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國家利益時，國家們通常是處在競爭的狀態的，更甚者是衝突的，通常處理國家之間的衝突有以下方式：外交手段、調解、仲裁、法院裁判、恫嚇或訴諸武力。在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的衝突存在著東協這樣子的組織，但其存在的價值，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型態，是另一個特殊的途徑，我們稱之為「東協模式」(ASEAN Way)。其假定共同的利益是和平、和諧，穩定地區域國際秩序，其具體作為是透過協商和共識。其原則有二：一、不允許兩造之間的爭議影響了區域穩定和破壞了東協自身的功能；二、不讓東協國家和非東協國家之間的議題，使東協內部的關係有負面的影響。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被視為是「東協模式」的區域國際框架，其制度化地把條約的義務和共同安全結合在一起。透過在友好合作條約下的高峰會議，其能夠解決東協內部國家之間的爭議、歧見和衝突。 大家所期待的東協模式是悄悄來的、非正式的外交手段，沒有任何一方贏或輸，但彼此都能接受結果，而且不會破壞區域和諧和穩定。印尼的蘇哈托(Suharto)曾在東協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然而自一九九八年之後，似乎沒有任何一個東協領域能夠起類似的作用。二○○○年九月，泰國的外長蘇林(Surin)認為緬甸影響東協對外的關係，而想要採取行動，但當時的擔任主席的越南卻認為那是緬甸內政，於是沒有作為。這使得原先就不是很具體的「東協模式」又變得更模糊、曖昧了！ 在東協內部的衝突和爭議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樣數不盡，而且隨時可能發生新的事件。泰國和其週邊國家的問題就有：泰寮的森林問題、泰柬的神廟之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有土地歸屬的問題。鄰土爭議是最常見的，包括菲律賓對沙巴(Sabah)的主權主張、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立吉丹(Ligitan)和詩巴丹(Sipidan)的爭議和巴拉特海域(Ambalat Block)的問題，以及新馬之間白礁(Pedra Branca)問題。另外，南中國海更是許多國家的相關利益。關於南中國海島嶼主權爭議，各個國家都會引述和自己淵源歷史最深的證劇以佐證，而中國大陸傾向透過和東協的兩方的共同開發，避免各自和一個一個國家的談共同開發。 除了領土相關的爭議外，國際之間的族群衝突也在東南亞地區發酵，這包括：菲律賓的穆斯林分離主義和泰國南部巴大年(Pattani)的分離主義，印尼則亞齊(Aceh)和巴布亞(Papua)都相同的情況。 東協的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是由環太平洋二十七個國家的外長所組成的會議，主要議題也是在區域和平與安全。對中國大陸而言，東協區域論壇能夠鞏固其在東南亞的政治角色。然而，儘管美國沒有參加，但許多在該論壇內的成員都是美國在東亞或東南亞中的軍事核心聯盟。此論壇在一九九五年的活動中提出了三個進程：一、建立信心；二、發展預防性外交手段；三、將衝突納入區域論壇解決。許多東協成員認為，參加區域論壇的成員中，有很多人對於這進程的無能感到相當不滿意，但在二○○一年的區域論壇中提出了「加強區域論壇主席角色」(Enhanced Role of the ARF Chair)的報告，希望情勢能夠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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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
我這個人並不是很喜歡先入為主地預設立場去看文章，所以我先看完蔡鵬鴻的《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再來解讀這個人。這個作者有兩點讓我認為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一、過於突顯中國大陸在面對美國時的不足；二、一石二鳥(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英文露餡。之後，我求教於谷歌，果然他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而且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他的專長是「東亞國際政治經濟關係」。 中國大陸和東協「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可以說是自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若從現實主義的取向來看，中國大陸的「安全」議題通常聚焦在內部的穩定是否影響當局政權。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掌政，摒棄毛澤東對於全球戰爭的憂慮，轉向對經濟發展的建設。自冷戰結束前，自一九八○年代起，全球面臨相似的問題，如貧窮、環境退化、城市擴張、就業率、青少年問題和反抗傳統價值等。