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生感到簡單，所以會把目光放在「球」上以達到某個成就，如此的人生是可以控制的；若覺得人生是複雜的，而且會隨時變動無法預警，那麼「球」在哪裡，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如此的人生是不可控制的。和西方人相較，亞洲人對於「控制」不會感到重要。研究顯示，歐美人，在心理方面上，比亞洲人和美國亞裔人來得更喜歡「控制」。組織研究也發現，西方經理人覺得獨處的時候工作表現較佳，中國經理人則在團體工作時會比較好。西方諺語裡頭說：「多數就是保險。」(there’s safety in numbers)然而，當美國人和日本人相較時，日本人認為在團體中，比較容易逃離不好的經驗，美國人則覺得獨處時，比較容易逃離。美國女性的行為取向，偏向日本人，同樣認為在團體中，比較容易逃離。僅管性別也可能是造成差異的原因，但是性別之類的差異，比不上東西方的差異。 美國人在給予更多控制權時，會顯得更有自信；亞洲人則不會因此變得更有自信。 希臘人相信事物不會改變，即使會改變也是朝同一方向、同一速率地改變；但道家或儒家的哲學不這麼想，儒道認為事物是無常的，有太多因素會使這個速率、方向改變，循環是這個理論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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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Living together VS going it alone〉一
西方人，或至少美國人，大多可以認可以下描述：一、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性，而且人們渴求自己與眾不同；二、人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三、人們在趨向成功的道路上，人情的牽絆有時候會成為障礙；四、相信人人是平等的，即便有階級存在，也傾向於佔據較優越的位置；五、認為以上原則可以應用在每個人身上。但東亞人卻不這麼認為。東亞人認為「長指甲就要被剪」、「會叫的豬就要被殺」，相較於西方人，東亞人較不在意個人的目標，維持和諧的社會關係，就能成就個人的成功。而受到平等的對待也不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要求。東亞民族不需要很多選擇，儘管美國人對於有四十種麥片在超市裡頭是有必要的。 西方人和東方人的第一本書也有具體的差異，西方的書第一句說是說：「看狄克跑、看狄克玩，看狄克又跑又玩。」中國小孩的第一本書則是弟弟坐在哥哥的肩膀上，表現「哥哥照顧弟弟，哥哥喜歡弟弟。弟弟也喜歡哥哥。」胡適也說，儒家以人為本的哲學中，人不可能單獨存在。人類學家亦指出在「低脈絡」(low-context)和「高脈絡」(high-context)的社會中，對自己的理解是有所差異的。東亞人傾向認為自己和整體有關係，例如：家庭、社會、道或純意識。認為自己和群體內的成員相似度高，和外群(out-group)的人距離較遠。 西方人則認為自己在和我群的成員是相對分離的，而傾不要分為我群(in-group)和外群的。 中國可以說是沒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這個詞彙的，也許「自私」(selfishness)是最接近這個詞的；「仁」，即是兩個人。日語的「我」，在不同時機點也有不一樣的表現。韓語則在「你」上表現自己和對像的互動關係。在自我介紹時，美國人會跟你談到自己的特質、職業、興趣，但通常不會在脈絡下；華人、日本人和韓國人，則會依賴脈絡地說：「我工作時很嚴肅；和朋友在一起時會嬉鬧。」美國人說：「我就是我。」(I am what I am.)亞洲人則會說：「我是瓊安的朋友。」 西方人喜歡有獨特性(uniqueness)，亞洲人不太可能會讓自己與眾不同。日語的自尊(self-esteem)是用片假名拼寫的外來語。日本的小孩被教導要自我批評以增進和同儕的關係，而且學習有技巧地解決問題。西方人可以在少數事情中變成佼佼者；東方人則似乎想樣樣通，用粵語說就是「周身刀無張利」。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yllogism and The Tao〉二
