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地位(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SES)的嬰兒是否會句法的表現會有不同？或者有什麼部分是相同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從嬰兒二十二個月大起開始觀察記錄，每四個月再去造訪一次這個嬰兒，直到嬰兒長到四十二個月大，每個嬰兒只少有五次家訪記錄，每次家訪記錄以錄像攝影九十小時，總共對四十五個嬰兒進行記錄。記錄的內容分為簡單句和複雜句，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杭士基(Chomsky, 1965)指出不論來自哪個語言環境的小孩，語料的輸入所扮演的功能就是用來啟動小孩子對於其語言參數設定的可能性。因此句法的發展也應該每個人都是一樣。然而，我們卻發現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系統性的差異，這差異的來源有人說是個體基因上的變異(Pinker, 1994; Pinker & Bloom, 1990)，也有人說是來自和其輸入的語言有關(Tomasello, 2005; Tomasello & Brooks, 1999)。 過去檢查系統性差異的指標包括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平均言談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MLU)以及語法知覺測試(Test of Reception of Grammar, TROG)。溝通發展庫包括句子的長度和複雜度，主要由父母親的自我報告；平均言談長度則計算句子中出現的字詞或詞素數量，這無法體現結構的複雜度；語法知覺測試則包括簡單句和複雜句，但複合子句(multi-clause sentences)的佔比仍少。 《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直接對嬰兒進行錄像、將語料轉寫，再分別對於簡單句和複雜句進行分類。簡單句包括只使用一個動詞的問句(questions)、直述句(declaraatives)和祈使句(imperatives)；而複雜句類包括情態動詞(modal verbs)和時態(emerging modals)，包括：連結兩個動詞的聯合式(coordination)、受詞補語(objective complement)和受詞關連(objective relative)等。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不可否認複雜句能夠表達複雜的思想，然而大多數人類溝通時的語言以簡單句為主，而且複雜句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機會也少於簡單句。如果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複雜句的發展，那麼不論來自哪個社經背景而天生就會的簡單句是否就是人類所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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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三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構詞的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讀取呢？ 我們可以先將詞彙分有詞綴(affixes)和字根(root word)。由馬凱(MacKay, 1978)個實驗是這麼設計的，它提供動詞如：decide、govern、exist，要求受試者在最短時間內反應出其所對應之名詞，根據其反應的時間，從簡易到複雜可以有以下排序：-ment、-ence、-ion，複雜度和詞綴及字根本身結合的過程有關。 另外，還有一個塔夫塔(Taft)設計的實驗發現，前綴字詞(prefixed words)如remind和偽前綴字詞(pseudoprefixes words)如relish所需判斷的時間則是前者快於後者。眼動實驗也證實相同的結果，在偽前綴字詞中，眼球停留的時間較長。在同一文章裡頭，如果前綴字詞和偽前綴字詞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話的確存在判斷時間上的差異；但若將比例調整為一比九的話，兩者判斷的時間又沒有差異了。這樣的實驗報告是由魯賓團體所提出(Rubin, Becker, & Freeman, 1979)。 語義促動的意思是先出現的字詞會激活另一個語義相關的字詞。關於語義促動的實驗任驗進行分有兩階段：首先，給予促動刺激(priming stimulus)來源。受試者對第一次的促動刺激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或沒有反應。第二次出現的刺激(second stimulus)就是其標的，記錄受試者對於反應的時間。要求受試者的反應可以是唸出字詞或判斷是否為字詞。比較有促動刺激和沒有促動刺激以檢驗當中的效果。「butter」對於「bread」就比「nurse」有更好的促動效果。 