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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指的那些可以在水域和陸域生存的生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青蛙。青蛙的一生，在其還只能在水域生存的時候，叫作蝌蚪，是無法離開水域生活。經過變態發育之後，成為青蛙才能變成水域和陸域皆能生存的生物。星燈營為中台禪寺於每年新學年開始的時候，歡迎大學新鮮人的迎新隔宿營隊，簡稱迎新宿營。民國104學年度，有將近1000人參與營隊；據悉，每1個參加營隊的新鮮人，就有4個義工菩薩護持，所以估算應該將近4000個義工菩薩。在1000個新鮮人和4000個義工菩薩之間，有一個被稱為是「總部義工」的30人團隊，他們既不是新鮮人，也不是義工菩薩。我認為，他們就是一個兩棲類的概念。 4000人的義工菩薩所從事的相對專門的工作。如果我是大寮組，營隊期間，我可能都會在大寮組發心；如果我是環保組，我可能都會在環保組發心。義工菩薩大多數時間，不會被參與營隊的新鮮人看見，他們是默默付出的一群，但卻是不可缺少的一群。從踏進中台禪寺的那一刻起，交通組的義工菩薩就等著迎接新鮮人；直到新鮮人已經回到家的時候，機動組的義工菩薩仍在中台禪寺恢復場地。「總部義工」和「義工菩薩」有一些相似之處，他們都為支持營隊順利運作而存在，但是多數時間他們是相當不一樣的。總部義工的工作，多數是蘸醬油般的，幾乎所有工作都可能從事，他們也去巡寮組協助戰鬥澡、也去環保組幫忙垃圾分類、也在交通組引導，偶而也充當機動組搬搬桌子、架設器具。所有事都做，但是所有事都沒做完。因為師父和義工菩薩慈悲，所以總是體諒總部義工，所以寧可自己做最多事，也不讓總部義工累著。因此，總部義工不能歸類為義工菩薩，正如青蛙不能歸類為陸生動物一樣。 雖然青蛙經過變態發育，所以能夠離開水域，但仍不能離開太久，否則會乾渴而死。總部義工在師父的領導下，雖然常常有出坡任務(類似當兵出公差的概念)，但是師父總是想方設法地讓總部義工參與星燈營的課程。星燈營的課程豐富、充實，在寓教於樂的方式中，建立新鮮人正確的三觀(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總部義工一完事，師父就安排總部義工聽營主任開示；總部義工一佈完場，師父就安排總部義工參加中台一支香、參加博物館巡禮；總部義工一撤完場，師父就安排參加大師解碼。雖然不是新鮮人，但也盡可能地參與了星燈營的所有課程。因為師父就怕總部義工像披瓔珞的大象，只有福報而沒有智慧。因為師父的慈悲，總部義工雖然沒有像新鮮人一樣參與所有課程，但是也幾乎參加了半個星燈營了。 總部義工既沒有像義工菩薩那樣全程協助星燈營的進行，也沒有像新鮮人那樣全程參加星燈營課程，是個半調子的義工菩薩，也只學習了半調子的課程。然而，壞事就是好事。換句話說，總部義工既協助了星燈營的進行，也參與了星燈營的課程；既修了福報，又修了智慧。所以，我認為總部義工就像兩棲的青蛙一樣，既是義工菩薩，也是新鮮人。

康德反對功利主義, 康德認為每個人都有絕對性的任務，必須尊重別人，尊重別人作為一個理性的個體。因為作為個體，都有一定的尊嚴，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個人之所以受尊重不是因為我們能夠支配自己，而是我們都是理性的存在。邊沁認為主宰我們的來源是痛苦和快樂，但康德認為理性的個體，人類，是自主的、理性的，這也是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 康德對「自由」的說法令人深思。我們追求享樂而逃避痛苦，這並不是真自由，這是我們被慾望和衝動所奴隸的結果。而「自由」而精準地講，是叫「自主」。能夠自主地作任何事，而不是受制於慾望或偏好，才是真正的自由。 行動的動機決定了你的道德價值。康德用一個商店老闆的例子說明：老闆可以在找錢的時候，決定少找錢或找正確的錢。當一個老闆決定找正確的錢的時候，你去詢問其動機。如果他說因為如果這個不好的名聲傳出去了，可能大家都不來光顧我的店了。就康德而言，這個老闆找正確的錢，並沒有道德價值。因為他並非出於責任地找出正確的數目，而是為了更長遠的私利。 為了了解康德關於透過理性所建立的道德標準，我們可以透過幾組二元對立的項目來理解道德和非道德之間的差異： 一、關於道德、關於動機：基於責任(duty)ft基於偏好(incline) 二、關於自由、關於意志：自主、自律(autonomy)ft他律(heteromy) 三、形上學：定言令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ft假言令式(hypothetischer imperativ) 定言令式和假言令式非常讓人混淆。「令式」指的是理性命令的方程式。行為如果出自於理性的，無任何目的，就是「定言令式」；但若行為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則是「假言定式」。定言令式指的是無條件的絕對命令，而假言令式則是帶有條件的命令。其中，定言令式出自於理性、責任，不是出自於偏好或他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