而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族群或宗教衝突、經濟競爭和南北半球的差距開始被提及。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非傳統安全議題漸漸浮現。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之後，非傳統安全議題正式和傳統安全議題幾乎被架在同一個水平之上，中國大陸並定位恐怖主義、毒品、愛滋病、海盜、非法移民、環境、經濟、資訊等安全都屬於非傳安全議題。 事實上，貧窮問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一直沒有被解決，而中國大陸在中南海又和東南亞國家有爭議島嶼的問題。許多東南亞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獨立，所以他們都珍惜其所擁有的主權和高度自治，而這也很容易使東南亞國家將與中國大陸的交往視為傳統安全議題的範疇。不過中國大陸也非傳統安全議題上做了許多努力，例如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政策並未在東南亞國家產生預期的結果，反倒是中國大陸提供印尼和馬來西亞貸款，並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贏得支持。 由此可知，危脅著東南亞國家的，也不是傳統安全議題，而是非傳統議題。真正挑戰著東協國家的非傳統議題包括：一、環境退化，二○○三年時，東協國家就指定該年為「環境年」，並以「朝向穩定發展」為主軸，暗示著環境的問題必須被拉到區域層級來處理。二、跨國犯罪，包括洗錢、貪污、海盜。三、資源分配，如漁產、水力、森林、能源或其它資源。四、恐怖主義，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有些網絡被認為和蓋達組織有關，最著名的就是回教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這些恐怖主義被認為和峇里島和雅加達的爆炸案有關。二○○九年於中國大陸發生的新疆七五暴力事件，也被認為和回教祈禱團有關。五、分離主義，雖然這是非傳統安全議題，但常常是和傳統安全議題相關的，包括印尼的亞齊和菲律賓的棉蘭，都各自有解放亞齊運動(Free Aceh Movement)和摩洛伊斯蘭自由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和東協合作的非傳統安全議題除了經濟和財政之外，就是跨國犯罪、公共衛生、貧窮和恐怖主義。中國大陸和緬甸加強邊境合作以避免海洛因的走私，而中國大陸和東協在二○○二年於金邊展開的第六次雙方高峰會同意共同對於人口販賣、海盜、恐怖主義、槍枝走私、洗錢、國際金融罪犯和網路犯罪通通歸於非傳統安全議題，而且嚴重影響區域和國際的安全。公共衛生的合作則是因為非典型肺炎(SARS)。另外，美國方面認為貧窮和恐怖主義是沒有關聯的，但在東協國家中，卻認為貧窮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蔡鵬鴻主張，兩者是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貧窮確實是造成許多問題的主因。 關於中國大陸的「以民為主」的政策，需要一個安穩的環境，所以中國大陸也不樂見有全球性的戰事發生在可預則的未來。在傳統安全需求下降，非傳統安全議題就相對上升。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潛在的分離勢力就是臺獨份子。若將中國大陸的政策優先次第排序的話，只有台灣問題排在首位，是有點介於傳統安全議題和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其次就是和東協的的經濟合作，第三是希望科學性、穩定性地期待和東協共同發展，而不致於不平衡，最後就是落實在跨國犯罪、公共衛生和環境退化的共同合作。 美國也致力和東協發展良善關係，特別在反恐這一部份，東協傾向和美國合作。美國並稱東南亞為反恐的「第二陣線」。菲律賓甚至提供軍隊讓美國進行軍事訓練，而菲律賓總制艾若玉(Arroyo)還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軍隊是用來監控中國大陸。美國還將東南亞地區部分國家定位為「非北大西洋公組織聯盟」。於此受限於美國，中國大陸實在無法再和東協往上一層建立合作關係。美國的軍隊進到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一來是將內政的反恐延伸到亞太地區，二來也拉攏東協，抵制中國大陸。美國實在太高招了！！！
我讀《Regionalism and Regime Interests in ASEAN-China Relations》
中國大陸在經濟層面的崛起，在國際環境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別對東協這個組織有很影響。此外，還有三件事牽動並改變著東協對區域和國際關係的觀點，那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日本失落的十年和美國領導在東南亞地區展開的反恐行動。中國大陸一直想方設法地想要鞏固其在區域內的角色。關於此，有人指出，東協面對中國大陸時也要注意政治相關的影響。東協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中國大陸和東協在爭取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市場這一方面是競爭的，但另一方面，東協又不能忽視中國大陸這一個廣大的市場。