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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主要討論兩種在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危脅，其分別為恐怖主義和跨國組織犯罪。國家在這些挑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必須去找到能夠處理這些危脅的機制，並同時兼顧主權和管轄權。下面依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依序介紹其在東南亞發展和各國之間合作的情況： 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受到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將東南亞視為反恐的第二陣線，然東南亞各國領導對此的反應程度稍有差異。菲律賓首先嚮應美國的行動；印尼和美國接觸後也授權美國行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以內部安全來處理可能的恐怖份子；泰國一開始保持中立，後來也是加入了反恐陣營。美國不論在和東南亞各國或亞太經合會中，都確立了其在東南亞在反恐這個戰場上的優勢。然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馬來西亞和印尼採取反對的態度，而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這些傳統戰略夥伴仍保持同樣態度。支持美國反恐的國家主要基於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國是以全球戰略地思考反恐問題，但東南亞的反恐是在地思考，特別是對於伊斯蘭祈禱團(الجماعة الاسلامية，Jema’ah Islamiyah)。 伊斯蘭祈禱團起源於一九五○年代中達魯伊斯蘭(Darul Islam, دار الإسلام)，其抗拒一個多元文化的印尼。伊斯蘭祈禱團在阿布巴卡巴加(Abu Bakar Ba’asjir)的帶領下，教育出許多子弟兵，試圖在東南亞地區再造哈里發(Caliphate)盛世，一個由穆斯林所統治的政治合一體制。伊斯蘭祈祈禱團的擴散之廣，使其和蓋達(Al-Qaeda，القاعدة‎)組織有所關連。巴加讚許蓋達組織的將西方視為目標的恐怖攻擊行動，儘管巴希認為沒有所謂的「伊斯蘭祈禱團」，但伊斯蘭祈禱團的恐怖份子卻將巴希視為精神領袖。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時，穆斯林的勇士們在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曾經團結在一起，這是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的連結，一但美國將對於反恐的戰爭定位為對伊斯蘭的戰爭，伊斯蘭祈禱團的崛起以捍衛穆斯林，就成了有力的心理支持。 在東南亞地區陸續召開了許多峰會都將對抗恐怖主義納入議題，包括東協高峰會、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三對話以及東協歐盟會議等，這些會議的召開，都強調不應該將任何特定族群或宗教和恐怖主義連結。我們可以說，東協對於反恐是基於其對於社會和經濟的傷害，而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政治意圖。對於東協而言，反恐是在國家層次，因為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都滲透到在地組織，例如：馬來西亞的甘普蘭穆斯林勇士(KMM, Malaysia Mujahideen Group)或泰國南部的反叛份子。 在九一一之後的幾個月，印尼受於美國、澳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壓力，印尼當局開始對付伊斯蘭祈禱團，結果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引爆了兩起在峇里島的爆炸案。主使這些爆炸案的韓巴里(Hambali)在泰國被逮補後，逕送美國，並被監禁在關達那摩(Guantanomo)；巴加也被認為搧動爆炸事件而被逮捕，更稱自己專門對抗美國。印尼當局並未因此限制伊斯蘭祈禱團的發展。美國越是對印尼施壓，伊斯蘭祈禱團越是認為印尼政府無能、膽小，而印尼政府就更不敢對抗恐怖份子，陸續在二○○三年到二○○五年都陸續有恐怖攻擊事件，直到二○○七年逮捕伊斯蘭祈禱團的領袖後，其聲勢漸弱，但何時會反擊，仍不確定。 菲律賓則擁有最小卻最暴力的團體阿布沙亞(ASG，Abu Sayyaf Group)在南部從事分離運動以建立伊斯蘭國家。其最惡名昭彰的犯行就是在二○○四年時，擊沈了超級郵輪十四號(Superferry 14)，使百餘人死亡。這個團體的開山祖師叫阿都拉札真扎拉尼(Abdurajak Janjalani)，其從阿富汗帶回了瓦哈比派(Wahhabist)的意識型態。所謂的瓦哈比派就是，傳統上其主張清除伊斯蘭中類似民間信仰的部分，但其也誘發並鼓勵從事伊斯蘭恐怖攻擊，儘管聖戰(jihad)或伊斯蘭勇士(mujahideen)都並非瓦哈比派特有，但瓦哈比派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的宗教思想。真扎拉尼被殺後，有人繼位，再被殺，再繼位，再組織，再反擊，沒完沒了。在美國的反恐行動中，菲律賓是唯一全力支持的，但菲律賓總統也遭國會疑質其未經國會批准而和外國軍隊聯合演習。 未來，泰國也可能面對反恐的問題。但他的合作夥伴將不會美國或澳洲，而是馬來西亞。他們將致力於不要讓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邊界成為泰國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溫床。接續下一頁。

