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九年間，馬來西亞依族群分有三個政黨，其分別為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和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Malaysia India Congress)，這三個黨的組頭同意讓馬來西亞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馬來語為官方語言、蘇丹(Sultans)作為各州領袖，並給予經濟弱勢的馬來原住民特權。 而後，在一九七○年開始，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國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al Policy)、國家語言法案(National Language Act)和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y)，確立了「優秀」馬來價值於政治體系的地位。以國家教育政策來說，從一九七一年實施以來，中學以上到大學，授課語言只能用馬來語進行。 一九九○年開始，「文化解放」以及「功利主義」興起。一九九六年，教育方案授權教育部長開放語言使用，在特定需求、目的，如數學或自然科學等科目，不再規定使用馬來語。加上大學法案(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和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以及一九八○年代以來的雙聯學院(twinning colleges)都為大學法人化舖路。同時，這也是馬來西亞經濟自由化、快速地成長以及發展掛帥的時期。 這對個人有何影響？ 關於「個人」，有三個很像的詞彙。個人主義(individulism)、作為客體的個體(individuality)和客體化、制度化、僵化的個體(individuation)。大眾消費，包括廣告、媒體、娛樂產業，特別在中產階級之間，使人成為了客體化、制度化、僵化的個體。媒體的版面可以被置入廣告，包括財經版、生活版、娛樂版等。而作為客體的個體，在展現自己的自主性、自由意識和認同時，往往是建立在自己的成就，那可能是教育或職業。然而，這並未走英國和美國文化的軌道，發展成個人主義，至少在一九九七年前還沒有。 進入後現代，對照英美的現代化理論，馬來西亞曾被歸類為「未民主」政體或在亞洲價值上發展的民主變體。簡單地說，就是群體的利益和公共財在考量順位上，仍然是優於個人的。 如果文章的亞洲價值是儒家文化，如果馬來西亞想要的是「牲犧小我，完成大我」，而不是「個人主義」，說不定馬來西亞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更甚於西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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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Mass Medi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Audience》
我認為媒體和人們的認同有很大的關係，從「選擇」就開始和認同有關，接著是其內容對人的影響，又可能塑造認同。《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Mass Medi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Audience》透過問卷和訪談，分別了解馬來西亞各地華人的和媒體，特別是和戲劇節目的關係。下面分享讀書心得： 在全世界各地華人中的跨國連結中，總是讓人聯想到「大中華」和「文化中國」這兩個概念。大中華比較有地域的概念，其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有時候還會有新加坡；文化中國則是以大中華往外幅射，其範圍到東南亞或其它更遠的地方。加以通訊科技和運輸革新，包括音樂、電影、影片、電視節目、流行、運動、食物等，都大量地往有華人的地曲擴散。而華人流行文化有常常混雜著一些西方形式並從中華文化中選擇特定成份來重新對外擴散。這樣的以「產品」作為認同是一個持續且方興未艾的過程。住在大中華地區的華人，也和其它地方的華人有相當不同的認同議題。例如：在布賴(Pulai)的客家人，不懂粵語，卻相當喜歡香港和臺灣最新流行歌手的歌曲。 一九八○年代前的馬來西亞，對於電視台的選擇是相當有限的，只月兩個電視台，分別為英語和馬來語為該電台主要使用言語。在一九八四年開放商業電視台後，才有華語節目。而後陸續加入由政府出資的電視台也開始於黃金時段播放華語節目。大多數華語電視節目是來自香港和臺灣。 