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文化取向來看第二語言習得，語言會像是一個工具，我們拿這個工具來處理和自己的溝通以及和他人溝通的，和自己的溝通就像反思、思考，和他人的溝通就是社交活動。「語言」就是使用者用來媒介(mediate)、控制(control)和調節(regulate)其心理和社交活動的工具。除了「語言」之外，「符號」、「象徵」等抽象的事物，都是媒介人類心理過程的工具。如果用鏟子去比喻的話，鏟子本身這個物體的結構並不構成我們是否會去使用它的條件，而是鏟子它所提供的可能性，讓我們使用鏟子去挖掘。語言就像鏟子一樣，其本身所承載的意義並不構成我們是否去使用它，而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例如：小孩子依大人的目標或文化而完成語言任務)，自然會去使用的工具。 社會文化取向將語言(或符號)作為媒介分成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和概念調節(concept-based regulation)兩類。 「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強調的不是個人語言的正確與否，而是學習者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去長篇大論(當然，學習者要有東西可以講，有東西想講)。它同時說明，人類的行為取決於自己的動機、目的和外在物質條件，所以每個人說話時，都是基於特定目的所說的。好比受試者知道研究者想要聽到正確的語音，所以受試者就會有目的地表現其正確的語音，這就是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但，一但讓受試者談論自己的有興趣的話題時，其結果就不會如前面那麼正確。 「概念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則可以透過這樣的流程，使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中的概念。其流程如下：先和第一語言對比→將概念給具象化→實際溝通的活動→說出來→內化。將概念給具象化可以透過圖畫將標的語中，所欲讓學生習得的概念給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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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Brown, Douglas, H《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的〈Initiating Interaction in the Classroom〉二
引發語言課堂互動的關鍵在於「老師的問題」(questioning strategies)。如果課堂上，沒有老師的問題，課堂當然也可以進行，但是這是一個最容易觀察到的項目，而且能由老師掌握的項目。老師所問的每個問題，都將是溝通互動的奠基石。合適的問題可能會包括下列功能：一、老師的問題能夠使學生自在地產出語言，而無任何需要由學生想出來；二、老師的問題也可以作為學生之間的反應鏈，使學生之間互動；三、老師的問題可以用來診斷學生的困難和理解；四、老師的問題可以幫助學生從所聽到的輸入中進行思考。我們可以把所有問題的類型如此歸類：知識性問題(回答，「是」或「否」)、理解性問題(請定義…、請說說看…)、應用性問題(…怎麼用？…的功能是？)、推論性問題(你覺得…)、分析性問題(…和…的關係)、整合性問題(你可以把這一段再說一次嗎？)以及評估性問題(你喜歡…)。 一開始是可以先將所有欲進行的問題通通列出來，適度地挑戰你的學生，而不是通通拿來問。問問題時，並不適合這樣，例如： 一、花很多時間在告訴學生問題；二、太顯而易見且愚笨的問題；三、模糊、抽象、模棱兩可的問題；四、結構太複雜、字詞太難的問題；五、假設性的問題；六、沒有邏輯、連貫性的問題。。 分組活動、課堂任務也都是可以促進互動的方法。即便只是鼓勵或回應學生，都是和學生之間的互動有很大的幫助。即便只是單方面的授課，而要求學生閱讀文本，都是互動課堂的活動。
我讀Brown, Douglas, H《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的〈Initiating Interaction in the Classroom〉一
在外語教學的教室中，我們可以透過「外語互動分析」(Foreign Language Interaction Analysis)來檢視自己或其它老師的互動。它提供了一個較全面的觀察方向，也提供了一個能夠用以評量和增進個人教學的框架，由其該分析中，有關老師的觀察，對於透過互動教學促進學習風氣有很大的幫助。馬科維茲(Moskowitz)的外語互動分析模型，檢視以下項目： 教師言談方面，分為間接影響和直接影響。間接影響中，檢視了：一、處理學生情緒；二、鼓勵、讚美學生；三、採用學生的想法或覆述學生所說的話；四、拋出問題。直接影響中，則檢視了：一、提供訊息；二、提供方向；三、評價學生的行為或反應。 學生言談方面，則觀察：一、學生特定的反應，例如：朗讀、操練、合唱等；二、學生對於開放式問題的回答，或由學生方面所發起的互動問題。 其它方面，還可以觀察：一、沈默的時間，也就是沒有任何言語出現的時候；二、教室較為混亂的時候，這還可以分為有課堂活動的混亂或完全失控的混亂；三、哈哈大笑的時候；四、使用母語的時候；五、非語言，如姿勢或臉部表情。 這些項目的觀察可以幫助教師教學的成長，當然你也可以設計自己可以操作的表格項目進行檢視。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study of language〉一
