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用唯物觀(objectivist)和經驗觀(experientialist)這兩個取向去看心性，這兩個取向正好可以極端地回答前一篇文章的八個問題。從唯物觀來看心性，這個心性是模組化的(modular)、現實是結構的，而心性和現實的關係像鏡子，心性反映外在現實。唯物觀認為心性是和身體獨立的，心性好像一個抽像的機器，心性是軟體，身體是硬體。語言是人類獨特且獨立的能力，是眾模組之一，由心性眾管。語言是本具的，我們生而擁有語言能力，其受到普遍規則(universal rules)所規範。即本具的語言能力相同，學習任何語言都可以，只要在早期有足夠的語言輸入(linguistic input)。對於語言和思相的研究，形式(form)比意義(meaning)重要。意義是世界上符號(symbols)和事物(thing/events)的對應，可以透過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和充分條件(suffieient conditions)加以定義。事實和意義是緊密連結的，意義是建立在事實之上。世界已經預先存存，而我們的概念化正好反應了世界的結構。語言正是概念化的表達或表現。 經驗觀和唯物觀幾乎是完全相對的邏輯。心性是整體的(holistic)，這個世界是由人類的心性所投射出來的現實，是人類具有想像力的創造。心性和現實的關係是，我們利用我們的經驗和感知去反映這個世界。直觀(literality)和譬喻(figurative)是心性的兩個重要特徵。以「爭論」(argument)為例，當人們認為參與爭論的人彼此相對立，並有防禦和攻擊的行為產生，則將其詮釋為戰爭(war/battle)。這個作戰爭的理解即是心性比喻的理解，這說明心性具有直觀和譬喻的特徵。而身體行為所做的任何決都是由我們的心性所致，心性依託於身體之上。我們認為樹是高的，是來自於我們的身體與外在世界的互動，這個概念化的分類稱互動性成份(interactional properties)。語言的運作，正如心性其它認知能力運作一般，比方：分類、知識框架(framing knowledge)、圖形背景組織(figure-ground organization)…等。此外，經驗觀認為語言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意義和概念化過程。意義來自我們對於事物的鑲嵌(embodiment)，因為我們認為樹是高的。於此，意義不只是概念化的內容，它更是我們如何詮釋(consture)概念化的內容。事實並非句子(sentence)和狀況(situation)的直接對應，唯有在相對了解情況(relative to a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of a situation)之後才可以說進入事實。世界是非結構的，是人類使它存在結構的，而語言系統正是這使它結構的絕大部份。語言可以形塑我們的思考模式。 「語言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是在《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這本書中會用來解釋「語言是否會表達思想？語言是否使我們在歷史洪流中造成相對的一側？語言自身是否造成語言的普遍性和人類的相對性？」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如此指出語言相對性的原則：語言背後的系統，不只是想法發聲的工具，它同時是想法的塑模，心性活動的程式、指引，這包括人們的對於外在事物的分析(analysis of impressions)，以及在內心事物的整合(synthesis of his mental stock in trade)。「空間」是沃夫認為具有普遍性的領域，在英語或說歐洲的共同語(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和荷皮語(Hopi)中，從經驗上來看是同一個形式，所以其具有「普遍性」，也就是心性是建立在身體之上的。另外，李明遜(Levinson)則發現在嗄古依米笛亞(Guugu Yimithirr)的的語言中，和英語對於空間方位的表述不太一樣，嗄古依米笛亞語會使用絕對的方位；而英語則多是使用相對的方位。嗄古依米笛亞人似乎在心裡面有一個地圖，把天下的事物、方位都記在這個地圖裡。李明遜說，我們依賴身體的經驗就好像「自我中心、向前看、向前走的兩足智人漂盪在這個受地心引力所吸引的星球上」。人類的身體在知覺的建立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們大多數的思想是沒有意識的，我們日復一日地進行著自動化(automatically)且不費力(without any effort)的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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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Meaning in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一
