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教學法」(the direct method)是在移民社會下，由於學生有不同的語言，以及老師自身語言能力的限制下所發展的教學方法。而後，「自然教學法」(the natural approach)在類似的脈絡下產生，並對於直接教學法進行加強和補充。下面，我們將更仔細地了解「直接教學法」和「自然教學法」。直接教學法是基於兒童學習母語的方式所發展的教學方法，直接使詞彙和片語與物品和動作連結，避免使用學生的母語以發生干擾。直接教學法相信，透過聽取大量的語料，可以理解標的語。其特徵包括：一、利用課堂物品和動作進行學習；二、利用換句話說(paraphrases)而不是使用翻譯；三、學生會聽到簡化過後，完整且有意義的句子；四、要求正確的語音，使用標音的符號；五、不刻意地進行文法教授，鼓勵學生自行歸納文法；六、不鼓勵使用字典或翻譯進行閱讀。此教學法被認為缺乏糾正(correction)，因此造成早期石化(fossilization)，儘管有流利(fluency)的口說，但卻不正確，好像在母語骨架結構上長著外語詞彙的肉一般。 隨著直接教學法的發展，後來產生了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認為「學生能夠在課室環境下學習第二語言的『溝通』」，其中「溝通」指的是具備中等(intermediate)的熟練度(proficiency)。即學生和母語者之間的溝通是可以不費心力、不會有導致焦點模糊的錯誤。由於目標是構通，所以對於結構正確的期待會稍低。自然教學法有以下準則可以遵循：一、課堂活動的設計，以激發溝通為目標。文法解釋不在課堂上進行；二、不進行糾錯(error correction)；三、允許學生使用母語，並讓學生專心於理解課堂教學及活動。為了讓學生理解課堂的教學，使用簡化的言論或「外國人言談」(foreigner talk)是有必要的。外國人言談指的是較慢的語速、清楚的發音、避免簡縮、較長的暫停以及加大的音量，並透過解釋、換句話說、手勢、圖片去定義新字詞，同時簡化句型和使用冗贅，以能夠於簡單的句型中傳遞多餘且有助於理解的訊息。詞彙的學習優先於語法，約莫500個詞彙量前，都只是大量地聽。其目標在於能夠「生存」在第二語言的社會中。發展初期，自然教學法不進行文法項目的教學，但後期也承認文法教學具有其正向的角色。 直接教學法和自然教學法若我們顧名思義的話，很容易將它們視為相等的教學方法。更準確地說，我們應該把它們視為同一個發展脈絡下，不同時期教學方法的演進。前者因為早期移民而發展，後者以學生生存為導向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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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一
雖然奧德琳(Odlin)認為，「遷移可能發生在所有語言中」，但歹誌不是憨人想得這麼簡單。理由有三：一、跨語言影響在不同面相中，能夠被發現的的程度並不相等，例如語音的遷移就相對於篇章的遷移更為易見；二、不同面相的遷移會隨著不同語言而改變；三、語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語言距離(typ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source and recipient languages)、二語學習者在兩個語言中的熟練度(the L2 user’s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both languages)以及任務類型(type of task)等。接下來就依語言的各個面相，討論已知的語言遷移研究。在音段上，最常見的語音遷移就是第二語言中是有區辨性，但在第一語言中卻沒有的情況。這些包括長短音、鼻音、有聲無聲、送氣不送氣、時長以及顎音化…等。反向的遷移，在音段上大概較少受到影響，除了某些音段特質，如有聲無聲和送氣不送氣。但可以知道的是，從第二語言的語音區辨的能力會使得學習者對於第一語言中語音裡同位音的區辨。 在音段之外(prosody)，如音節則發現來自不同第一語言的學習者會使用不同策略去減去子音聚合的音節；超音段則發現，無聲調語言的母語者會依賴音高去為詞彙聲調進行感知。而這音高也是其用以區辨重音的依據。除了遷移本身扮演了角色之後，語音環境(phonetic environment)和普遍語音限制(universal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也是重要變數。 文字遷移(orthographic transfer)指的是書寫系統的遷移，其被認為不同於語言遷移。學習者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對音的字母去發音是顯而易見的現象，但文獻上的記錄卻付之闕如。較多的是，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對於英語閱讀的研究，發現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用在文字中提取語音訊息；而非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則能在相同唸法，不同拼法的文字中選出符合語義的訊息，顯示非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仍循著提取文字的脈絡在閱讀第二語言。「遷移」在這個部分幾乎完全可以解釋。
我讀Alice Omaggio Hadley《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的〈On knowing a language〉一
「熟練度」(proficiency)有一些同義詞，例如：「專精」(expertise)、「能力」(ability)或「競爭力」(competence)，這說明其包含高階的技巧(skill)、良好發展的知識(knowledge)或淬煉的表現(performance)。對於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而言，有人說就是像個母語者(native-like)。喬姆斯基(Chomsky)則以「能力」(competence)和「表現」(performance)區分，以利進行討論和研究。「能力」指的是人們對語言系統中內在和外顯的知識；「表現」則是人們實際生產以及理解語言的過程。坎貝爾和威爾斯(Campbell and Wales)認為喬姆斯基的「能力」僅限於「文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缺乏在情境或語境下的適切性(appropriateness)以及社會文化的顯著性(sociocultural significance)。於是，又擴增了「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薩維儂(Savignon)則直接將「溝通能力」定義為溝通情境下能夠作用的能力，即在動態交換中，語言能力可以對於所有資訊的輸入(包括語言和類語言(lingustic and paralinguistic))，進行反應。孟皮(Munby)說：「只要文法使用不會從有意義的語境抽離的話，這樣子的二語學習將進行地更為有效率。」 在這樣子的研究後卡內爾(Canale)提出四個成份，以為語言教學設計符合「溝通」取向，其分別為：一、文法能力(grammatic)；二、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三、篇章能力(discourse)；四、策略能力(strategic)。「篇章能力」包括形式上的一致性(cohesion)和想法上的連貫性(coherence)；「策略能力」則是透過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策略來彌補說話者關於符碼知識的缺漏。 巴赫曼(Bachman)基於前人的說法再一個「溝通語言能力」的框架，三個主要成份為：語言能力、策略能力以及生理心理機制。當中的語言能力包括組織性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和語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前者再細分有文法能力和文本能力，後者再細分對話性能力(illocutionary)和社會語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