在怡保(Ipoh)的研究發現，有些學習成就較好的學生因為還要繼續學習，所以受電視或電影流行文化的影響較少；而學習成就較差的學生，則可能模仿香港流行、到歡唱廣場(Karaoke bar)唱歌甚至想上星光大道之類的選秀節目。研究也發現看什麼電視，受身邊的人影響，包括家人和朋友，對他們而言這或許是社會重要的活動(socially significant activity)。對於西方電影或華人電影的偏好，各有46-48巴仙和38巴仙，喜歡西方電影的看重其科技聲光效果，喜歡華人電影的則著重其文化內涵。不過我想這個態勢將會快速改變，當西方人能夠拍出《魔戒》的戰爭或《明天過後》的災難場面時，華人的《赤壁》和《唐山大地震》豪不遜色，甚至有後發優勢。 根據Sharon A. Carstens的研究，對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而言，香港戲劇有科技、演技、現實、娛樂價值；臺灣的戲劇則歷史、悲劇、愛情含量較高，使人悲傷而無趣，可能是婆婆媽媽們的最愛；中國大陸的電影則有深度，若沒有歷史知識是不容易理解其脈絡的。於是香港的戲劇在馬來西亞是比較受歡迎的，語言不是他們選擇該節目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能收到新加坡的電視台，如柔佛(Johor Baru)，還能有華語配音的節目。對於香港電影受到馬來西亞學生的接受，Sharon A. Carstens提出兩個解釋：一、香港的戲劇的南方(southern China)觀點較接近馬來西亞的華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戲劇是比較接近北方(northern China)的觀點；二、是馬來西亞和香港同有英國殖民背景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使然。 當然，現在的華人文化或中華文化，在不同形式、脈絡下被再現，我認為文化和異文化的界線也應當會變得模糊，我想我們不需要擔心全球化文化則取代各個地方的文化，相反地，若我們能夠有一種作為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或者柯夢波丹(cosmopolitan)的視野，不論你是太魯閣的阿美族或馬來西亞的華人，你的個人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全球化文化的一部份，不論那是一點點阿美族文化夾雜著漢人文化或那是一點點中華文化夾雜著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 看看噗友們有什麼意見：
我讀《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三
第三個場景是作者旅行布賴(Pulai)時寄宿的一個家庭，家庭主人是阿雄(Ah Seong)和阿芳(Ah Fun)，這是作者第二次造訪布賴。他們兩個人都是受過六年的華語小學教育和三年的馬來語中學教育。他們家有四個小孩，四個都是女孩，而且阿芳的肚子還有一個。問阿雄如果肚子裡的小孩仍是女孩，會怎麼想？阿雄先說男生、女生都一樣好，表現自己懂得「男女平等」的概念，再多聊一下之後，也坦承若生下來還是女生的話，心裡會非常不爽。 除了房子外頭的橡膠樹、傳統村落風格外，布賴不再是二十年前那個缺水缺電的地方。冰箱、洗衣機、電視等現代設族都進入這些地方。甚至用華語印刷的雜誌如《媽媽寶寶》在內容上都像美國的出版品。作者也發現阿芳和她的女兒說話的時候，不是講客家方言，而是講華語。這讓我們有了以下的認識。 在個人的認同上，有人強調原生族群，有人著重實用性。而布迪厄(Boudieu)的習慣說(habitus)認為習慣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重覆的家庭或社群經驗使個人發展出適合其所在位置的自然觀點。許多家庭多講華語或夾雜著方言的方言，在這樣家庭生長的小孩就會將說華人的語言視為常態。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常常以他們的多語能力為豪。 儘管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國語，而且許多華人都在中學時學習馬來語，但使用馬來語的時機只有和非華人談話時，在華人家庭中是不說馬來語的。許多家庭，例如阿雄和阿芳的家庭，為了孩子的發展會策略性地選擇華語或英語。然而，對小孩子而言，學習多個語言使他們無法專精於任何一個，於是顯得「樣樣通，樣樣鬆。」 再看看阿雄想要個兒子的心態，儘管男女平等的訊息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宣傳，但過去的習慣是無法一時改變過來的。而且在布賴，家長對男孩子教育上的關注總是高於女孩子，儘管女孩子在中學時花更長時間學習。 在不同的地方如學校、教堂、寺廟、餐廳、歡唱廣場、電影院、購物商場、夜市、游泳池、渡假村，都在傳遞多樣的文化訊息。宗教組織和涉入對個人的意義有很特別的影響。在第一個場景中李明中學的舞獅隊成員就有來自不同宗教的團體，包括基督教、佛教，或天道等。宗教團體主導，使用廣東話或華語，並且以漢字印刷，參與這些團體的人多是受華語教育的。不同於受華語教育的人，受英語教育的華人是主動地將宗教(不論基督教或佛教)整合入自己的生活中。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六