希臘人關心自然世界的本質。亞里斯多得認為「形態」(forms)可以透過邏輯的推演得到真實意義。任何物體都有其核心、基礎的「本質」(essence)，這是不可變動，一旦變動，則這個物體就不再是原先那個物體了，變成具有或然性(accidental)的特質。例如：音樂才能在人身上就是種或然性，因為這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是因人而異的。希臘的語言會將同一個事物以不同的語言表現，說明其是不同的層次的抽象概念。事物彼此間是有所區隔的(in isolation)的，正如人們之間都是獨立的個體。人際關日和道德當也是希臘人所著重的，但總不像中國人一樣，甚至有共同的興趣。 希臘人的哲學觀認為世界是不變的。六世紀時，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說：「所有事物都是流動的。」但是到了十五世紀，巴門尼德(Parmenides)認為真實變動不居，世間的一切變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憑感官來認識真實。對希臘的哲學家而言，世界要嘛就依邏輯運行，不然就依感官運行。芝諾(Zeno)認為「運動是不存在的，理由是位移事物在達到目的地之前必須先抵達一半處。」若諾使用飛箭和烏龜的例子來說明在空間內，運動是不存在的。有人認為希臘人是「要嘛就是直線觀，不然就是其自身邏輯的奴隸。」當然，也不是所有希臘人都這麼想，亞里斯多德就常常提出反論。 中國人的思考方向則混合自三個哲學觀：儒、釋、道。三者都同共強調和諧，且不鼓勵抽象地推測。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是著名的中國故事，這個很長的故事，考驗著聽眾的耐心，也顯示東方文化的基本元素：「忍」。世界上的事物，總是無常且相對。「陰」和「陽」彼此相依相存，雖是相對的概念，但卻因為彼此而存在。「道」，人生的方向，就因蘊而生。「道」提示了相對、循環、反樸歸真的生活態度。「陰陽」、「五行」和「氣」甚至成為中醫哲學的根據。 儒家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適當關係，這具有階級性，且嚴格畫分。儒家側重民生福祉和教育，個人不是為了自己工作，而是為了整個家族。一個成功的年輕人是可以透過考試成為政府官員，光宗耀祖。即使在現代，相較於其它民族，仍是有較大的社會流動性的，不論在社會或經濟地方。儒家認為人是具有延展性(malleability)的。 道法自然，儒尚人倫。道家的意象大概會有漁夫、柴夫、樹下坐著的人；儒家的意象則以家庭和及共同活動為主。如果一個人以「儒」家自居的話，他大概是成功；若以「道」家自居的話，他可能被視為是失敗的。 佛家進到中國來之後，和儒家、道家再進行互相釋前，最後產生「新儒學」稱：「宇宙即吾心， 吾心即宇宙。」這個「心」正是和幾千年前，聖人成就得道的那念「心」是一樣的。世間的所有事物就像樂器上的絃一樣，一起漣漪則彼此影響，這叫「因緣」(resonance)。 華語的詞彙中，不是用「尺寸」，而是用相對的「大小」，也沒有詞綴，也沒有特定、露骨的詞彙，而善用譬喻，例如使用「隔岸觀火」、「蜻蜓點水」、「畫龍點睛」來作為文學批評的分類型式。 中國人認為所有東西無縫地組成，互為彼此；希臘，有人認為世界是由原子所組成，有人認為是由連續的成份，至今仍辯論著。中國人認為人像結在一起的網子，彼此業力牽引；希臘人則從一個一個個體出發，一個人、一個原子、一個房子，進而分析其成分。
從心理學來看雙語者和二語習得（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Bilingu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閱讀心得）
可以很流利地說兩種語言的，我們稱它是「雙語人」(bilingual)，因為「流利」模糊的定義，使得我們對於「雙語」(bilingualism)可以再細分為三類，同時雙語者(simultaneous)、早期雙語者(early sequential，學習第二語言稍晚於第一語言，但仍於孩童時期)以及晚期雙語者(late，成人之後)。也有人將「雙語」分為可生產性的雙語(productive)和接收性的雙語(receptive)，前者可以產生和理解兩個語言，後者能夠理解兩個語言，但僅能生產出有限的語言。目前，由於世界上大量的移民比例，「早期雙語者」也大量地產生。 對於雙語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社會有許多現實、實際的影響；心理語言學家也以此找出第二語言教學的好方法；同時，解決人們如何表現兩種語言的問題。 觀察雙語者，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現象：一、語言混雜(language mixing)：將不同語言的詞綴或詞彙，添加至另一個語言的句法或結構；二、符碼轉換(code switching)：在一語言中的特定符號以另一語言取代。雙語者或單一語言使用者(monolingual)，誰有較好的學術表現，是時常被討論的問題。 關於雙語者的語言處理「詞彙存放的地方」，人們對此提出兩種模式：一、分開儲存(separate-store)；二、共同儲存(common-store)。前者認為，不同語言的詞彙庫是分開的，只透過語意相連結；後者認為只有一個詞彙庫、一個語意記憶系統。多數研究支持後者，仍有另一個可能性是兩種模式同時存在。例如：固定詞彙(concret word)、同源詞(cognates，來自相同字根的詞)或文化相似詞(culturally similar words)。 