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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國際地位博弈:全球「一個中國」政策的五大陣營解析

臺灣的國際地位一直是國際政治的焦點議題,尤其在中國積極推動「一個中國」政策的影響下,各國對臺灣問題的立場呈現多元且複雜的局面。雖然中國試圖塑造「國際社會普遍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形象,但全球對此議題的態度其實並不一致。最新研究顯示,全球 193 個聯合國會員國在對臺灣的立場上,實際上可分為五種類別,從完全支持臺灣的「臺北陣營」,到全面支持中國的「北京支持派」,展現出台灣問題在國際外交上的不同層次。 這項分類不僅有助於理解各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也揭示中國透過外交手段塑造全球輿論的策略。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將深入剖析這五大陣營的特徵、全球趨勢的變化,以及這些立場對臺灣的未來可能帶來的影響。 五大「一個中國」陣營解析 1. 臺北陣營(Team Taipei) 臺北陣營指的是目前仍與臺灣維持正式外交關係的 11 個國家,這些國家在國際場域中不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並持續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場合為臺灣發聲。然而,隨著中國的外交攻勢不斷擴大,臺灣的邦交國數量已經從數十個減少至 11 個,且未來可能進一步下降。這些邦交國大多數是位於中美洲、南太平洋與非洲的小型國家,部分國家在中國提供的經濟與基礎建設援助吸引下,可能面臨轉向北京的壓力。 2. 維持現狀派(Status Quo-ists) 維持現狀派包含40 個國家,這些國家雖然承認北京政府,但對於臺灣的主權問題則採取模糊立場,並未公開支持中國對臺灣的領土聲索。這類國家的官方立場通常使用「尊重(respect)」或「認知(acknowledge)」等詞彙,而非「承認(recognise)」或「支持(support)」,以保留外交彈性。 這類國家大多是歐美主要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與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並不完全相同,雖然美國承認北京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並未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同樣地,許多歐洲國家也維持模糊立場,避免完全接受中國的主張,以維持與臺灣的貿易、文化與安全合作關係。 3. 混合訊號派(Mixed Signallers) 這類23 個國家的立場介於維持現狀與支持北京之間。這些國家承認北京政府,也接受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聲索,但未明確支持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這可能反映出部分國家在外交表態上的戰略模糊性,或者因為內部政治因素而維持某種程度的彈性。 這些國家通常會在不同的國際場合中表達不同的立場,例如某些國家在中國主導的國際會議上表示支持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但在與西方國家合作時,則避免公開重申此立場。 4. 傾向北京派(Beijing Leaners) 這類30 個國家的立場更接近中國的官方論述,明確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並接受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聲索。這些國家大多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合作,例如東南亞、拉丁美洲與非洲的部分國家,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使其更傾向於接受中國的外交要求。 5. 北京支持派(Beijing Backers) 這類89 個國家不僅支持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更進一步支持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官方立場通常未強調「和平統一」,這可能被解讀為某種程度上默許中國使用非和平手段解決臺灣問題。 這類國家多為中國的重要盟友,例如俄羅斯、北韓與部分非洲、中東國家。這些國家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上,經常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並在關鍵議題上支持中國的立場。 全球態度趨勢與臺灣的外交處境 根據最新研究,全球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呈現出幾個明顯趨勢: 結論:臺灣的未來挑戰與可能對策 中國透過外交手段成功塑造了「一個中國」的全球敘事,使得臺灣的國際空間日益受到擠壓。未來,臺灣可能需透過以下方式應對: 🔵 強化與「維持現狀派」國家的合作,深化與歐美國家的貿易與安全關係。🔵 推動全球輿論影響,透過國際媒體與非政府組織提升臺灣的能見度。🔵 靈活運用經貿優勢,透過自由貿易協定(FTA)與區域經濟合作,增加與國際社會的連結。 隨著全球局勢變化,臺灣需要更具彈性的外交策略,以維持自身的國際影響力,確保在全球政治棋局中的一席之地。

