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我讀陳振宇的《整合分析》:「虛無假設統計檢定」的推論、作法與不足

研究者心裡面有一個所欲論述的假設(對立假設),與之相反的就是虛無假設。研究者盡力收集證據的情況下,仍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支持虛無假設時,研究者於是可以認為對立假設為真。通常,研究者所欲證實的假設,指的是某個變項所進行的操弄是有效果;而虛無假設則是操弄沒有效果。每一次研究的觀察都可能出現抽樣的誤差。該次的抽樣所觀察到的效果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來自沒有效果的母群抽樣。於是,研究者必須採取某種標準判斷。以大多數專業期刊所採取的標準或顯著水準0.05為例,即該研究者認為如果來自沒有效果的母群抽樣的機率不到5%的話,那麼研究者願意判定這個效果不是來自虛無假設的母群,而宣稱對立假設成立。宣稱對立假設成立的同時,虛無假設仍有最高5%的機率為真的可能性。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就是型一誤差。不過,只要沒有進行普查的話,我們永遠不知道型一誤差是否會發生。 「虛無假設統計檢定」的推論,決定選擇虛無假設或對立假設取決於研究者所採取的顯著水準。想像以下兩種情況,甲情況下p值是0.1,乙情況下p值是0.77,在顯著水準備為0.05的前提下,不論在甲情況或乙情況下,研究者都會選擇接受虛無假設,但是甲乙兩個情況下的檢定統計量可能是天差地遠。如果將顯著水準設為0.1,在甲情況下,研究者會拒絕虛無假設,而乙情況下仍會接受虛無假設。結果,只因為研究者的風險設定,就會決定了最後統計的判定和推論。 陳振宇. (2013). 整合分析. In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三):資料分析 (3版.). 臺北市: 臺灣東華.

我讀袁毓林的《論元角色的層級關係和語義特徵》

論元(argument)的存在,是為了使謂語(predicate)能夠完整地被表達,因此也有人把論元視為一種補語(complement)。這裡所說的謂語,不是把句子分成兩個部份:主語和謂語。這裡的謂語指的是句子裡頭的主要動詞以及隨著主要動詞出現的成分,也就是論元。句法的論元和語義的論元有時候不一定能夠對應產生,例如: The vampire chase the ghost. The vampire was chased by the ghost. A句的句法的論元vampire和ghost依序分別是主格(subject)和受格(object),對應到語義的論元則是施事(agent)和受事(patient);B句的句法論元順序同A句,但是語義的論元vampire則變成受事,ghost就變成施事了。為了把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的句法論元和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的語義論元分開,我們就使用格語法(case grammar)去專門討論在深層結構下的論旨角色(thematic roles)。 本文將就袁毓林(2002)的《論元角色的層級關係和語義特徵》以及鄧守信和陳俊光的格語法進一步地歸納並加以評價,希望對華語教學工作有所啟示。 袁毓林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外圍 外圍 核心 外圍 外圍 外圍 外圍 外圍 外圍 超級 施事 感事 受事 致事 對象 主事 系事 範圍 結果 與事 終點 源點 方式 場所 工具 材料 命題 格語法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小班密集課程觀摩(陳靜子老師)一