當我們談到當代心理語言學的起始時，不免就會提到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著作《口語行為》(Verbal Behavior)，這段期間也正是心理語言學家把「語言處理」(language processing)和「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進行連結的時侯。當代語言學家主要使用「人們對句子可接受度的直覺」作為資料以進行研究。這就是強調人本身如何和語言互動，而不再是語言的結構。 從「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開始，了解了語言的可能性和冗餘後而能造就通訊產業的發展。再配合心理學的「行為學派」在刺激(stimulus)和反應(response)，以及強化(reinforcement)和制約(conditioning)的連結下，心理學關心的是行為本身。 到了一九七○年代，資訊處理和電腦運算的發展，有另一個取向把人類的心性視為電腦，這也是認知心理學在心理語言學的影響。心性，和電腦一樣，被認為是透過一連串的規則把我們所聽到的、看到的東西，轉譯成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這個符號處理(symbolic processing)就是我們的認知(cognition)。如果我們畫流程圖的話，一格一格的方格(box)指的就是處理的階段，而箭號(arrow)代表方向。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心得
在《語言、心智與文化》(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一書中，它以「意義」貫穿了語言、心智和文化。因為對人們沒有意義的事物，我們不會去理會它，一但我們會去理會它，表示這個事物對我們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能平白無故或漫無目的地說：「『吃飯』對我有意義，所以我要『吃飯』。」否則，我們也可以寫一本《漢堡、炒飯和酸辣蝦湯》的書，因為這些東西對特定人甚至所有人而言，都是有意義。這本書即探討「意義的本質」、「人們如何得到意義」以及「意義如何在人們內心裡頭再現」。語言、心智和文化，這三個面相，是《語言、心智與文化》一書中，作者認為其對於普世人類有重大意義的面相。 《六祖壇經》當中說到：「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心智」在作者眼中，恰恰如慧能大師所說的「自性」，心智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心智是能生萬法的。而這個世界是由人類的心智所投射出來的現實，是人類具有想像力的創造。心智和現實的關係是，我們利用我們的經驗和感知去創造這個世界。現實既然是每個人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對個人而言，這就是有意義的。意義的本質來自於心智的作用，石頭、樹木沒有心智，人才有心智，有心智才能產生意義。 每個人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世界，客觀的世界只有一個，但是每個人的世界觀都不一樣，那勢必會吵架、起爭端。於是，我們學習和身邊的人溝通、理解、分享。我們透過同一個「語言」進行溝通，我們住在鄰近的地方，分享著同一個「文化」。 「文化」對個人的意義在於，這和其切身生活有關。一個人心智所投射出來的世界，是一個人的世界；一群人的心智所投射出來的世界，就是文化。如果我是一個農夫，我的鄰居也是一個農夫，我的鄰里裡頭都是農夫，那麼知道氣侯變化就很重要，於是透過十二節氣，對應月亮陰晴圓缺設計曆法，我們這群農夫知所適從，農曆的文化對我們而言就會有意義。過去的農夫透過計算天文氣象得到的月亮曆法，現在的農夫身體實踐去驗證曆法，因此農曆傳承至現代，成就文化。文化透過「心智的意義」和「身體的實踐」，一代一代地在不同地方的人們之間流傳著。我們透過身體力行去得到意義、我們透過經驗和體驗去得到意義。 「語言」則是讓個人認識這個世界的重要工具，而且是能夠加速人類對世界理解的工具。語言當然不是唯一能夠認識這個世界的工具，我們透過色、聲、香、味、觸也能夠認識這個世界。然而，人類認知的過程，包含將事物分類(categorization)、把知識框架化(framing)…等，具體的事物需要語言，抽像的事物更需要語言。將每個具體和抽像事物命名、描述的過程就是個人對於事物意義化的過程，而標記的工具就是語言。語言在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扮演了重要角色，當我們需從內心提取意義或知識時，多多少少也必須經過語言才能使意義在內心再現。 《語言、心智與文化》一書，透過「有意義」貫穿語言、心智和文化三個面相。
