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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就像人一樣，有不同的個性，喜歡和不同人在一塊，人有個性，詞有詞性，構成了語言的世界。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溫度，不同語言的母語者在學新的語言時間，就存在增溫和降溫的需求。語言也可以用來推測使用者的階層、個性，從發音、腔調、感嘆詞、選詞都是線索。心理學家用行為來推測人的心智，語言學家用語言來推測人的心智，語言心理學家蒐集語言、行為和語言行為的資料來了解語言運作和學習的機制，社會語言學家則研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語言互動。研究語言可以很深入、好像與人距離很遠，但是在陳純音老師的生動的比喻和演講後，語言和我們就變成零距離了。

如果有人問你上面那個是什麼東西？你會回答什麼？那是一張「照片」？那是一個「杯子」？那是一個「有杯子的照片」？剛剛中午的時候，洪敏秀進行了《移民與攝影: 以北美華裔照片為例》的專題演講，我覺得很有意思，和大家分享心得。 照片，既是「照片」，也是裡頭的東西的「再現」。過去，我們透過說書人，進行知識的傳承或傳播，那是聽覺的時代；慢慢演變，印刷術的發明和人們視字率的提高，我們開始透過文字大量地傳播；也透過圖畫或照片來描寫真實的東西。這是一個視覺佔據我們感官的時代，照片有其魔力，更甭提影像了。 照片和圖畫不同在於，照片可以以近乎真實的捕捉把畫面保留下來，而圖畫則包含了更多創作者本身的想法、技術等屬於個人的資產。由於照片的近乎真實，所以當它有詮釋空間的時候，也就更容易說服別人。我們不會在填個人資料時，使用漫畫的頭像作為大頭像；如果老師的個人檔案網頁出現的頭像不是本人照片，會讓人覺得這個老師很難搞。照片就是有這樣的魔力。 照相技術的發明，曾經被用來記錄原住民的生活，也被用來丈量山川。從這個地方看來，權力或國家似乎也透過照片來介入許多領域。而我們也可以發現照片從一開始「記錄」的作用，也被作用於「對抗」。有人說攝影可以記錄，它也可以是武器，用來掀發不為人知的秘密。 但是，照片越拍越多，若沒有好好整理就只是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我們要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或資訊)變成知識怎麼辦？資訊和知識的差別在於有整理和沒整理，可是要怎麼整理？「分類」是個好方法。我們花很多時間在找尋適當的分類，許多照片可能可以被分到很多個分類；我們也常常在創造分類，有些照片之多，足以另起一個分類。這好像是科際整合，一個學科裡頭的知識或詞彙無法滿足一個現象的詮釋時，使用另一個學科的知識似乎就能夠解決原先現象的問題了。 每次我在為部落格文章下標籤時，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常常想要新增標籤，但是這就代表先前所建立的標籤系統(知識體系)是不足的，有一種自己在否定自己的感覺。如果新增了某個標籤，但後續又沒有適合該標籤的文章的話，那這樣的文章就不足以以標籤來標註之。還好，我們現在有搜尋引擎，我想將資訊整理成知識的目標在於快速地檢索，既然有了搜尋引擎了，就靠搜尋引擎來找資訊或知識唄！

今天開始上哈佛的大學的開放式課程，課程是有關於正義(Justice)的，我以為是哲學系的課，後來發現麥克桑德(Michael Sndel)是政治學的老師，專門教授政治哲學。今天看完第一講，殺人的道德側面(The Moral of Murder)，頗有心得，和大家分享： 麥克桑德說用一個火車事件先問問大家會殺一個人？或殺五個人？假設你是火車駕駛，不料刹車系統故障了，這時鐵道上有五個鐵道工人，你只要變換軌道，就可以使那五個鐵道工人免於死難。然而，變換後的軌道，將撞死另一個在另外一個鐵道上的工人。你如何選擇？ 在這麼一個原則下，你可能會如此選擇：殺了一個人，以保全另外五個人的性命。這樣子的想法，可以歸類為是屬於邊沁的結果主義，或者功利主義。 當你現在變成器官移植的醫生後，你有五個病人，他們分別需要心、肝、脾、肺、腎等五個器官的移植。在沒有任何器官來源的情況下，你無計可施。這時有一個身體健康的人就在隔壁進行身體檢查。殺了這一個人，取出他的五個器官，就可以救活其它五個人了。在功利主義的指導下，你是否會作這樣的決定？ 功利主義，根據邊沁的說法，就是「正確的選擇、公正的選擇，就是將功利最大化。」而「『功利』本身指得就是快樂和痛苦平衡後的結果。」人性本來就是趨吉避兇，所以功利主義就是要為最多的人求幸福。 然後，麥克桑德再講一個公案，一個真實發生的法律案例。有一艘在靠近好望角的海面上的船遇難了，船上四個人落難，只留下一個小船艇。四個人當中，有一個地位最低，而且也沒有家人、朋友的侍者，對航海知識也最為淺薄。在幾天餓肚子之後，實在沒有東西可以吃了，有人提議把那個侍者殺了？有人提議抽籤決定誰牲犧？但這些提議都是在那個侍者不知情的狀況下。最後，有兩個人殺了侍者。三個人就以這個侍者的血、肉維持生命，直到獲救。回到英國之後，活著的三個人裡，有兩個人是殺人兇手，另一個則控訴另外兩個人為殺人兇手。如果你是法官，到底這樣算不算犯了殺人罪？ 