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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說東南亞有高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想這都得歸功於工業化和貿易，其中泰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最為強勁，其它國家也不遑多讓，新加坡一直是穩定成長的經濟體，以上兩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裡唯二的亞洲五小龍。馬來西亞製造業成長搶眼，，但華人社群擁有的財產多於馬來及印度社群，成為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的變數之一，工業成長也造成環境的破壞。印尼由於有天然資源如石油而有大量外匯並能夠開展其它事業。其它還有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家，仍受困於政治動亂，經濟發展潛力還待開發。 東南亞地區在歐洲殖民時期，主要為原料和半加工的自然資源出口，工業並沒有長足的發展。直到近代才開始真正工業化。剛開始以「進口替代」為主，除了經濟考量，也希望對鄉村和農村社會進行現代化的改革，藉由徵收關稅、進口配額並提供國內生產者金融誘因以發展本土產業。然而國內市場很容易就飽和，即便有新的就業機會，若為資本密集而非勞力密集產業，仍無法解決大量失業問題。 於是，東南亞地區由「進口替代」變成「出口擴張」，開始往海外市場發展。鑑於通訊和運輸技術進步，國際分工在始把生產線散佈於東南亞地區，但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它們仍是得依賴先進工業化國家的邊陲國家。國家這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工業發展策略和對基礎建設的投資決定是否能在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時持續發展。國家級的工業技術研發能夠使產業升級為知識密集的產業；金融誘因如稅率折扣則讓外國人願意投資；配合機場、海港、通訊設備等基礎搭配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則可以加速物流發展。 跨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種類繁多，紡織業(印尼、越南、寮國和汶萊)和電子業(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是兩個特別重要的產業。投資國來自美國、歐洲、還有香港、南韓和台灣，此外，新加坡和泰國也在東南亞地區內進行跨國的投資，如泰國就在寮國紡織產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的電子業發展為技術先鋒的雁首，馬來西亞試圖透過多媒體超級走廊(吸引了微軟、網景、新加和昇陽)超越新加坡(德州儀器)。泰國則有福特和馬自達投資的小卡車工廠，以及通用汽車的亞洲汽車策略中心，既可以內銷也可外銷，泰國為全球第二大卡車市場。 外國投資東南亞各又不同特色。日本在東南亞國家都是主要投資者，在泰國，日本企業開發天然資源如木才；在新加坡，日本投資電子業。美國投資印尼，意在其石油產業；歐洲跨國企業，則著重電子、化學物品和食品製造；亞洲四小龍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大概有兩類，台灣和南韓把東南亞作為生產成本較低的出口平台；新加坡和香港則將目標放在國內市場，專攻食物或飲料等消費品生產。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同時帶來其它面向的威脅。跨國企業所帶來的是非技術性的工作、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低於國際水平的薪資，這大大地影響了勞工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同時造成社會或環境的不健康。

美國的「領航項目」由國家安全教學項目資助，參加的學生為在於指定領域(工程、商務、政治學和紡織)中取得學士學位，同時在關鍵語言中積極努力。領航項目中的關鍵語言有阿拉伯語、華語、印度烏爾都語、韓語、波斯語、葡萄牙語、俄語、斯瓦希里語和土耳其語，並有十個海外中心。當中，華語和阿拉伯語是兩個學生人數最多的項目。領航項目的特色有以下：一、在美國，有密集/強化的語言課程和集體/個別的培訓轉導；二、在海外，可以直接進入國外大學學習專業，並接受高級語言和文化的浸入；三、國際組織或私人機構提供實習機會；四、語言能力和專業知識、學位，同時達成。領航項問也和後備軍官訓練隊合作，推動語言能力和區域文化知識，儲備未來軍官人才。 