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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文兩種語言作為媒介的分類之外，維格斯基(Vygotsky)也提出「近似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說明語言的習得不只是只求最終表現，同時也注重工具之外的質和量所需要的成份。維格斯基觀察照顧小孩子的大人，往往認為大人表現得一付小孩子能夠完全理解其文化、語言內涵，但事實上小孩子很難完全靠自己捕捉這些內涵。當我們要求小嬰兒從坐著到站起來的時候，有的媽媽會直接把嬰兒的姿勢，抓到固定的位置；有的媽媽則從手、屁股，慢慢抓。前者焦點在位置，後者在整合嬰兒的行為和其身體的可能性。這就是兩個不一樣的「近似發展區」。這隱含著這些道理：一、不同學習者需要不一樣的媒介，即便是同一個語法特徵；二、同一個學習者需要不一樣的媒介掌握不同的語言特徵，這取決於其對於該語言的掌握；三、發展不只是學習者外在的表現，同時也是將外顯的變得更內隱的過程；四、學習者能夠控制語言的特徵時，媒介就可以有較好的運用。「近似發展區」和克拉申(Krashen)的i+1有相似之處，但不完全一樣，相同的是同樣要接受足夠的、可理解的輸入，不同的是「近似發展區」還關心和施教者媒介協商的品質。而用以評估這樣子的教學，就要依靠「動態評估」(dynamic assessment)了。動態評估認為有效的教學不只需要個人或團體的評估，還需要學習者對於教學如何反應的資訊。

從社會文化取向來看第二語言習得，語言會像是一個工具，我們拿這個工具來處理和自己的溝通以及和他人溝通的，和自己的溝通就像反思、思考，和他人的溝通就是社交活動。「語言」就是使用者用來媒介(mediate)、控制(control)和調節(regulate)其心理和社交活動的工具。除了「語言」之外，「符號」、「象徵」等抽象的事物，都是媒介人類心理過程的工具。如果用鏟子去比喻的話，鏟子本身這個物體的結構並不構成我們是否會去使用它的條件，而是鏟子它所提供的可能性，讓我們使用鏟子去挖掘。語言就像鏟子一樣，其本身所承載的意義並不構成我們是否去使用它，而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例如：小孩子依大人的目標或文化而完成語言任務)，自然會去使用的工具。 社會文化取向將語言(或符號)作為媒介分成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和概念調節(concept-based regulation)兩類。 「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強調的不是個人語言的正確與否，而是學習者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去長篇大論(當然，學習者要有東西可以講，有東西想講)。它同時說明，人類的行為取決於自己的動機、目的和外在物質條件，所以每個人說話時，都是基於特定目的所說的。好比受試者知道研究者想要聽到正確的語音，所以受試者就會有目的地表現其正確的語音，這就是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但，一但讓受試者談論自己的有興趣的話題時，其結果就不會如前面那麼正確。 「概念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則可以透過這樣的流程，使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中的概念。其流程如下：先和第一語言對比→將概念給具象化→實際溝通的活動→說出來→內化。將概念給具象化可以透過圖畫將標的語中，所欲讓學生習得的概念給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