華語老師的福音:不只華語有語法,漢字也有語法?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 grammar》(臺大華語文學習與科技第二期的文章) (James Myers, 2022)主要探討將漢字字符系統視為一套語法系統,並認為這套漢字語法如果被明確教授,將可幫助中文閱讀寫作的學習。 語法的三個層面 文章指出漢字語法可分為三個層面:構詞學、音韻學和語音學。在構詞學方面,漢字的部件可分辨是否屬於合成字、疊字或是帶有詞綴的形聲字,進而幫助學生猜測字義和讀音。在音韻學方面,若瞭解筆畫的規律,包括筆畫型態和組合的限制,將可幫助記憶和分析複雜漢字。在語音學方面,筆順雖看似任意,但其實受到一些語言共通的情況影響,另外漢字本身的音韻結構也會影響筆順,使漢字成為一個整體。 文章認為這套語法分析不僅更符合漢字本身的特性,也更能幫助中文學習者運用已知的語言知識學習新語言。明確教授語法有助於成人分析思維的運用,重複練習則可使這些知識自動化。因此讓教師學生注意漢字語法中的規律,甚至連細微的模式,都可能促進漢字學習的效果。 這篇文章中提到的「構詞學」、「音韻學」和「語音學」是專門用來描述漢字語法規律的術語,和一般語言學中講的構詞學、音韻學和語音學有些不同: 所以這裡的構詞學、音韻學和語音學可以說是漢字語法研究專門的術語,重點在研究漢字本身的規律,而不是語言語音和詞彙方面的規律。它們利用了一般語言學的這些術語,從類比的角度提出漢字也存在類似的語法現象。這樣可以幫助學習者從已知的語言規律出發學習新的漢字語法。 從構詞學看漢字 漢字在構詞學方面的語法主要指漢字由不同的構字方式組合而成。主要的構字方式有三種: 所以當學生看到一個新的複雜漢字時,可以首先判斷它是何種構字方式,再根據這種構字方式的規律推測它的意思和讀音。這樣可以減少死記硬背的部分。這就是漢字在構詞學語法方面的基本概念。 從音韻學看漢字 漢字在音韻學方面的語法系統主要是指筆畫的規律。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瞭解了這些音韻規則,學生在看到新字時就可以分析它的筆畫結構,而不需要死記硬背各個部件的形狀。也可以在手寫時合理地安排筆順。 從語音學看漢字 漢字語法的第三個部分-語音學,我來簡單說明一下: 漢字語音學主要研究筆順的規律。雖然筆順看似任意,但實際上是受一些普遍原則影響的: 瞭解了這些規律,學生在學習漢字筆順時,不必死記硬背,而可以從這些原理去推導合理的筆順。 熟悉漢字語法的好處 漢字需要這些語法的主要原因如下: 總之,語法分析符合漢字本身的特點,也符合人類學習語言的共通規律。將漢字視為語法系統有助減負、增效。當然,語法只是基礎,大量練習還是不可或缺的。 James Myers(2022)。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 Grammar。臺大華語文學習與科技,2(2),1-37。https://doi.org/10.30050/CLLT.202212_2(2).0001

誰的甘願?布若威的研究路線及其對富士康勞工治理的解讀

一個文章[1]說明了富士康公司在中國的勞工管理問題,包括強制學生工實習、長時間勞動、低工資等情況。 政府部門為了吸引富士康公司,動員職業學校的學生前往公司實習和就業,降低了富士康的招工成本。 文章質疑使用布若威的研究路線去分析富士康勞工治理的學術取向,並得出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結論。 作者質疑使用布若威的研究路線去分析富士康勞工治理的學術取向,認為加入批判富士康血汗工廠的學術行列已不具多大意義,進而展開解密工程。 作者利用布諾威的架構,反思富士康的勞動體制是建立在成功地打造了誰的甘願之上,寄望這個角度能對同一個現象,開不同的對話。 作者得出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結論是因為舉世傳媒將2010年連續發生18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中14人因而喪生的事故,歸咎於缺乏人性與人權的管理措施。 布若威的研究路線或學術取向主要是批判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工人為何不革命,並提出「資本主義的霸權製造了工人的甘願,而『霸權(則)誕生於工廠』」的解答。 他認為工人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道積極參與勞動過程,勞資對立的衝突場景非常罕見,質疑傳統論述將勞動者主觀反應排除於研究之外,使得勞動者成為任憑資本技術減化、而無力反擊的可憐蟲。 他認為管理勞工的生產體制基本上可以是專制的,勞工除了勞動力之外,別無其他的生產工具可以營生。 富士康在中國大陸能夠開創出資本主義企業版圖,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黨國政體所採取的發展主義導向經濟路線,以及黨國政體權力下放後所產生的「競爭性政府結構」對富士康勞動體制的養成,扮演著養分供給的關鍵性土壤角色。 在競爭性政府的結構下,富士康對地方發展上的貢獻,不論是就業機會、出口創匯、產值稅收等各方面,普遍受到各地方政府的肯定,成為及其累計點制,「低底薪、無彈性加班、超長工時、高耗能」勞動體制得以在此環境下滋養壯大。 中國式市場經濟的政策路線背後的結構動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權力下放、非公有企業的發展、地方國有企業及地方投資的擴展、經濟特區與開發區的發展以及金融權力的地方化等。 這些動力為地方政府獲得和維持獨立利益和自主地位創造了條件,進而對富士康勞動體制的養成起到了關鍵性的影響。 富士康打造出來的「誰」的甘願是指周邊甚至內地的低廉農民工勞動力。 富士康利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大量的勞動力來擴張生產線,並廣泛拔擢陸籍幹部進入管理階層,同時在中國大陸的中部與西部地區設廠生產,進一步擴大了勞動力的規模。