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是超越「多極主義」，而朝向「區域主義」的。冷戰之後，到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前，國際事務大多是由美國、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主導，這樣的態勢，我們稱之為「多極主義」，世界體系也是如此開展的。然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以國家利益之名，希望打擊恐怖主義。而美國和恐怖主義之間的衝突，也造成了在亞太地區穆斯林國家的緊張。大多數的東協國家都認為美國是主導世界事務的「單極主義」頭頭。 至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區域的關係，可以說是濫觴於中國大陸和東協在二○○三年簽署了自一九七六年就存在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自此加強了雙方的互信基礎。加上過去金融風暴時，東南亞正弱，中國大陸轉向布局區域和全球市場，中國大陸也試圖透過區域自由貿易來擴張出口和促進國內消費。中國大陸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成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它有驚人的消費人口和產質。 在中國大陸和東協的區域整合就位後，美國和新加坡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日本也在緊接著和東協簽署協定。通常農產品是產質規模小且生產未現代化時，是相當需要國家的力量去扶持的。而中國大陸提出的和農產品有關的物流系統，使本來就具有農業優勢的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相當滿意這樣的架構。不過，菲律賓也擔心這樣物流會使大量又便宜的中國大陸食品往菲律賓傾銷，更何況中國大陸早有「黑心商品」的臭名。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有人說是「東協+一」，也有人說是「中國大陸+一」，兩者的關係是存在緊張和挑戰的。中國大陸一直在減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以朝向一個市場化的體制前進。而東協也利用出國貨品到中國大陸以作為策略去解決經濟問題。這可能面臨的問題就有兩個：外國投資和勞力市場。 在外國投資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決策較一致，而東協各國則是破碎的市場，相較於中國大陸或世界其它地方，東南亞相當不具吸引力。於此，中國大陸和東協協定的議題就會聚焦在外國投資的分配上，中國大陸需要對於各國「讓利」，但中國大陸又不能全面地對東南亞國家讓利，因為其中有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對於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則認為，憑藉著自身較低的勞力成本加上自由的投資環境，都有助於他們自身的發展。中國大陸的目前正在進行臺灣層經做過的「南向政策」。在勞力市場方面，一但外國投資到了一個水準，勞力成本也勢必上漲，這樣子結構的調整若處理的好的話，東南亞各國的勞動力就能夠吸引外資，但這都還得看東協是否能夠跟上中國經濟的成長。 中國大陸和東協簽定自由貿易協定，經濟上，中國大陸受益的還是多於東協。對東協而言，區域自由貿易還算是次要的。不過，區域自由貿易可以使區域穩定，並發揮其影響力。倘若東協的體質良好，則東協就能在更上一層樓。東協和中國大陸這自由貿易區，將會有以下分歧：一、區域裡的成員貿易自由化程度不一致，因為本來的經濟發展就不一致；二、兩者的經濟互賴提高，現在只能更深化而不能再弱化整合的程度了；三、東協並無整體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意願，各國卻各自又想獨自和中國大陸有協定。中國大陸和東協雙方的協商都可以提高彼此的競爭力。 在中國大陸和東協經濟整合之後，以下情況都是可能會發生的：一、東協內發展中國家和發展較慢的國家因為產品的區隔，將把原本就存在的差距再擴大；二、如果整合的過程是從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雙方交涉轉換到與各個國家的次區域層級，勢必將會是個混亂的進程；三、東協國家間各成員國的利益是相當不一樣的，這也可以說幾乎是無法產生一個所謂的「東協共識」。不過，也有人認為儘管存在這些差異而東協仍不斷前進正是東協所以迷人的地方。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動作造成了兩個影響，一是加速了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二是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維持在一個相對高的幅度。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有潛力的大市場，也提供東協國家的企業成長的機會，然而，這都取決於中國大陸如何處理中國自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即東協的經濟成長是無法離開中國大陸的決策。東協的區域整合完成之後，也可能意味著是穩定經濟成長的終止，東協各成員仍必須找出各自的利基以維護其政治和安全利益。
