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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如何產生的？是經過長期演化的結果，還是來自基因突變的奇蹟？本篇深入解析語言起源的兩大科學觀點，從喉嚨構造到鏡像神經元，一次了解人類如何開始說話！語言是怎麼來的？這是許多人類學家、語言學家與神經科學家長年思考的重要問題。人類能夠使用語言進行複雜的思考與溝通，是區分我們與其他物種的關鍵能力之一。但語言究竟從何而來？目前主流的解釋有兩種：演化論與基因突變論。 語言是演化來的嗎？ 支持語言演化論的科學家認為，人類語言的出現是生物演化的一部分。隨著人類祖先的喉嚨構造逐漸改變，我們的發聲能力變得比其他靈長類更靈活，也更容易發出多樣的聲音。這不僅讓人類能更有效率地表達訊息，也有助於咀嚼與消化，帶來演化上的優勢。 從現今靈長類的觀察中可發現，像黑猩猩與猴子等動物雖然也有複雜的社會組織與叫聲系統（包括手勢與聲音），但它們始終無法像人類一樣發展出語言系統。這讓研究者推論，語言的產生可能來自環境選擇壓力下的長期演化，從喉嚨、舌頭到大腦語言區的漸進改變，使得語言能力逐漸形成。 還是基因突變讓人類能說話？ 另一種更具革命性的理論認為，語言能力的出現並非逐步演化而來，而是源於某次關鍵的基因突變。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名為 FOXP2 的基因。 FOXP2 被稱為「語言基因」，它與人類大腦中控制動作協調與序列處理的能力密切相關。這個基因的突變，使得早期人類能夠更靈活地運用嘴巴與舌頭控制聲音產生，也讓我們不再只依賴手勢溝通，而是進化出語音系統。 根據語言學家 Corballis（1992, 2003, 2004）提出的手勢起源理論，語言其實是從手勢發展而來的。人類先透過手勢建立基本溝通模式，隨著基因突變與神經系統的演變，語言漸漸從手勢內化為語音。 鏡像神經元：語言產生的神經基礎 支持基因突變論的另一項證據來自於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的研究。這些神經元會在動物執行某個動作，或觀察他人執行同樣動作時被啟動，具有模仿與學習的功能。 1998 年，Rizzolatti 與 Arbib 的研究顯示，猴子在觀察抓握動作時，會啟動特定腦區，這些區域後來被證實與語言和手勢的控制有關。這些鏡像神經元後來被應用在語音與手勢結合的溝通模式中，被認為是語言產生的重要神經基礎。 進一步的腦部影像研究（Cantalupo & Hopkins, 2001）發現，類人猿的大腦具有與人類類似的左腦非對稱性，尤其在使用手勢時，與人類語言區 Broca’s area 所在位置相符，這也強化了「語言來自手勢」的主張。 語言與大腦的進化：從手勢到聲音 語言的產生不僅僅是「能說話」這麼簡單，它涉及到大腦、神經、發聲器官與社會結構等多方面的整合。例如，為何多數人習慣用右手？研究認為語言的出現使得大腦逐漸左側化（即左腦負責語言），也導致右手逐漸成為主要的手勢工具。 這種現象不只在人類身上發現，像鳥類與蛙類等動物，其聲音產生系統也大多由左腦主導。相較之下，貓、狗或老鼠雖然在某些動作上也有偏側性，但不像人類那樣具系統性地偏向右側，這也顯示語言對人類大腦演化的深遠影響。 結論：語言是演化的終點，還是基因突變的起點？ 綜合目前研究，我們可以說：「語言的出現或許並非單一解釋能涵蓋。」基因突變像是打開語言能力的鑰匙，而演化則是打造語言大廈的過程。基因的變化提供了可能性，演化的選擇則讓這種能力持續發展並優化。 理解語言的起源，不只是對歷史的追溯，也是對我們身為人類的深刻省思。畢竟，語言塑造了我們的文化、思維與社會，是我們理解世界、連結彼此最強大的工具。

我們是否因為說著某種語言，就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還是我們所處的文化，才真正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這是一個跨越語言學、心理學與人類學的深刻問題，也是長久以來學界爭論的核心。 📖 Lucy and Gaskins 的分類實驗：語言真的影響認知？ 心理學者 Lucy 和 Gaskins（2001）針對這個議題進行了具代表性的實驗。他們設計了一個簡單但富含深意的任務：讓受試者觀看一個目標物體，然後從兩個選項中選擇與目標最相似的那一個。 這兩個選項中，一個在形狀上與目標相同但材質不同，另一個則是材質相同但形狀不同。也就是說，這是一道在「形狀」與「材質」之間做選擇的題目，考驗的是人們在無語言提示下的分類偏好。 