詞彙歧異指的是聽到單一字詞可以指涉多個意義。例如：聽到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The man started to drill before the truck arrived. 在righting，一開始會先以writing去理解，而且沒到最後一個字詞，writing都可以可以完整地被解釋；另一個則是在語音監控的實驗中要求去找出含有/b/的字，因為drill本身的歧異，所以找到/b/的時間稍稍地增加一些。 關於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的影響，也有人就整個語境進行研究。由上而下的過程是由語境或句子來使個人對於個別字詞的辨別；由下而上的過程則是多管齊下地將所有可能的意義激活。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過程對於詞彙讀取有主要的影響呢？ Rumor had it that, for years, the government […]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二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我們可以透過「語音監控」(phoneme monitoring)的任務去證明字頻對會影響詞彙讀取。語音監控會要求受試者聽一段連續的文章，除了得理解該文章外，還要其找出特定音素，例如/b/。文章的設計將標的音素分別安排在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後面，結果發現若標的音素安排在低頻字詞後面，則標的音素被找到所需的時間則比較長。因為低頻字詞所花費的資源更多，所以出現在低頻字詞後面的標的音素的資源較少，於是所花的時間就較長。 「判別字彙任務」(lexical decision task)則以視覺辨視為主，實驗將一連串字詞和非字詞混在一塊兒，要求受試者快速地判斷它是否為字詞。當清單中包含較多低頻的字詞時，整體判斷的時間都會變長。相反地，若都是高頻字詞時，判斷的時間就會變短。 透過眼動的實驗，也都證實人們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如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停留時間(fixation)是不一樣的，而且後者長於前者。 語音變數則包括韻律的變項(prosodic factors)如重音(stress)、抑揚頓挫(intonational patterns)等。或者我們會使用發音相近的字詞去取代人們表達的字詞。這些都說明詞彙被讀取時，會受到語音變數的影響。 句法類別也會影響詞彙的讀取，大多數討論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時，多聚焦在開放的字詞(open-class words)。但高低頻的封閉字詞(closed-class words)目前還沒有任何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詞彙」從「語言」抽離出來的原因。
我讀Andrew N. Meltzoff《The Imitative Mind》的〈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mitation〉五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有推測、理解他人心意的能力，就是人和禽獸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我們稱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 我們在十八個月大的小孩面前做出一些失手的動作，我們要看看嬰兒是如何解讀這樣的事件，觀察嬰兒如何對這些事件反應。這就不是純粹模仿能夠完成的，這還要求其知道動作者的意向。設計了三組人員：一、成功完成動作；二、失手進行動作；三、完全沒有動作或意圖的表現。實驗發現，嬰兒對於失手進行動作，即有意圖要完成的動作，是能夠理解的。同個研究再推進，小孩子被給予一個和大人剛剛做動作的玩具，但是把對那個玩具動了手腳，即那個玩具無法和剛剛大人那個玩具有相同的功能，當小孩子試圖把玩具分解時，無法分解的當下，小孩子會在兩秒內立刻回頭看大人，而且發出聲音。這可以說明，小孩子不只是單純地模仿大人的動作，而且進一步地關注大人的目標和意圖。 我們可以透過讀取人的關節點，進一步區辨這是人或非人，區辨有機體和無機體，我們所讀取的訊息，稱生物動作資訊(biological motion)。至少，我們目前可以知道嬰兒是可以讀取成人動作的意圖和模仿成人的動作。 首先，我們知道模仿是個跨模式的協調；接著，我們知道延遲的模仿是可能存在和記憶或心理再現的機制，這使得動作可以在新的脈絡發生；最後，心智理論告訴我們，嬰兒是可以讀取成人的意圖，而不是漫無目的地模仿的。
我讀Andrew N. Meltzoff《The Imitative Mind》的〈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mitation〉一