當一個語言轉換到另一個語言時，即翻譯，依轉換的方向可分為兩種：一、向前翻譯(forward translation，第一語言翻譯成第二語言)：概念化的媒介(conceptual mediation)；二、向後翻譯(backward translation，第二語言翻譯成第一語言)：詞彙關連(word associatioin)。通常，向後翻譯的速度較向前翻譯快。 神經科學中在雙語者的研究中則顯示，語言於大腦的發展並非對稱地生長於左右半腦，第一語言早於第二語言在大腦側化。而且，有趣的是，不同的語言傾向在腦部不同位置發展。若對比早期雙語者和晚期雙語者，還可以發現在閉鎖詞彙(closed-class words)和開放詞彙(open-class words)，前者是可以分佈在大腦的不同位置，後者則通通混在一起。 除了關鍵期(critical period)外，仍有為數不少的原因用以解釋為何第二語言的習得如此困難，例如：句法、時間、動機或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相同和相異，即對比分析(contrastive hypothesis)。第二語言的習得，對於學習的感覺，在時間歷程上呈U字曲線，即起初覺得學習得很好，當開始複雜後曲線往下，一旦熟悉結構後，能夠使用字根、句法規則時，則又感覺良好了。 關於第二語言習得克拉申(Krashen)有五大假說，其分別是監控(monitor)、學習和習得(acquistion and learning)、自然習得順序(natural order in acquistion)、可理解的語言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和情感過濾(active filter)。除此之外，人們個體的差異，也會影響人們學習新的語言，這包括：對於語音解碼的能力(phonetic coding)、語法感受的能力(grammatical sensitivity)、字根學習的能力(rote-learning)和歸納學習的能力(inductive learning)。克拉申說，學習第二語言就要像學習第一語言一般，在沉浸地教學中(immersion method)，透過足夠可理解的輸入習得。「以少為足」(less-is-more)正是說明小孩子學習語言的優勢正是因為他從一點點開始。(starting small is an advantage to children learning language) 對於現代語言教學，夏普(Sharpe)提出了四個C，其分別是溝通(communication)、自信(confidence)、文化(culture)以及語境(context)。以溝通為語言學習的目的，給以學習者自信，並學習目標語的文化，以及在語境下達到可理解的輸入。另外，也有人認為字根重覆(rote repetition)是學習外語詞彙的好方法。
導讀《Marriage in Islamic Law: Modernist Viewpoints》
Marriage in Islamic Law: Modernist Viewpoints on Prezi
我讀《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Part 5》
《Man, State, and Society》有一系列的書，從東歐、中共、蘇聯到東南亞。剛剛閱讀了《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的第五部份，非常有意思。這個部分有三個小文章：〈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urma〉、〈Value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hailand〉和〈Kinship and Commerce in a Thai-Lue Village〉，這些文章有一些共同的取向是其使用了在地的語言去解釋以區分這地區之外可能有相對應的詞彙，但為了避免誤解其內涵還是用當地的語言。三篇文章中，兩篇是關於佛教，兩篇是關於泰國，所以讀來格外令人歡喜。下面分享心得：透過〈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urma〉，我們有一個認識緬甸的視角。緬甸人一般沒有經濟壓力，對於物質享受也是有限。作者認為這和其佛教信仰有關。四聖諦是「苦」、「集」、「滅」、「道」，其中苦諦中又有「生」、「老」、「病」、「死」和「求不得」苦。「求不得苦」肇因於三毒「貪」、「嗔」、「痴」的「貪」。我想這樣已經有個讓我們能夠理解緬甸人民在經濟進展的路程上會有怎麼樣的樣貌。但是隨著翁山蘇姬所帶領的政治改革，緬甸的改革開放，以及其西方國家的互動。往後，相信緬甸的文化(佛教)將和經濟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拔河。 〈Value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hailand〉討論了泰國和日本的價值觀如何和其經濟發展的關連。