關於人類認知主要有幾個關心的議題：一、知識的本質；二、我們如何獲取知識；三、知識如何在心裡面再現。而人們的內心是由什麼面向和能力組成的呢？眾說紛紜，來自日常生活經驗或語言使用的，包括傾向、注意力、知覺、情緒、夢、個性；也有意志(volition)、記憶、信念和學習；或者如佛洛依德(Freud)說以無意識(unconscious)相對於意識；傳統上，主要有四個面相：一、理性思考(reason-thought-thinking)；二、道德感(morality)；三、情緒(emotion)；四、意志力(willing-volition)。當然心理的語言在此也有一席之位才是。人們使用其和外在世界的互動進行心理認知的運作，這包括知覺、注意力、分類、觀點、圖形背景知覺(figure-ground alignment)、圖案基模理解(image-schematic understanding)和外力動態(force dynamics)等，都在不同的原則下以「年紀」檢視。如果我們更深入地去問關於人類內心的問題，那可能包括： 一、內心中的不同面向是由同一個或不同處理過程所掌管？有同一個處理過程的話，我們說那是整體觀(holism)的；由不同部分運作的話，那我們說它是模組化的心理(modularity of mind)。 二、現實(reality)的本質？世界的模樣是結構的(structured)？或非結構的(unstructured)？ 三、內心世界(mind)和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的關係為何？有人說內心反映已存在的事實，是一面現實世界的鏡子(mirror of reality)；有人說我們的心多多少少會和實際的真相(actual reality)有落差，這使得人們對於真相有更多創造的空間。 四、那心性(mind)和身體(body)的關係為何？有人說心性和身體是彼此不相關的；有人說心性是抽像的，可以跨越身體的界線(transcendent)。 五、何謂語言？究竟語言是本具的(innate)？還是獲得而來的(acquired)？ 六、何謂意義(meaning)？我們是知道事物的特徵之後，而後能夠說我們知道指涉這個事物的字詞的意義？還是我們透過概念化之後，將概念的意義區辨後，知識在內心裡頭成形？ 七、何謂事實(truth)？在語言和外在世界的條件不變下，我們是否能夠維持句子和世界事物的狀態的的直接關係？ 八、語言和認知的關係為何？語言是否是思想的表達？語言是否形塑了我們的思想？ 我們可以用唯物觀(objectivist)和經驗觀(experientialist)這兩個取向去看心性，這兩個取向正好可以極端地回答上述八個問題。
第二語言習得在辨別跨語言影響的研究方法（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Identifying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閱讀心得）續
組內同質指的是在來源語(source language)和接受語(recipient)裡頭都具有可比較的語言知識時，在接受語的表現上有相似之處。同組內的語言使用者會有高度相同的預期表現，即「來源語使用者的表現取決於來源語的語言知識」。若「來源語的使用者有相同的語言知識」時，則「他們在來源語的表現會相對一致」；若「來源語的語言知識會影響接受語的表現」，則「語言使用者的接受語使用和來源語使用會有某個程度上的一致」。 組間異質則是不同群體間的語言表現會隨著其來源語和接受語的知識而有所差異。其主要來自三種比較：一、比較相同接受語，但不同來源語的語言使用者；二、比較來自單語者和雙語者的接受語；三、比較來自單語者和雙語者的來源語。第二種比較最為常見，若接受語有相同的表現，則我們可以排除跨語言影響的可能；若接受語有不同的表現，則我們可以推測其有跨語言影響存在，並能夠進一步研究。第一種比較則可以用以排除跨語言影響的可能性，只要找到接受語在不同來源語中都有一樣的表現，所以可以用以區別「語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發展型偏誤」(developmental errors)和「跨語言影響例子」(instances of CLI)。若「兩個以上不同來源語的組別」且「假定其來源語的知識都會影響同一接受語的表現」，則我們可以期待「他們使用的接受語會有明顯不同的表現」。 除了組內同質和組間異質外，跨語言表現一致是第三種證據可以進行解釋。「跨語言表現一致」和「組內同質」很像，即相同的來源語和接受語的語言使用者會有相似的表現，但不只是量化面相，還包括質化的一致。假設「來源語的語言使用者的表現是由其對來源語的知識」，若「其來源語的知識會影響其接受語的表現」，則我們可以預期「來源語和接受語的表現會存在相近處」。 我們必須警愓，跨語言影響是屬於內在的現象，存在於使用者的心理層面，存乎於這念心。所以對於研究者而言，了解第二語言使用者在來源語和接受語的實際知識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提供可比較的任務。
第二語言習得在辨別跨語言影響的研究方法（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Identifying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閱讀心得）