如果在邊沁的功利主義指導下，死一個人以換取另外三個人活命，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控訴的一方並不是這麼認為。有三個辯駁的方向，也引導出三個問題。一、眾生都是平等，沒有誰的生命比誰的生命更重要或更不重要；二、缺乏正當的程序，侍者沒有參與提議過程，抽籤或許可以成為這當中的正當程序；三、如果侍者同意被殺，也就是自願受死，就沒有問題。引道出的三個問題即為：一、誰賦予這眾生平等的權利？二、程序正義？三、道德作用？ 以上是這個麥克桑德的演講。在這個船上殺人事件來看，我絕對不是邊沁的功利主義，我會是那個控方，而且是那個堅持眾生都平等的那一個。不應該殺了任何人來成全其它人。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決定自己或他人是生或死的權利。不過這是殺人事件而言，其它事件再看看。我就把看完這些課程當作放假時的休閒好了！這樣比較不會有虛渡光陰的感覺。 下面為其演講影片：

今天下午台灣東南亞研究學會的理事長暨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的顧長永老師到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進行《中國與東協的關係》的專題演講，我覺得很多內容和《Logic of China-ASEAN FTA: Economic Statecraft of "Peaceful Ascendancy"》是能夠相呼應的，下面分享我的心得和筆記：   顧長永認為中國大陸這十年的經濟發展，堪稱是人類史上短時間內最快速變化的國家，東南亞整體或各國與中國大陸相較雖然也是很快，不過仍比不上中國大陸。如果回顧中國大陸對東南亞的政策，可以用以下階段來看：一、改革開放之後(1979)的「打開門」(open-door policy)，先讓外國投資進入中國大陸內部，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大陸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二、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這包括其對東南亞地區能源攫取的保證、借道緬甸和巴基斯坦通往印度的通路、擴張市場以及填補蘇聯解散後在中東和印尼的權力真空。此外因為天安門事變(1989年)之後，中國大陸可能面臨崩潰的執政危機；三、2002年之後，開始是走出去(go global strategy)，把中國大陸的企業往外帶，在經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1年的全球經濟蕭條後，人民幣在這個地方並未因此貶值，這也再次顯現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對東南亞地區的策略則朝向友鄰(good neighbors)、固鄰(stabilize neighbors)和富鄰(enrich neighbors)的政策。   以上是中國大陸對東南亞整體的策略，那對個別國家的政治關係也都往良善的方向發展，包括中國對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都從原先的負面往正面改善；新加坡、泰國、緬甸、寮國和柬埔寨，則從原先良好的關係再進一步；菲律賓則從陌生到熟悉。中國對東南亞地區或個別國家的經濟關係也日亦加深，包括雙方往來的貿易、投資和旅遊。   至於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包括1994年成為亞洲區域論壇(ARF)的創始會員國、1996年成為東協的全面對話夥伴、2002年中國大陸的交通運輸部長級第一次會談、2003年參與TAC(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的夥伴關係、到最近2010年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   儘管如此，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國仍有領土爭端，這包括和越南和菲律賓的問題。中國大陸和越南的主權爭議在於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越南稱Quần đảo Hoàng Sa，黃沙群島)，中國大陸當局，即中共，在該島建立軍事碉堡，越南則在該地進行國會代表的選舉以作為行政權和立法權的象徵；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則是中國大陸和菲律賓角逐的地方，菲律賓透過如類似越南的方法以選舉來宣示主權。通常這樣爭議的解決或宣示有以下作法：一、外交手段，透過口頭或協定來解決，例如：〈南海地區行為準則〉；二、以建立碉堡或進行選舉宣示主權；三、引進外國勢力共同開採天然氣。   開頭說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國大陸的成長幅度仍是大大地超前於東南亞地區或各國。