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語音和詞彙外，構詞遷移和句法遷移也受到不少關注。過去人們認為曲折語裡頭的詞綴是肯定會遷移的，但研究證實這並未常見。被發現的是附著詞素(bound morphemes)從一個語言的結構中被對應到另一個語言裡頭，例如：in the grass和on the grass分別可以在瑞典母語者和芬蘭母語者在說英語時發現。在柯林(Collin)的研究中也發現法語母語者在指過去式的時候，較能夠正確地使用具有終點的動詞，如：bought the book；而偏好在活動動詞使用進行式，如：dancing；在狀態動詞則用現在式，如：see。過去簡單式在法語中結構上和英語的完成式有構詞上的相似，所以法語母語者在說英語時，傾向將過去簡單式用完成式構詞表達。然而，隨著對英語的熟練度增加，跨語言的影響就不會一直停留在初期。句法的遷移不只在詞序上，也包含許多句子中的限制。主要跨語言影響有兩種：一、不同第一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對於文法的接收程度不一樣；二、多語語言學習者，較不會拒絕不合語法的句子。學習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對於不合語法結構的第一語言，展現較大的包容度，而單語者則較要求完全的語法。競爭模型(Competition Model)顯示人們如何解讀句子表面的線索所傳遞的功能。英語母語者靠詞序決定主詞和受詞；義大利語母語者則主詞和動詞的一致性；日語母語者則必需依賴名詞是否被動詞化(animate or inanimate)。由此去看不同語言之間的跨語言影響。句法在跨語言影響中屬後第二、三語言之後(lateral)的研究遷移還有許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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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語言；佛的語言/Human Language; Damma Langauge/ภาษาคนและภาษาธรรม
人的語言；佛的語言。 on Prezi
我讀《Environment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 Southeast Asia》一
經濟發展似乎和環境保護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議題，東南亞地區許多國家政府都以經濟發展為名，透過濫用及不具效率地使用著森林、土地及水資源，絲毫沒有僅慎、警愓之意。而且往往這影響的不只是當地的環境，這還可以影響區域或全球的環境。東南亞地區相較於西方較發達國家，對於環境的關心的想法較晚發展，而在東南亞地區對於發展迫切需要的時候，綠色合平組織的執行長說：「東南亞在拯救地球的戰役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揭示在傳統規則上，國家行使自身主權開採資源時，也必需同時負起責任，確保其開採行動不會造成國家境外的環境破壞。對此，印尼總理馬哈蒂(Mahathir)就說，這些環保人士的訴求是在阻礙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窮人不要擔起富人留下的債。尤其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都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其對於開發計劃基金的考核項目的一環，這使得東南亞部份經濟民族自決主張者有種被歧視的感覺，甚至認為這是帝國主義的復僻。 東南亞國協曾為了東南亞區域環境也發表了「馬尼拉宣言」，各國環境部長表示，東南亞各國面對著共同的環境問題，而且必須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永續發展，以保障東協人民福祉。然而，東協並未具有制度化的能力去實施其策略和行動計劃。下面我們將從伐林、霾害、水資源(海洋資源和內陸水資源)來看東南亞區域國際關係的樣貌。點此接續。
我讀《ASEAN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一
我們常常把東南亞國協拿來和歐盟比較，在這樣的比較下，我們會對東協的整合感到失望，然而東協的成功或失敗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衡量它以及外在力量如何和其互動。在不妨礙各成員國主權和影響國內治理的前提，進行有共識的決定，為所謂的「東協模式」。各國家的領導者在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印尼和蘇哈托，東南亞在世界上將一文不名。除了東南亞國協的總部設在印尼雅加達之外，印尼對東協的重要性，也遠遠大於東協。東協起初創立的宗旨在於兩個：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區域(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和簽署使東南亞成為免於核子武器威脅的協議(Treaty on a Southeast Asian Nuclear Weapons-Free Zone)，某個程度來說是區域主義或試圖對該區域給予控制。 後來，陸續有其它國家加入東協。其中，緬甸的加入大概是造成最多風波的。核心會員國的領袖都不認為應該讓緬甸加入，但是若在寮國、柬埔寨和越南都加入了，而緬甸無法加入，那緬甸肯定向中國大陸倒戈，所以最終還是讓緬甸加入了。而東協和美國的關係，就因為緬甸一直處不好。去年翁山蘇姬讓緬甸軍政府釋放出來，說不準就是東協給緬甸施壓的！(當然，這是我亂猜的。) 此外，東協也對柬埔寨在公元二○○六年舉的選舉中，予以監控。因為柬埔寨鄰國國家都擔心柬埔寨的政權若無法順利移交，難民若跑到自己的國家來，將會是一大負擔。而且長期漠視緬甸的行為，若也同時發生在柬埔寨，東協的國際形象將會一落千丈，所以應該也有點殺雞儆猴的意味吧！ 東協的組織再進化後，開始期望建立一個經濟支援、貿易、外國投資並支援國家發展計劃的氛圍。東協用印尼語的「musyawarah-mufakat」即諮詢和共識來作為政策決定的準則。而陸續召開了許多會議。其中，在公元二○○三年，於印尼峇里島召開的東協協調會(ASEAN Concord II)提出了東協共同體的三大支柱：包括東協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東協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和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Socio-Cultural Community)。安全共同體由印尼推動，經濟共同體則由新加坡和泰國為最積極角色，社會文化共同體是三個裡頭最虛的，但卻是成果最豐碩的，它的計劃廣泛地包含了人類安全和全面性的安全。
我讀《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一