我們或許對於「嬰兒和成人有很大差別」有著很堅固的信念，但我們卻同時試圖把動物實驗的結果應用在人類上面，這似乎又喻示著「動物和人沒有什麼差別」。成人和嬰兒有很大的差別，但動物和成人卻沒有什麼差別？事實上，嬰兒和成人所存在的共性比我們想像來得多。安卓(Andrew N. Meltzoff)認為人類的嬰兒給人類的動作編碼是一個在「跨模式」(supramodal)框架下所進行的，意即這是結合了動作的觀察和執行，且認為這個觀察和執行系統是天生。在《The Imitative Mind》的〈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mitation〉裡頭，即討論嬰兒模仿和兒童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之關連。 神經生理學的證據，我們發現了「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它的功能在於連結知覺和動作。其發現是來自義大利的科學家發現猴子去拿東西的時候，是源自於猴子看人拿東西；而猴子看人拿東西的時候，發現其大腦有訊號，而從大腦激活的部位來看，於是發現鏡像神經元。你可以把鏡像神經元解釋為這是對於意圖的激活，你也可以說這是對於行為的激活。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七
認知心理學一談到「模組」(modularity)時，它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認為語言處理系統和一般認知系統是彼此獨立的。語言處理系統在認知裡頭是無法使用一般認知系統去處理的。除了把語言處理自一般認知獨立之外，也有人將臉部識別(facial processing)、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同理心(theory of mind)等作類似的模組處理。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認為語言和認知是互相連結的。工作記憶、自動化處理以及語言理解、產製、習得的平行處理都是語言和認知有連結的。屬於這個解釋的就是「口語知覺」(speech perception)，就是我們可以將某些口語視為辨異的能力。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六
關於工作記憶，我們有一個核心假設就是人們可能是有一個固定的容量來處理資訊的，這解釋了人們認知功能的多樣可能。一但任務是複雜的，我們的大腦就必須從有限的資源中抽離出來去負責，剩下的資源不夠處理其它任務時，就會造成缺憾、不完美的表現了。抽離出來的這個動作叫作控制處理(controlled processes)，而若不需要抽離的動作，不耗費額外的資源的動作則是自動化處理(automatic processes)。不同任務的自動化連續程度(continuum of automaticity)不一樣，可能有高度控制性的，也可能完全自動化的。通常自動化的任務是無意圖、無控制、無意識、有效率且快速的。某些特定的自動化任務似乎是先天就建置於我們的認知裡頭。比較「認字詞」和「發展詞組」，前者相對於後者，就是一個比較自動化的處理。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anguage Development〉二
語言發展的重要研究議題大多集中在語言能力是先天的。理性派(rationalists)認為語言能力就是先天的，從出生就開始發展；實證派(empiricists)則認為所有知識，包括語言，都是來自經驗。這就常常可以產生花火的先天後天之辯(nature-nurture debate)。最簡單的語言發展理論就是「模仿」(imitation)，小孩子透過模仿大家的語言而學習語言。但是小孩會犯的語言錯誤，大人並不會違犯；小孩有時候想模仿其聽到的也常常因為缺乏適當的語法結構而失敗。不過，成人的模仿卻在其習得口音、說話方式和特定詞彙的選擇上有很重要的角色。 那麼，語言是可以透過強化(reinforcement)或制約(conditioning)而產生的嗎？首先，大人通常只對小孩子所說的話，針對其意義或事實性進行糾正，並不會對進行語法性的糾正。小孩子是否接受到足夠的負面證據(negative evidence)是一直在辯論的話題。我們大概可以說小孩子主要是依靠內在的能力去學會語法的。其次，小孩子不規則的過去動詞變化和複數名詞是學習理論所無法預測的。第三，有些字是先理解之後才會說出來的。第五、氣泡話(babble)並不是隨機發生的，模仿也沒有想像中的重要。這些論點正好都和強化與制約站在對立面。 杭士基(Chomsky)用「刺激缺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來說明小孩子習得語言的規則和語法的輸入是在很貧乏的情況下所進行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小孩子聽到的輸入是「退化的輸入」(degenerate input)，小孩子聽到的是充滿口吃、遲疑和字詞交疊的輸入。二、我們也沒有證據顯示小孩子能夠依照他們所聽到的輸入而學會語法。 也有人研究媽媽語(motherese)，因為這是一種特殊地、對小朋友的說話方式，現在又稱兒導語(child-directed speech, CDS)。兒導語的特色是它有暫多的暫停、句子較短、冗贅較多、語速較慢、分節明顯。比起一般口語，其字彙會加以限制，聲調會被加強。但多數研究不支持兒導語和語言發展有關。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五