通常，外語的熟練水平和大學學位(以學分證明，而學分則等同於學習時間)的獲得是沒有相關的；但領航項目卻是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內提供給學生有效的教學，並以學生的外語熟練水平作為評估項目的成功與否。 為此，美國領航項目有四個做法：一、強化和多元的語言課程和文化課程，包括講座、寒暑假的中文學習，但如果使參與項目的學生和沒參與項目的學生參加同一個課程，對老師是一大考驗；二、為高年級領航項目的學生開設專業漢語課程，可能是請標的語的老師開課、可能是把專業課的內容注入語言課，可能是以現有英語課程提供中文材料；三、標準化的考試評估和個人學習跟蹤檔案；四、領航項目的海外中心，以華語為例，華語的海外中心在南京大學，會安排來自美國所有領航項目的學生在當地的學習。 所有語言的領航項目中，首要建立從幼稚園到高中的華語項目，再來求建立幼稚園到大學的華語項目，這必須要有源源不絕的學生願意參加華語領航項目才能達成。這正好是美國教育界意識到學習外語的緊迫性才有的光景。

 讀陳志明和吳翠蓉的《詩山跨境與經濟活動》讓我對中國大陸又多認識了一層。詩山鎮在中國大陸的福建省南安縣，是一個以雨傘發展起來的地方。華僑在不同時期對詩山的建設都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包括民國初年、淪陷初期、文革期間到改革開放。《詩山跨境與經濟活動》講到詩山和海外華僑仍有連結的地方，下面簡述其內容：   世界各地許多地方都有鳳山寺，包括東南亞、台灣、香港和澳門的鳳山寺都是從詩山的鳳山寺分爐出來的。鳳山寺於文革的時候被毀壞，後來在菲律賓和新加坡的海外華人組織倡議之下，重建鳳山寺，其中大雄寶殿就是由台灣台南的信眾捐建的。有「大雄寶殿」的設計本應是佛門淨地，但海外華人以進香活動為由拜訪鳳山寺時，卻要求鳳山寺管理委員會準備「全豬」、「全羊」，還徵「道士」，可見這也不是什麼正統的佛教，而是不佛不道的教。主要信奉廣澤尊王，當我以「鳳山寺」和「廣澤尊王」為關鍵字在Youtube上衝浪時，居然發現深綠的高雄市苓雅區也曾恭迎來自中國大陸的詩山鳳山寺廣澤尊王，證據見本文最後。我想海外華人和詩山的交流密切，多多少少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除了鳳山寺之外，還有社壇這個皆是葉姓的地區，其往外移出的人多前往馬來西亞、哀加坡、菲律賓和印尼，捐獻公益事業者多，投資家鄉較少。   由於海外華人和詩山親屬的互動，也使詩山成為「中國雨傘城」，這主要是來自台灣胞弟提供於詩山的中國大陸胞兄資金，而開創雨傘產業，引進雨傘技術。   海外華人於僑鄉投資，包括文化關係，也有純經濟因素。然，不可否認的是「僑鄉緣」這樣關係網絡的社會資本，是投資者不會放棄，而會善加利用的方便。   我曾經訪問老爸(其實，也不算訪問，只是瞎講一下，隨口問問。)，問我的祖籍是哪裡？是莆田嗎？老爸表示，莆田可能是在大陸的故鄉，但是從爺爺的爸爸，也就是曾爺爺開始就是可以算是開臺祖了，他從彰化再移到南投來的。但祖墳是騙不了人的，上面仍刻著莆田，而且家族裡的其它叔叔伯伯們去調查的結果，也是能夠寫一本書了。所以問題來了，究竟我算不算海外華人呢？那我有沒有僑鄉呢？哈哈哈…這真是很有意思的呢！ 下面是中華民國台灣的高雄市苓雅區的華人和詩山鳳山寺「緊密」連結的證據：  看看噗友對此有什麼看法：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財力募集是相當困難的，原因包括：一、革命活動是非法的；二、革命活動的方式很多，軍事、報紙、庇護等；三、而匯款的方式也很多，直接拿給孫中山或其它領袖，難以紀錄，也無專責機構負責；四、只能革命後的回憶，數字常常不準確。在《國父全書》裡「一九○九年孫中山致吳敬恆函」中，起義所需軍火費用是二十萬，其中十萬來自東南亞華僑。這十萬元由東南亞華僑所捐助的港幣中，馬來亞華僑有一萬，其餘荷屬東印度華僑有三萬，法屬越南和泰國華僑共六萬。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捐款數量更大為增加，總計辛亥武昌越義發動後，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匯款支援的總數為港幣八十七萬多元。武昌革命之後，華南各省包括長江沿岸和沿海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革命的獨立政府。值政權過渡時期，極須款項支應，東南亞華僑又在這時給予叻幣三萬五千三百九十元，城革命黨人也匯寄了叻幣二萬元。財政穩定下來之後，既能維持各省內的法律和秩序，還能抽派軍隊北伐。這無不都是海外華僑的財力支援。   「華僑為革命之母」一開始或許是孫中山找上東南亞，找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當地華僑被喚起的「國族救贖」才是使這些起義行動和金錢支助源源不絕的動力。我們知道推翻「滿」清是以「漢」民族主義為號召，但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才是中華民國實現多元文化、多族共治的具體實現。讓我再延伸「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不只五個，光唸得出來的至少就有「漢」「滿」「蒙」「回」「藏」「苗」「瑤」，這就超過五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台灣原住民至少九族，以及過去歐洲、日本殖民者的後裔和現在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新移民，我認為「五族」是具包容性的，所有民族都可以納入中華民族，造就中華文化的多元和豐富。 看看噗友怎麼說：