Heart of Taiwan, Heart of Asia: NCNU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下面三個影片是為參加國立暨南大學校園影片所製作的影片，三個影片的是同一套素材，通通使用Kdenlive這個自由軟體剪輯，唯配樂和前面開場不太一樣。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下面三個依序是從個人比較喜愛的，到最不喜愛的。最喜受的也是綜合最多人的意見，感謝各位網友的指教和建議。我盡可能地通通納入考量並製作出來了！

我讀《ASEAN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二

公元一九七七年，東南亞國協領袖首次對外包括澳洲、日本和紐西蘭等國進行部長級的會議，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階為東協和十個國家(ASEAN+10)進行閉門會議，進行了包括國際經濟、政治和安全議題的對話；第二階段，則分別對各國開會，檢視東協與各別國家雙方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兩次取消和東協對話的機會，第一次因為美國涉入中東議題，第二次因為緬甸有袈紗革命而美國不願加入對話。   東協最廣為人知的關係，就是和三個國家(ASEAN+3)中國大陸、南韓和日本的特殊關係，其致力於將東南亞和東北亞連結起來，更將東亞願景團體(East Asian Vision Group)制度化，以及授權東亞研究團體(East Asian Study Group)進行東亞願景團體對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進行可行性的研究。這也大致和馬哈蒂於公元一九九○提出的區域整合概念相呼應，東協加三最後希望成立東亞經濟圈(East Asia Economic Group)，這明顯地是排除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當然，並非所有國家都想要建立東亞經濟圈，日本反對之，因為日本害怕中國大陸會主導；印尼反對之，因為這個組織排除了新成員加入的可能。   此外，有兩個會議是歐洲和亞洲建立關係的會議。一是東協和歐盟的部長級會議(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一是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前者是歐盟認同東協的地位，並由此開啟了和亞洲的對話，後者對歐洲而言則是無法參加亞太經合會(APEC)的平衡點。   其它跨區域的連結有亞洲合作對話(the Asian Cooperation Dialogue)、孟加拉灣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湄公河恆河合作(Mekong–Ganga Cooperation)、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The Indian Ocean Rim-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次區域的框架則是在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ement Bank)的推動下，希望在東南亞區域內結合各國原料、技術、資源以求共同發展，這必需透過基礎設施的發展、合法的框架以及提供對區域投資的誘因。這樣的次區域框架包括兩個金三角、兩個區域：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廖內、柔佛和新加坡)金三角(IMS-GT or SIJORI)；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金三角(IMT-GT)；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東亞成長區(BIMP-EAGA)；大湄公次區域(GMS)成長區。於湄公河流域，則有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經濟合作(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主要由泰國發起和中國大陸、寮國、緬甸的經濟合作；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合作(CLMV Cooperation)和柬埔寨、寮國、越南金三角(CLV Development Triangle)。