在陳靜子老師的課堂上,我們使用的是由鄧守信老師主編,且尚未正式出版的《當代中文課程》。我進到班級觀課、見習的時候,正好上到第七課,《早上九點去KTV》。一開始上課,老師先用字卡為同學複習這一課的生詞;然後給我實習的機會,讓我唸老師出的聽寫考題。陳靜子老師考聽寫的習慣是:唸第一次的句子,請同學仔細聽,不要急著寫;第二次之後,再將句子以詞組為單位分段唸,每一個詞組以不超過三次為原則。我們班有四個學生,芬娜來自印尼、南圭和承和來自韓國,忠七則是韓裔美國人。在聽寫過後,老師會先和學生話家常,但這不是無目的地話家常。老師會將其標的句式「從○○到○○」放到話家常的內容裡。○○可以是時間,也可以是空間,所以這既和學生切身相關,也使用了標的語。同學看棒球比賽、上網、看足球比賽…等,全部都是學過的字詞。《當代中文課程》第一冊,仍是以對話為主。第七課有兩則對話。老師引導學生對話的過程是先讓學生自己唸課文一遍後,然後用問題確認學生是否理解對話的內容。課文的編排第一行是漢字,第二行是漢拼,第三行則是英譯,所以要求學生唸和理解是相對容易。而老師用問題確認時,學生可以有多一次機會再看、再說、再聽一次對話。 遇到具有語用功能的詞塊或定式時,例如:「下次吧!」、「什麼時候有空一起……」,以及有文化內涵的內容時,例如:「早上九點去KTV」時,老師會利用機會讓學生練習。語用功能的練習,將找學生甲詢問學生乙,以示範給其它學生看;文化內涵時,則討論台灣唱KTV和韓國唱KTV的文化。這些引導都是自然而不突兀。學生都可以一直聊、一直聊,一直使用華語到不可自拔的地步。老師只要扮演把學生拉回課程的角色即可。 這樣子的上課是必須很集中精神,否則學生就可能有很大一段的時間,不知道現在在講什麼。當老師注意到已經有學生分心、精神煥散,或者只有的學生參與較多,有的學生參與較少時,老師就會很平均把問題給參與較少的人。專門把問題設計給適合特定學生能答的。例如:上到「(不是)每(一)量詞名詞都VO」時,為了讓一個較少參與的同學說出這個定式。老師就會問愛喝星巴克咖啡的人說:「星巴克每一種咖啡都很好喝嗎?」學生和老師經過語義協商之後,就可以說出「星巴克不是每一種咖啡都很喝。」然後,其它人也會理解這個意思而加入談論。 在這樣子的華語課程下,老師和學生有最好的教材支持最佳的互動,只要能夠專注在上課的過程,我想這是很好的教與學。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六

語用遷移(pragmatic transfer)則包括言外之意的能力(illocutionary competence)和社會語言的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前者的能力包括辨別和執行基本語言功能,例如:傳遞訊息、請求訊息、使用語言去影響他人的信念或動作,使用語言去娛樂或為人打氣。後者則更多的是關於的個人敏感度,其有能力去調整自己的語言以呼應社會傳統,包括不同的陳述、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字詞、不同的文法結構、不同的論述脈絡等。日語母語者不論在其在第二語言英語的熟練度高或低,都會使用較委婉的請求策略,這是其把原先在日語在教授和學生之間地位的關係的感知,應用在其所說的英語。英語母語者和俄語母語者在學習希伯來語的時候,在相同的情境下,也都有有第一語言的傾向。日語母語者和中東地區的人學習英語時,亦復如是。除了學習者本的語用的感知和行為外,標的語的過度概化、標的語環境長時間的居住、教學方式和總時數、標的語的熟練度都是造成上述現象的因素,未必全是語用的遷移。雖然造成如此現象的因素很多,但在後期的遷移或反向的遷移中,我們就有更可靠的證據說這是語用的遷移了。社會語言的遷移(sociolinguistic transfer)中,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方式去檢視:一、檢視特定語言中用以解釋系統變異的社會變數(social variables);二、檢視個人如何在新的語言群體中社會化的過程。 在阿拉伯文化和泰語社會中,在特定音段中能夠表現其正式或尊貴。於是在埃及的阿拉伯語母語者會使用無聲齒間音在英語中,即是受到社會限制而遷移;泰語母語者對於/r/在字首或字尾的發音而有正式和不正式的發音,也從泰語社會的限制遷移到說英語時。這些社會變數包括社會距離、地位關係和性別。 個人在新的語言群體中如何社會化?我們都知道性別在不同文化、語言中,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在進到新的社會、文化限制後,語言的使用就會考量到禁忌字眼、間接中斷、地位階級…等。 再說一次,這些跨語言影響的研究,從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到語用和社會語言,真是汗牛充棟。

我讀鍾榮富《當代語言學概論》的〈語言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和Keith Chen的〈Could your language affect your ability to save money?〉

