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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於東南亞外籍勞工的想像一直是透過人力仲介作為守門人來形成。鑑於現代國家的界線明顯，我們也很容易地以國家別以刻版印象來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而忽略了台灣的外勞來源國都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國家。《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一文中，分析人力仲介的種種作為，並輔以僱主和外勞的經驗來說明這現象如何被建構。 族群的界線除了種族之外，還包括階級位置、世界體系中的階序有關，這些要素成就「我們」和「他者」的間隔，有些群體有機會變成「我們」，有些群體則是有根本差異、難以同化的永恆他者。當我們說「外勞」的時候，通常不包括專業白領階級外籍勞工，台灣人的「外勞」只有東南亞外籍勞工，其它白領階級外籍勞工會被稱為「外籍人士」。從法律或入境健康檢查，到媒體報導，都可以發現體制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刻版印象。 外勞輸入國的政府是守門員，人力仲介業者也是守門員，特別在亞洲的國家中，由於政策規範，移工社會網絡建立不容易，而人力仲介業者則更有從中獲利並操縱想像的空間。仲介業者藉由分析不同國籍移工，讓僱主認為自己是專業、可以信賴的。然而，分析卻是粗糙、廉價地服膺刻版印象只為較高的獲利(仲介印籍移工有較高的酬庸)或市場區隔。 印籍移工和菲籍確實有教育和語言上的差異。菲律賓在美國殖民時期，廣設大學，大學在學率明顯高於印尼。同時，菲律賓的美國殖民背景讓菲律賓海外生活的夢想，也因此有較印尼更明顯的人才外流。美國的殖民和政治影響，也讓菲律賓人擁有英語資本。台灣僱主會因為自身背景、炫耀性財富或想學習英語而選擇菲籍移工。然而，對於習慣用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台灣人而言，對印籍移工才有較具權威性的指揮感。「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都是比較後、相對性的結果，在加拿大仲介業者則說菲籍移工溫柔又有愛心，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移工則強悍又野蠻。或許也因為「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的刻版印象，僱主對印傭有更強烈的家務工作剝削，所以印籍和越籍的移工逐年攀高。仲介業者就在僱主的需求和偏好不一，且僱用資訊不充足的情況下，取得操耳的空間。 「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和仲介招募的對象也有關係。通常，招募菲傭的仲介不只在鄉村招募，他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這些人多是有城市生活經驗的，也有較高的教育水平；相反地，印尼仲介不喜歡都市人，而是透過牛頭在鄉村找那些「單純」的鄉下人，透過訓練、改造後，取得證書讓他更有機會成為海外工作者。有時候，移工們會配合仲介業者的期待來表現，例如假裝自己是來自較鄉村的東爪哇或中爪哇。 印尼的招募和訓練是相當有意思的。通常牛頭依賴在鄉村的社會網絡找到想出國工作的勞力，因為這樣的社會網絡鄉村的家庭更放心讓子女赴海外工作，而牛頭在外勞逃跑時，也可以直接找該家庭索賠。接著給予這些想到海外工作的人訓練，包括現代化設備的家務工作、移入國風俗和語言。這些訓練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給海外僱主和仲介的「表演」，這些移工甚至被要求剪去長髮，表現純樸貧窮、很俗的形象，以提高僱主，特別是女僱主，僱用的意願。 仲介就好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不良的國家政策之下，同時吸收著移工和僱主的養份，卻無法產生互利共生的作用。如何可以有互利共生的影響，我覺得可以加強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不要只是讓這些訓練淪為形式。綜觀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和移工自身的說法，語言能力的培養是最實用的部分。所以我認為這些訓練課程應當將原本就被認為佔很多時數的語言課程再增加時數和實質內容。在全部454小時的課程中，包括114小時的英語和138小時的華語，就比例而言，相當於一天有一半的時間是在上語言課程，若是每天上課的話，相當於每天有半天的時間是在華語或英語的課程，也幾乎就是語言的密集課程了！以最少有兩個月的訓練來看，至少上了兩個月的語言密集課程，卻只能作到拍攝錄影帶裡的中文自我介紹，這樣的教學成效是令人質疑的。既然移工們認為語言課程是最實用的，而學習效果又這麼低落，我認為加強語言課程(甚至可以只學華語或英語)的質和量是可以讓仲介和移工有互利共生的具體作用。