「語法」(grammar)一直是一個讓人不喜歡的詞，事實上語言學理論裡頭的「語法」概念和語言學習的「教學語法」(proper grammar)是只存在一點點兒的關係。不過，從語言學的角度，我們還是可以說「語法」就是個人對於語言知識的描述。語言可以有無限的句子，而語法則是提供這無限句子的有限規則。我們怎麼評價這個語法的優劣呢？杭士基(Chomsky)認為有三個標準。第一個是「顯然適切」(observational adequacy)，比方說我們知道在英語裡，pb不會同時出現這個規則，所以我們一看到pbort就知道這是亂寫的。如此這個規則能夠產生可接受的語言，那就符合這個標準備了。第二個是「描述適切」(descriptive adequacy)，前一個標準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句子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個標準進一步能夠描述兩個傳達相同語義的句子在不同的句法。第三個標準是「解釋適切」(explanatory adequacy)，杭士基說我們可以有很大量描述適切的語法規則，而小孩子自小時侯受接受到的語言樣本中提取出語法，所以小孩子可以歸納出特定的語法，其透露這個內在的語言限制就使小孩子得到正確的語法。 民國四十年代，杭士基提出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首先先對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和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作區分。前者是隱於句子下所傳達的意義，後者則是表面文字的排列、順序和發音。「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它在深層結構裡頭有兩個意思，一是開飛機這個動作很危險，另一個是會飛的飛機本身很危險，其深層結果就可以是「The act of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或「Plans that are flying can be dangerous」，這個我們就可以說它是深層結構的歧異(deep-structure ambiguity)。 另外，在表面結構上看起來一樣，但是深層結構卻不一定一樣的。 John is easy to please.John is eager to please. 前一句，在深層結構裡，約翰是被取悅的人；後一句，約翰就成了取悅的人了。 我知道他會來。我希望他會來。 表面上兩個句子結構一樣，但深層結構不一樣。前一句是單賓式，後一句是句補式。 再來，表面結構不一樣，但是深層結構所表達的意思卻是一樣的。例如英語的主動式和被動式和華語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也能透過表面結構和深層結構的差別來理解。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一
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語法手段，例如英語和日語透過語序來表達，英語是主語、動詞、賓語，日語則是主語、賓語、動詞，而俄羅語和土耳其則主要使用詞綴的方式來作為表達，反而詞序對於句子的意思傳達沒有太大的影響。語言學家調查了世界上的語言，並結論世界上各種語言並非隨機、任意地出現這樣的差異，相反的，世界上的語言是有很大的共同性的。全世界語言的第一個共同性，就是結構二元對立(duality of patterning)，其一元為較大數量是屬於有意義的字詞、元素，另一元則是相對少數，無意義的元素，它用來構成整個字詞。口說的語言中，那些無意義的個別聲音，就是相對少數的部份。兩個人類所發出的聲音(phones)本身的物理發音特質是不一樣的，如送氣和不送氣，是兩個不同的聲音。而兩個不同的聲音能夠造成意義差別的，就是音素(音位，phomemes)。 語言這樣子的結構，我們可以用更細緻的變異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來解析。透過多組變異特徵的可能性，我們可以以這個比音素更小的單位去組成音素，這些變異特徵對我們組成語言規則很有幫助。這些變異特徵在民國44年，由米勒和奈斯利(Miller & Nicely, 1955)證實其存在心理學的效度。他們使用背景噪音(white noise)去干擾受試者的聽力，受試者的任務是在噪音下作音位區辨的動作。結果發現，當受試者區辨錯誤，比較其回答的音素和標的音素，變異特徵較相近的，比變異特徵差別更大的，更容易成為受試者的回答。 語言們的第二個共同性就是其形態，或者用專門的術語講就是構詞(morphology)。和音素很像，語言有詞素(morpheme)，兩個詞素能夠造成意義差別的，就是詞素。詞素有自由詞素(free morphemes)和限制詞素(bound morphemes)(又稱語法詞素(grammatical morphemes))，這都是使字詞有意義的元素，但並不是字詞。不同語言當然都有其不同的構詞系統，例如：英語母語者會注意的是人稱和動詞是否具有文法一致性、事件發生的時態為何。這有更細微地不同母語者的不同世界觀的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