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有兩個思考方向:一、有怎麼樣的語言就有怎樣的社會;二、有怎樣的社會就會有怎樣的語言。語言就像鏡子一樣,可以映出說話者的身分和地位。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是大家較能接受的方向。比方說,過去為農業活動以人力為主,所以犁、耙、鐮刀、畚箕等器物的名稱出現於語言中,開始以機械進行農耕後,挖土機、耕耘機、播種機、割稻機等機械名稱出現,犁、耙等就淡出我們的常用詞彙。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我們很容易可以找到例證。 但語言結構對於文化或人類思考方式的影響,則仍有爭議。關於語言結構對文化的影響,薩皮爾(Edward Sapir)認為語言結構影響使用者的思考方式。而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則修正為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會受語言結構的影響。 比如說,大多數的人看到上面標有「危險!」的汽油通,會格外小心;但對於沒有「危險」標示,但卻裝著沈油的桶子反倒不會心生警惕。顯然語言會對於人的思考產生影響。 在沒有表示時間和空間的霍皮族(Hopi)語言裡,他們以事件為起點去計算時間,有點像古時候的「一盞茶」、「半炷香」。 最近也有研究指出語言的結構影響了人們的儲蓄習慣。陳思基(Keith Chen)認為沒有「未來式」的語言的民族,通常也是比較喜歡儲蓄的民族。同時這也可以推論到吸菸和進行安全性行為(使用保險套)。沒有「未來式」的語言,吸菸的比例更低、過胖的比例更低、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比例更高,所有往健康正向的指標都會高於有「未來式」語言的民族。

我讀Charles Li和Sandra Thompson《漢語語法》的〈語氣詞〉:呢、吧/罷、喔、啊/呀

  《漢語語法》所謂的句尾語氣詞(sentence-final paticles),即相等於傳統中文文法的語氣詞(mood words),目的在於表示句子與語境間的關連性,及聽者如何理解句子的意義。除了「了」以外,還有「呢」、「吧/罷」、「喔」、「啊/呀」語氣詞。趙元任認為「呢」有四種語義:一、描寫持續狀態;二、程度相當;三、對新消息感到興趣;四、委婉的警告。《漢語語法》認為「呢」向聽者暗示句中陳述的是說話者對聽話者的主張、預想或信念所作的回應或反應。總結地說,「呢」的使用只限於會話中,要有兩個以上的參與者才產生,用於提醒「聽話者」注意「說話者」說的話是基於聽話者的看法、預想、信念所說的。 另外,「呢」也用於疑問句,而且正好和「嗎」互補,「呢」用於A-not-A問句、疑問詞問句以及只包含一個名詞的省略問句;「嗎」則在直述句尾加上後就可以成為疑問句。 「吧/罷」的目的在針對前面的句子所陳述的事向聽話者徵求意見,因此被定義為「徵求同意」,是提議性的語氣詞。 「喔」表示說話者基於關懷及愛護向聽話者表示「友善的示警」,常發生於大人對小孩的說話中。 「啊/呀」則用來減緩句義的強迫氣氛,用於A-not-A問句或疑問詞問句時,也是詢問的語氣緩和。使用「啊/呀」的句子,可能出現在徵詢確認的問句、稱呼語附加詞、命令、不耐煩的陳述、警告以及問句,而這些句相較於原先句子都有較客氣、親切、委婉的氣氛。

我聽《移民華語的人文與風華》

如果回顧英語教學的發展,你會發展克萊伸(Krashen)的「第二語言習得」或「可理解的語言輸入」等第二語言教學理論來自於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當時,克萊伸也是研究華人在美國的第二代學習英語而提出這些理論。這不只是在美國。全世界的第二語言教學,都從移民的語言教學開始。非洲因為戰爭變成難民的人,移民到澳洲去,澳洲的第二語言教學就從這些人開始。土耳其人,被認為是突厥的後代,曾往德國、北歐遷移,後又往匈牙利、芬蘭,德語和芬蘭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 如果我們只是將其它語言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拿來當作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那無疑是方便的「拿來主義」的實踐者。之前,陳品老師說我國第一本對外華語的教科書是在元朝的時候所著作的;而這次鍾鎮城老師認為我國對外華語教學的歷史,最遠可以溯及唐朝,那時有安西(大)都護府,負責中亞事務,並有華語教學。有人說,李白是吉爾吉斯人,那他肯定也是得受了華語教育才能寫出「床前明月光」。 目前在台灣,也有來自各國的移民,主要來自東南亞。這這些東南亞的移民若長期在台灣生活,或日後往澳門、香港、新加坡工作,學習華語對這些新移民而言,就成了往上流動的最佳途徑了。經由鍾鎮城老師較寬的估計,每年台灣約莫接受四萬名國際學生(二○一二年,越南學生最多)、四十萬名的產業移工以及四十萬名的婚姻移民。 移民可以提供建立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理論,但鍾鎮城老師發現在台灣對於新移民的研究往往是社會學或教育學引領風騷。於是,鍾鎮城老師成立研究室和來去華語學會,並和新學林出版社交涉,也和政府部門如教育部的教育研究院(知識的合法性,例如:死人或偉人才能被編入教材)和經濟部的資策會(來去華語一百句數位平台)往來。 在我看來,許許多多人對華語教學的熱情,透過不同的研究取向,遲早華語教學作為學科發展,在百家爭鳴的氣氛下,將使更多人投入研究而使其成果豐碩。