「跨語言影響」通常被視為一種顯而易見的現象，但這缺乏嚴謹的研究設計去理解它。過去，有人對於「遷移」提出兩個檢視的層次，其分別是「個人層次」和「社會層次」，前者屬於心理語言學現象，後者則為社會學現象。社會語言學現象可能會透過問卷、歷史材料，去理解人們對於語言的文法和使用，較多是外在的語言(external language)。而心理語言學則會更多關注於內在的語言(internal language）。 關於跨語言影響中，心理語言學在探索時，可以有兩個取向，一是在個體內(intrasubjective)，一是在群體間(intersubjective)。在個體內的取向，焦點在個人，也就是個人的語言使用，受到跨語言影響的表現；而群體間的取向，則會觀察相對大的語言使用者。 在個體內的資料蒐集中，需要有質化的描述，以及量化的資訊。質化的描述可能來自語言使用者所產生的語料、資料蒐集過程中的心理活動和狀態、以及其所處的語言或情境。量化的資訊則可能是相關句子出現的頻率，或其出現的脈絡，量化的資訊可以透過統計性的測試去客觀地指出跨語言影響的強度，以及其它相關的變數等。 能夠長期追綜地縱向式研究對於個體內的研究有很大的解釋力，但是常常這是不被允許的。所以另一個選項就是透過在單一時間橫切地去模擬，我們稱之為近乎真實的追綜研究(pseudolongitudinal)。如同研究方法一樣，可以透過階層化設計(stratified design)、多組別設計(multi-group design)或配對設計(matched-subjects design)。所能夠呈現的證據大致都落於以下三類：組內同質(intragroup homogeneity)、組間異質(intergroup heterogeneity)和跨語言表現一致(crosslinguistic congruity)。
觀課看什麼？語言教學過程可以觀察的幾個項目（Patsy M. Lightbown和Nina Spada《How Language are Learned》的〈Observing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閱讀心得）
透過「自然」(natural)方式和「教導」instructional的方式進行第二語言的學習，是兩種不一樣的過程。通常「自然」地學習是將學習者曝露在工作或禮交場合，若是小孩子，則是在學校情境，全部都以目標語交談；而傳統的「教導」則是在課室的環境下，進行團體學習，可能重點會專注在語言本身而非語言所夾帶的訊息，教師的目標在讓學生學習詞彙和語法，學生的目標可能在通過考試，而不是日常生活溝通。 「溝通式」(communicative)教學、「內容導向」(content-based)和「任務導向」(task-based)的目標有些不同。「溝通式」教學和「任務導向」，旨在於學習者一般興趣的主題；而「內容導向」的教學，則是學科為主，例如歷史或數學，以第二語言作為媒介語。 觀察師生互動時，我們可以觀察這幾個項目：錯誤(error)、糾錯(error correction)、真的問題(genuine questions)、假的問題(display questions)、意義的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以及抽象語言的評述(metalinguistic comments)。錯誤可能發生在老師或學生之間，而這些發生的錯誤發生時，老師或學生都可能進行糾錯。當老師問學生問題時，如果預先不知道答案的就是真的問題，若已知答案只是為了讓學生展示其語言知識，則是假的問題。老師是否了解學生所說的內容？老師或學生是否為理解做了什麼樣的動作？則有關其意義的協商。除了內容的溝通外，老師和學生是否談論了屬於語言本身(about language)抽象的那一部份。以上這些項目可以用來觀察老師和學生的互動。 為了去檢視課堂上課情況，所以也產生了課堂觀摩評鑑(classroom observation scheme)。溝通式導向的語言教學(Communicative Orient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COLT)就是課堂觀摩評鑑一個有常見的第二語言課堂評鑑，它大致可以分有兩部份，一部分關於內容、焦點和活動組織，另一部分關於由老師和學生所產生的語言。 課堂上，老師根據學生的表現給予的回饋可以分有以下幾種：一、直接改正(explicit correction)；二、重塑句子(recasts)；三、要求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s)；四、抽象語言的回饋(metalinguistic feedback)；五、啟發(elicitation)；六、覆述(repetition)。以老師使用的頻率排序的話，最高到最低的回饋反應為：重塑句子、啟發、要求澄清、抽象語言的回饋、直接改正，最後是重覆。 除了回饋之外，整體的教學和輸入的類型也是觀察的要項。整體的教學可以分為「結構導向」(structure-based)和「溝通導向」(communication-based)兩類，前者課程以語言的特徵和糾錯為常態，後者關注訊息內容的傳遞，仍有糾錯但通常較短。輸入類型則可分為「可以理解的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和「結構式的輸入」(structured input)，前者以「意義」的理解為最高指導，其透過老師精準地使用語言和適當的修飾，以達使語言可理解的程度，後者則以語言特定的特徵為主軸，有時會透對於專有名詞進行解釋。 以上是第二語言教學過程中，能夠被分類的幾個特徵。
