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憑什麼？東南亞憑什麼自成共同體？為什麼是東南亞？為什麼不是東亞或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集團？威瑟比(Wetherbee)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裡以〈Introduction: The What and Why of Southeast Asia〉揭開序幕。下面分享閱讀筆記： 從地理上，可以將東南亞方成馬來半島上的東南亞大陸地區，和南中國海上的東南亞海洋地區。其族群、宗教都有高度歧異性，歷史上甚至有仇恨交織於中。從現代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每個國家的政體、統治權力來源不同。在不同學者來進行類形學的分類時，東南亞國家包括民主的國家，也包括威權的國家；也用政治權和公民權分有自由的國家和不自由的國家。經濟上亦然，最有錢的有汶萊、新加坡，最窮的也有，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和東帝汶，他們甚至居於世界上發展最差的五十個國家之林。 儘管如此，我們仍將之視為一個「區域」。至於「東南亞國協」(東協，ASEAN)自身，則有更強烈政治意願來聲稱這是一個「區域」，這主要是來自那些東南亞的政治菁英，這也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區域主義」了！關於認為東協的取徑有三，其分別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下面簡單分述三個取徑： 第一，現實主義仍為國際關係的主流，或者你說中流砥柱也成！不過東南亞地區的國際關係中，個別國家的國家利益中不只在政治或經濟目標，他們還有社會、心理的脈絡，這可能是來自文化、宗教。不必是零合遊戲，而可以是雙贏或多贏的情況。第二，東協各國雖然仍是為各自國家利益來做決定，但在非政治議題上，能夠以議題取向地去解決問題，以「東協模式」(ASEAN way)來取得共同，此謂自由主義取徑。第三，是建構主義，這個有賴建構對於其對於「東協」的認同，以創造共同的利益。 東協好像應該在所有議題共同作決定，但也有例外。在二○○三年三月，東協面對伊拉克戰爭時，菲律賓、泰國、新加坡便拒絕接受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退出。可想而知，因為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伊斯蘭信仰，所以對伊拉克有同情的心理。東協對這樣的決定，並沒有多加評論。 從東協的動畫影片，大概可以猜測這些國家的想法。例如，二○○九年東協會議在泰國召開的時候，那時推出的廣告如下： 從此廣告來看，泰國大概是懷著偏好「自由主義」般地對東盟的期待。而下面的廣告，提出在二○一五年後的「東協共同體」的期待，我們大概也可以猜測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製作的，除了因為字幕是上馬來語之外，因為一九九○年馬哈蒂提出的東亞共榮圈，也讓我們猜測這個「建構主義」式的宣傳是來自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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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some pressing contradictions》一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 在現在經濟秩序下，擁有「適合」(fit)整合入全球市場的勞工、資本、文化產品就會被納入，而那些「不適合」的則會被排，即使只是最基本的人權，例如工作權或食物安全。移民的動機是複雜且多層次的，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目前不斷在增加的經濟移民和難民多是女性。不論多麼困難，移民、勞工或政府在移入國會再一次家庭團聚、落腳、甚至形成新的族群。移入國也因為重塑國家經濟、將城市轉型，並重新檢視其社會和文化價值。當然移民在經濟弱勢或歧視下，也可能感到被排除。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經為八個國家之間創造一個開放的市場努力，這樣的努力可以說是試圖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或許這對較發達工業國家是容易實現。然而，在許多作為移出國的地方，國家進行了教育投資，教育出許多技術人員，移民出去了，就是我們說的人力外流(brain drain)，我想中國大陸和印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同時，移入國大開國門歡迎技術移民。倘若政府開始管制移民，人力仲介、人力販賣的市變萌芽，這當然有合法和非法的。如果政府只歡迎資本、商品、創新的流動，卻對人員的流動加以限制，這樣的政府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許多亞洲或非洲的人們大概註定貧窮了，這些人的收入很少，這導因於方方面的匱乏，包括教育機會、衛生條件甚至人均壽命。結果是，某些國家整個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此外女性、族群或種族少數、原住民或青少年都會因此經歷歧視或感覺弱勢。
