙的關係」可以再細分為詞彙表現(lexical representation)、詞彙可進性(lexical accessibility)和詞彙激發(lexical activation)。 我們先看看語言是如何存在我們內心中?有人毀語言相關的知識分為三層,從詞素(lexemes)、雷碼(lemma)到概念(concepts),詞素包括字詞的發音、型態的拼寫;雷碼則較抽象,要使其進入文法詞類和句法限制;概念則是色、聲、香、味、觸、法等印象,對於其特質的認識。通常,概念不會直接和語言連結,而是和字詞或其它語言架構。 人們學習新語言的字詞時,其心理連結會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心理連結會影響一個人在語言間存取字詞的能力。關於這現象,米拉(Meara)使用隨機布林網絡(random Boolean networks)解釋字詞於跨語言之間的連結,而簡單的布林規則(simple Boolean rules)則可以讓人在雙語的心理詞彙中去選詞以表達。通常,從第二語言到第一語言的翻譯比較快,因此從第二語言的字詞中是直接連結到第一語言的字詞。「不對稱模型」(Asymmetry Model)或「位階修正模型」(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正是假設這個心理連結的方向其中一個方向會強於另一個方向,而內心處置這樣的過程時通常偏向較強的方向。翻譯進行時,存取失敗有兩種,一是完全找不到相等的翻譯,二是存取了不正確的翻譯。跨語言影響在此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語言學的基礎入門以及次學科(源自Preecha Khanetnok的《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的〈Introduction〉)

  語言學家的工作在於區別並描述聲音的單位和脈絡、單詞和構詞以及片語和句子,以展現語言的結構。我們知道單詞需要透過學習才會了解,但我們卻忘記聲音、語調(intonation)、輕重音和句型也都是要學習才會具備的技能。這就是語言學家所進行的語言學工作。語言學可以約略地被分為三個分支,其包括描述語言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應用語言學(applied linguistics)和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 描述語言學,廣泛地說,主要在於觀察並分析特定時間內語言的聲音特徵、文法和詞彙。布倫費(L. Bloomfield)是首先使用「描述語言學」這個詞彙,其使用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為沒有記錄的印第安語言進行歸納,把語言潛在的規則記錄下來,因此又稱「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這也包括音韻學(phonology)、構詞學(morphology)及語法學(syntax)。 如果將語言學知識用於解決特定語言的問題就是應用語言學,最普遍被應用在語言教學,這包括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習得,因此通常所指涉的只有教學法(pedagogy),例如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和教學語言學(pedagogical linguistics)。在教學語法中,其強調語法的功能,而不是語法的理論;若在外語教學時,則著重在對比母語和標的語的特徵。外語教學進行時,其重點就包括學習語言的目的(例如:語域(register)或方言(dialect))、技能(聽、說、讀、寫)、教材分級及演示。 然而,包括辭書學(lexicography)、翻譯和言語治療(speech pathology and therapy)。更廣地來說,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生理語言學(biolinguistics)、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風格學(stylistics)和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都屬於應用語言學領域。 歷史語言學則是透過文件或其它證據來為語言較早的形式進行描述。例如,語言學家可能透拉丁語、德語和希臘語等,而能夠重建印歐(Indo-European)語系的特徵。 另外,語言發生學(linguistic ontogeny)研究幼兒語言的發展,以及方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透過關鍵單詞或表達方法,建構等語線(isoglosses),進而畫分出方言區(dialect boundary)和語言輪廓(linguistic atlas)。這也都是屬於語言學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