我讀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Transferability and Factors that Interact with Transfer〉一
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結果。首先，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語言的親近性決定你的第二語言學習成果：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Transferability and Factors that Interact with Transfer〉的閱讀筆記一
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結果。首先，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鄉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許許多多在語義和語用上的遷移，就是來自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學習泰語的華語母語者大概會有這樣子的歷程： 初初學習泰語，主觀上認為這泰語不具有和華語親近性(主觀親近性/差異性)，但是語言學家告訴我們，泰語和華語都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客觀親近性/差異性)，儘管語言學家也仍在辯論泰語的歸屬。學習泰語的過程間，學習者發現泰語的語音、構詞、語法，甚至詞彙，都可以在閩南語或華語中找到軌跡，這時就有感知的親近性。而當使用泰語的熟練度，達到和閩南語程度差不多，甚至優於閩南語時，原先的感知的親近性開始向外推，就開始有預設的親近性，許多不合語法的泰語就開始產生，於是在泰語母語者聽來，就會有像泰國華人說泰語的感覺。 古漢語分化成各個方言時，依循著一定的規律，所以教授古漢語語音的老師鼓勵同學學習古漢語有助於學習方言和漢字文化圈的語音。這是基於語言本體能夠造就的正負遷移而論，屬於客觀的親近性。但學習者若能有此客觀親近性的知識，相信之，並實踐之，似乎也就會成為主觀親近性，一但感知到來源語和接收語的親近性，就證實了主觀親近性，並建立了客觀親近性。學習第二語言就可以進入正循環。
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概念如何互相影響？（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閱讀筆記）二
後面將透過檢視跨語言的差異和概念遷移在八個面相中的研究成果。八個面相分別為個體(objects)、情緒(emotions)、人稱(personhood)、性別(gender)、數(number)、時間(time)、空間(space)以及動作(motion)。在個體的面相裡，如果是具體的事物，通常有相對應的翻譯，但不一定能夠對相關應的類別，因為有些類別內可能會有多個原型共享。因此對於個體的名稱，不只是記憶其相對應的翻譯，而是要將第二語言類別裡的所有原型通通內化。這些要通通內化的知識包括：類別的屬性、核心和邊陲的成員以及類別內部的結構和其外部的連結。 在情緒的面相裡，我們知道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中，人們學習去藐視(discriminate)、闡釋(elaborate)和壓抑(supress)自身感覺與外在環境的調和，而討論關於情緒的內心表現時，我們就要了解這些知識：一、該情緒概念類別的內部結構和特質；二、特定情緒的內部結構，如嫉妒、罪惡等；三、特定情緒的典型反應；四、情緒的口語或非口語的表達方式。 在人稱系統裡頭，有些語言只有少數幾種，有些語言多達兩百種，造成這些人稱編碼的特徵包括：參與者的角色、社會及空間距離、數量、性別、親屬階層、社會階層等。如果在第二語言中的人稱使用得不正確，就會顯得粗魯或做作。通常，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若未能去注意或區辨標的語和來源語的必要性(obligatory/conventional)表達，就是源自於概念遷移。這通常需要適切的社會語言或社會語用能力。 性別，指的是語法中對於名詞的性別指派。在自然性別語言(natural crosslinguistic languages)，如英語，通常這樣子的指派有擬人化的效果，指派的結果是任意的(arbitrary)，有些語言甚至沒有將名詞指派性別，連第三稱也不必分男女。但語法性別語言(grammatical gender language)將名詞指派性別就是必要的(obligatory)，它會基於一些原則，例如字詞的語音或構詞成分指派性別，對於自然性別語言母語者學習語法性別語言時，對於這些性別指派的內化就是學習的難點。在第二語言學習中，把性別指派內化的研究已有不少討論，但從跨語言影響出發的仍少。 語法上的「數」，可以將語言分成分類詞語言(classifier languages)和名詞組語言(noun class languages)。前者，沒有構詞的變化，如日語、華語、優加特語(Yucatec)；後者依外型、可數性(countability)分組。實驗發現屬於分類詞語言的小孩子，傾向將物體依其特質分類；而名詞組語言的小孩子則以覺體的外形進行分類。分類詞語言的母語者學習名詞組語言時，通常對於數量標記和冠詞系統有學習難處。而在同樣為名詞組語言中，相同的字詞屬於不同名詞組，要靠概念的遷移。「可數性」就是對於名詞組語言必須內化的成份之一。