我讀Alice Omaggio Hadley《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的〈On learning a language〉一
關於語言習得的理論，從實證觀點為一端，到另一端可能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認為，人們有內隱的能力去進行語言的發展，人類天生就被預設能夠發展語言系統。抱持這樣子觀點的人，又可以稱是自然主義(nativist或innateness)，這剛好是相對於行為主義(behaviorist或environmentalist)。行為主義是認為「經驗」對於語言學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刺激-反應」(stimulus-response)心理學的指導下，所有行為都被視為是對於刺激的反應，這個過程稱為制約(conditioning)，有三種原型：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以及複合反應學習(multiple response learning)。古典制約在重複性地強化後，即可以反應帕夫洛夫(Pavlov)那隻有名的狗就是這麼一回事；操作制約(也稱工具制約(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則是老鼠學習到推槓子會有食物，從無意發現，到後來成為得到食物的固定行為；複合反應學習則是描述動物學會在固定的迷宮中找到食物作為獎賞。這於是發展了密集操練(extensive drill)的語言學習模式。這是假設語言學習正如其它模型的學習。然而，我們發現小孩子有時候會說出大人不曾說過的話，似乎小孩子並不是單純模仿大人學話那麼簡單。 在理性主義的陣營裡頭，或者你要可以稱「自然主義」或「認知』(cognitive)的，以喬姆斯基首先反對行為主義，並認為小孩天生擁有「語言習得裝置」(LAD,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這個語言習得裝置有以下特徵：一、具有辨別語音和其它雜音的能力；二、有將語言組織到結構的系統的能力；三、有辨別是否可能存在於語言系統的能力；四、能夠基於所曝露的語言資料，結構出可能的語言系統。「普世語法」(Universal Grammar)假設，認為有一些屬於語法的基本元素，或固定的抽象原則，是所有人類語言共同的，而且對小孩子而言是非常容易去進行的。
從語言發展來看語言習得的關鍵期（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 Just in time: is there a 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的閱讀心得）
嬰兒可以不用透過指導，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語言；成人對於學習語言，相對地，是對認知的挑戰，同時是一項勞力密集且花時間的過程。我們的大腦似乎是被設定為可以不用花費力氣地去學習母語，而隨著年紀的增長，學習語言的神經似乎也跟著退化。 目前，研究顯示，在六歲以後學習的外語，只要沒有經過任何矯正，都無法變成沒有口音的口語。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有哪些證據？第一語言和其後的語言習得的 「關鍵期」又是如何？將是本章試圖解答的問題。 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習得是兩個截然相異的過程，第一語言通常可以成功地被習得；第二語言的變數則包括動機、文化及社會影響，而使每個人在該語言的熟練度(proficiency)而有所差異。「雙語者」(bilingualism)是可以流利地使用兩種語言的人，可以再分為早期雙語者(early bilinguals)和晚期雙語者(late bilinguals)，取決於學習第二語言的時間這對語言習得的研究能夠提供許多幫助。 在生物個體發展的過程中，「時間點」(timing)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關於「關鍵期」的時間點，有兩個要點：一、其對於個體而言，這是非常絕對的期間，而且通常很短；二、這個過程一但完成，就不可逆，無法控制只能任其發生。我們可以將鳥類的叫聲學習分成兩種：封閉式(closed-ended)和開放式(open-ended)兩種。前者鳥類的叫聲學習侷限於某個時期，後者鳥類的叫聲學習只要有來自外在環境，如其它鳥類的叫聲，即可以學習。有一種封閉式的鳥類，在過後九個月的年紀之後，進入青春期(puberty)之後，儘管有其它叫聲的曝露，也也無法再學習新的叫聲。馬勒(Marler)使用活體和錄音帶的模式去訓練麻雀學習叫聲，發現鳥兒也可以透過錄音帶學習，但這是在不同的認知階段，也就是鳥兒先可以透過活體進行學習，而後才能以錄音帶進行學習。當麻雀曝露在活體的叫聲時，其可以延長學習的期間。 鳥兒的叫聲可以說是動物行為的表現，而人類的語言可能會牽涉的是中央的神經系統。關於人類的關鍵期(亦有人稱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s))，伯恩斯坦(Bornstein)認為敏感期有五個參數，其分別為出發點(onset)、終點(terminus)、內在成熟事件(intrinsic maturation event)、外在事件(extrinsic trigger)、個體系統影響(organismic system affected)。