他們有以下共性：經濟成長率和國民平均所得都不斷提高，也都有貪污的現象(新加坡除外)，但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如此顯著呢？顧長永提出兩個解釋：一、各國對中國大陸投資是遠遠大於其它地方；二、儘管普遍有貪污的情形，但中國大陸的官員拿了錢之後，仍會做事。換言之，若沒有貪污的情形，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成長，有可能會再高於現在所看到的態勢。不過，我想再增加一個解釋，我認為中國大陸的硬體改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其接連承辦國際盛事也是重要的推力，從過去北京奧運、殘運，再到上海世博，再到廣州亞運、南京青少年奧運和西安的園藝博覽會(和台北花博一樣的東西)…等不一而足，也使得中國大陸的各個硬體設施改善。   區域化的過程使人和人之間的互動更頻繁，這樣子的方便造就了人口流動，同時帶了犯罪。於此，中國大陸和東協各國也進行過警察首長的會議，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中華文化有五千年源遠流長的底蘊，所以對於東南亞各國仍可能有小看或視為蠻夷之邦之虞，這樣子的偏見，都可能造成政策制訂或執行上的偏差。從民主化的進程來看，東南亞各國包括菲律賓、印尼和泰國都有開始進行改變，馬來西亞和越南也有改變，顧長永認為中國大陸只有微微的改變。但我認為如果網民的意見如果也算是一種政治參與、民意的匯集或民主化的指標的話，今年兩會召開時，特別開闢從微博汲取意見的管道，我想也可以視為是民主化的過程。當然，中共當局仍對中國大陸以內、以外的網路言論有高度的箝制。   中國大陸除了在經濟、政治或其它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扮演了「大國」的角色外，也在「文化」面向上欲建立相同的地位。中國大陸對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也透過孔子學院送出漢語老師(志願者)，更產生許多世界級的音樂家。(李盈慧老師補充道「這些都是學中華民國的僑教政策，不過也是中共官方不願承認的一部份」)也擴大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援助和救濟，包括提供援助、消除外債和開設人員訓練課程。當然，這些都是「和平崛起」的姿態。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常常被問及究竟是東協加一(東協為主，中國為輔)或中國加一(中國為主，東協為輔)，根據顧長永的回答，由於東協採取共識決，所以在任保決定確立前的過程是較中國緩慢且冗長的，這使得中國大陸相形之下，具有一致的優勢，同時中國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優勢的軍備、特出的經濟發展和人口以及散居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這都不得不讓人憂心東協恐有被中國大陸吃掉之虞。   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作為對外華語教學的老師，背負著傳播中華文化的使命，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我覺得與有榮焉；不過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和對於弱勢者的賦權(empower)的訓練，也讓我覺得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我應該秉著謙遜的心，不卑不亢地避免落入過去西方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窠巢。

我們會希望自己有「國際觀」，但常常每個人對「國際觀」的理解和定義是不一樣的，姑且先將「國際觀」定義為對國際情勢的觀點或看法，我們將新加坡視為一個主體，假設新加坡是一個有國際觀的國家，那麼它的國際觀大概都是來自己於李光耀。今天聽了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薄智躍老師的《新加坡的國際觀》，頗有心得，和大家分享：   新加坡自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時，當時李光耀第一次要到國會開會的時候，駐紮於新加坡的一個軍旅(馬來西亞聯邦的軍旅)的旅長打電話給李光耀說要「護送」(押)李光耀去國會，李光耀大概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理解新加坡這個國家是幾乎沒有軍事武力的國家。那時候，新加坡找了印度和埃及來訓練新加坡的軍隊，但都遭婉拒，後來是和以色列以讓以色列於新加坡駐商貿辦事處為交換條件才找到人來訓練軍隊。在這樣小的國家，新加坡的軍隊常常是往美國、台灣、澳洲或紐西蘭進行軍事訓練。