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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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Ethnicity, Polit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darin Trade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
在東南亞的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是否都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的差異?是否有其它因素造就東南亞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活動?公元1985年,在馬來西亞,發生了「柑桔事件」,我們當然可以膚淺地說那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華人與馬來人的格格不入,加上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作為稻草人,所以有政府、馬來人企業、華人企業、華人零售商…等全輸的局面。不過《Ethnicity, Polit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darin Trade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有不一樣的看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研究: 柑桔這個季節性的水果除了是金色的之外,它在粵語的發音是Gum,聽起來像「金」,使它對華人有特殊的意義,而且只有來自中國的橘子才叫「柑」,其它地方的是「橙」,「柑」是金,「橙」就是只一般的橘子。柑的貿易網絡從生產、分配到消費,幾乎都由華人所主導。華人在柑和其它來自中國商品的連結,被馬來政府視為壟斷,於是採取了一連串包括進口限制或禁止從第三地轉口。 馬來政府從1970年開始,試圖干預原先放任式的經濟模式,從1971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目標在幫助馬來人有更好的經濟地位並藉由提高薪資和就業機會,消除馬來人的貧窮。也試圖透過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打破華人在各項來自中國的商品的「壟斷」。馬來政府認為中國國營企業會選擇PERNAS(一個試圖壟斷華人貿易網絡的馬來公司),而放棄和第三地的華人交易。血濃於水的中國人,似乎不被這樣的態勢給裂解。從柑桔事件裡,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馬來政府頒佈了許多特許(approved permit, AP)試圖干預行之多年的華人貿易網絡,許多政客則訴諸華人族群或文化上的情感,甚至參於執政的華人還被認為出賣華人利益。在柑桔事件,華人小販因為原本大盤商長期供應,沒有其它橘子來源;另外,因為這長期的關係,小販們可以從大盤商那邊取得更低的價格,並保證供量充足;最後,基於那「反馬來人」(anti-bumiputra)的華人情感,華人小販參與抵制。 消費者們則不再執著「柑」,而以「橘子」取代,不論是來自台灣(偽中國人)或巴基斯坦(非中國人)。這麼看來,華人還算是務實的,在特殊情況下,還是可以有彈性的、有妥協空間的。到頭來,馬來政府在這次事件下,失去了信用和華人的支持;中國的生產者和出口者、第三國的轉口者、馬來西亞的進口者(華人和馬來人的公司)和消費者也因此事件付出代價。這幾乎是一個全輸的狀態。 華人的貿易網絡是長年來由散落在各國、各地的華人所連結成的,這具有長期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連結,即使同樣是華人都難打入另一個華人的網絡,正如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打不入新加坡華人的貿易網絡。 從消費各種來自中國商品的情況來看,東南亞的華人只從經濟上的角度來看待,只是華人們會以族群或文化的意義去解讀這樣的行為。柑桔事件正是句話最佳的例證。文化上的重要性是被附加上去的,因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仍可以從其它地方取代。出自於經濟上的利益,而從政治上訴諸族群情感,我想這是政府在執行政策時始料未及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因為這樣的貿易網絡很有效率,而且這樣近乎壟斷的存在使利潤大大地提高。這也是為什麼華人期冀維持這樣的網絡關係。 站在華人的角度想,壟斷橘子貿易可以有最大的獲利;但以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不是因為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卻只能透過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來對橘子訂價,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馬來人、印度人也想吃橘子呀! 由這文章,我認為可以討論以下問題:倘若現在被壟斷的是如「華語教學」這種本來就專屬於華人的市場,馬來政府可以有什麼樣應對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