結果發現，英語母語者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物體的相似性；而來自墨西哥馬雅族群、使用尤卡特語（Yucatec Maya）的人們，則偏好依據「材質」來分類。 這樣的差異引發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是否語言中對形狀與材質的詞彙結構，影響了人們的思維習慣？ 👦 為什麼七歲小孩沒有差異？文化的力量或許更關鍵 Lucy 和 Gaskins 並未止步於成人，他們進一步對七歲的英語與尤卡特語母語兒童進行相同實驗。結果卻令人驚訝——兩群孩子都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相似性，並未如成人般呈現語言特定的分類傾向。 這一結果耐人尋味。因為七歲的孩子已經能夠熟練使用語言，如果語言本身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那麼差異應該已經開始顯現。相反地，卻是隨著年齡與文化浸潤的增加，才出現分類方式的分歧。這似乎指出，真正影響認知的可能並不是語言，而是文化長期的滲透與習慣養成。 🧭 Levinson 的空間記憶實驗：語言如何重塑方向感？ 另一位著名學者 Levinson（1996）則從空間描述與方位概念切入，探索語言與認知之間的關聯。 他發現，不同語言對於空間的描述方式大不相同。以德語為例，使用的是「相對座標系」——如左、右、前、後這類以自身為參照的用語。而 Tenejapa 馬雅語則習慣使用「絕對座標系」，例如東、西、南、北。 在他的實驗中，受試者首先坐在桌前，桌上依序擺放牛、豬、馬、羊四個玩具。受試者需記住順序後轉身 180 度，在另一張桌上重新排列。 這表示他們在記憶與還原空間資訊時，依賴的是不同的「參照系統」。 更進一步的實驗中，受試者觀看一段動畫，人物從東邊走向西邊。觀看後，受試者被帶到另一個房間描述動畫內容。結果發現： Levinson 認為這些差異正來自語言本身的使用習慣：語言影響了人們對空間資訊的偏好選擇與處理方式。 🤔 真正的影響力來自哪裡？ 雖然這些實驗表面上似乎支持語言影響思維的假設，但更深層的解釋則指出，人類的空間認知能力是與生俱來的，不論是德語使用者還是 Tenejapa 使用者，他們對於相對與絕對方位都具備概念，只是表現出的偏好不同。 語言的角色在於提供一種穩定的思維模式與表達習慣，進而影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選擇用哪一種方式處理資訊。換言之，語言不是創造了新的認知結構，而是強化了某種文化背景下已經存在的認知傾向。 ✅ 結語：語言與文化，共同塑造我們的認知世界 回顧 Lucy and Gaskins 以及 Levinson 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與文化對認知的影響：語言是一種文化的延伸，它會影響我們偏好的思維方式，但文化才是長期潛移默化我們認知結構的關鍵力量。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不同語言使用者所呈現的世界觀，背後往往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作為語言教師、學者或學習者，理解語言與文化如何交織，將能更深入認識語言學習背後的認知基礎。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面臨各種購買決策，從選擇晚餐餐廳到考慮是否購買最新款的智能手機。然而，你是否曾經想過，每一次的購買選擇其實都有其背後的機會成本？簡單來說，機會成本就是你選擇了一項產品後，放棄了其他可能的選擇及其所帶來的利益。 在一篇刊登於《消費者研究期刊》的研究文章中，Shane Frederick、Nathan Novemsky、Jing Wang、Ravi Dhar和Stephen Nowlis 探討了「機會成本忽視」的現象。他們發現，消費者在購買決策過程中往往不會自動考慮那些隱含的機會成本，這對於經濟品牌和高端品牌的市場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這篇研究不僅挑戰了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理性消費者會考慮機會成本的假設，也揭示了心理學研究所支持的觀點：消費者更傾向於只關注明示的資訊。透過多個實驗，研究團隊展示了即使在促使認知努力的情境下，考慮機會成本的提示仍然會顯著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 本文將帶你深入了解這項研究的背景、方法及其重要發現，並探討這些結果對我們日常購物行為以及市場行銷策略的影響。