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概念如何互相影響？（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閱讀筆記）一
討論「概念遷移」(conceptual transfer)時，我們要先清楚概念(concepts)和類別(categories)兩個字，前者表示事物分類裡頭的心智圖像，後者則是分類的另一個名字。當我們討論類別裡頭的核心成員和邊陲成員時，這時候概念化的類別是整體；當我們討論原型(prototypes)和心智圖像(mental imagery)時，這指的就是特定的類別成員了。概念的發展是奠基於經驗的發展，這樣子的過程產生兩種概念化的類型：語言獨立性(language independent)和語言中介性(language-mediated)，兩者皆視語言為社會文化的現象。語言獨立性認為概念的發展是不會因為語言的表達而有任何預設的發展，是完全透過經驗所發展；語言中介性則認為學習字詞和類別習得長期間的發展，終將透過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使概念發展。但是，我們應該怎麼去解讀「概念」的結構呢？我們可以先將所有的知識分成三種：一、和特定類別有關的特質或文本的知識；二、類別中的成員或特質的原型，是否清楚界線或模糊的；三、知識內部本身的結構和其外在的聯結。概念結構有五個假設：一、文化針對性(cultural specificity)；二、方式(modality)；三、個人差異(individual variation)；四、動態且脈絡專屬的本質(dynamic and context-specific nature)。 概念遷移和語義遷移(semantic transfer)範圍上略有差異。概念遷移指的是透過第一語言概念的「中介」；而語義遷移則是透過第一語言字詞、第一語言中介概念的「連結」。例如英語和俄語中把cups/chashki和glasses/stakany在翻譯中畫上等號了，但這些詞在英語和俄語的類別中，其邊陲或分界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因為學習第二語言時，就包括重新建構既有的概念類別，這個就是從既有的概念遷移到新的概念。這當然會包含語義的遷移，因為這要將概念和文化給連結起來。
如何說明普遍語法存在語言學習者過程中？（Lydia White的《Another Look at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的閱讀筆記）一
人與生俱來有一個內在的結構，用一個老掉牙的術語講，就是「普遍語法」。普遍語法裡頭，設有一些選項，這和某些原則相關，不同語言之間稍有差異。白莉蒂(Lydia White)對此有些個人興趣：一、透過參數的變化，衍生語法的主幹就能夠適應不同語言的變異；二、普遍語法把「有用的經驗」(available experience)和「可達標的能力」(attained competence)的鴻溝給接合了起來。而語言學以及一語、二語習得的研究中，也轉向習得的結果，如：具有可學得的論元(learnability arguments)；三、過去總是宣稱有個普遍語法，但說不出那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普遍語法的形式和內容，成了大量語言學理論的主體。第二語言的研究者需要在兩個語言中找到一些參數值的差異，才能進行研究。例如有些語言的中心語在左邊，有些語言的中心語在右邊，當兩個參數不一樣的母語者學習另一個語言時，習得該特質的速率就會較慢。還有一些參數值是兩個以上的。例如英語母語者學習韓語時會出現即不是英語也不屬於韓語的反身代名詞(reflexive binding)使用，但這使用卻在其它語言中被允許，這樣子的參數值是有五個的。 在上述的討論中，普遍語法正好落在有效和無效兩個極端。若說普遍語法有效，第一語言的參數被學習者調整之後，第二語言則能重設；若說普遍語法無效，第一語言提供了唯一進入「趨近」普遍語法的知識，也就是普遍語法只作用於第一語言習得，但成人學習者便不再作用。認為普遍語法無效者，正如〈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所說的，成人學習者並非使用語言專屬的機制去學習語言，所以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透過外在的輸入進行命中註定(underdetermined)學會標的語。普遍語法就是造成這孩童和成人差異的基本原因。孩童透過普遍語法和語言專屬流程習得語言；成人使用第一語言和解決一般問題的能力學習第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