我讀《Introduction: The What and Why of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憑什麼？東南亞憑什麼自成共同體？為什麼是東南亞？為什麼不是東亞或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集團？威瑟比(Wetherbee)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裡以〈Introduction: The What and Why of Southeast Asia〉揭開序幕。下面分享閱讀筆記： 從地理上，可以將東南亞方成馬來半島上的東南亞大陸地區，和南中國海上的東南亞海洋地區。其族群、宗教都有高度歧異性，歷史上甚至有仇恨交織於中。從現代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每個國家的政體、統治權力來源不同。在不同學者來進行類形學的分類時，東南亞國家包括民主的國家，也包括威權的國家；也用政治權和公民權分有自由的國家和不自由的國家。經濟上亦然，最有錢的有汶萊、新加坡，最窮的也有，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和東帝汶，他們甚至居於世界上發展最差的五十個國家之林。 儘管如此，我們仍將之視為一個「區域」。至於「東南亞國協」(東協，ASEAN)自身，則有更強烈政治意願來聲稱這是一個「區域」，這主要是來自那些東南亞的政治菁英，這也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區域主義」了！關於認為東協的取徑有三，其分別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下面簡單分述三個取徑： 第一，現實主義仍為國際關係的主流，或者你說中流砥柱也成！不過東南亞地區的國際關係中，個別國家的國家利益中不只在政治或經濟目標，他們還有社會、心理的脈絡，這可能是來自文化、宗教。不必是零合遊戲，而可以是雙贏或多贏的情況。第二，東協各國雖然仍是為各自國家利益來做決定，但在非政治議題上，能夠以議題取向地去解決問題，以「東協模式」(ASEAN way)來取得共同，此謂自由主義取徑。第三，是建構主義，這個有賴建構對於其對於「東協」的認同，以創造共同的利益。 東協好像應該在所有議題共同作決定，但也有例外。在二○○三年三月，東協面對伊拉克戰爭時，菲律賓、泰國、新加坡便拒絕接受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退出。可想而知，因為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伊斯蘭信仰，所以對伊拉克有同情的心理。東協對這樣的決定，並沒有多加評論。 從東協的動畫影片，大概可以猜測這些國家的想法。例如，二○○九年東協會議在泰國召開的時候，那時推出的廣告如下： 從此廣告來看，泰國大概是懷著偏好「自由主義」般地對東盟的期待。而下面的廣告，提出在二○一五年後的「東協共同體」的期待，我們大概也可以猜測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製作的，除了因為字幕是上馬來語之外，因為一九九○年馬哈蒂提出的東亞共榮圈，也讓我們猜測這個「建構主義」式的宣傳是來自馬來西亞。
我讀《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
《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的Donald M. Nonini認為過去離散在各地的華人的跨國思想的研究有兩個侷限：一、常常試圖將所有華人通通包括在內，而這就造成非華人對所有華人忠誠和身份的懷疑；二、認為華人文化和非華人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認為，只要任意找到一些例子反駁這樣子的假設，則這些跨國思想研究的就會變得不那麼讓人信服了。下面分享《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的心得： 利豐集團(Li & Fung Limited)是一個將總部設在香港的家庭企業，什麼都貿易，什麼都不奇怪。用的是韓國的皮革、日本的硬體設備、生產線則在印度和中國大陸，然後再到美國的舊金山庫存。除去「香港的家庭企業」這字眼，它儼然就和一般的跨國企業沒有兩樣。華人的跨國企業，也和非華人的跨國企業是一樣的。 在檳城，這個我們認為是華人的城市中，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美國和歐洲的製造業，生產電子或電腦產品。這些製造業的運輸都依靠華人經營的貨運公司，他們並不獨厚於他們自己人的公司，因為維持一個貨運團隊是需要花很多錢的。根據貨運司機透露，他們的老闆把薪資壓地很低、很低，而且像是在壓榨勞工。華人其實是對華人進行剝削的。 也有一些華人在馬來西亞被招僱之後，然後飛到日本去就跳機進行非法的打工，這很像以前的「豬仔」，一但這些華人能夠逃離蛇頭的控制，華人們就能真正賺到屬於自己的錢了。這樣的情況是普遍發現在各個族群的，包括非華裔的印尼人、菲律賓婦女…等。 華人們也會前往一些負有文化資本的環太平洋國家求學，包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新加坡或台灣，除了取得學位外，還進一步申請居留證，甚至公民權。這些學生都學習在相當實用的領域就學，如電機或商學，這既符合國內需求，也符合國際現實。