 香港人在中國大陸包二奶，台灣人也在越南包二奶，但台灣人在越南包二奶卻不只是滿足男性慾望，龔宜君老師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中認為，台灣人在越南包二奶還有經濟、國族政治和家庭政治等問題。   回顧東南亞華人移民的歷史，華人在東南亞的婚姻關係是相當功利的。由於華人初到移居地，不闇當地語言，所以需要當地女子當作做生意的幫手，於是這些女子就成為老婆、妻子，這是透過親密關係而連結的親屬策略；儘管近代對海外華人的資本積累都以當地華人的族群關係當作其社會資本。台商在越南一開始也是當地華人作為合資對象，但在幾次受騙之後，也回到過去娶當地女子來作為人頭的方式以開展生意。   由於國族國家體制–越南的外資政策，和台灣的性別體制–親屬與家庭制度，使越南台商取越南女子當作人頭開立公司。   越南的外資政策是嚴格的，倘若不是大企業肯定要花大筆時間、金錢來建立公司。所以小本經營的台商通常和當地人建立關系，利用該人頭來設立公司以經營。一開始找早期華人移民，因為通常這些台商不會說英語或越語，但被騙之後，台商就找其它策略了。找越南女子結婚或情婦當人頭則是另一個選擇，而有婚姻契約的風險又比情婦低，至少離婚時財產是一人一半。華人企業以家族企業為核心，所以若有擬親屬(四海之內的華人兄弟)或親屬(契約妻子)關係的角色，他們是可以作為開設公司的人頭的。就工具性而言，擬親屬關係肯定是比親屬關係更堅定的。   台灣商人包二奶和一般傳統上我們對二奶的認識不太一樣。就傳統對二奶的認識，二奶是性伴侶，而且是在父權體制下的產物。但台商的越南二奶許多是透過日常工作上認識的女性，不只是生活助理，還是工作夥伴。二奶的家人甚至知道她和先生的非正式婚姻關係，那個二奶的家人也在先生的公司裡工作。鑑於身份和語言的關係，甚至有「女主外，男主內」的性別分工。   從資本的角度來看，男女的階層甚至被換轉了過來，因為錢、公司都在越南二奶手上，台商是相當怕這個二奶的，只能用「生小孩」來綁住這個二奶，不然哪天二奶跑了，至少還有財產是小孩的，比較安慰。父權體制之所以運行是因為其有物質基礎，但在越南，資源、物質都在二奶手上，女性不再從屬而能支配了！這都歸因於她擁有「越南身份」。   這些台商與越南二奶生下的小孩有機會造成如峇峇或土生華人的文化再現嗎？從《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的脈絡來看，這些越南華人(台灣人)混血兒在母親的越南身份優於父親的台灣身份來看，向上同化成越南人的機會是比較高的；就我參加海外學習服務團的經驗來看，台灣人普遍傾向和越南人區隔，所以我認為這些混血兒會帶著中華文化向上同化。   我在民國九十七年參加海外學習服務團越南分團，我們被指派到胡志明台灣學校辦營隊，我們被交付的任務是讓這些台商之子回台灣升學，同時使這些小朋友(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都有)願意學習越南語並融入當地社會。通常這些台商子女住的地方不會有越南人，只有少數富有的越南人會在富美興買房子。資本的力量或許很大，但台商和其子女都是生活需求已經滿足的一群人，所以對文化的敏感度應該會更甚於生活需求不滿足的人，所以我認為這些人是有機會產生中華文化的再現的。

台灣人對於東南亞外籍勞工的想像一直是透過人力仲介作為守門人來形成。鑑於現代國家的界線明顯，我們也很容易地以國家別以刻版印象來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而忽略了台灣的外勞來源國都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國家。《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一文中，分析人力仲介的種種作為，並輔以僱主和外勞的經驗來說明這現象如何被建構。 族群的界線除了種族之外，還包括階級位置、世界體系中的階序有關，這些要素成就「我們」和「他者」的間隔，有些群體有機會變成「我們」，有些群體則是有根本差異、難以同化的永恆他者。當我們說「外勞」的時候，通常不包括專業白領階級外籍勞工，台灣人的「外勞」只有東南亞外籍勞工，其它白領階級外籍勞工會被稱為「外籍人士」。從法律或入境健康檢查，到媒體報導，都可以發現體制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刻版印象。 外勞輸入國的政府是守門員，人力仲介業者也是守門員，特別在亞洲的國家中，由於政策規範，移工社會網絡建立不容易，而人力仲介業者則更有從中獲利並操縱想像的空間。仲介業者藉由分析不同國籍移工，讓僱主認為自己是專業、可以信賴的。