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文兩種語言作為媒介的分類之外，維格斯基(Vygotsky)也提出「近似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說明語言的習得不只是只求最終表現，同時也注重工具之外的質和量所需要的成份。維格斯基觀察照顧小孩子的大人，往往認為大人表現得一付小孩子能夠完全理解其文化、語言內涵，但事實上小孩子很難完全靠自己捕捉這些內涵。當我們要求小嬰兒從坐著到站起來的時候，有的媽媽會直接把嬰兒的姿勢，抓到固定的位置；有的媽媽則從手、屁股，慢慢抓。前者焦點在位置，後者在整合嬰兒的行為和其身體的可能性。這就是兩個不一樣的「近似發展區」。這隱含著這些道理：一、不同學習者需要不一樣的媒介，即便是同一個語法特徵；二、同一個學習者需要不一樣的媒介掌握不同的語言特徵，這取決於其對於該語言的掌握；三、發展不只是學習者外在的表現，同時也是將外顯的變得更內隱的過程；四、學習者能夠控制語言的特徵時，媒介就可以有較好的運用。「近似發展區」和克拉申(Krashen)的i+1有相似之處，但不完全一樣，相同的是同樣要接受足夠的、可理解的輸入，不同的是「近似發展區」還關心和施教者媒介協商的品質。而用以評估這樣子的教學，就要依靠「動態評估」(dynamic assessment)了。動態評估認為有效的教學不只需要個人或團體的評估，還需要學習者對於教學如何反應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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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Jams P. Lantolf的〈THE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ociocultural theor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rtificial L2 development〉一
從社會文化取向來看第二語言習得，語言會像是一個工具，我們拿這個工具來處理和自己的溝通以及和他人溝通的，和自己的溝通就像反思、思考，和他人的溝通就是社交活動。「語言」就是使用者用來媒介(mediate)、控制(control)和調節(regulate)其心理和社交活動的工具。除了「語言」之外，「符號」、「象徵」等抽象的事物，都是媒介人類心理過程的工具。如果用鏟子去比喻的話，鏟子本身這個物體的結構並不構成我們是否會去使用它的條件，而是鏟子它所提供的可能性，讓我們使用鏟子去挖掘。語言就像鏟子一樣，其本身所承載的意義並不構成我們是否去使用它，而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例如：小孩子依大人的目標或文化而完成語言任務)，自然會去使用的工具。 社會文化取向將語言(或符號)作為媒介分成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和概念調節(concept-based regulation)兩類。 「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強調的不是個人語言的正確與否，而是學習者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去長篇大論(當然，學習者要有東西可以講，有東西想講)。它同時說明，人類的行為取決於自己的動機、目的和外在物質條件，所以每個人說話時，都是基於特定目的所說的。好比受試者知道研究者想要聽到正確的語音，所以受試者就會有目的地表現其正確的語音，這就是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但，一但讓受試者談論自己的有興趣的話題時，其結果就不會如前面那麼正確。 「概念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則可以透過這樣的流程，使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中的概念。其流程如下：先和第一語言對比→將概念給具象化→實際溝通的活動→說出來→內化。將概念給具象化可以透過圖畫將標的語中，所欲讓學生習得的概念給畫出來。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一
雖然奧德琳(Odlin)認為，「遷移可能發生在所有語言中」，但歹誌不是憨人想得這麼簡單。理由有三：一、跨語言影響在不同面相中，能夠被發現的的程度並不相等，例如語音的遷移就相對於篇章的遷移更為易見；二、不同面相的遷移會隨著不同語言而改變；三、語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語言距離(typ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source and recipient languages)、二語學習者在兩個語言中的熟練度(the L2 user’s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both languages)以及任務類型(type of task)等。