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 State, and Society》有一系列的書，從東歐、中共、蘇聯到東南亞。剛剛閱讀了《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的第五部份，非常有意思。這個部分有三個小文章：〈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urma〉、〈Value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hailand〉和〈Kinship and Commerce in a Thai-Lue Village〉，這些文章有一些共同的取向是其使用了在地的語言去解釋以區分這地區之外可能有相對應的詞彙，但為了避免誤解其內涵還是用當地的語言。三篇文章中，兩篇是關於佛教，兩篇是關於泰國，所以讀來格外令人歡喜。下面分享心得：透過〈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urma〉，我們有一個認識緬甸的視角。緬甸人一般沒有經濟壓力，對於物質享受也是有限。作者認為這和其佛教信仰有關。四聖諦是「苦」、「集」、「滅」、「道」，其中苦諦中又有「生」、「老」、「病」、「死」和「求不得」苦。「求不得苦」肇因於三毒「貪」、「嗔」、「痴」的「貪」。我想這樣已經有個讓我們能夠理解緬甸人民在經濟進展的路程上會有怎麼樣的樣貌。但是隨著翁山蘇姬所帶領的政治改革，緬甸的改革開放，以及其西方國家的互動。往後，相信緬甸的文化(佛教)將和經濟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拔河。 〈Value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hailand〉討論了泰國和日本的價值觀如何和其經濟發展的關連。日本受到儒家、佛教和神道教的影響，其價值觀建立在忠誠地在其位置上完成任務，發展其專業，節儉和勤勉是美德。明治維新時期，更塑造日本人對於國家的向心力，當經濟發展為國家目標時，日本人也當然不讓。 泰國則相對單純，其價值觀同樣建立在佛教信仰，有著輪迴、業力(กรรม)以及因緣果報，作功德可以累積福報(另一種形式的「投資」)。四無量心(พรหมวิหาร ๔)是被推崇的價值，其分別為「慈」(กรุณา)、「悲」(เมตตา)、「喜」(มุทิตา)、「捨」(อุเบกขา)，只要是有地位的人，都應該履行這些特質。當有人問你會不會為了某個美女心動時，你會聽到泰國人回答：「還好。」(เฉย或เฉย ๆ)這個是其平靜的表現，不會為外在環境動心。「好玩」(สนุก)另一個很價值體現，就算是宗教活動，也要「好玩」。除了泰國皇帝的兒子，也就是太子是世襲的之外，基本上是沒有階級的界線，階統的能動性是存在的，而且建立在其「業力」。因此，泰國人較少是因為責任、團體、意識型態、忠誠而失去自己。 你可以發現，在這樣兩個不同的價值觀下，所表現的經濟發展也不盡相同。即便泰國現在也興起了類似當年明治維新的氣象，但泰國終究不是日本。 〈Kinship and Commerce i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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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ASEAN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一
我們常常把東南亞國協拿來和歐盟比較，在這樣的比較下，我們會對東協的整合感到失望，然而東協的成功或失敗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衡量它以及外在力量如何和其互動。在不妨礙各成員國主權和影響國內治理的前提，進行有共識的決定，為所謂的「東協模式」。各國家的領導者在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印尼和蘇哈托，東南亞在世界上將一文不名。除了東南亞國協的總部設在印尼雅加達之外，印尼對東協的重要性，也遠遠大於東協。東協起初創立的宗旨在於兩個：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區域(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和簽署使東南亞成為免於核子武器威脅的協議(Treaty on a Southeast Asian Nuclear Weapons-Free Zone)，某個程度來說是區域主義或試圖對該區域給予控制。 後來，陸續有其它國家加入東協。其中，緬甸的加入大概是造成最多風波的。核心會員國的領袖都不認為應該讓緬甸加入，但是若在寮國、柬埔寨和越南都加入了，而緬甸無法加入，那緬甸肯定向中國大陸倒戈，所以最終還是讓緬甸加入了。而東協和美國的關係，就因為緬甸一直處不好。去年翁山蘇姬讓緬甸軍政府釋放出來，說不準就是東協給緬甸施壓的！(當然，這是我亂猜的。) 此外，東協也對柬埔寨在公元二○○六年舉的選舉中，予以監控。因為柬埔寨鄰國國家都擔心柬埔寨的政權若無法順利移交，難民若跑到自己的國家來，將會是一大負擔。而且長期漠視緬甸的行為，若也同時發生在柬埔寨，東協的國際形象將會一落千丈，所以應該也有點殺雞儆猴的意味吧！ 東協的組織再進化後，開始期望建立一個經濟支援、貿易、外國投資並支援國家發展計劃的氛圍。東協用印尼語的「musyawarah-mufakat」即諮詢和共識來作為政策決定的準則。而陸續召開了許多會議。其中，在公元二○○三年，於印尼峇里島召開的東協協調會(ASEAN Concord II)提出了東協共同體的三大支柱：包括東協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東協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和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Socio-Cultural Community)。安全共同體由印尼推動，經濟共同體則由新加坡和泰國為最積極角色，社會文化共同體是三個裡頭最虛的，但卻是成果最豐碩的，它的計劃廣泛地包含了人類安全和全面性的安全。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二
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一
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歷史上在適應上、文化上、同化上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族群。《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分別討論三個東南亞地區內華人和當地土著通婚所生下來的華裔混血兒(creolized Chinese)，其中這些混血兒作為中介社會體系角色的地區，包括菲律賓、爪哇還有海峽殖民地。混血指的並不只是在血緣上，這還包括語言上、宗教上等方面。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婦女是禁止離開中國的，於是所有海外華人都會和當地的女子結婚，而所生下來的後代並不會融入當地社會，而是傾向在同混血的社群內通婚，這也使這些華裔混血兒成了當地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群。歐洲人進入東南亞地區之後，這些華裔混血就成了中介歐洲人和當地土著的的角色，儘管時不時遭到騷擾，甚至屠殺。 華人在菲律賓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稱麥士蒂索人(Mestizos)，在西班牙人殖民期間主道了所有貿易、控制那所有工業發展，同時是借貸中心和土地投資者；爪哇從十八世紀之前就有不少華人和其後裔成為穆斯林並融合進當地的社會，然而在幾次大屠殺之後，非穆斯林的華人混血兒土生華人(Peranakan)開始發展，逐漸地在人數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開始由土生華人主導。土生華人的財富比麥士蒂索人更集中，而且當時麥士蒂索人佔菲律賓人口有5巴仙，土生華人佔爪哇人口不過1巴仙。 華裔混血峇峇(Baba)在麻六甲很早就成形，荷蘭殖民期間也沒有吸引很多華人移民，新到的華人移民也沒有和峇峇有太多混血，華人對於已成形的峇峇社群而言反而是被邊緣化的。直到英國人佔領檳城、麻六甲，峇峇開始往檳城移動。峇峇才組成中間社會階層，峇峇也往新加坡。於是海峽殖民地(麻六甲、檳城和新加坡)就由這些早一批的華人移民作為主導團體了。在海峽殖民地共有9到10巴仙的華裔混血峇峇。這些華裔混血，包括麥士蒂索人、土生華人和峇峇都是貿易商，這也是為什麼往後能夠移進大批的華人作為勞動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