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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心理詞典(mental lexicon)是如何組織、如何運作的呢？我們馬上可以想出兩個可能的解釋因素：一、頻率。當我們進行詞彙聯想的時候，會從腦海裡跳出來的詞彙通常就會是我們常常遇到的詞彙。語料庫是最容易計算詞彙頻率的，但是語料庫卻無法預測人們詞彙聯想的結果。畢竟，詞彙聯想是相當個人的行為，不論對母語者或二語者來說都是如此。二、語言程度。如果說語言程度不會影響心理詞典那也很奇怪，程度低的可能連刺激詞彙都不認得，和程度好的相比，聯想的結果肯定會有差別。但是，我們在判斷二語者的語言程度時，是以一個典型的母語者的程度作為標準。當單一母語者產生的聯想詞彙是有別於一般母語者的話而如同二語者的話，那豈不是母語者的語言程度如同二語者了？過去也有研究指出，語言程度並不能作為解釋人們對於自由聯想產生變項的原因(例如：Den Dulk (1985) 和Kruse,Pankhurst and Smith (1987)  的研究)。從上面這樣的理路來看，人們自由聯想的詞彙可能不受頻率或語言程度所決定。 Wolter (2001) 提出了個別詞語知識深度(depth of individual word knowledge, DIWK)模型試圖描繪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心理詞典的樣貌。 探索DIWK模型時，我們必須先知道它的限制：一、在任何一個時間段，一個二語學習者的心理詞典總是會有別於大部分的母語者。即便是很熟練的二語者，其詞彙量仍是母語者少。此外，母語者的心理詞典也是不穩定的，有時候也會有某些詞語想不起來；二、過往對於心理詞典的分析都是全面地評估整體的自由聯想項目，所以得到的結論也都是試圖將個別的反應項目嵌入整體的心理詞典中。然而，自由聯想能夠得到的只是個別詞語和其相關詞語的聯想，並不適合用來說明全面的心理詞彙的結構；三、詞語在心理詞典中，並非總是處在一樣的狀態。詞語並不是懂或不懂這樣二分的概念：有些詞是非常了解，有些詞稍微了解，是了解程度上的差別。這也呼應人們接收的詞彙總是大於產出的詞彙。這個模型的核心也就是在提出對於個別詞彙理解的程度會影響它在心理詞典的連結。 Wolter (2001) 的DIWK模型將詞語知識以同心圓的方式，由內而外分成五個程度：非常熟識的詞語、熟識的詞語、中等熟識的詞語、稍微熟識的詞語，以及圓外不認識的詞語。 References Brown, R. & Berko, J. (1960). Word associ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grammar. Child Development, , 1-14. Den Dulk, J. (1985). Productive vocabulary and the word association test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Entwisle, […]

我們將在此檢視跨語言的差異和概念遷移在不同面相中的研究成果。語言之間，概念的結構不同就可能發生影響，這在許多面相中都存在，如個體(objects)、情緒(emotions)、人稱(personhood)、性別(gender)、數(number)、時間(time)、空間(space)以及動作(motion)等面相。下面我們將挑選三個面相進行更詳細的討論。我們先從「個體」的面相討論起。在個體的面相裡，如果是具體的事物，通常有相對應的翻譯，但不一定能夠對相關應的類別，因為有些類別內可能會有多個原型共享。不同語言裡頭，會將相同的個體以不同的方式分類，因此對於個體的名稱，不只是記憶其相對應的翻譯，而是要將第二語言類別裡的所有原型通通內化。我們可以用英語和俄語的杯子來看，英語和俄語中，下面兩組字詞是幾乎可以等同對譯：cups/chashki和glasses/stakany，它們的類別裡頭的典型，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我們從類別的核心走向邊陲時，其界線就不容易畫分了。英語cup類別裡頭，紙杯是屬於較外圍的成員，但是仍屬於cup這一類別裡；俄語則是將紙杯歸到stakany這個類別裡頭。這是因為英語和俄語對於這個個體有不一樣的分類方式。英語依據杯子的材質，決定其是否將杯子歸到glasses裡頭；但是，俄語以容器的形狀、是否具有握把，來把杯子歸到stakany。當英語母語者和俄語母語者對彼此的類別發展誤解的，就是兩個語言的概念互相在角力。 接著討論「人稱」的面相。在人稱面相裡頭，有些語言只有少數幾種，有些語言多達兩百種，造成這些人稱編碼的特徵包括：參與者的角色、社會及空間距離、數量、性別、親屬階層、社會階層等。我們可以用英語和閩南語的「我們」看看這兩個語言在人稱概念裡頭的互動。在英語裡頭，「我們」用we表示，這對應到閩南語裡頭，分是「阮」(音：goan)和「咱」(lan)。再仔細去看，我們發現we是指示詞，即其會隨著情境脈絡，自動轉換詞義；「阮」和「咱」同樣作為人稱指示詞，同樣作為第一人稱複數，但是「阮」不包含聽話者，「咱」包含聽話者。如果在第二語言中的人稱使用得不正確，就會顯得粗魯或做作。通常，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若未能去注意標的語和來源語表達上的差異，就是源自於概念遷移。這通常需要適切的社會語言或社會語用能力。 最後是「數目」的面相。 透過語法的對於「數目」的分類，我們可以將語言分成分類詞語言(classifier languages)和名詞組語言(noun class languages)。前者，對於集合名詞和可數名詞沒有構詞的變化，如：日語、華語、優加特語(Yucatec)，這些語言重視物體的本質，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界線較模糊，使用「分類詞」是其特徵；後者依外型、可數性(countability)分組，如：法語、西語、俄語，這些語言必須區分集合名詞和可數名詞，集合名詞只能夠不定冠詞(indefinite quantifiers)，如much、little，可數名詞則透過構詞變，如candle-candles表現數量。露西(Lucy)於民國八十一年發表了研究，顯示語言可以影響認知。露西比較了優加特語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對於「數目」的注意力，兩者對於物體的數量和特質都沒有分辨上的差異，這是人類的基本能力。但是，要求他們討論物體時，英語母語者會指出其數量，但是只有少數優加特語母語者指出其數量，這顯示語言影響了個人對於事物注意的標的。另外，實驗也發現屬於分類詞語言的小孩子，傾向將物體依其特質分類；而名詞組語言的小孩子則以物體的外形進行分類。分類詞語言的母語者學習名詞組語言時，通常對於數量標記和冠詞系統有學習難處，可數/不可數或集合概念就是學習名詞組語言必須內化的成份之一。 透過語言的中介，我們檢視三個面相「個體」、「人稱」和「數目」，發現語言內部的概念結構指導了我們對於世界的感知，也解釋了不同語言間，不同概念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