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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主要討論兩種在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危脅，其分別為恐怖主義和跨國組織犯罪。國家在這些挑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必須去找到能夠處理這些危脅的機制，並同時兼顧主權和管轄權。下面依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依序介紹其在東南亞發展和各國之間合作的情況： 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受到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將東南亞視為反恐的第二陣線，然東南亞各國領導對此的反應程度稍有差異。菲律賓首先嚮應美國的行動；印尼和美國接觸後也授權美國行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以內部安全來處理可能的恐怖份子；泰國一開始保持中立，後來也是加入了反恐陣營。美國不論在和東南亞各國或亞太經合會中，都確立了其在東南亞在反恐這個戰場上的優勢。然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馬來西亞和印尼採取反對的態度，而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這些傳統戰略夥伴仍保持同樣態度。支持美國反恐的國家主要基於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國是以全球戰略地思考反恐問題，但東南亞的反恐是在地思考，特別是對於伊斯蘭祈禱團(الجماعة الاسلامية，Jema’ah Islamiyah)。 伊斯蘭祈禱團起源於一九五○年代中達魯伊斯蘭(Darul Islam, دار الإسلام)，其抗拒一個多元文化的印尼。伊斯蘭祈禱團在阿布巴卡巴加(Abu Bakar Ba’asjir)的帶領下，教育出許多子弟兵，試圖在東南亞地區再造哈里發(Caliphate)盛世，一個由穆斯林所統治的政治合一體制。伊斯蘭祈祈禱團的擴散之廣，使其和蓋達(Al-Qaeda，القاعدة‎)組織有所關連。巴加讚許蓋達組織的將西方視為目標的恐怖攻擊行動，儘管巴希認為沒有所謂的「伊斯蘭祈禱團」，但伊斯蘭祈禱團的恐怖份子卻將巴希視為精神領袖。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時，穆斯林的勇士們在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曾經團結在一起，這是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的連結，一但美國將對於反恐的戰爭定位為對伊斯蘭的戰爭，伊斯蘭祈禱團的崛起以捍衛穆斯林，就成了有力的心理支持。 在東南亞地區陸續召開了許多峰會都將對抗恐怖主義納入議題，包括東協高峰會、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三對話以及東協歐盟會議等，這些會議的召開，都強調不應該將任何特定族群或宗教和恐怖主義連結。我們可以說，東協對於反恐是基於其對於社會和經濟的傷害，而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政治意圖。對於東協而言，反恐是在國家層次，因為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都滲透到在地組織，例如：馬來西亞的甘普蘭穆斯林勇士(KMM, Malaysia Mujahideen Group)或泰國南部的反叛份子。 在九一一之後的幾個月，印尼受於美國、澳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壓力，印尼當局開始對付伊斯蘭祈禱團，結果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引爆了兩起在峇里島的爆炸案。主使這些爆炸案的韓巴里(Hambali)在泰國被逮補後，逕送美國，並被監禁在關達那摩(Guantanomo)；巴加也被認為搧動爆炸事件而被逮捕，更稱自己專門對抗美國。印尼當局並未因此限制伊斯蘭祈禱團的發展。美國越是對印尼施壓，伊斯蘭祈禱團越是認為印尼政府無能、膽小，而印尼政府就更不敢對抗恐怖份子，陸續在二○○三年到二○○五年都陸續有恐怖攻擊事件，直到二○○七年逮捕伊斯蘭祈禱團的領袖後，其聲勢漸弱，但何時會反擊，仍不確定。 菲律賓則擁有最小卻最暴力的團體阿布沙亞(ASG，Abu Sayyaf Group)在南部從事分離運動以建立伊斯蘭國家。其最惡名昭彰的犯行就是在二○○四年時，擊沈了超級郵輪十四號(Superferry 14)，使百餘人死亡。這個團體的開山祖師叫阿都拉札真扎拉尼(Abdurajak Janjalani)，其從阿富汗帶回了瓦哈比派(Wahhabist)的意識型態。所謂的瓦哈比派就是，傳統上其主張清除伊斯蘭中類似民間信仰的部分，但其也誘發並鼓勵從事伊斯蘭恐怖攻擊，儘管聖戰(jihad)或伊斯蘭勇士(mujahideen)都並非瓦哈比派特有，但瓦哈比派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的宗教思想。真扎拉尼被殺後，有人繼位，再被殺，再繼位，再組織，再反擊，沒完沒了。在美國的反恐行動中，菲律賓是唯一全力支持的，但菲律賓總統也遭國會疑質其未經國會批准而和外國軍隊聯合演習。 未來，泰國也可能面對反恐的問題。但他的合作夥伴將不會美國或澳洲，而是馬來西亞。他們將致力於不要讓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邊界成為泰國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溫床。接續下一頁。

我讀《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