第二語言習得:造成語音遷移的因素

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很相近的時候,遷移就可能發生,;而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該結構是標記的(marked)或語言專屬的(language-specific),則遷移就較不可能發生。這些遷移可能發生或不可能發生,就是遷移力(transferability)。我們可以從幾個因素去討論遷移力,也就是影響遷移發生的可能性因素。 我們先從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因素去討論。 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接著,我們從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這個因素,去看遷移力。 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我們可以簡單地、化約地說就是「時間」和「遷移力」的關係。依序將討論「年紀」、「曝露的時數、頻率、強度」、「標的語地居住時間」、「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 在語音上,研究發現,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順向遷移,但在詞彙和構詞上,卻不明顯。而後期的遷移(包括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順向和逆向的遷移),同樣是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較明顯的遷移,多是詞彙方面的遷移,這也取決於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的相似程度。語音上,而逆向的遷移中,年紀較大的學習者的遷移少於年紀小的學習者。 對此,傅雷卡(Flega)提出「口說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其假設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中,同一個位置的語音是可能互相影響的。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利用越多的第一語言語音位置時,則第二語言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則較大。反之,則越小。 透過對於語言在感知和產出的正確性,馬凱(MacKay)和傅雷卡對於遷移和習得年紀進行研究。純就帶著口音的發音而言,其實不影響語言的感知和產出,於是「語速」(speech rate)成了另一個和習得年紀相關的應變項。研究發現,抵達標的語地的年紀和其語速是有相關的,越早抵達美國的移民,其英語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韓國裔和義大利裔皆然。同一個研究,再回過頭看第一語言的語速,其發現早期雙語者(2到13歲間抵達美國)和晚期雙語者(15歲之後到達美國)相比,早期雙語者的英語比其第一語言的語速快,而晚期雙語者則相反。我們可以結論,「年紀」在順向遷移和逆向遷移中都有影響。 「曝露的長度、頻率和強度」是另一個大家所關心的因素。有研究指出,二語教學的總量越多,遷移越多(西語母語者和巴斯克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也有得到相反結果的研究(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前者找的是初級學習者,後者找的是高級學習者。換句話說,曝露的總量和遷移的關係是一開始先上昇後下降的曲線。而逆向的遷移則是匈牙利的學童在學習過英語或法語的寫作之後,對於其第一語言(匈牙利語)的寫作都有提昇的效果。 「待在標的語環境的時間」(length of residence)也常被拿當作指標。順向的遷移中,同樣馬凱和傅雷卡的研究中指出在標的語地的時間越長,其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而且越接近英語母語者的英語,但比起抵達的年紀,這仍是比較微弱的因素。而後期的順向遷移中,漢堡格(Hammarberg)先生找了一個第一語言是英語、第二語言是德語,第三語言是瑞典語的人,他住在瑞典四個月之後,原先會用德語取代在瑞典語中的情況慢慢減少,直接一年半後完全沒有這樣的情況。這些研究說明,在標的語的時間越長,遷移是會減少甚至解除的。 而逆向的遷移則發現在第二語言環境待得越久,人們對於第一語言搭配的判斷會變差,尤其在詞彙語義和構詞句法上,都有顯著的發現。而這個第二語言環境,必須是充足的(sufficient)。所謂「充足」指的是其和標的語母語者互動的總量。這樣逆向的遷移是會改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的知識結構的。 「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對於遷移力的研究,我們可以先觀察習得語言的順序。在戴維樂(Dewaele)的研究中,他找了兩組人,其中一組人,依其習得順序,其具備了德語、法語和英語;另一組人,則具備了德語、英語、法語。比較這兩組人的法語,第一組人的法語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三語言的影響較小(逆向);第二組人的法語,則受到第二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小(順向)。法語因為習得順序的不同,而遷移力的大小也就有所差異。接著,我們看習得語言的數目。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對於遷移力的影響有兩種說法,一派認為學習的語言越多,更可能有來自不同語言的遷移;另一派認為,學習超過兩個語言以上的人,比較不會侷於舊有語言的束縛。然而,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遷移力的關係,至少在民國九十五年之前,學術界仍沒有定論。 以上,我們透過「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和「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兩個因素討論遷移發生的可能性(遷移力)。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方面仍有很長一段路,需要由專家學者們致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