 一個地方的移民政策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其社會的成員對移民的態度。曾嬿芬老師的《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一文中，從國族政治的各個面向來討論中華民國引進低階外勞的政策。中華民國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章作了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相關規定，但對於移民並未沒有太多著墨。若說中華民國有移民政策的話，大概是比較像客工計劃的外籍勞工政策。   引進外勞可以用新馬克思主義(即階級衝突)和多元社會去理解。從新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移工有較不完整的工作權，資本家可以對其進行更嚴厲的剝削；多元社會的觀點則認為這是社會上各個利益團體協商下的結果，而引進外勞的相關利益團體則包括資本家、工會、特定族裔團體或國族主義者，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中華民國移進外籍勞工並不是因為缺工，而是因為台灣廠商基於勞工工資和工時考量，往大陸、東南亞投資，企業以產業外移作為和政府協商的籌碼。此外，台商主要投資都以中國大陸為主，增加「政治」風險。在資方施壓和國家管理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引進外勞。   引進外勞作為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酬賞「敵人的敵人」或「友邦的友邦」，即引進外勞可以來表現那一國人受到該國的重、那國人為該國摒棄。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空間常常被忽略，不過卻透過對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開放外勞進入而有稍稍提升台灣駐外單位的地位。   你可能好奇，為什麼開放的是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這些國家？而不是中南美洲那些有邦交的國家？又為何不直接從中國大陸地區引進呢？從中南美洲引進外勞的成本較高。而從大陸引進勞工具有語言、文化和地理上的親近性，資方極力想掙取大陸勞工。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大陸人就成了焦點，將大陸人視為中華民國國民？將大陸人視為中華民國的外國人？讓大陸人既不是本國人也不是外國人，單獨列為大陸人？多相妥協下，後來只引進大陸漁工。東德人進入西德時，常常比其它移民團更被排斥，這似乎和台灣與大陸之間有類似可以推想之處。文化、語言的族群反而被排斥。   引進移民的社會大致有兩類型的國家，強調種族同質性的，通常以血統為基礎的公民身份，這是客工計畫的典型溫床；強調種族異質性，並以出生地為基礎的公民身份，多有隨時引進長期移民的政策。台灣社會普遍不把族群的異質性視為一種正面的社會價值，並預設台灣社會是種族同質性的。同時，缺乏接納外國人的傳統，於是中華民國拒絕移民的方向是明顯易見的。   除此之外，還有藍領勞工和白領勞工受到階級主義的不平等對待，以及東南亞族群和歐美白人的種族階級主義的差別待遇。在我看來，中華民國的移民或移工政策是相當畸型的，因為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因為有人比較富有或比較窮而決定他是不是能移入，也不可以因為他是什麼族群而決定他是不是能移入。   相信族群的異質性是一種正面的社會價值，這有助於多元文化的發展並促進族群平等。所幸台灣是個教育普及的地方，政府、學者有機會將這樣正面的社會價值快速根植於人民心中，創造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看看噗友的對此議題的討論：

《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一文指出，台灣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時，十分依賴亞洲的華人，但這些亞洲華人人力資本是有地域的差別的，許多是在當地社會裡處在社會邊陲地位的華人。該文透過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和中國大陸等地的台商進行深入訪談而撰寫而成。下面和大家分享摘要和心得： 全球化的過程中，台灣也透過在東南亞地區建立跨國公司來利用全球人力和自然資源。跨國公司的管理與技術人才來源有二，可以透過外派人員，也可以找當地可用的人才。跨國公司偏好選擇有多元文化相處經驗的人作為外派人員，但外派人員的成本較高，於是跨國便啟用當地人才。台商多透過亞洲鄰近國的華人社群來建立跨國子公司與合資公司。台商跨國公司有以下特色：一、說華語；二、依協力生產模式生產；三、勞資關係為支配式的；四、世界分工體系上為半邊陲地位。 若將台商公司組織分層來看，經營層多是台灣人或留台華人擔任；管理層則由大陸人、華人擔任；監督層和操作員則由東南亞土著擔任。