泰國不像印尼或馬來西亞，沒有受到歐洲殖民經驗，而暹羅統治者從來也沒有將華人放置在高於土著的位置。華人在泰國未建立現代國家之前，一直是被整合到舊有的政治階層裡的。華人文化上的認同的有無，從來就不是暹羅統治者所在意的事。直到「泰」國族的出現，這個具有排他性文化和族群認同的概念，華人才被視為是外來者。 1938年，暹羅正式命名為泰國，但皇室和許多政治、軍事精英都和華人商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儘管是以「泰」為主的國家，華人還能不受排擠。但仍有如大將軍鑾披汶·頌堪陸(Phibun)這樣擔心中國共產主義滲透而有反華的存在。不過，到了1990年，對於華人認同的接受越來越開放，包括家庭團聚或用華語和中國進行貿易。這些華人在泰國所生下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在泰國學校受教育，說泰語都比說華語來得溜，他們被稱為泰國華人(Sino-Thai)。泰國華人好像「華人心裝在泰人的身體」。朱拉隆功大學的漢學中心也有泰國華裔人贊助，不只是為了和中國的貿易，也為華人社群的歷史文化遺產保存而努力。由於「泰」有足夠的自信心，且長久以來，華人和泰人之間的競爭並不顯著，各自也未佔有任何利基。在泰國的華人就是在涵化的過程中，又保有節儉、勤奮、原則、成功導向的華人特質。而泰國人從來就未遭受過來自華人或其它外國人的羞辱性的對待。對照之下，我們也更容易了解為什麼印尼和馬來西亞有反華的氛圍。 新加坡的華人認同在後殖民時期，一直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1965年，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華人和馬來人的保守派領導人都擔心受到共產勢力的威脅，特別是那些不會說英語的華人。基本上，新加坡可以是一個連「文化上」都是華人的國家，但結果卻不是如此。原因包括，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受英式教育，認為和中國的情感連結只有少部分或幾乎沒有；再來是人民行動黨視華文學校為共產主義的溫床；而且，英語是國際性的語言，既可以作生意，還是獲得政府部門工作的技能；最後，就是李光耀擔心過分強調華人文化，有「華人沙文主義」的疑慮，同時也可能引發如印尼的反華風氣，甚至引來鄰近國家的覬睮。原本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在新加坡獨立之後，以英文教學，後來和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家大學。創建南洋大學的陳六使(Tan Lark Sye)還被人民行動黨視為「華人沙文主義者」，因為他破壞了新加坡精緻的多種族平衡，也可能招致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強大的伊斯蘭鄰居制裁。 不過，李光耀仍是相當尊崇中華文化的，特別是它的理想、它的大我無私。在新加坡的「亞洲價值」，其實就是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它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的新加坡儘管有四分之三的華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多種族的，這使新加坡可以支持穩度的發展。
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一
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都有許多義大利人，但這些義大利人不會被稱為「海外義大利人」，同時他們對居住國(即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華人卻面臨這樣的問題。曾經有人提出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接著演變成華人威脅論(Chinese threat theory)，在樣的政治氛圍下，這些種族上的華人(ethnic chinese)是感到很不自在的。 人類學對於種族和認同以下了解：一、它是和文化有關的；二、人們可以有多重認同，這是不互斥的。例如，馬來西亞的峇峇認為峇峇是個方言族群(是潮洲人也是廣東人)，也是華裔馬來人。對許多華人而言，作為一個華人指得是生於華人家庭並且社會化成華人。