然而，分析卻是粗糙、廉價地服膺刻版印象只為較高的獲利(仲介印籍移工有較高的酬庸)或市場區隔。 印籍移工和菲籍確實有教育和語言上的差異。菲律賓在美國殖民時期，廣設大學，大學在學率明顯高於印尼。同時，菲律賓的美國殖民背景讓菲律賓海外生活的夢想，也因此有較印尼更明顯的人才外流。美國的殖民和政治影響，也讓菲律賓人擁有英語資本。台灣僱主會因為自身背景、炫耀性財富或想學習英語而選擇菲籍移工。然而，對於習慣用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台灣人而言，對印籍移工才有較具權威性的指揮感。「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都是比較後、相對性的結果，在加拿大仲介業者則說菲籍移工溫柔又有愛心，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移工則強悍又野蠻。或許也因為「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的刻版印象，僱主對印傭有更強烈的家務工作剝削，所以印籍和越籍的移工逐年攀高。仲介業者就在僱主的需求和偏好不一，且僱用資訊不充足的情況下，取得操耳的空間。 「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和仲介招募的對象也有關係。通常，招募菲傭的仲介不只在鄉村招募，他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這些人多是有城市生活經驗的，也有較高的教育水平；相反地，印尼仲介不喜歡都市人，而是透過牛頭在鄉村找那些「單純」的鄉下人，透過訓練、改造後，取得證書讓他更有機會成為海外工作者。有時候，移工們會配合仲介業者的期待來表現，例如假裝自己是來自較鄉村的東爪哇或中爪哇。 印尼的招募和訓練是相當有意思的。通常牛頭依賴在鄉村的社會網絡找到想出國工作的勞力，因為這樣的社會網絡鄉村的家庭更放心讓子女赴海外工作，而牛頭在外勞逃跑時，也可以直接找該家庭索賠。接著給予這些想到海外工作的人訓練，包括現代化設備的家務工作、移入國風俗和語言。這些訓練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給海外僱主和仲介的「表演」，這些移工甚至被要求剪去長髮，表現純樸貧窮、很俗的形象，以提高僱主，特別是女僱主，僱用的意願。 仲介就好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不良的國家政策之下，同時吸收著移工和僱主的養份，卻無法產生互利共生的作用。如何可以有互利共生的影響，我覺得可以加強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不要只是讓這些訓練淪為形式。綜觀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和移工自身的說法，語言能力的培養是最實用的部分。所以我認為這些訓練課程應當將原本就被認為佔很多時數的語言課程再增加時數和實質內容。在全部454小時的課程中，包括114小時的英語和138小時的華語，就比例而言，相當於一天有一半的時間是在上語言課程，若是每天上課的話，相當於每天有半天的時間是在華語或英語的課程，也幾乎就是語言的密集課程了！以最少有兩個月的訓練來看，至少上了兩個月的語言密集課程，卻只能作到拍攝錄影帶裡的中文自我介紹，這樣的教學成效是令人質疑的。既然移工們認為語言課程是最實用的，而學習效果又這麼低落，我認為加強語言課程(甚至可以只學華語或英語)的質和量是可以讓仲介和移工有互利共生的具體作用。

 若說東南亞有高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想這都得歸功於工業化和貿易，其中泰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最為強勁，其它國家也不遑多讓，新加坡一直是穩定成長的經濟體，以上兩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裡唯二的亞洲五小龍。馬來西亞製造業成長搶眼，，但華人社群擁有的財產多於馬來及印度社群，成為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的變數之一，工業成長也造成環境的破壞。印尼由於有天然資源如石油而有大量外匯並能夠開展其它事業。其它還有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家，仍受困於政治動亂，經濟發展潛力還待開發。   東南亞地區在歐洲殖民時期，主要為原料和半加工的自然資源出口，工業並沒有長足的發展。直到近代才開始真正工業化。剛開始以「進口替代」為主，除了經濟考量，也希望對鄉村和農村社會進行現代化的改革，藉由徵收關稅、進口配額並提供國內生產者金融誘因以發展本土產業。然而國內市場很容易就飽和，即便有新的就業機會，若為資本密集而非勞力密集產業，仍無法解決大量失業問題。   於是，東南亞地區由「進口替代」變成「出口擴張」，開始往海外市場發展。