台商公司經營層由台灣人出任容易理解，不外就是族群的優越感或向心力的解釋；經營層由留台華人擔任，則是因為其有台灣教育經驗，加上台灣大專文憑不容易在當地就業、華語訓練背景等，都使這些留台華人能夠成為經營層。管理層由大陸人擔任，因為台商顧慮當地的族群矛盾，加上台灣與大陸在政治上的敵對立場，台商普遍不信任大陸人。 管理階層由上而下為，台灣人→留台生→大陸人→東南亞華人→土著。其中，台灣人和留台生享有較佳的工作待遇，包括住宅、傭人、子女教育等；大陸人則次一等，甚至有家長式、軍隊式的管理；東南亞當地的華人或土著則再比大陸人資一等，完全資本主義的市場關係，要來就來，不來就走。 台商受到語言能力(不擅英語或當地語言)及經濟資源(無法大量外派)的限制，大量地動員亞洲華人，《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認為這樣的族群分工，容易強化東南亞華人族群與土著族群原來在經濟領域的鴻溝。 照這麼看來，如果東南亞華人或土著擁有與台商溝通的語言能力(即華語)，那麼大陸人這個管理層級的需求更本不會存在。這樣的需求仍存在主要是台商經營層需要會華語溝通的管理幹部。只有「華語熱」仍在，東南亞有更多人選擇華語作為第一外語學習，落實開放的雇用政策就可以期待，而東南亞當地華人和土著甚至不需要如大陸幹部一樣需要津貼，經濟成本將大大地節省。 再進一步說，如果連「華語教學」這樣的事業都可以由東南亞土著直接進行教學，正如在國中我們學習英語的老師也是台灣人一樣，華語的推廣將可以有更廣的觸角。

 經濟上，華人在東南亞是成功的，有人將其歸功於族群文化，但也有人認為是歷史因素，龔宜君老師於《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一文中認為「世界華人商業網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世界華人商業網絡」外，東南亞各國的中小企業的跨國商業網絡又是如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內容與心得：   解釋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功大致有兩類，其分別為族群文化和歷史因素，但這些解釋有其缺陷：   文化上，華人社會有個「互助會」的制，這樣的制度使華人能夠透過人際網絡和組織積累資本；亞洲四小龍裡，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甚至韓國，也都試圖用儒家文化來說明華人文化造就經濟奇蹟。然而，文化的解釋是主觀的而脫離社會歷史脈絡的，也有人用「儒家文化」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出色的資本家，同樣的文化解釋卻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結果。   歷史上，華人的「寄居經驗」使他們成為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在歐洲殖民時期或當地王國統治下，上層有殖民/統治者，中層是華人，下層則由原生住民或外來移民從事勞力生產工作。有人比較了華人和馬來人在工廠經營的情況，兩者的效率相當，不過由於華人在東南亞有較久的貿易資產，這包括資本、事業經驗、貿易和消費網絡等，華人有較大的規模。所以，族群並不造就經濟上的差別，差別是因為歷史經歷不同。   龔宜君老師認為除了文化或歷史上的解釋，「華人網絡」可以更清楚地說明華人在東南亞經濟上的成功。透過「網絡」，華人間的交易可以降低成本。同時，因為「信任」和「互惠」的長期合作關係，不一定要有契約，網絡內的個體就可以有網絡外的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這華人「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裡，由於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或菲律賓出現過被排擠或被歧視的經驗，這更加強了華人的凝聚。   在大企業中，檢視印尼沙林集團的林紹良、馬來西亞香格里拉集團的郭鶴年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為聯結點，大致可以看出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商業網絡。中小企業，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對海外的投資，通常選擇有地理、文化、結構相似性的國家或地區。吸引台灣中小企業往東南亞有四分之一都是由地主國發起的。這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華人網絡在商業貿易所扮演的角色。   的確，華人在東南亞有「先佔」的優勢，而如何發揮這樣的優勢，我有以下問題：在華語教學市場裡，是否也存在著「華人網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是否會破壞這可能的「華人網絡」？面對孔子學院，這樣的「華人網絡」於東南亞或其它市場，會產生抗拒或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