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在購買決策中做出更明智的選擇，或者你是一位希望了解消費者心理的市場行銷專業人士，那麼這篇文章將是你不容錯過的精彩內容。 隱含資訊 在購買決策中，需要自行推斷或額外考慮的隱含資訊通常包括以下幾類： 這些隱含資訊往往不會在購買當下立即顯現出來，但它們對決策的合理性和長期影響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做出購買決定前，仔細考慮這些隱含資訊有助於做出更全面和理智的選擇。 研究方法 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系列實驗研究，旨在探討消費者在購買決策中對機會成本的忽視。以下是研究方法的詳細描述： 這些實驗方法綜合起來，有效地展示了消費者在購買決策中對機會成本的忽視，以及外部提示如何影響消費者的選擇。 啟示 這篇文章的研究結果帶來了一些重要的啟示，特別是對於教育工作者、行銷專業人士以及消費者自身。以下是幾個主要的啟示： 總結來說，這篇研究強調了機會成本在消費者決策中的關鍵作用，並提出了如何通過教育、行銷策略和政策來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選擇。這不僅有助於個人的財務健康，還能促進市場的公平和透明。 Frederick, S., Novemsky, N., Wang, J., Dhar, R., & Nowlis, S. (2009). Opportunity cost neglec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6(4), 553-561. https://doi.org/10.1086/599764

這篇文章由 Donna Brinton 和 William Gaskill 撰寫，題為《Using News Broadcast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發表於1978年12月的《TESOL Quarterly》期刊。文章報告了德國一位EFL教師和美國一位ESL教師使用電視和廣播新聞於課堂的經驗。主要探討如何利用新聞廣播來改進學生的聽力理解能力，並且提高他們對課程的興趣和動機。 研究中指出，學生初期會對實時快速的新聞廣播感到不知所措，但透過持續的練習和適當的教學材料，學生的聽力和語言理解能力有顯著提升。文章強調了多種教學技巧的重要性，包括使用真假題、選擇題和完形填空等方式來檢測和提高學生對廣播內容的理解。這些方法不僅幫助學生理解課堂上的英語，還激發了他們對學習英語和其他文化的興趣。 此外，作者們提到，使用新聞廣播作為教學工具可以讓學生接觸到各種英語口音和方言，從而豐富他們的語言學習經驗。文中也提出了幾個實際的教學建議，如定期測試學生的詞彙學習，並鼓勵教師根據學生的需要和反應調整教學策略。 最後，作者們呼籲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評估使用新聞廣播在語言教學中的效果，並鼓勵其他教育工作者在不同語言學習環境中嘗試這一教學法。 教學技巧 在Brinton和Gaskill（1978）的研究中提到的多種教學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方法，這些方法均旨在提高學生的聽力理解能力並增強他們對課程的興趣： 這些技巧的運用使得新聞廣播不僅是語言學習的一種工具，而且透過實時互動和反思，增強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語言應用能力。這些策略的多樣性也使教學更加靈活，能夠適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和需求。 評估語言教學中的效果 評估使用新聞廣播在語言教學中的效果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 通過這些多元化的評估方式，教師和教育研究者不僅可以衡量使用新聞廣播在語言教學中的實際效果，還能夠獲得改進教學方法的寶貴信息。 Brinton, D., & Gaskill, W. (1978). Using News Broadcast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TESOL Quarterly, 12(4), 403-413.