我這個人並不是很喜歡先入為主地預設立場去看文章，所以我先看完蔡鵬鴻的《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再來解讀這個人。這個作者有兩點讓我認為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一、過於突顯中國大陸在面對美國時的不足；二、一石二鳥(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英文露餡。之後，我求教於谷歌，果然他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而且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他的專長是「東亞國際政治經濟關係」。 中國大陸和東協「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可以說是自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若從現實主義的取向來看，中國大陸的「安全」議題通常聚焦在內部的穩定是否影響當局政權。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掌政，摒棄毛澤東對於全球戰爭的憂慮，轉向對經濟發展的建設。自冷戰結束前，自一九八○年代起，全球面臨相似的問題，如貧窮、環境退化、城市擴張、就業率、青少年問題和反抗傳統價值等。而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族群或宗教衝突、經濟競爭和南北半球的差距開始被提及。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非傳統安全議題漸漸浮現。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之後，非傳統安全議題正式和傳統安全議題幾乎被架在同一個水平之上，中國大陸並定位恐怖主義、毒品、愛滋病、海盜、非法移民、環境、經濟、資訊等安全都屬於非傳安全議題。 事實上，貧窮問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一直沒有被解決，而中國大陸在中南海又和東南亞國家有爭議島嶼的問題。許多東南亞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獨立，所以他們都珍惜其所擁有的主權和高度自治，而這也很容易使東南亞國家將與中國大陸的交往視為傳統安全議題的範疇。不過中國大陸也非傳統安全議題上做了許多努力，例如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政策並未在東南亞國家產生預期的結果，反倒是中國大陸提供印尼和馬來西亞貸款，並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贏得支持。 由此可知，危脅著東南亞國家的，也不是傳統安全議題，而是非傳統議題。真正挑戰著東協國家的非傳統議題包括：一、環境退化，二○○三年時，東協國家就指定該年為「環境年」，並以「朝向穩定發展」為主軸，暗示著環境的問題必須被拉到區域層級來處理。二、跨國犯罪，包括洗錢、貪污、海盜。三、資源分配，如漁產、水力、森林、能源或其它資源。四、恐怖主義，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有些網絡被認為和蓋達組織有關，最著名的就是回教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這些恐怖主義被認為和峇里島和雅加達的爆炸案有關。二○○九年於中國大陸發生的新疆七五暴力事件，也被認為和回教祈禱團有關。五、分離主義，雖然這是非傳統安全議題，但常常是和傳統安全議題相關的，包括印尼的亞齊和菲律賓的棉蘭，都各自有解放亞齊運動(Free Aceh Movement)和摩洛伊斯蘭自由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和東協合作的非傳統安全議題除了經濟和財政之外，就是跨國犯罪、公共衛生、貧窮和恐怖主義。中國大陸和緬甸加強邊境合作以避免海洛因的走私，而中國大陸和東協在二○○二年於金邊展開的第六次雙方高峰會同意共同對於人口販賣、海盜、恐怖主義、槍枝走私、洗錢、國際金融罪犯和網路犯罪通通歸於非傳統安全議題，而且嚴重影響區域和國際的安全。公共衛生的合作則是因為非典型肺炎(SARS)。另外，美國方面認為貧窮和恐怖主義是沒有關聯的，但在東協國家中，卻認為貧窮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蔡鵬鴻主張，兩者是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貧窮確實是造成許多問題的主因。 關於中國大陸的「以民為主」的政策，需要一個安穩的環境，所以中國大陸也不樂見有全球性的戰事發生在可預則的未來。在傳統安全需求下降，非傳統安全議題就相對上升。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潛在的分離勢力就是臺獨份子。若將中國大陸的政策優先次第排序的話，只有台灣問題排在首位，是有點介於傳統安全議題和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其次就是和東協的的經濟合作，第三是希望科學性、穩定性地期待和東協共同發展，而不致於不平衡，最後就是落實在跨國犯罪、公共衛生和環境退化的共同合作。 美國也致力和東協發展良善關係，特別在反恐這一部份，東協傾向和美國合作。美國並稱東南亞為反恐的「第二陣線」。菲律賓甚至提供軍隊讓美國進行軍事訓練，而菲律賓總制艾若玉(Arroyo)還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軍隊是用來監控中國大陸。美國還將東南亞地區部分國家定位為「非北大西洋公組織聯盟」。於此受限於美國，中國大陸實在無法再和東協往上一層建立合作關係。美國的軍隊進到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一來是將內政的反恐延伸到亞太地區，二來也拉攏東協，抵制中國大陸。美國實在太高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