某個程度來說，華人由於跨越了國家的界線，使其在方方面面獲得了與它族群不一樣的資產。 華人的跨國思想之所以能夠成形可以歸因於兩個因素：一、一九○○年(清朝末年)對海外華人稱「華僑」的歷史因素，這首次以國家力量組織了華人的中國的忠誠；二、潮洲和福建的形成「公司」(kongsi)與英國的鴉片和新加坡農業競爭。 華人之所以能夠辨認他們是華人不是因為他們知道華人的樣，而是他們知道怎樣不是華人。離散於海外的華人認同就是在和不一樣的人相遇，因為遇到了反對其成為公民的意識和本土意識，所以華人認同才產生。說一個吊詭的例子和大家分享，根據Donald M. Nonini對馬來西亞憲法內含的意識型態的解讀，馬來人是土壤之子(Bumiputra)，即使是來自印尼的伊斯蘭信仰者都是土壤之子。這意味著華人在馬來西亞就是模棱兩可，其公民身份就是值得懷疑。 我們可以反思「民族、領土、文化或國家註定是一體的」這樣的假設是否仍適用於這樣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究竟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是台灣人的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國民的中華民國？
我讀《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一
在新加坡，許多華人擔心受英語教育的高階技術人員掌有新加坡輿論的權力，擔心「西化」將造成亞洲文化認同流失，於是新加坡當局開始強調華語和儒家道德。接著我們來看馬來西亞的情況： 有些學者認為只看依族群分類訂政策將無法滿足階級差別的問題，因此，有時候族群反而是加重了結構上的不平等(特別是社會階層)，因為族群認同是「天生」的，這反而有害於在社會的能動性。然而，事實卻證明，這樣的族群分類使華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仍表現突出。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赴海外讀書、擴展事業和旅遊。目前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認同是多重的、分歧的、持續轉變，而且常常有官方論述和日常經驗交融於個人的。 接著依《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所述，將分享四個場景，四個場影分別是不同層次的認同建構，其包括：一、族群認同建立在國族層次，屬於公眾、官方和特定事件；二、在跨國、全化的脈絡下的當地認同；三、認同來自希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習慣」，這會因為性別、世代、社會階層和處境而異；四、多重、複雜的認同會被忽略、質疑、反抗、再探索、頌揚或改變。下面分享各個故事，你就可以理解這樣的認同建構是如何產生的。 第一個場景是在一個中學(Ling Ming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這個學校曾經為了是否採用英文教科書和用華語或用英語教學而辯論過，許多從這個學校的畢業生都會到吉隆坡、新加坡、臺灣或中國大陸。在訪問學生時，他們認為華裔馬來西亞人不像馬來人那樣，有宗教、語言或蘇丹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學生還被問到一個「最近看什麼電影」的問題，學生答，看「我是誰」和「鐵達尼號」，「我是誰」是成龍演的電影，另外還有「行運一條龍」和「刑事偵緝檔案」來自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甚至有來自臺灣的「新月格格」，我只聽過「還珠格格」，啥「新月格格」我連聽都沒聽過。 馬來西亞官方的族群認同和日常理解的族群認同是有落差的，官方強調的是一個較大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強調其國族更重於族群。然而，當政治的力量遇到文化議題時，特別是和語言和教育相關時，許多華人團體於是鼓吹改變馬來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文化政策和推動支持華人文化與教育。馬華文化指得是源自於中國的文化，由移民帶入馬來西亞，由於華校的建立加上西方和其他各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其藉由轉換儒家思想成適合當地環境的文化。華人也提出許多陳情文件，不只是希望馬來西亞政府政策上的改變，同時也希望有來自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持續支持。 一個名為「訴求」的文件由華人教師會和華人教育董事會完成，主要訴求進一步的民主、人民、正義、扼止貪污、消除族群「固打制」、保護環境、保護女人、勞工和原住民的權利等十七點。這個訴求成功地推動了華人文化於馬來西亞的地位，因為其將更多利益團體也納入了。由於語言和教育的影響力很大，這使得華語的教育從年輕一代的開始，提高獲取華語初級能力的可能性。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五