社交情感學習（SEL）是一種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個人可以獲得和應用知識、技能和態度，以發展健康的身份認同、管理情緒過程並實現目標、建立支持性關系並發展負責任和關愛的決策過程[1]。社交情感學習強調了個人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的發展，這些方面對於個人的心理和身體健康至關重要。近幾十年來，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革對社交情感學習的需求產生了影響。這些變革導致了許多挑戰，例如全球化、技術進步和人口變化等，這些挑戰需要個人具備更多的社交情感技能來應對。此外，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問題，如孤獨、沮喪和焦慮等，也需要個人具備更好的社交情感技能來解決。因此，隨著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革的不斷發展，對於社交情感學習的需求也越來越重要。EduSEL（Educators’ Socio-Emotional Learning Questionnaire）的設計目的是為了評估教育工作者在社交情感學習方面的能力和技能。該問卷旨在幫助教育工作者了解自己在認知技能、情感意識技能和人際技能方面的表現，以及如何改進這些技能來更好地應對覆雜的人際關系和情境。此外，該問卷還可以用於評估教育工作者參加社交情感學習培訓後的進展和成果。兩個在研究文獻中得到廣泛接受的SEL理論模型是CASEL模型和Jones和Bouffard的SEL模型。這兩個模型都強調了社交情感學習對於個人心理和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但它們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上有所不同。CASEL模型強調五個核心領域：自我意識、自我管理、社交意識、關系技能和決策力，而Jones和Bouffard的SEL模型則將SEL分為三個領域：認知、情感和行為。這個問卷（EduSEL）旨在概念化教育工作者的社交情感學習。它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衡量教育工作者的社交情感學習： 通過這些方面，EduSEL問卷可以幫助評估教育工作者在社交情感學習方面的水平，並提供有關如何改進其社交情感技能的反饋。 以下是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EduSEL – subscales and specific skills表格的重新呈現： 以下是EduSEL問卷中1到28題的中文翻譯：

教材裡有這樣一組詞，學生被要求對這組詞進行辨析。「性情」和「性格」A：那個人性情孤僻、待人冷漠，所以他的朋友很少。B：長期生活在福利機構中的兒童往往會出現性格孤僻、心理封閉、社會適應能力差等問題。學生的問題是：性情「孤僻」和性格「孤僻」有什麼差別？我何時使用「性情」？何時使用「性格」？ 我認為，在這兩個句子裡，性情和性格調換過來也沒有問題。我不能很草率地說，課本這個使用了兩個不好的例句。因此，我試著為課本這樣的安排，提出我的解釋和辨析。「性情」和情緒、脾氣有關，不容易量化；「性格」則和態度、人格有關，心理學的量表可以測量。由此來看，A句和B句的句子脈絡中，A句應該使用性情，B句應該使用性格。我為了一個不會為自己辯白的課本提供了一個我自己也接受的說法。 AI（ChatGPT）沒有感覺，它是資料驅動的。王文傑的文章[1]提到：即使深度學習模型已經列出「100-6×2」的數學式，卻仍然計算出錯誤的答案；或是雖然已經描述出「蘋果和香蕉都是水果」，但卻計算出「三種水果」。這個模型似乎提供了一個「原因」，但卻沒有根據這個「原因」來計算出正確的「結果」。為什麼這樣一個耗費上億元訓練成本、經過了大量訓練資料的深度學習模型，在遇到甚至是200元雜牌計算機都能處理的數學問題時卻仍會出錯呢？原因在於它是資料驅動的，而不是因果邏輯驅動的。資料驅動的思維模式與人類的心智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統計學習被認為是人類在有大量的輸入時，可以逐漸掌握機率分佈和字字/詞詞的銜接概率；AI（ChatGPT）在文字接龍的表現上，看起來好像也是如此。然而，要提供一個有邏輯（或者看似有道理）的解釋A句和B句，為什麼都可以和孤僻搭配，如何決定哪一個和性情搭配？哪一個和性格搭配？也許人類的因果邏輯驅動還是可以派上用場。 前面關於性情「孤僻」和性格「孤僻」的區辨，聽起來想是硬拗，確實這是建立在把課本當作標準答案時的回應。關於性情「孤僻」和性格「孤僻」的區辨，我在兩個不同時間被學生詢問過一樣的問題，我回應的語言文字當然沒有一模一樣，但主旨是相去不遠的。也許人和chatGPT的差異之一是，問chatGPT的時候，你會得到來自集合眾人智慧的發散性答案；但是，你去問一個人的時候（這排除了只以一個人的作品為語料訓練chatGPT所建立的模型，例如：龍應台chatGPT），雖然人心也是抓摸不定，但你應該會得到相對穩定的答案。我想這是chatGPT和人的差別。如果我只靠輸入的統計學習，那我可能真得會變成chatGPT；還好，我還有因果邏輯的思考，我的思考模式不會越來越像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