而兩個最必要的互動，莫過於個體系統(organismic system)和外在環境的輸入(environmental input)了。 大多數的人的語言區侷限在左側的大腦半球(右手寫字的人有九十五巴仙的人在左腦，而左手寫字的人則有七十巴仙的人在左腦)。和語言有關的有兩個區域：布洛卡區(Broca’s area)和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其分別對於句法和語義進行管理，布洛卡區用以產生語言，韋尼克區則用以理解語言。所以當相對區域受到損傷時，則有相對應的症狀產生。有一個雙語者，第一語言是維洛納方言(Veronese)，第二語言是義大利語，得到失語症後，他完全無法講維洛納方言，再一次習得維洛納方言後，也帶著義大利腔。這說明不同部份的腦區掌管著不同任務，而且過了關鍵期之後，就會以另外一個腦區進行語言學習。 語言的學習應該要把握關鍵期，一但過了關鍵期似乎就變得很難了。
我讀鍾榮富《當代語言學概論》的〈語言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和Keith Chen的〈Could your language affect your ability to save money?〉
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有兩個思考方向：一、有怎麼樣的語言就有怎樣的社會；二、有怎樣的社會就會有怎樣的語言。語言就像鏡子一樣，可以映出說話者的身分和地位。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是大家較能接受的方向。比方說，過去為農業活動以人力為主，所以犁、耙、鐮刀、畚箕等器物的名稱出現於語言中，開始以機械進行農耕後，挖土機、耕耘機、播種機、割稻機等機械名稱出現，犁、耙等就淡出我們的常用詞彙。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我們很容易可以找到例證。 但語言結構對於文化或人類思考方式的影響，則仍有爭議。關於語言結構對文化的影響，薩皮爾(Edward Sapir)認為語言結構影響使用者的思考方式。而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則修正為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會受語言結構的影響。 比如說，大多數的人看到上面標有「危險！」的汽油通，會格外小心；但對於沒有「危險」標示，但卻裝著沈油的桶子反倒不會心生警惕。顯然語言會對於人的思考產生影響。 在沒有表示時間和空間的霍皮族(Hopi)語言裡，他們以事件為起點去計算時間，有點像古時候的「一盞茶」、「半炷香」。 最近也有研究指出語言的結構影響了人們的儲蓄習慣。陳思基(Keith Chen)認為沒有「未來式」的語言的民族，通常也是比較喜歡儲蓄的民族。同時這也可以推論到吸菸和進行安全性行為(使用保險套)。沒有「未來式」的語言，吸菸的比例更低、過胖的比例更低、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比例更高，所有往健康正向的指標都會高於有「未來式」語言的民族。
我讀H. Douglas Brown的《原則導向教學法》：〈原則導向教學〉
布朗認為結合實務與理論的第二語言教學，可以列出十二條原則，其分別在認知、情意和語言學三個方面。在認知原則(Cognitive Principles)裡，主要都是和心理和智能有關的，包括： 一、自動自發性(Automaticity)：小孩子在不自覺、潛意識地習得語言，不對語言過度分析，而是暴露在語言輸入的環境裡，這被稱為是「自動自發過程」。若使用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則要從控制有限的語言進行，進到自動處理無限語言形式的過程。不需要刻意避開對語言系統的注意，例如：文法、聲韻、言談，但這樣的過程不宜過長，以免影響學生進入自動自發的階段。 二、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有意義的學習效果會大於機械式的學習效果。有意義的學習，會將新的資訊融入現有的結構以及記憶系統中，有較高的學習保存率。 三、獎賞原則(Anticipation of Reward)：即在操作制約模式下的原則。短期獎賞，可以用口頭讚美和鼓勵、小貼紙，同時教師也要精力充沛、熱情洋溢，否則學生也會興趣缺缺。長期回饋，則應該讓學生理解，學習了該語會有什麼用處；會有什麼特權；學業上、事業上有什麼幫助等。 四、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學習者內在的學習動機正是最強而有力的獎賞，在基於學生內在動機下設計教學活動，學生會願意去完成任務。 五、策略投資(Strategic Investment)：學習者必須投資時間、精力、注意力，才有製造各種理解語言和產生語言的可能。 情意原則(Affective Principles)則是指對自己的感覺和團體的關係，以及對於所學的語言與文化的情感： 六、語言自我(Language Ego)：學習第二語言時，也是發展一種新的思考模式、新的感覺以及新的處事模式，因此會產生第二個身份。