日本受到儒家、佛教和神道教的影響，其價值觀建立在忠誠地在其位置上完成任務，發展其專業，節儉和勤勉是美德。明治維新時期，更塑造日本人對於國家的向心力，當經濟發展為國家目標時，日本人也當然不讓。 泰國則相對單純，其價值觀同樣建立在佛教信仰，有著輪迴、業力(กรรม)以及因緣果報，作功德可以累積福報(另一種形式的「投資」)。四無量心(พรหมวิหาร ๔)是被推崇的價值，其分別為「慈」(กรุณา)、「悲」(เมตตา)、「喜」(มุทิตา)、「捨」(อุเบกขา)，只要是有地位的人，都應該履行這些特質。當有人問你會不會為了某個美女心動時，你會聽到泰國人回答：「還好。」(เฉย或เฉย ๆ)這個是其平靜的表現，不會為外在環境動心。「好玩」(สนุก)另一個很價值體現，就算是宗教活動，也要「好玩」。除了泰國皇帝的兒子，也就是太子是世襲的之外，基本上是沒有階級的界線，階統的能動性是存在的，而且建立在其「業力」。因此，泰國人較少是因為責任、團體、意識型態、忠誠而失去自己。 你可以發現，在這樣兩個不同的價值觀下，所表現的經濟發展也不盡相同。即便泰國現在也興起了類似當年明治維新的氣象，但泰國終究不是日本。 〈Kinship and Commerce in a […]
我讀《The malaise of modernity》(《現代性的隱懮》)
關於現代性(modernity)，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認為有三種隱懮。這些隱懮都被反覆地討論、辯論過，但是因為這三種隱懮看起來很像，所以其隱藏在背後的東西沒有被察覺，也因此常常被扭曲，人們誤解之後，就又更覺得困擾。 這三種隱懮分別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工具性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以及在以上兩者所造成的政治生態。 現代的社會是從過去那個有階級的社會所解放出來的。而過去那個有階級的社會，每個人可能對應著天庭的某個位置，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社會上有個位置。老鷹可能可以在有階級的社會中當鳥王，但到現代社會之後，可能只會當一隻鳥。但個人主義發展地極致之後，人們只注重自己的生活，就會少了過去魔幻式、英雄式的想像。每個人好像能夠為自己做決定，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做了相同的決定。 「工具性理性」指得是我們最終會選擇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手段去達成目標，最有效率、最有利潤的方法，關鍵字是「成功」。在工具性理性的指導下，我們對於身邊的生靈萬物不再關心，認為那只是為了達成我們目的所存在的工具。這也使得我們對於受到傷害環境不再敏感。我們認為不論啥事只要科學進步，就會有解決的辦法。查爾斯泰勒認為，就目前看來，我們應該減少工具性理性在生命中的地位，不只超越個人，看到以外的事物，同時也是該讓自己的「身」和「心」好好掙扎一番。 個人主義和工具性理性造就了一個「工業科技社會」的制度，它嵌制了我們的決定，同時它迫使人們接受「工具性理性壓倒一切」。例如：許多城市的設計讓人們不得不有一部私家車，於是大眾運輸工具就逐漸減少了！另外一種自由度的喪失是個人會開始宅在家，而政府也會滿足這些人的需求。逐漸地，政府會開始接收所有權力，儘管有定期選舉和民主形式，但一切卻好像有個「巨靈」在擺佈著。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認為，這個要透過多層次的政府和自願者組織的參與才能和這個力量抗衡。這種本來應該是由公民有尊嚴地去決定的政治自由，一但被「巨靈」所掌握，人們就只能在軟性的暴政下生活了！(棉花糖製成的監獄！？) 這些隱懮可以不論地討論，可能沒有結論，不過會很有趣。
東南亞地區的恐怖攻擊和跨國犯罪(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地區的恐怖攻擊和跨國犯罪(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 on Prezi
我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二