接下來就依語言的各個面相，討論已知的語言遷移研究。在音段上，最常見的語音遷移就是第二語言中是有區辨性，但在第一語言中卻沒有的情況。這些包括長短音、鼻音、有聲無聲、送氣不送氣、時長以及顎音化…等。反向的遷移，在音段上大概較少受到影響，除了某些音段特質，如有聲無聲和送氣不送氣。但可以知道的是，從第二語言的語音區辨的能力會使得學習者對於第一語言中語音裡同位音的區辨。 在音段之外(prosody)，如音節則發現來自不同第一語言的學習者會使用不同策略去減去子音聚合的音節；超音段則發現，無聲調語言的母語者會依賴音高去為詞彙聲調進行感知。而這音高也是其用以區辨重音的依據。除了遷移本身扮演了角色之後，語音環境(phonetic environment)和普遍語音限制(universal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也是重要變數。 文字遷移(orthographic transfer)指的是書寫系統的遷移，其被認為不同於語言遷移。學習者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對音的字母去發音是顯而易見的現象，但文獻上的記錄卻付之闕如。較多的是，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對於英語閱讀的研究，發現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用在文字中提取語音訊息；而非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則能在相同唸法，不同拼法的文字中選出符合語義的訊息，顯示非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仍循著提取文字的脈絡在閱讀第二語言。「遷移」在這個部分幾乎完全可以解釋。
幼兒和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差異（Robert Bley-Vroman的〈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閱讀心得）續二
透過邏輯上對於成人外語學習的提問，目前開展出的解釋假設有五個：一、基礎差異假說(fundame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二、第一語言千擾假說(L1 interference hypothesis)；三、輸入假說(in put hypothesis)；四、情感或社會化假說(affect or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五、認知系統競爭假說(competing cognitive systems hypothesis)。第一語言干擾假說認為已經存在的語言知識會干擾往後語言習得。此假說無法解釋何以小孩子為何在學習第二語言不會受到第一語言的干擾？也無法解釋為何學習第三語言時，困難會比第二語言？ 輸入假設則認為大人所接受的輸入，包括量和質都比不上兒童。此假說無法說明為何成人在相同份量的輸入後，卻會有不同的結果？亦無法解釋和目標語的母語者相處，以及住在該地區數十年後，仍無法達到母語者的能力。為此卡拉申(Krashen)用濾鏡(filter)假說加以補充，但這又產生新的問題如，這個濾鏡為何？如何分別濾鏡是強是弱？ 情感或社會化假說認為成人語言學習受動機、態度、社會化、自我形象等影響，兒童的語言發展卻不受此影響。此假說把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幾乎視為同等看待。如果此假說成立的話，所有幼童都可以成功地習得母語，但我們卻無法確切地指出，究甚是什麼樣的情感因素存在於幼童身上。 認知系統競爭假說認為人類存在一個專屬語言的認知系統(language specific cognitive system, LSCs)和一個解決問題的認知系統(problem solving cognitive system, PSCs)，兒童在兩歲時尚未發展至皮亞傑所稱的正式運作，僅靠專屬語言的認知系統對複雜且抽象的語言運作，到發展至青春期後，解決問題的認知系統啟動後，便開始與語言認知系統競爭，透過問題解決系統去處理、分析語言資料。但此假說會引發以下問題：有較好的問題解決的人是否就是語言表現較差的人？反之亦然？是否有很差的差度、很低的動機，完全能夠壓抑解釋問題的認知系統，就能成為成功的語言學習者？移民到國外的人，仍能將外語學習得很好，是否是其延滯了皮亞傑所稱的正式運作的發展？又，如果已經有一個較好的專屬語言的認知系統，何以又產生一個較不完全的認知系統以解決相同任務？ 兒童的語言發展和大人的外語學習有很明顯的差異，大人的外語學習像騎腳踏車、程序設計、素描，每個人有不同的速率，且受多種因素影響。大致有三個領域都同意，第一語言和外語的習得是有本質上的差異的，包括成人的直覺(existence of adult intuitions)、第二語言難點的順序(L2 difficulty orders)和普遍語法產生的知識(UG-generated knowledge)。 成人是否也具備如孩童般，擁有能夠進入普遍語法和語言專屬認知系統的管道和能力？這將是語言學者或認知科學家能夠致力發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