新的語言自我和第二語言很容易互相糾結，進而產生脆弱感、防衛性和內心的壓力。這時，要對學生表達支持的態度。 七、自信(Self-Conficence)：只要學習者相信其具備完成學習任務的能力，對於最終是否能夠完成任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八、勇於冒險(Risk-Taking)：鼓勵學生冒險，有助於產生要長的記憶和內鄉動機。協助學生盤算風險，而不至於瞎猜，同時在學生冒險嘗試時，給予正面的回應。 九、語言與文化的結合(The Language-Culture Connection)：教語言的同時，也教授一種複雜的文化風俗、價值觀、思考模式、情感和行動系統。讓學生理解跨文化的差異性，並理解沒有哪個文化比哪個好。幫助學生了解文化認同的問題。 語言原則(Linguistic Principles)則是學習者如何處理這些複雜的語言系統： 十、母語效應(The Native Language Effect)：學習者的母語對標的語言系統的習得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母語系統對新語言的創造及理解會有助長效應，也會有干擾效應，然而干擾作用可能較為顯著。抓住母語的強化效應，摒除干擾現象。同時，說服學生以第二語言來思考。 十一、過渡語言(Interlanguage)：在學習者邁向標的語言的完整能力前，會經歷一種系統性或稱準系統性的發展過程。成功的過渡語言發展，有一部分來自善於運用他人的回饋。不要指責學生過渡語言的錯誤，而可以分辨學生錯誤的來源，同時對於學生的語言輸出給予鼓勵。 十二、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作為語言課堂的終極目標，教學方法就要朝組織能力、語用能力、策略能力以及身心機動的能力邁進。它不強調文法規則；它不要求「正確的語言高於一切」；它要自然真實、不矯揉造作的語言和教學；它認為無限的語言形式和功能才能在真實世界裡被應用。 有了這些原則，當我們選擇某些教學方法時，就會有所根據。
我讀H. Douglas Brown的《原則導向教學法》：〈現況：綜合理論與經驗的折衷式教學觀〉
「教學法」是基於「教學觀」所發展的，但我們總是無法找到一個一體適用的教學方法，作為一個「覺悟」(enlightened)的教師要能夠因地制宜，從各種方法中選擇適合當下情況的方法。對於第二語言習得以及教學流程，可以思考三個問題：一、通常傾向使用什麼角度的方法？二、為什麼？三、外在環境因素是否會影響這個傾向？你的教學觀不會和你的同事或指導老師相同，這是因為：一、教學觀本身的定前是動態的，會隨著觀察和經驗而改變；二、第二語言習得和第二語言教學的研究和發現常常不具結論性，而留下詮釋空間。 如果有一個存在一個「具有多種可能的定義」和「可有不同的詮釋和課堂運用」的典範教學法的話，那就是「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auge Teaching)了！ 溝通式教學法有以下特性： 一、溝通能力的所有要件(文法、言談、功用、社會語言以及策略能力)，都是課堂的教學目標。 二、語言學技巧的設計是為了讓學習者能夠實際應用語言，而語言的形式不是重點，只是為了達到溝通目的的工具之一。 三、流暢性和正確性相輔相成，而為了讓學習者持續使用語言溝通，流暢性有時候會比正確定性更重要。 四、課堂裡的學習最終要到課堂外使用。 五、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型態，發展適合的學習策略。 六、老師扮演幫助者、引導者的角色，不是全知全能的知識給予者；學生則和他人的語言互動，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 關於溝通式教學法，要避免光說不練，也不要矯枉過正，更要清楚「溝通式教學法」是一個通稱，有各種不同的版本。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名詞可以被歸納到溝通式教學法的架構下： 一、學習者為中心的授課方式(Learner-Centered Instruction)：避免先入為主地認為學生的語言能力有限，無法與老師進行協商。 二、合作與協同學習(Cooperative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打破師生之間固有的階級制度，發展學習者的學習社群。 三、互動式學習(Interactive Learning)：創造真實互動的機會，其超越「可理解的語言輸入」。 四、全語言教育(Whole Language Education)：感覺語言的全面性(句子、情感、語調模式等)，並能夠全面性地包括聽、說、讀、寫的相互關係；透過語言的學習讓學生獲得解放與自由，給力、加持學生，以扭脫各種社會、政治或經濟所可能帶來的束縛與限制。 五、內容取向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語言扮演合宜的角色，成為學科學習的工具。 六、任務導向教學(Task-Based Instruction)：意義為主，解決問題為目的，活動設計和真實世界相關，完成任務後以結果作為評量依據。 個人對語言教學的教學觀，就會成為在課堂中使用的教學方法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