我讀《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some pressing contradictions》三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 所謂「現代」是立基於啟蒙運動之後，一個往良善社會發展的論述；「後現代」則是有政治、文化和認同等方方面面的組成。如果我們要形容全球化的話，它大概是結合「現代」的經濟，而「後現代」的政治碎片。以歐盟為例，對於那些屬於歐盟的國家的移民，彼此在歐盟會員國內移動大約有五百萬人，歐盟對這些移民照顧倍致，但是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外來移民約有一千萬人，歐盟對這些人卻少有著墨。 民主社會的公民身份只在少數國家實現，而且通常也是有些限制的，但這可以作為啟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目標。我們需要一個世界公民的模式，這是能夠打破歸屬和領土的藩蘺認同：人們需要擁有作為人的人權，而不需要國家。這建立在多文化，並意識到族群多樣性和多重認同。同時，多元文化論還能保障當地多樣性不被全球文化產業給壓平。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組織必須被強化，如此才能制止過度的市場化，並處理社會排除、貧窮和環境惡化。 通常我們認知的全球化的過程是由上而下的，但我們期待有一個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過程，如此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有一些啟發的故事，我們期待有越來越多這樣例子，而成為普遍的現象。 討論全球化而不討論移民是利益既得者的作為，討論移民而不討論全球化則是畫地自限，有偏頗之嫌。我認為將全球化和移民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認為在打工渡假(working holiday)裡，老人也是屬於被排除的族群。大多數的打工渡假都有年齡的限制，而老人由於不適合被整合入全球經濟市場內，所以就被排除在打工渡假之外。然而，有錢的老人可以在退休後移民到其它國家，沒有錢的老人卻無法移民到其它國家。這是一種歧視老人的政策。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三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不同於改革派，革命派人士發現他們的支持者都是藍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初，改革派人士也在吸引富人作努力，因為革命需要財政上的支持，到了革命(1911年)前夕，也確實獲得了財政上的支持，但這些富人並不是著眼於一個強大中國的貿易利益。那些向「錢」看的平凡華僑們，都已經被改革派或儒家、帝國氣勢給吸引過去了。 革命派的領導之一胡漢民發現海外華僑有種現象，他們都沒有華人的認同，至於那些認同自己為華人的都已經服膺於帝制的儒家文化。許多從福建的離開的海外華人不習慣人們問他的中文名字。魯迅(Lu Hun)也問那些住在各地的海外華人是什麼人，爪哇的就說爪哇人，新加坡的就說新加坡人，蘇門答臘的就說是蘇門答臘人。然而這些人還是迷信並渴望有來自帝國的榮耀和官銜。 革命派裡頭，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和他們無關，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是其結盟對象。認為秘密結社為其結盟對象的證明就是革命派的支持者都是來自農耕、礦產或鐵路工人，這些人多屬於洪門或天地會的成員，這些組織遍佈東南亞、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結合反清、反滿的思想，建立在這些秘密社會的基礎之上，同盟會就這樣成立了。若溯及更早的華僑論述，則是對漢種族的忠誠，這個訴諸抵抗蒙古人(元朝)和滿州人(清朝)，同時參照祕密結社對「忠」和「義」的意識型態。魯迅認為，中國除了漢唐盛世之外，在元朝，南洋對中國而言，就像哥倫布在美洲發現「新大陸」一樣。而華僑之所以在東南亞無法抵抗西方殖民者是因為他們物資匱乏，而且其拒絕來自清廷的支持，更糟的是，華僑還被清廷迫害、詆毀。 在1911年之前，改革派和革命派雙方在華僑之間動員的能量差很多，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來自廣東較多移民的地方，而孫中心則是經濟上和數量上都較少的客家社群。對於華僑而言，你必須把其和家鄉的連結給喚起，才有機會使他們變成你的支持者。 有一個受康有為啟發的人叫歐榘甲(Ou Qujia)，後來還因為撰寫《新廣東》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廷，而遭受康有為譴責。歐榘甲認為廣東人應該建立如泰國人或越南人那樣，和其它種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鼓吹省或區域的獨立，以語言(粵語)為號召，無疑地能夠引起海外華人的迴響，特別是那些秘密結社的成員。 