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華語研習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ICLP)的前身是「跨大學華語研究所」(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UP)，由美國史丹佛大學，民國50年於國立台灣大學成立。民國八十六年，北京另外成立了「跨大學華語研究所」，原有師資、教材、傳統由「國際華語研習所」接棒交給國立台灣大學。目前由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系主任梁欣榮教授兼任所長，而研究所執行長則由資深華語教師陳立元教授擔任。該單位其為學習華語的外國人提供華語教學服務，學生多為漢學家、律師、商人、外交官等，可以說是菁英中的菁英，其畢業學生有75巴仙進入學術界服務，25巴仙為法、政、商界要角。「國際華語研習所」以開設專業華語課程馳名，在我們造訪的時間，正好碰到正在上佛教華語的課程。其內容包括：「摩訶迦葉」、「頭陀第一」等，光是能用華語把上面這些名相念出來就不容易了，更何況要去解釋甚至說明歷史。這也顯示「國際華語研習所」的師資是獨步於台灣，甚至是整華人圈的華語教學界的。每一學期「國際華語研習所」招收學生約一百到一百五十位左右，超過的也不再收，學術表現或語言能力未達標準的也不收。目標市場很明顯地就鎖定在菁英階層。在學期結束前，學生們也被要求要以華語進行口頭報告。 在同一個建築物下的另一個華語教學單位，則是隸屬於台灣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的「中國語文組」(Chinese Langauge Division)，其於民國73年成立。目前由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林宏佳教授擔任組長，主要業務由蔡宜倩幹事執行。並由組內華語老師共同推舉三個委員組成教務小組進行組內業務的決策、人事異動、課程規劃、組織發展等等。 「中國語文組」開設有學期密集班課程，並提供國立台灣大學外藉生、交換生授予學分的華語課程，同時以豐富、多元的選修課程為其特色。並積極向海外招生，例如：赴美國參加華語教育展。根據幹事的評估，目前海外華語教學市場(美國)需求以駐點教師和國內教材為大宗。中國語文組目前尚未有自己發行的華語教材，主要華語教材為《實用視聽華語》、《生活華語》、《迷你廣播劇》和《新聞選讀》，和國內華語中心的情況類似。每學期註冊學生約有200到250人，目前以日本為最大宗，但是美國、印尼和越南學生數也在成長。 我們再把台灣大學的「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與前面的「國際華語研習所」和「中國語文組」一起比較看看。「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是由語言學研究所、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共同組織而成的學程，並沒有專責機構對華語教學進行人才培育。「國際華語研習所」，由外國語文學系的系主任兼任，可以說是隸屬於外文系；「中國語文組」則由中國文學系的教授擔任組長，也可以說是隸屬於中國文學系。換句話說，台灣大學的華語教學就是在多方共同支援下所成的游擊組織。當然，換個角度想，台灣大學或許也考量國際華語教學市場並沒有新聞媒體、華僑或懷抱高度熱忱的華語老師們所稱「中文熱」，所以對於相關單位的設立也相對嚴謹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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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Preecha Khanetnok的《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的〈Phonology〉
音韻學(phonology)研究的範圍包括語音學(phonetics)和音位學(phonemics)。語音學又有三個次領域，包括：一、發音語音學(articulatory phonetics)，其研究的是發音器官（如唇、齒、舌、聲門等）如何彼此協調動作，以發出語音；二、聲學語音學(acoustic phonetics)，研究語音的物理現象，如聲波的頻率、時長、振幅等；三、聽覺語音學(auditory phonetics)，研究語音的感知歷程。 音位學則偏重於各個獨立的基本音在語音系統的重要性，語音結構及語音組合規律等，這樣研究中的最小單位則是音位(phonemes), 其本身不具意義，但在語言中用以區別語詞的最小的語音單位。音位學就是研究音位和其音位變體(allophone)，例如/p/:[p][ph]中，/p/表示音位，而 [p]和[ph]則為其音位變體。語言學家的工作就是在研究特定的聲音為兩個不同的音素或是來自同一音素的音位變體。透過最小對立體(minimal pairs)的技巧則可以確定以上事項。 最小對立體指得是在某個語言中一對字詞，這對字詞的音韻元素，例如語音、音位、聲調、時位(chroneme)，只有一處相異，而有不同的詞意。 目前用以記錄全世界使用語言的聲音則透過國際音標(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我讀《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some pressing contradictions》一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 在現在經濟秩序下，擁有「適合」(fit)整合入全球市場的勞工、資本、文化產品就會被納入，而那些「不適合」的則會被排，即使只是最基本的人權，例如工作權或食物安全。移民的動機是複雜且多層次的，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目前不斷在增加的經濟移民和難民多是女性。不論多麼困難，移民、勞工或政府在移入國會再一次家庭團聚、落腳、甚至形成新的族群。移入國也因為重塑國家經濟、將城市轉型，並重新檢視其社會和文化價值。當然移民在經濟弱勢或歧視下，也可能感到被排除。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經為八個國家之間創造一個開放的市場努力，這樣的努力可以說是試圖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或許這對較發達工業國家是容易實現。然而，在許多作為移出國的地方，國家進行了教育投資，教育出許多技術人員，移民出去了，就是我們說的人力外流(brain drain)，我想中國大陸和印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同時，移入國大開國門歡迎技術移民。倘若政府開始管制移民，人力仲介、人力販賣的市變萌芽，這當然有合法和非法的。如果政府只歡迎資本、商品、創新的流動，卻對人員的流動加以限制，這樣的政府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許多亞洲或非洲的人們大概註定貧窮了，這些人的收入很少，這導因於方方面的匱乏，包括教育機會、衛生條件甚至人均壽命。結果是，某些國家整個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此外女性、族群或種族少數、原住民或青少年都會因此經歷歧視或感覺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