《以現代之名》觀影心得

我想台灣的翻譯算是意境很高的,有一部講韓國「『現代』汽車」在捷克境內諾索維斯(Nosovice)投資蓋工廠的影片,片名為「All for the Good of the World and Nosovice」,翻譯為「以現代之名」。似乎在現代化的趨勢下,人們都不得不投降。下面分享我的心得:捷克,對我而言,是個相當陌生的國家。過去,以英國、法國為首,在東方主義的脈絡下,認識整個西方以外的世界;但是,我們又何嘗不是好像有一個「西方主義」,把許許多多,實質上也是異質的西方國家視為一個整體去認識,不過最近歐債國家的新聞,至少讓我們知道歐洲裡頭至少就有兩種國家,陳文茜稱那是「雙速歐洲」。諾索維斯人們在包心菜田裡工作的樣子,你不覺得很像台灣高山上那些採茶葉的人們嗎? 諾索維斯人從韓國現代汽車工廠下班時,我覺得好像台商在越南的工廠,一到下班時間,人們蜂擁般地傾巢而出。韓國人(也算亞洲人吧?)似乎將起源於西方的那套資本主義掛帥的推土機,推到捷克的諾索維斯。不過,這推土機是有韓國特色的推土機,它沒有西方國家那般重視「契約」,現代汽車和當地的民間團體簽有關於社會責任的意向書,毀約了。不過,卻也很清楚西方人重視契約的文化,讓離職員工簽下同意書,承認自己曝露在危險的狀況下。這應該可以算是我作為一個亞洲人的自我反省吧? 不過,我想西方人、捷克人或諾索維斯人(其實,我們不必然要把捷克人歸於西方人)可能也會有一些文化衝擊。例如在新動土的工程中,擺了蠟蠋、金紙、塞錢的豬頭等,將那個視為「佛教」的儀式,事實上那是屬於民間信仰或者道教儀式。好像諾索維斯人也戴上了東方主義的眼鏡,反正只要不是西方的(這時候,諾索維斯人又是西方人了),就通通是東方的。令人覺得玩味的是,韓國人愛吃狗肉,到底是不是真的? 城市的女孩和鄉下的女孩有什麼不同?城市的女孩會在陰蒂上穿洞,鄉下的女孩的陰蒂上則有蝨子。那麼,諾索維斯的女孩是怎麼樣的呢?讓我引用諾索維斯當地原本以為現代汽車設廠會讓酒吧生意更好,但後來希望落空的酒吧老闆的話:「諾索維斯的女孩既在陰蒂上穿洞而且也長了蝨子。」很酷吧?好像一個同時擁有兩種特質的人,總說不上到底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清朝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從西方/東方;現代/傳統;城市/鄉村;全球化/在地化……等,到底要交融還是相斥的現象,老是在我們心中糾結著。 為誰發展?為何發展?如何發展?以「以現代之名」這部電影來看,如果我們所看到的已經是結果的話。那答案就是為「現代汽車」發展;為了賺大錢而發展;透過打清除障礙,例如農田、農夫、傳統等等,來進行發展。不過,我想這不會是最後的結果,因為這並不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而是兩者不斷互動的過程。終會在兩者不斷互動後產生一個。為所有人發展;為了快樂而發展;透過每個人都參與地發展。這過程可能漫長,不過卻會讓人生有意義,正如一個明明就是百萬富翁的農夫為什麼還要去作農,因為這樣人生才有意義呀!