在不同的環境、社會和政治氛圍下，種族華人也有多元的文化認同，這些種族華人對當地的認同是不能被忽略的，而且《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作者陳志明(Tan Chee Beng)，認為世界上也未形成華人社群。 歐洲殖民時期，華人一直居於少數中間人的位置，國家獨立之後，土著菁英得到權力，當地華人也必需改變以適應新環境。陳禎祿(Tan Cheng Lock)在當時就領導了政黨向當權者爭取華人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對峇峇而言，國家自殖民者獨立，只是政治上的忠誠度由殖民政府轉換到一個新的當地政府罷了！甚至有華人作家寫作鼓吹愛國(馬來西亞)思想，儘管有些人仍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人也都死了或回到中國了。 在現代，大部份的華人在東南亞都是擁有其居住國的公民身分了，但印尼的種族華人在申請印尼公民身份時仍有許多官僚瑣碎的細節。這些華人都是已經有高度本土化的經驗，但本土化並不使這些人減少政治上「中華民族」的表態。在印尼，這些華人被叫Orang Tionghua，而不是Orang China，這多多少少體現了他們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對中國政治的認同。馬來西亞也有類似的情況，不過當他們說某個人是Cina時，這通常是在笑這個人不夠本地化。我想這是有點像在台灣，會有人取笑你不會說閩南語是外省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華僑」一詞對那些東南亞已經取得其居住國公民身分的華人而言已經不再適用了。中國大陸的學者目前用「海外華人」來指稱那些種族華人。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二
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一
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歷史上在適應上、文化上、同化上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族群。《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分別討論三個東南亞地區內華人和當地土著通婚所生下來的華裔混血兒(creolized Chinese)，其中這些混血兒作為中介社會體系角色的地區，包括菲律賓、爪哇還有海峽殖民地。混血指的並不只是在血緣上，這還包括語言上、宗教上等方面。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婦女是禁止離開中國的，於是所有海外華人都會和當地的女子結婚，而所生下來的後代並不會融入當地社會，而是傾向在同混血的社群內通婚，這也使這些華裔混血兒成了當地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群。歐洲人進入東南亞地區之後，這些華裔混血就成了中介歐洲人和當地土著的的角色，儘管時不時遭到騷擾，甚至屠殺。 華人在菲律賓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稱麥士蒂索人(Mestizos)，在西班牙人殖民期間主道了所有貿易、控制那所有工業發展，同時是借貸中心和土地投資者；爪哇從十八世紀之前就有不少華人和其後裔成為穆斯林並融合進當地的社會，然而在幾次大屠殺之後，非穆斯林的華人混血兒土生華人(Peranakan)開始發展，逐漸地在人數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開始由土生華人主導。土生華人的財富比麥士蒂索人更集中，而且當時麥士蒂索人佔菲律賓人口有5巴仙，土生華人佔爪哇人口不過1巴仙。 華裔混血峇峇(Baba)在麻六甲很早就成形，荷蘭殖民期間也沒有吸引很多華人移民，新到的華人移民也沒有和峇峇有太多混血，華人對於已成形的峇峇社群而言反而是被邊緣化的。直到英國人佔領檳城、麻六甲，峇峇開始往檳城移動。峇峇才組成中間社會階層，峇峇也往新加坡。於是海峽殖民地(麻六甲、檳城和新加坡)就由這些早一批的華人移民作為主導團體了。在海峽殖民地共有9到10巴仙的華裔混血峇峇。這些華裔混血，包括麥士蒂索人、土生華人和峇峇都是貿易商，這也是為什麼往後能夠移進大批的華人作為勞動階層。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二