鑑於通訊和運輸技術進步，國際分工在始把生產線散佈於東南亞地區，但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它們仍是得依賴先進工業化國家的邊陲國家。國家這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工業發展策略和對基礎建設的投資決定是否能在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時持續發展。國家級的工業技術研發能夠使產業升級為知識密集的產業；金融誘因如稅率折扣則讓外國人願意投資；配合機場、海港、通訊設備等基礎搭配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則可以加速物流發展。   跨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種類繁多，紡織業(印尼、越南、寮國和汶萊)和電子業(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是兩個特別重要的產業。投資國來自美國、歐洲、還有香港、南韓和台灣，此外，新加坡和泰國也在東南亞地區內進行跨國的投資，如泰國就在寮國紡織產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的電子業發展為技術先鋒的雁首，馬來西亞試圖透過多媒體超級走廊(吸引了微軟、網景、新加和昇陽)超越新加坡(德州儀器)。泰國則有福特和馬自達投資的小卡車工廠，以及通用汽車的亞洲汽車策略中心，既可以內銷也可外銷，泰國為全球第二大卡車市場。   外國投資東南亞各又不同特色。日本在東南亞國家都是主要投資者，在泰國，日本企業開發天然資源如木才；在新加坡，日本投資電子業。美國投資印尼，意在其石油產業；歐洲跨國企業，則著重電子、化學物品和食品製造；亞洲四小龍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大概有兩類，台灣和南韓把東南亞作為生產成本較低的出口平台；新加坡和香港則將目標放在國內市場，專攻食物或飲料等消費品生產。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同時帶來其它面向的威脅。跨國企業所帶來的是非技術性的工作、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低於國際水平的薪資，這大大地影響了勞工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同時造成社會或環境的不健康。

東南亞地區除了有吸引外資的環境外，對於華人而言還有其擁有華人族群社群的地方特性，海外華人常常是台商跨國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然而台商與當地華人的關係並非和諧，特別在印尼。曾嬿芬老師的《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正好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 產業資本外移的原因除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精細的技術、人員的訓練、彈性的生產組織、社會文化所支持的工作態度、勞工的族群歸類等都是決定設廠的原因。對新興工業國的資本，如台灣商人，則主要投資於鄰近地點，且只限於少數特定區域，因為其具族群、文化和語言的親和性。投資的成敗和族群關係的調適有關，台商於印尼調適和各族群間的社會距離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了。 市場、勞動力和原料為台商主要選擇印尼投資的要素；其它非經濟性要素如政治、社會、族群、宗教等，印尼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地區，都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而華人和非華人的族群衝突是最主要的憂慮。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就是中間人買辦，向印尼土著採購農業產，再轉手荷屬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世界市場。印尼華人和印尼土著的貧富差距大，儘管印尼華人大多入籍為印尼公民，但華人在印尼的「同化」程度仍低，華人尚未被印尼社會完全認同。 華人常常是台商投資東南亞的敲門磚，但投資時間拉長之後，華人的重要性就漸漸降低了！台商和華人在許多方面的想法是有差別的，例如：台商想要永續經營，華僑則擅於短期現金回收；台商試圖了解印尼土著，華僑從歷史的發展認識了刻版印象的印尼土著。於是對於台商而言，華人有時候還可能成為負資產。 「社會資本」是個人動員其歸屬於某一團體的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的能力，也就是關係的結構，這樣的資本包括：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社會規範和制裁。