由於日本的佔領，馬來西亞有一股反日的游擊勢力，這是在英國官員提供武裝，由被禁的馬來西亞共產黨領導，這大部分由華人組成。後來，從反日轉向反帝國，馬來西亞開始考量獨立出來。 結果，那些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人和華人同意所有族群都有平等的政治公民權利，而「國族」文化(語言和宗教)以馬來文化為主，當然非馬來人仍可以保留其語言和文化。在馬來西亞獨立的過程中，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各有代表領袖組成聯盟以減輕獨立的陣痛。而這個聯盟輸掉了選舉之後，由一群年輕馬來人取代。以伊斯蘭作為官方宗教，以馬來語作為國語，以伊斯蘭文化作為社會的規範，許多「敏感議題」被禁止討論，群眾的生活形同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只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學，通通只能教英語或馬來語，這使得許多華文中學拒絕政府基金而轉為獨立中學或社區支持的組織。 語言和教育常常是一個情緒性的議題。我們可以說馬來西亞現代的華人認同是由來個中國的老師們帶進來的，這些老師的傳統思想都是在五四運動時所奠定下來的。一個來自福建貧窮教師家庭的華人林連玉(Lim Lian Geok)，把中華文化的推廣和馬來西亞國家給連結在一起了，這也使得馬來西亞的華人原先地方分治的現實和政治上統一文化上卻多元的馬來西亞國家忠誠給連結在一起。於是華校的教育，不單單只是文化議，還包括社會結構的議題。 在馬來西亞，關於華人文化的保存一直被政府挑起，包括以華文為媒介的大學發展困境；拒絕將舞師或對華人很重要的農曆新年視為國家文化；還把華人資本的建立者葉亞來廢位…等作為。馬來西亞政府挑起文化異質性的訴求，使華人不再認為他們在馬來西亞有合法的地位，甚至處在一個被排擠在國家之外的邊緣。導火線是馬來西亞政府想動三寶山(這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公墓)的主意，埋葬在這個地方的，都是過去有頭有臉、開疆闢土的先驅，這還包括先前被殖民者指定為甲必丹(Kapitans)的屍骨。馬來西亞政府想挖這些地方的土去填海造陸，這引起來華人社群強烈的反彈。由受青雲亭委託管理公墓的人領導，再動員全國華人組織去促使馬來西亞政府取消這樣的計劃。最終，公墓得以保存下來，這也是一次草根組織的成功。我們可以說這國家上是馬來西亞的認同、文化上是華人認同已逐漸形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經濟生活是無法免於新經濟政策這個以馬來人為中心的政策給影響的。華人的適應方式一樣去依附那些比較有權力的土著，以「主公制」或「阿里峇峇」來因應。政治上，華人在馬來西亞仍是弱勢，不過由於經濟上的優勢，使華人有機會能夠到經濟或政治最高的決策層級。 更多林連玉的介紹可以見下面影片：
《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spora》by 吳燕和
人類學家吳燕和到暨南大學演講，題目是《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pora》，恭逢其盛，也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吳燕和是道地的台灣人，南投人，去過新幾內亞、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進行研究，經歷豐富令人羨慕。吳燕和在新幾內亞遇到個黑人，這個黑人自稱是華人，說得一口廣東話；他也提到美國的「華館」(P.F.Chang's China Bistro)，裡頭沒有一個華人大廚，連菜單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但它卻是美國最大的連鎖中餐廳。 研究一個族群或民族，不要老在中心，要去邊緣看看。吳燕和向大家介紹了幾本書：一本是《China off center: mapping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kingdom》，一本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還有《祖蔭下》。或許我們對於任何族群或民族的認識可以往那些在邊緣的人，特別是那些屬於跨界的弱勢。如何研究起？僅管有這些跨界或無祖國的想像是很「後現代」的，但吳燕和仍認為應該回歸到傳統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親密接觸地去了解他們心中的想法。 我想我大部分的時候是「後現代」，特別是面對「現代」的國家。回顧人類的歷史，什麼「國家」、「公民」這些概念是很晚才出現，但人們卻認為這是很重要地、必追求的「現代」。事實上，就算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仍能過得好好。這個新幾內亞的「華人」(外表是黑人)和你我想像的「華人」有很大的不一樣，在新幾內亞甚至有中國國民黨的鳥堅尼支部，比「華人」還要「華人」的特徵，你好意思說他不是華人嗎？自己是什麼人，自己說了算！自己是不是番仔，自己說了算！我說我是番仔，我就是番仔！我要有原民會的補助，我要改原住民的名字，我要原住民保障名額或考試加分，不用來給我考試！(然而，時空背景不一樣，以前說自己是「番仔」會被欺負，現在說自己是「原住民」有福利，考試又能加分。政策制訂還真是不容易！)總而言之，我滿喜歡這個演講的。 吳燕和也算是學長，他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我也在人類學系學習過一年。人類學家的旅遊經歷總是令人嚮往。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總是在離開之後，才會想念原本所在的好。如果我一直留在人類系，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個人類學家一樣，可以在荒島或少數民族間研究了？唉…