在新加坡，許多華人擔心受英語教育的高階技術人員掌有新加坡輿論的權力，擔心「西化」將造成亞洲文化認同流失，於是新加坡當局開始強調華語和儒家道德。接著我們來看馬來西亞的情況： 有些學者認為只看依族群分類訂政策將無法滿足階級差別的問題，因此，有時候族群反而是加重了結構上的不平等(特別是社會階層)，因為族群認同是「天生」的，這反而有害於在社會的能動性。然而，事實卻證明，這樣的族群分類使華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仍表現突出。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赴海外讀書、擴展事業和旅遊。目前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認同是多重的、分歧的、持續轉變，而且常常有官方論述和日常經驗交融於個人的。 接著依《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所述，將分享四個場景，四個場影分別是不同層次的認同建構，其包括：一、族群認同建立在國族層次，屬於公眾、官方和特定事件；二、在跨國、全化的脈絡下的當地認同；三、認同來自希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習慣」，這會因為性別、世代、社會階層和處境而異；四、多重、複雜的認同會被忽略、質疑、反抗、再探索、頌揚或改變。下面分享各個故事，你就可以理解這樣的認同建構是如何產生的。 第一個場景是在一個中學(Ling Ming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這個學校曾經為了是否採用英文教科書和用華語或用英語教學而辯論過，許多從這個學校的畢業生都會到吉隆坡、新加坡、臺灣或中國大陸。在訪問學生時，他們認為華裔馬來西亞人不像馬來人那樣，有宗教、語言或蘇丹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學生還被問到一個「最近看什麼電影」的問題，學生答，看「我是誰」和「鐵達尼號」，「我是誰」是成龍演的電影，另外還有「行運一條龍」和「刑事偵緝檔案」來自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甚至有來自臺灣的「新月格格」，我只聽過「還珠格格」，啥「新月格格」我連聽都沒聽過。 馬來西亞官方的族群認同和日常理解的族群認同是有落差的，官方強調的是一個較大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強調其國族更重於族群。然而，當政治的力量遇到文化議題時，特別是和語言和教育相關時，許多華人團體於是鼓吹改變馬來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文化政策和推動支持華人文化與教育。馬華文化指得是源自於中國的文化，由移民帶入馬來西亞，由於華校的建立加上西方和其他各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其藉由轉換儒家思想成適合當地環境的文化。華人也提出許多陳情文件，不只是希望馬來西亞政府政策上的改變，同時也希望有來自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持續支持。 一個名為「訴求」的文件由華人教師會和華人教育董事會完成，主要訴求進一步的民主、人民、正義、扼止貪污、消除族群「固打制」、保護環境、保護女人、勞工和原住民的權利等十七點。這個訴求成功地推動了華人文化於馬來西亞的地位，因為其將更多利益團體也納入了。由於語言和教育的影響力很大，這使得華語的教育從年輕一代的開始，提高獲取華語初級能力的可能性。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三
在東南亞地區，華人資本的累積包括販賣鴉片、投資(穀物貿易或採錫)，這些都生商的連結都是透過家族或方言的關係。較大的企業採用西方管理和財政技術到家族事業裡，小商店則販賣一些來自中國的日用品。儘管，現代企業管理會有外人進入管理階層，但事業的繼承仍多是由家族的男性，外人只從事較低下的工作。於是就讓人認為華人有族群排斥或族群優越感的印象。 在中國的華人看來從東南亞「光榮」回來的人，只看到那些人光鮮亮麗的一面，於是也前撲後繼地自己花錢，甚至不惜成為契約勞到東南亞作發財夢。然而，被騙或強迫的勞工，由於長久和家人失去聯絡，常常走到人生的瓶頸。有些較早去的移民「老客」(laoke)更是壞心眼，還設賭場或販賣鴉片讓契約勞工永久不能翻身。 其實這些客頭並不會因為壓榨華人而覺得內疚，甚至想要深化這樣的剝削。但這樣的壞名聲總會傳開，於是中國沿海的勞工招募就變得更難了！這時候Kangany(泰米爾語，印度的方言之一)成為勞工召募的中間人，專門召募印度人到馬來亞和緬甸工作。Kangany制度下，受僱者信賴僱用者，甚至有人回到中國把這樣的Kangany帶到中國，相較於華人的僱佣體系，這個不會身陷泥沼。 文化是有機的，華人的文化更是體現這樣的彈性，即便在中國本土都還難說出一個「真正」的中華文化，畢竟文化是在特定時空下被實踐的。民族誌學者認為，在人們遠離家鄉之後，文化的體現才會重新被找回並鞏固。在「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說到的四種連結：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就是調色盤上的四種顏色，在中國本土看起來是剛性不可變動的，一但到了華人海外社群時，這四種顏色被重新調和再現以適應新移居地的環境。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想也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博大」，所以在中國本土的體現是多元的，然而到了海外之後，華人可以取用任何部分來使其「精深」，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常常覺得海外華人體現了比中國更有中華文化的錯覺。華人的社群在海外發展多彩多姿，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讀《Chinese on the Mining Frontier in Southeast Asia》
在東南亞採礦這個領域中，華人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Chinese on the Mining Frontier in Southeast Asia》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相關訊息。過去，中國擁有比東南亞地區更好的冶金技術，而東南亞地區則有礦產，基於成本經濟考量，中國的技術和人才被引入東南亞地區。 1960年代時，Tom Harrison發現在沙撈越河口有約四萬噸的礦渣，據推測，這種冶金技術和和中國的以固定爐灶的方式不一樣，而是一種較簡單的冶金技術，婆羅洲的原住民一直使用這樣的技術直到十九世紀。在沙撈越附近的礦產區(見下圖)的金屬製品流通於一些較多人口的地方如爪哇(Java)和峇里(Bali)，這些地方或許沒有華人作為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