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一

 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都有許多義大利人，但這些義大利人不會被稱為「海外義大利人」，同時他們對居住國(即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華人卻面臨這樣的問題。曾經有人提出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接著演變成華人威脅論(Chinese threat theory)，在樣的政治氛圍下，這些種族上的華人(ethnic chinese)是感到很不自在的。   人類學對於種族和認同以下了解：一、它是和文化有關的；二、人們可以有多重認同，這是不互斥的。例如，馬來西亞的峇峇認為峇峇是個方言族群(是潮洲人也是廣東人)，也是華裔馬來人。對許多華人而言，作為一個華人指得是生於華人家庭並且社會化成華人。在不同的環境、社會和政治氛圍下，種族華人也有多元的文化認同，這些種族華人對當地的認同是不能被忽略的，而且《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作者陳志明(Tan Chee Beng)，認為世界上也未形成華人社群。   歐洲殖民時期，華人一直居於少數中間人的位置，國家獨立之後，土著菁英得到權力，當地華人也必需改變以適應新環境。陳禎祿(Tan Cheng Lock)在當時就領導了政黨向當權者爭取華人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對峇峇而言，國家自殖民者獨立，只是政治上的忠誠度由殖民政府轉換到一個新的當地政府罷了！甚至有華人作家寫作鼓吹愛國(馬來西亞)思想，儘管有些人仍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人也都死了或回到中國了。   在現代，大部份的華人在東南亞都是擁有其居住國的公民身分了，但印尼的種族華人在申請印尼公民身份時仍有許多官僚瑣碎的細節。這些華人都是已經有高度本土化的經驗，但本土化並不使這些人減少政治上「中華民族」的表態。在印尼，這些華人被叫Orang Tionghua，而不是Orang China，這多多少少體現了他們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對中國政治的認同。馬來西亞也有類似的情況，不過當他們說某個人是Cina時，這通常是在笑這個人不夠本地化。我想這是有點像在台灣，會有人取笑你不會說閩南語是外省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華僑」一詞對那些東南亞已經取得其居住國公民身分的華人而言已經不再適用了。中國大陸的學者目前用「海外華人」來指稱那些種族華人。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二

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一

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歷史上在適應上、文化上、同化上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族群。《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分別討論三個東南亞地區內華人和當地土著通婚所生下來的華裔混血兒(creolized Chinese)，其中這些混血兒作為中介社會體系角色的地區，包括菲律賓、爪哇還有海峽殖民地。混血指的並不只是在血緣上，這還包括語言上、宗教上等方面。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婦女是禁止離開中國的，於是所有海外華人都會和當地的女子結婚，而所生下來的後代並不會融入當地社會，而是傾向在同混血的社群內通婚，這也使這些華裔混血兒成了當地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群。歐洲人進入東南亞地區之後，這些華裔混血就成了中介歐洲人和當地土著的的角色，儘管時不時遭到騷擾，甚至屠殺。 華人在菲律賓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稱麥士蒂索人(Mestizos)，在西班牙人殖民期間主道了所有貿易、控制那所有工業發展，同時是借貸中心和土地投資者；爪哇從十八世紀之前就有不少華人和其後裔成為穆斯林並融合進當地的社會，然而在幾次大屠殺之後，非穆斯林的華人混血兒土生華人(Peranakan)開始發展，逐漸地在人數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開始由土生華人主導。土生華人的財富比麥士蒂索人更集中，而且當時麥士蒂索人佔菲律賓人口有5巴仙，土生華人佔爪哇人口不過1巴仙。 華裔混血峇峇(Baba)在麻六甲很早就成形，荷蘭殖民期間也沒有吸引很多華人移民，新到的華人移民也沒有和峇峇有太多混血，華人對於已成形的峇峇社群而言反而是被邊緣化的。直到英國人佔領檳城、麻六甲，峇峇開始往檳城移動。峇峇才組成中間社會階層，峇峇也往新加坡。於是海峽殖民地(麻六甲、檳城和新加坡)就由這些早一批的華人移民作為主導團體了。在海峽殖民地共有9到10巴仙的華裔混血峇峇。這些華裔混血，包括麥士蒂索人、土生華人和峇峇都是貿易商，這也是為什麼往後能夠移進大批的華人作為勞動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