國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在將流動的認同給固定下來，重塑其方方面面的再現，以及確定自我和他者的界線。除了清廷、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外，還有來自外國政治當局、離散的經濟網絡或為了小孩為來就業英語教育思想，各個方向的拉扯造就這跨國族群的認同。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的作者Prasenjit Duara認為儒家思想或其它傳統具有「保守」的性質，這也是為什麼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和社會達爾文國族主義可以共生。而祕密結社和華僑與共和革命的連結，從種族家庭、兄弟情誼到殖民掌控，現在已經下至學童了。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候，我認為吾輩能夠思考的方向是借重世界各地殘餘的中國國族主義，用華語、用儒家思想來襲捲全球。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一
領土國族主義是現在世界上唯一能夠讓各國當局所接受的形式，然而對領土外則會以種族或文化等社群的訴求，來尋求符合其需求和利益的論述。中國這個悲情的國家，在1900年到1911年間有三個團體在國族主義這樣的論述下角力，他們分別為清廷、康有為領導的行憲改革派和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派。《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則揭示了這三個團體如何動員海外華人。 「華人」這個概念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定義，不只是因為其自身有多重和模糊的認同，而且這段期間又是中國快速變動的時間，更增加了其不定性。離散於各地的華人組成社群是有跡可循的，通常是語言、姓氏或著階層，而一個人也可能同時分屬多個社群。同時，華人和當地土著或歐洲殖民者又有更明顯的區分，因為這是種族和勞動力上的區隔，華人和非華人的界線是相對明顯而容易被加強的。在這些團體中，家庭的功能和與當地的連結是華人生活的重心，而對於居住國的政治當局則維持彈性。 東南亞的華人和中國連結的模式大致上有「華商」和「華僑」兩種。華商模式多峇峇和新客，其是相對開放的團體，通常比較有錢、具影響性；華僑則透過教育宣傳被動員整合入具華人忠誠，而屬於中國。 清廷是用一種帝國國族主義，以文化為訴求進行動員，「強兵富國」就是當時號召的口號。早期清朝將海外華人和反清復明及秘密社會給連結在一起，這些人就移出去了，就是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了。隨著現代國家的世界體系意識高漲，這樣的論述也逐漸轉變。除了取消海禁政策之外，也開始在東南亞和美國設領事館。華僑在這樣的氛圍下，既能提供財政上的支持，還能提供造船或軍備上的技術。華僑還被賦予去投資採礦和鐵路的特權，如些可以避免外國人壟斷這些建設。清廷也開始賣官，許多華僑會購買，因為這可以帶來名聲。 買官的不只是有錢商人，一般人也買官。買官的風潮開始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漫延，儒家思想模式亦然。這對長期缺乏中華文化薰陶，長期只有伊斯蘭和基督教文化的海外華人而言相當吸引人。儒家文化於是被引進到東南亞華人上層社會，成為另一種紳士的模範。不只是清廷用「儒家文化」吸引東南亞華人，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也都相當偏好這樣的儒家紳士形象。 當然，在東南亞地區的土著可能會接受儒家文化，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它加深了華人和當地人的鴻溝，其使華人文化因為儒家思想更像一個外來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由於當時殖民政權這樣的政治力和社會連結，使當地社群把這些華人、華商推出當地社群，造成種族的界線。不過，總的來講，在晚清末年，中國文明對當地的華人，特別正商人社群內，是相當具吸引力的。 看看噗友怎麼說：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二
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我讀《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一