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如何建立和運作？除了由先到的移民者創立之外，這還依賴他們持續連結原生母國和移民國。下面將會有四個族群的故事： 多明尼加就有許多中小企業是由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移民建立，當他們回到多明尼加之後，他們仍然和美國保持連繫。在美國的親朋好友會把錢匯回去多明尼加給公司合夥人。另外，透過多明尼加和美國之間定期往返的旅行，販售新服裝帶來生意，也使人們對移民有更多投資，同時間，在美國置產、開戶。他們從美國帶回新點子和新技能，如速食外送、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手機租售…等。 厄瓜多爾有個高地民族歐塔伐蘭(Otavalan, Otavalo)也有類似的故事。歐塔伐蘭人在西班牙殖民時，就擅長生產並販賣服裝，同時發展並學習新的技術。當他們旅行到歐州或北美一些主要城市時，他們也開拓他們的服裝市場，因為這些服裝對那些歐洲人而言是相當新奇的。這使歐塔伐蘭人從他們的文化傳承中找能商業化的價值和利基。 薩爾瓦多也是深受外籍社群的跨國社群影響的國家。薩爾瓦多人因為內戰而離開薩爾瓦多，結果反而促成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主要的旅遊和快遞公司從移民和那些在原生國的人開始，先是小規模的生產，而後開展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於薩爾瓦多的省級城市。薩爾瓦多的銀行也將業務開展到移民很多的美國城市如洛杉磯，結果Constancia(啤酒、飲料公司)和CASALCO這些薩爾瓦多組織都建立據點，甚至擁有房地產。薩爾瓦多人離開薩瓦多之後，仍然和家鄉有緊密的連結。 華人的移民組織也是一例。華人沒有英語和憑據的知識去從主流的機構獲得信用貸款，為了滿足新移民和新銀行這樣的需求，當地的企業家到台灣和香港募資。許多台灣人或香港企業家這麼做多不是基於華人移民的利益，只是為了躲避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和政治不確定性。這不儘帶了投資上的成功，也使這些華人後裔取得公民身份。 這些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現象不只是因為社群成員人數的成長，還包括活動上的質變才有可能。密集的網絡跨越空間的侷限，於是人數可以不斷成長，這些人具有雙語能力，可以輕易地游移於不同文化間，維持在不同國家的家庭，同時追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利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就是如此被創造並放到歷史洪流裡，全球資本主義更提高了跨國勞工的條件和誘引。但我們必須知道，並非所有移民都被納入這跨國化的經濟活動中，也不是每個原生母國的人都受惠。
我讀《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一
歐洲殖民者進入亞洲地區之後，亞洲各地的經濟、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改變，這在《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一、二、三都可以看到。而《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中還提到另一個關鍵，那就是「條約」和「契約」，這大大地改變了華人移民的模式。 在殖民初期，華人的移民，從召募、運送到安置，完全透過既有的華人貿易。然而，外國人透過條約在港口橫行霸道或租用香港、澳門等地之後，舊有的網絡被打破。由外國人主導的網絡形成是用契約召募勞工，其它如運送、僱用到安置全都由外國人主導，華人漸漸退出這樣的網絡。 這一切都得追溯到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不平等條約使得清朝得開放出租香港，同時開放五個海港，這對移民有兩個重大的影響，經濟上，外國軍事霸權得以合法地在中國海港召募勞力，社會上，中國沿海省份的人民被迫分開僅僅只是為了生存而已。經濟上、社會上動盪不安，族群間的鬥爭於是產生，客家人和廣東人的械鬥或太平天國的起義都在這時候發生。 原本剝削的是非洲的奴隸，這時候轉以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契約勞工來取代，東南亞、澳洲、美國都由華人移民去採礦、耕作和蓋鐵路。這時期的移民依據個人所能負擔的運輸旅途費用，受到不同的對待，特別是自由程度的差異。自行負擔旅費的最自由、再來是貸款的、其次是契約勞工，最後就是那些被迫上船的勞工，就是被賣掉的，這已經是「類奴隸」(paraslavery)了。契約勞工之所以盛行乃是因為東南亞的氣候溼熱，即便較窮的歐洲人也不願來；此外，這些勞動密集的生產，附加價值低。 華人移民實在好可憐，我覺這和黑人奴隸是差不多的，差別在有沒有契約。然而，很多人就算是簽了契約的，也是有被騙的或被強迫的。之所以華人移民看起來不像黑人奴隸那般可憐，我想是因為這當中還有自願和非自願的移民。下面可以繼續看「我讀《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