若我們將社會結構分為封閉型(彼此認識彼此認識的人，結構的鑲嵌性)和開放型(彼此不認識彼此認識的人，關係的鑲嵌性)，則台商在印尼大致上可以說是較為開放的結構。於是，當台商受害時，多是透過司法體系來制裁違反期望的行望，因為社會結構裡的人們彼此不認識，不易透過集體來達到制裁的目的。台商也少和當地華人組成志願性團體如商會、聯誼會或運動團體，台商並不積極創造一個可以擴大成為「華人族群」的環境。 Royce認為族群認同是有工具性的，也就是人們傾向選擇對他最有利益的族群認同；Barth認為說「誰不是『我們』」比「誰是『我們』」容易。基於此，在印尼，台商寧可作為華人和印尼土著的旁觀者，儘管印尼土著仍認為台商是華人。台商致力於將自己從「華人」分出來，並以「台灣人」建立族群形象。 台商試圖建立的「台灣人」族群或許是因應印尼特殊的環境而產生，但若今天的事業本身就是華人特屬的產業如「華語教學」或「華文出版」，刻意從「華人」分出來，恐怕不利於在當地經營的情況。另外，台商應加強與當地華人聯誼的機會，試圖以「台灣的華人」來改變印尼土著對於整體「華人」的刻版印象。當地華人不只能成為敲門磚，還可以作為日後華語文事業永續經營的陪跑者。

 經濟上，華人在東南亞是成功的，有人將其歸功於族群文化，但也有人認為是歷史因素，龔宜君老師於《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一文中認為「世界華人商業網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世界華人商業網絡」外，東南亞各國的中小企業的跨國商業網絡又是如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內容與心得：   解釋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功大致有兩類，其分別為族群文化和歷史因素，但這些解釋有其缺陷：   文化上，華人社會有個「互助會」的制，這樣的制度使華人能夠透過人際網絡和組織積累資本；亞洲四小龍裡，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甚至韓國，也都試圖用儒家文化來說明華人文化造就經濟奇蹟。然而，文化的解釋是主觀的而脫離社會歷史脈絡的，也有人用「儒家文化」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出色的資本家，同樣的文化解釋卻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結果。   歷史上，華人的「寄居經驗」使他們成為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在歐洲殖民時期或當地王國統治下，上層有殖民/統治者，中層是華人，下層則由原生住民或外來移民從事勞力生產工作。有人比較了華人和馬來人在工廠經營的情況，兩者的效率相當，不過由於華人在東南亞有較久的貿易資產，這包括資本、事業經驗、貿易和消費網絡等，華人有較大的規模。所以，族群並不造就經濟上的差別，差別是因為歷史經歷不同。   龔宜君老師認為除了文化或歷史上的解釋，「華人網絡」可以更清楚地說明華人在東南亞經濟上的成功。透過「網絡」，華人間的交易可以降低成本。同時，因為「信任」和「互惠」的長期合作關係，不一定要有契約，網絡內的個體就可以有網絡外的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這華人「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裡，由於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或菲律賓出現過被排擠或被歧視的經驗，這更加強了華人的凝聚。   在大企業中，檢視印尼沙林集團的林紹良、馬來西亞香格里拉集團的郭鶴年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為聯結點，大致可以看出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商業網絡。中小企業，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對海外的投資，通常選擇有地理、文化、結構相似性的國家或地區。吸引台灣中小企業往東南亞有四分之一都是由地主國發起的。這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華人網絡在商業貿易所扮演的角色。   的確，華人在東南亞有「先佔」的優勢，而如何發揮這樣的優勢，我有以下問題：在華語教學市場裡，是否也存在著「華人網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是否會破壞這可能的「華人網絡」？面對孔子學院，這樣的「華人網絡」於東南亞或其它市場，會產生抗拒或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