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一
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都有許多義大利人，但這些義大利人不會被稱為「海外義大利人」，同時他們對居住國(即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華人卻面臨這樣的問題。曾經有人提出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接著演變成華人威脅論(Chinese threat theory)，在樣的政治氛圍下，這些種族上的華人(ethnic chinese)是感到很不自在的。 人類學對於種族和認同以下了解：一、它是和文化有關的；二、人們可以有多重認同，這是不互斥的。例如，馬來西亞的峇峇認為峇峇是個方言族群(是潮洲人也是廣東人)，也是華裔馬來人。對許多華人而言，作為一個華人指得是生於華人家庭並且社會化成華人。在不同的環境、社會和政治氛圍下，種族華人也有多元的文化認同，這些種族華人對當地的認同是不能被忽略的，而且《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作者陳志明(Tan Chee Beng)，認為世界上也未形成華人社群。 歐洲殖民時期，華人一直居於少數中間人的位置，國家獨立之後，土著菁英得到權力，當地華人也必需改變以適應新環境。陳禎祿(Tan Cheng Lock)在當時就領導了政黨向當權者爭取華人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對峇峇而言，國家自殖民者獨立，只是政治上的忠誠度由殖民政府轉換到一個新的當地政府罷了！甚至有華人作家寫作鼓吹愛國(馬來西亞)思想，儘管有些人仍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人也都死了或回到中國了。 在現代，大部份的華人在東南亞都是擁有其居住國的公民身分了，但印尼的種族華人在申請印尼公民身份時仍有許多官僚瑣碎的細節。這些華人都是已經有高度本土化的經驗，但本土化並不使這些人減少政治上「中華民族」的表態。在印尼，這些華人被叫Orang Tionghua，而不是Orang China，這多多少少體現了他們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對中國政治的認同。馬來西亞也有類似的情況，不過當他們說某個人是Cina時，這通常是在笑這個人不夠本地化。我想這是有點像在台灣，會有人取笑你不會說閩南語是外省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華僑」一詞對那些東南亞已經取得其居住國公民身分的華人而言已經不再適用了。中國大陸的學者目前用「海外華人」來指稱那些種族華人。
我讀《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一
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歷史上在適應上、文化上、同化上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族群。《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分別討論三個東南亞地區內華人和當地土著通婚所生下來的華裔混血兒(creolized Chinese)，其中這些混血兒作為中介社會體系角色的地區，包括菲律賓、爪哇還有海峽殖民地。混血指的並不只是在血緣上，這還包括語言上、宗教上等方面。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婦女是禁止離開中國的，於是所有海外華人都會和當地的女子結婚，而所生下來的後代並不會融入當地社會，而是傾向在同混血的社群內通婚，這也使這些華裔混血兒成了當地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群。歐洲人進入東南亞地區之後，這些華裔混血就成了中介歐洲人和當地土著的的角色，儘管時不時遭到騷擾，甚至屠殺。 華人在菲律賓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稱麥士蒂索人(Mestizos)，在西班牙人殖民期間主道了所有貿易、控制那所有工業發展，同時是借貸中心和土地投資者；爪哇從十八世紀之前就有不少華人和其後裔成為穆斯林並融合進當地的社會，然而在幾次大屠殺之後，非穆斯林的華人混血兒土生華人(Peranakan)開始發展，逐漸地在人數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開始由土生華人主導。土生華人的財富比麥士蒂索人更集中，而且當時麥士蒂索人佔菲律賓人口有5巴仙，土生華人佔爪哇人口不過1巴仙。 華裔混血峇峇(Baba)在麻六甲很早就成形，荷蘭殖民期間也沒有吸引很多華人移民，新到的華人移民也沒有和峇峇有太多混血，華人對於已成形的峇峇社群而言反而是被邊緣化的。直到英國人佔領檳城、麻六甲，峇峇開始往檳城移動。峇峇才組成中間社會階層，峇峇也往新加坡。於是海峽殖民地(麻六甲、檳城和新加坡)就由這些早一批的華人移民作為主導團體了。在海峽殖民地共有9到10巴仙的華裔混血峇峇。這些華裔混血，包括麥士蒂索人、土生華人和峇峇都是貿易商，這也是為什麼往後能夠移進大批的華人作為勞動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