續前一篇文章，「我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一」。跨國組織犯罪(TOC，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有以下活動：毒品販運、人口販運、軍火販運、走私、洗錢、偽造貨幣、偽造證件…等。根據東協於峇里島的合作聲名中，杜絕「毒品販運」為其打算密切合作的項目。然而，國家警察能力和司法體系不能發揮作用，加上貪污的情況，都使得國家面對這問題時，心有餘而力不足。更甭提許多國家中的國族主義者在面對和其它國家司法爭議解決時，會產生的問題。東協有個每兩年召開的針對跨國犯罪召開的部長級會議(AMMTC，ASEAN Minister’s Meeting on Transnational Crime)，此會議擴張後，包括中國大陸、日本和南韓都加入。在跨國犯罪裡，東協內部最感到感冒的就是海盜、毒品販運和人口販運的問題。 恐怖份子如果是海盜，可能透過勒贖或搶劫來獲得經濟支持，這使得通行於麻六甲海峽的安全，有著高度的脆弱性。麻六甲海峽是中國大陸、印度、日本、美國的重要利益，因此關於海盜問題，而格外受矚目。透過「亞洲區域打擊海盜和武裝船隻合作協定」(ReCAAP, Region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於新加坡成立資訊共享中心，以幫助各國在面對海盜問題時協調。但其和聯合國在馬來西亞的國際海盜通報中心(IMB，International Martime Board)的資訊如何交流仍不清楚。在麻六甲海峽，新加坡授權美國在加入東南亞的海盜打擊行動，但印尼和馬來西亞反對，當然中國鑑於水路戰略和石油開採，也不願美國進來。麻六甲海峽的海盜在二○○七年就銷聲暱跡。海盜似乎往蘇拉蘇拉威西(the Sulu and Sulawesi Seas)區域發展，這裡正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的海洋區域，但不如麻六甲海峽受到注意，於是成了海盜、走私……等犯罪的中心。透過反恐的名義，美國單方面和菲律賓合作，提供設備並訓練逐步使菲律賓俱備反恐能力。 全球層次來看，負責毒品貿易的項目是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UNODC，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東南亞各國，從國家層次來看，則接受美國和澳洲的支持，進行掃毒行動。緬甸、泰國和寮國的金三角地帶，有許多窮人、農夫或少數民族種植鴉片，再透過中間人(常常是華人)的收購後，再精化成海洛因以販售。泰國和寮國在掃毒後，鴉片產量銳減，但緬甸卻不斷增產，精化廠從原先泰國和撣邦的邊界，往北移至瓦邦，緬甸軍頭也遭指控其涉嫌參與毒品生產和販售。另外，在菲律賓也可以發現，其是第二大的甲基安非他命(冰毒，methamphetamine)來源。柬埔寨、馬來西亞和印尼也都面臨毒品問題，但這些國家並非主要生產國。東協和中國對抗毒品的合作行動(ASEAN and China Cooperative Operations in Response to Dangerous Drugs)從二○○○年開始第一次執行，其對中國而言是其阻絕毒品透過雲南邊界流入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東南亞各國對於毒品相關罪責處罰相當嚴格，普遍高於西方嚴主國家，即便澳洲總理約翰華德(John Howard)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求情，而無法使其公民免於刑罰。 今日我們所說的「人口販運」是只要其人被迫、被騙、被奴役或被性剝削，都可以成立。全世界的人口販運，有八十巴仙是女人和小孩，約莫有三分之一是發生在東南亞的，這還不包括國內的人口販運，甚至在緬甸你還可能發生小孩子被抓去當兵的。人口販運有大大的利潤可圖，因為這建立在更大的社會成本之上，這包括性別權益、弱勢權益、少兒福利和公共衛生。東南亞各國面對人口販運有三P政策，這三P分別是Prevention(預防)、Prosecution(檢察、起訴)和Protection(保護)；而全球層次，也有巴勒摩協議，提出三個原則來處理跨國人口販運，其分別為將犯罪控制在國內、促進國際合作、保護受害者。對於「保護受害者」這一方面，菲律賓被認為是唯一符合巴勒摩協議的。由澳洲支持的五年計劃「亞洲區域人口販賣計劃」(ARTIP, The Asia […]
我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主要討論兩種在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危脅，其分別為恐怖主義和跨國組織犯罪。國家在這些挑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必須去找到能夠處理這些危脅的機制，並同時兼顧主權和管轄權。下面依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依序介紹其在東南亞發展和各國之間合作的情況： 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受到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將東南亞視為反恐的第二陣線，然東南亞各國領導對此的反應程度稍有差異。菲律賓首先嚮應美國的行動；印尼和美國接觸後也授權美國行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以內部安全來處理可能的恐怖份子；泰國一開始保持中立，後來也是加入了反恐陣營。