底層人民缺乏階級意識，使這些底層人民無法再現(represent)自己，這些人只能被再現(represented)。資本主義的流動性在帝國資本的階級特徵下，使在地族群被相同系統剝削而不自覺。物質上的剝削容易體會，但卻不會和階級認同的政治連結。從生產和消費來看，「使用價值」不再，所有東西都只有「交換價值」了！《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的作者認為，就算不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即使底層人民在跨國情境下，擁有資本、旅遊經驗或多媒體，都無助於發展政治意識，這樣的意識是可以跳脫族群認同、文化和國族意識型態的。而在亞洲，這樣的文化衝突，特別展現在有特權的性別、家庭、族群和國籍。 華人是馬來西亞最大一群的少數族群，曾幾何時，中華文化或中國字是被禁止的，但或許台灣人成了馬來西亞的主要投資者，中國字又開始在社會上浮現，典型的「亞洲」家庭倫理、性別階級、以及共同體的資本主義(communitarian caitalism)的國家觀點，開始在社會發酵、傳播。亞洲新富也常常被認為是個人情感和公開政治的交織而被認識。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指的是小孩子們認為他們真正的父母不是父母，而幻想他們的父母是較高社會階級的父母，即作者認為人們對家庭倫理的想像是在社會政治建構下的產物。 海外華人在亞洲，是除了日本以外，另一股新富勢力，有許多人認為這和共同體的資本主義有關。海外華人的關係多建立在四海之內皆兄弟和中國意識。這些兄弟似的擬親屬關係是超越區域或政治差別的，語言不是障礙。華人那種基於男性情誼和網絡的社群，是亞洲經濟上最重要的團體，這將使國家政府的意識型態不再有用。 郭鶴年(Robert Kuok)是受英國式教育的菁英，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合作並學習米貿易，而他的胞兄弟郭鶴齡(Willie Kuok)則反帝國主義的共產黨。後來郭鶴齡死於英國人手上，郭鶴年則成了亞洲糖王，還有自己的航運、銀行、房地產事業。這樣的報導在華人社群間和富比士發送，許多第一代的大享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和香港的李開誠，都有相當的形象：信用、忠誠、謙遜、溫和、長袖善舞及孝敬父母。 有證據顯示，在東南亞的中產層級開始認為華人的商人家庭比起蘇丹式或國王式的家庭更適合、更現代的模式。媒體突顯幾個由窮變富的華人企業家，更使東南亞華人在新的政治容忍下願意「出櫃」說自己是「華人」，泰國的華人也開始強調他們和中國情和中華文化。自由貿易和精化後的華人價值於是成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筷子網絡」。
我讀《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二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西方媒體對這樣的家庭模式推波助瀾其對東方的想像、商業工具主義。許多從貧民成為有錢人的故事被報導，這是有史以來有這麼多的新富階級產生。林紹良透過主公(cukong)制度和蘇哈托家庭有連結，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林紹良就一直當作給蘇哈托運送軍火的投機者，蘇哈托的家人也多因此有大大小小的酬庸。當地土著社群常常質疑林紹良和蘇哈托有不尋常的關係。 儘管如此，林紹良或其它華人大亨仍透過慈善事業贏得了名聲。這些華人大亨還有另一個形象就是多元文化的領導者，例如郭鶴年能很輕易地和卡斯楚、李鵬、馬哈迪、蘇哈托等，他幾乎在全世界都置產了！ 在新加坡，許多貧民到新富的打拚故事被人認為是都是基於儒家的美德，包括自我牲犧、誠信、尊敬…等。「男主外、女主內，」的公私領域劃分，於是女性必須持家，女性仍必須保有「傳統的美德」。 在中國大陸沿海的經濟特區，有許多來自內地省份的女子到這裡打工，工作的地點就是那些海外華人在此建立的工廠，這些來自貧窮內地省份的女子都認為海外華人和自己的文化不一樣，他們也不會懂得欣賞自己的文化，甚至有種海外華人都是無法控制的自我性慾的性愛剝削者。這些海外華人之所以吸引著年輕女孩仍是因為他們的財富和流動性。在深圳，許多受薪階級的婦女看來香港的連續劇，並互相討論如何擄獲香港男人的心。流動性、財富和對都會生活的想像，是這些年輕女子的家庭羅曼史，而不是真愛或固定的階級。這些女孩，還會到歡唱廣場或酒吧來尋找可能的機會，因為這將可能可以嫁到美國或離開中國大陸。 家庭的想像仍是被呈現且常態化的，這發生於流動與緊固；內與外；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剝削與羅曼史；支配和從屬的緊張關係之中。 我認為《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這篇文章前面還滿引人入勝的，感覺是馬克思和後現代單挑。但我看不太懂後面幾個不一樣的羅曼史和這個單挑有什麼關係，原本我以為這個作者是法國人，因為這個英文我看不懂！搜尋一下是翁愛華(Aihwa Ong)，是馬來西亞長大的人，無怪乎我看不懂(我並沒有看不起馬來西亞人的英文能力的意思，請容我任意歸疚，我的心情會比較好一些)。我想我不會為我看不懂這篇文章而感到自卑，不過這篇文章浪費了我許多時間，希望還是能透過老師的講解多多了解這篇文章。 我想由主流媒體形塑社會的集體想像的影響，在現在或未來將大大地減低。特別在進入Web2.0的時代(甚至有人喊出Web3.0了！)，在低成本和共同創作的概念下，每個人都能很輕易地作為一個小媒體、作為公民記者，輿論不再由上而下，社會的集體想像也不再由大媒體壟斷。當然，在許多地方，如中國大陸或北韓，人民的思想或想像仍由國家主導，自然無法產生百家爭鳴的多元思想。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一]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