《史瑞克:快樂4神仙》卻不想要《全球熱戀》

今天是泰國總理盈拉宣布因應泰國淹水災情,全曼谷要備戰,所以有連續五天的假期。我在北欖府,目前沒有任何災情產生,因此我相當放縱地在今天看了兩部電影。早上看《史瑞克:快樂4神仙》,傍晚看《全球熱戀》,兩部電影都滿好看的,分享心得如下: 《史瑞克:快樂4神仙》講史瑞克和費歐娜結婚,生了三個寶貝蛋,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同時村民們不再害怕史瑞克作為一個「怪獸」。久而久之,史瑞克把理所當然的「幸福快樂」覺得是日復一日,平淡無奇的束縛。於是,他在「不知情」的同意下,把自己的人生和魔鬼交易了。在和魔鬼交易的合約裡,他必須得到真愛之吻,但費歐娜認不得史瑞克。於是,史瑞克必須千方百計地獲得歐費娜的「真愛」。史瑞克做了一件滿足康德所說的「道德」行為。史瑞克理性地、自主地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並且不帶目的地完成了交換行動。這個道德行為,我覺得你看完該片,你就會知道。 而《全球熱戀》令人驚豔的是,除了有國內的資本之外,還有耳熟能詳的福斯電影注資。雖然不能說有外資的電影就是好電影,不過在中國大陸的電影產業,只要有量方面的提昇,相信不久的將來也會有質方面的提昇。《全球熱戀》的題材是小品,但拍攝卻一點都不小品。有在太空艙熱戀,飾演太空人(在片裡叫「宇航員」)的劉若英和郭富城,也有在雪梨(片裡字幕上「悉尼」)熱戀的陳奕迅和桂綸美,加上大陸本地(我不確定是北京或上海,或其它城市)楊穎和井柏然,三段年輕人的愛情故事串在一塊兒。好好看、好甜密,當然這個也沒有什麼引人深思的情節,頂多就是「愛要及時」罷了。不過,你仍能從其中找到幾個二元對立,例如:「潔癖/垃圾車事業」或「咖啡廳工讀生/明星」,當然,這樣的衝突最後能夠在一起,就是愛的力量使然。 這兩部電影滿好看的,至少看完會有好心情。推薦給大家看。下面為《全球熱戀》的預告: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六

 泰國不像印尼或馬來西亞,沒有受到歐洲殖民經驗,而暹羅統治者從來也沒有將華人放置在高於土著的位置。華人在泰國未建立現代國家之前,一直是被整合到舊有的政治階層裡的。華人文化上的認同的有無,從來就不是暹羅統治者所在意的事。直到「泰」國族的出現,這個具有排他性文化和族群認同的概念,華人才被視為是外來者。   1938年,暹羅正式命名為泰國,但皇室和許多政治、軍事精英都和華人商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儘管是以「泰」為主的國家,華人還能不受排擠。但仍有如大將軍鑾披汶·頌堪陸(Phibun)這樣擔心中國共產主義滲透而有反華的存在。不過,到了1990年,對於華人認同的接受越來越開放,包括家庭團聚或用華語和中國進行貿易。這些華人在泰國所生下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在泰國學校受教育,說泰語都比說華語來得溜,他們被稱為泰國華人(Sino-Thai)。泰國華人好像「華人心裝在泰人的身體」。朱拉隆功大學的漢學中心也有泰國華裔人贊助,不只是為了和中國的貿易,也為華人社群的歷史文化遺產保存而努力。由於「泰」有足夠的自信心,且長久以來,華人和泰人之間的競爭並不顯著,各自也未佔有任何利基。在泰國的華人就是在涵化的過程中,又保有節儉、勤奮、原則、成功導向的華人特質。而泰國人從來就未遭受過來自華人或其它外國人的羞辱性的對待。對照之下,我們也更容易了解為什麼印尼和馬來西亞有反華的氛圍。   新加坡的華人認同在後殖民時期,一直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1965年,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華人和馬來人的保守派領導人都擔心受到共產勢力的威脅,特別是那些不會說英語的華人。基本上,新加坡可以是一個連「文化上」都是華人的國家,但結果卻不是如此。原因包括,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受英式教育,認為和中國的情感連結只有少部分或幾乎沒有;再來是人民行動黨視華文學校為共產主義的溫床;而且,英語是國際性的語言,既可以作生意,還是獲得政府部門工作的技能;最後,就是李光耀擔心過分強調華人文化,有「華人沙文主義」的疑慮,同時也可能引發如印尼的反華風氣,甚至引來鄰近國家的覬睮。原本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在新加坡獨立之後,以英文教學,後來和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家大學。創建南洋大學的陳六使(Tan Lark Sye)還被人民行動黨視為「華人沙文主義者」,因為他破壞了新加坡精緻的多種族平衡,也可能招致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強大的伊斯蘭鄰居制裁。 不過,李光耀仍是相當尊崇中華文化的,特別是它的理想、它的大我無私。在新加坡的「亞洲價值」,其實就是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它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的新加坡儘管有四分之三的華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多種族的,這使新加坡可以支持穩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