在當兵的時候，就有班長參加過中華民國國軍和新加坡軍隊命為「星光」的聯合演習，據說新加坡軍隊的乾糧很別緻，台灣兵很愛，但是新加坡兵吃都吃膩了。   在這樣的局勢下，新加坡的軍事策略有三：一、「毒蝦米」，蝦米雖小，就算被吞了，肯定也不讓你好過；二、「魚群」，找人結盟，例如：和馬來西亞、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的五國聯盟、東協或聯合國；三、「大魚」，找美國來嚇人，讓美國在新加坡停航空母艦。(越戰時，新加坡就讓美國作為基地，感覺越南和新加坡，有點像現在利比亞和義大利哦！)   新加坡靠李光耀的領導，在國際舞台上，一直有一席之地。檢驗其公元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以英語對美國人的演講中，大概可以推測目前新加坡對國際情勢的看法。李光耀以夫子教小孩的感覺，對聽眾說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建政六十年時的閱兵，展示了強大武力，並警剔美國回到亞太地區以求「平衡」。

 《偶然生為亞裔人：一位ABC的成長心路》是一本滿有意思的書，光書名就有兩個吸引人的賣點，「亞裔人」和「ABC」。作者是劉柏川(Eric Liu)，曾受邀到白宮擔任柯林頓總統的演講撰稿人，在美國是屬於相當主流的一方，不過他是黃皮膚的人。下面和大家分享讀書心得：   劉柏川說他覺得沒有好好學習華語覺得可惜，不過卻不感到後悔。我想我能體會他的感覺，或許這是我帶著一點點中華兒女的文化繼承者的驕傲去如此詮釋。根據美國國防部報告，阿拉伯語、華語和俄語是世界上最難習得的三種語言，劉柏川生在華人家庭本來有機會好好學習華語的，但是他錯失了最容易學習語言的階段，而後對於華語的學習也是斷斷續續的，以致於到頭來只能說簡單的華語和認得近乎於零的漢字。但他也不感到後悔，和他的爸爸一樣，他可以說很好的英語、滿滿俚語的英語、上得了演講台的英語。   龔宜君老師認為族群彼此的距離，看其族群間「通婚」的情況就可以了解；劉柏川也在最後一章討論了「族群通婚」和「領養小孩」。如果說「結婚」是屬於「傳統」或「現代」的，對於我這個「後現代」的人而言，這是我很難去想像的，我不想結婚，我覺得我會因為結婚而被綁在一個地方，我想自由自在；不過我卻想要教養小孩，而且我想教養黑人、白人或任何明顯看出來這不是我生的小孩，而且憑著中華文化的驕傲，我會要求他講一口流利的華語，飽讀四書五經。如何讓他潛移默化也不覺得是我強迫他學習華語，我可能得參考劉柏川的爸爸的教育方式；我想我的家庭大概也是如此(我指得是放任自由的管教)，老爸和他的朋友說「閩南語」(他會說那是台語)，但和我交談是則會遷就我，跟我說「華語」，但老爸和我的朋友說話時，則會先用「閩南語」試探，再決定使用「閩南語」或「華語」。或許為了教養一個把華語講得很好，但外表卻是外國面孔的小孩，我會願意去結婚。   我認為小時候生長的環境對一個人的塑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比一條繩子在一個木椿上綁住一隻小象，小象長成大象了，繩子和木椿都是同一個，儘管大象已經有能力去把木椿拔起來，但因為小時候的習慣，也不會去破壞那個木椿和繩子。習慣，或者我們說習性，的改變是很不容易的。劉柏川對比其它亞裔人，因為小時候在學校就自認是屬於主流、白人那一邊，行為、舉行也就符合美國社會的期待，甚至刻意或無意地和華人或亞洲保持距離；而其它我們認知的亞裔人，可能是日本人一群、韓國人一群、印度人一群，這些亞裔人小時候就符合美國社會的預期，也一直在這樣的軌跡下長大。這多多少少說明了家庭的教養和個人的選擇對一個人人生的影響。   在語言學習時，如果我們擁有同窗情誼(club member)，即我們自己認為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我們的說話的方式就會像他(we "talk like the people we perceive ourselves to be.")。(Stephen D Krashen)劉柏川和美國主流的人混在一起，也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主流的人，說起話來就是一個美國主流的人。當然，偶爾還是有些「傳統」的美國人認為這個亞裔人憑什麼對美國人說三道四。我們應該創造一個讓台灣新移民的小孩也認知他們就是台灣未來的主人翁的環境，這些「新台灣之子」就是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這個「民族國家」就可以無痛轉移成「移民國家」了！ 我想我自己也是擁有這樣的同窗情誼於泰國，所以我覺得我說起話來像泰國人，而我自以為說得一口道地的泰語，也是讓我持續學習泰語的動機。如果鄙視一個你正在學習的語言，例如覺得學習越南語或印尼語那種蠻夷語後沒有用，那自然也學不好這些語言，英語、日語也是如此。相信自己可以學習好語言，那就會好好學習該語言，並專精於其中。和大家分享我在泰國的同窗情誼，它正是支撐我持續學好泰語的重要因素。我在那邊的中國城打工、像泰國大學生上夜店、參加宴會、扮女裝，不可否認會有觀光客的凝視，但我跟著這些同窗一起凝視，我的罪惡感會比較低。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