美國不論在和東南亞各國或亞太經合會中，都確立了其在東南亞在反恐這個戰場上的優勢。然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馬來西亞和印尼採取反對的態度，而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這些傳統戰略夥伴仍保持同樣態度。支持美國反恐的國家主要基於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國是以全球戰略地思考反恐問題，但東南亞的反恐是在地思考，特別是對於伊斯蘭祈禱團(الجماعة الاسلامية，Jema’ah Islamiyah)。 伊斯蘭祈禱團起源於一九五○年代中達魯伊斯蘭(Darul Islam, دار الإسلام)，其抗拒一個多元文化的印尼。伊斯蘭祈禱團在阿布巴卡巴加(Abu Bakar Ba’asjir)的帶領下，教育出許多子弟兵，試圖在東南亞地區再造哈里發(Caliphate)盛世，一個由穆斯林所統治的政治合一體制。伊斯蘭祈祈禱團的擴散之廣，使其和蓋達(Al-Qaeda，القاعدة)組織有所關連。巴加讚許蓋達組織的將西方視為目標的恐怖攻擊行動，儘管巴希認為沒有所謂的「伊斯蘭祈禱團」，但伊斯蘭祈禱團的恐怖份子卻將巴希視為精神領袖。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時，穆斯林的勇士們在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曾經團結在一起，這是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的連結，一但美國將對於反恐的戰爭定位為對伊斯蘭的戰爭，伊斯蘭祈禱團的崛起以捍衛穆斯林，就成了有力的心理支持。 在東南亞地區陸續召開了許多峰會都將對抗恐怖主義納入議題，包括東協高峰會、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三對話以及東協歐盟會議等，這些會議的召開，都強調不應該將任何特定族群或宗教和恐怖主義連結。我們可以說，東協對於反恐是基於其對於社會和經濟的傷害，而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政治意圖。對於東協而言，反恐是在國家層次，因為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都滲透到在地組織，例如：馬來西亞的甘普蘭穆斯林勇士(KMM, Malaysia Mujahideen Group)或泰國南部的反叛份子。 在九一一之後的幾個月，印尼受於美國、澳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壓力，印尼當局開始對付伊斯蘭祈禱團，結果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引爆了兩起在峇里島的爆炸案。主使這些爆炸案的韓巴里(Hambali)在泰國被逮補後，逕送美國，並被監禁在關達那摩(Guantanomo)；巴加也被認為搧動爆炸事件而被逮捕，更稱自己專門對抗美國。印尼當局並未因此限制伊斯蘭祈禱團的發展。美國越是對印尼施壓，伊斯蘭祈禱團越是認為印尼政府無能、膽小，而印尼政府就更不敢對抗恐怖份子，陸續在二○○三年到二○○五年都陸續有恐怖攻擊事件，直到二○○七年逮捕伊斯蘭祈禱團的領袖後，其聲勢漸弱，但何時會反擊，仍不確定。 菲律賓則擁有最小卻最暴力的團體阿布沙亞(ASG，Abu Sayyaf Group)在南部從事分離運動以建立伊斯蘭國家。其最惡名昭彰的犯行就是在二○○四年時，擊沈了超級郵輪十四號(Superferry 14)，使百餘人死亡。這個團體的開山祖師叫阿都拉札真扎拉尼(Abdurajak Janjalani)，其從阿富汗帶回了瓦哈比派(Wahhabist)的意識型態。所謂的瓦哈比派就是，傳統上其主張清除伊斯蘭中類似民間信仰的部分，但其也誘發並鼓勵從事伊斯蘭恐怖攻擊，儘管聖戰(jihad)或伊斯蘭勇士(mujahideen)都並非瓦哈比派特有，但瓦哈比派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的宗教思想。真扎拉尼被殺後，有人繼位，再被殺，再繼位，再組織，再反擊，沒完沒了。在美國的反恐行動中，菲律賓是唯一全力支持的，但菲律賓總統也遭國會疑質其未經國會批准而和外國軍隊聯合演習。 未來，泰國也可能面對反恐的問題。但他的合作夥伴將不會美國或澳洲，而是馬來西亞。他們將致力於不要讓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邊界成為泰國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溫床。接續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