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跨文化

在語言教學的領域中，文化教學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隨著全球語言教育需求的擴大，以及學習者背景的多元化，文化教學的觀念與方法也歷經數次變革與調整。Crozet、Liddicoat、Lo Bianco 等學者（1999）整理出文化教學的四大取徑：文學取徑、文化研究取徑、文化實踐取徑以及跨文化語言教學。這些取徑不僅呈現出文化教學的發展歷程，也為當代語言教師提供了思考與實踐的方向。 一、文學取徑：從經典文本中認識文化 最傳統的文化教學方式即是透過文學作品來傳達語言與文化。此種方式強調書面語言，視文學為文化的代表，並以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語者所閱讀的文本為教學材料。學習者在這樣的課堂上，可能會閱讀莎士比亞（英語）、龍薩（法語）、蘇東坡或韓愈（華語）等經典作家的作品。 然而，這樣的做法也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存在距離，學習者很難直接將所學應用於實際溝通。其次，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文化雖然深刻，卻不易被初學者捕捉與理解，反而讓語言與文化的連結變得模糊。因此，文學取徑雖具文化深度，卻欠缺實用性與易懂性。 二、文化研究取徑：語言背後的知識體系 自 1970 年代起，文化教學逐漸轉向「文化研究」或「國家研究」的模式。這種取徑將文化視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結構等知識的總和，著重於對國家體制與社會運作的理解。學習的對象不再是精英文學，而是一般人民的生活、制度與社會現象。 這樣的教學設計使得學習者具備與母語者互動所需的背景知識，例如對重大歷史事件或地名、人名的熟悉。然而，這種知識型取徑仍然偏重書面知識，語言在其中的角色淪為工具，文化與語言的整合仍舊不夠深入。對於真正的語言運用者來說，這樣的文化學習仍有距離感。 三、文化實踐取徑：以人類學觀點觀察文化行動 文化實踐取徑提供了更貼近人類生活的文化觀。這種方式受到人類學影響，認為文化不是靜態的知識或經典文本，而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與互動的過程。語言是文化實踐的媒介，學習者可以透過觀察不同文化中的語言使用，理解其背後的信仰、價值與行為邏輯。 在這樣的課堂上，學生如同人類學家，在不離開自己文化的前提下觀察另一種文化中的互動方式。文化不再是被「告知」的知識，而是需要被「理解」與「詮釋」的生活實踐。不過，這種取徑多用於跨文化訓練，不一定要求學習語言，對於語言學習者而言，若沒有語言能力的支撐，仍可能無法真正理解文化實踐的精髓。此外，將文化視為同質、靜態的框架，也可能導致新的刻板印象形成。 四、跨文化語言教學：打造第三空間的可能性 跨文化語言教學則是在反思前述取徑的不足後發展出的新方向。它主張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語言的學習應該同時是文化的學習。此取徑批判過去溝通式語言教學過於關注語言結構與功能，忽略了文化在語言運用中的核心角色。 跨文化語言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讓他們不僅能以第二語言進行交流，更能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學習者不再只是「模仿」母語者的語言使用方式，而是在母文化與目標語文化之間建構一個稱為「第三空間（third place）」的彈性場域。這個空間允許他們探索、自我定位、融合多元視角，進而形成獨立且批判性的文化理解能力。 舉例來說，以英語學習日本禪宗哲學，學習者可能只能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理解文化；但若能以日語直接參與禪的修行與語言表達，那麼他們便真正進入了跨文化語言教學的核心：在語言中學文化，也在文化中用語言。 語言教學的轉變：不只是學語言，更是學文化 語言教學若脫離文化，只會淪為考試與工具的競爭場。真正深刻的語言學習，應該引導學習者反思自我、欣賞差異，並在文化的互動中建構認同與理解。教師不應只專注於語言技巧的傳授，更應在課堂中創造文化探索的機會，引導學生透過語言開啟對多元文化世界的理解與包容。 透過「文學」、「研究」、「實踐」到「跨文化」的四大文化教學取徑，我們看到語言教育從菁英主義走向民主開放，也從單向知識灌輸走向多元文化對話。未來的語言教室，應該是語言與文化共融、學習者能自由探索的「第三空間」。 📚 參考資料： Crozet, C., Liddicoat, A. J., Lo Bianco, J. & others (1999a).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rom language policy to language education. In J. Lo Bianco, A. J. Liddicoat & C. Crozet (Eds.), […]

根據文章[1]的介紹，由於移民趨勢的影響，文化、種族和語言多樣性是新西蘭生活中的一個事實。新西蘭被描述為少數文化和語言“超級多元化”的國家之一。在新西蘭生活著160多個不同的民族群體，其中主要的民族群體包括歐洲人（70.2％）、毛利人（16.5％）、太平洋島民（8.1％）、亞洲人（15.1％）以及中東/拉丁美洲/非洲人（1.5％）。有趣的是，超過四分之一（27.4％）的居民出生在海外，這一比例從2006年的22.9％上升到2013年的25.2％。 新西蘭學校中的語言學習已經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在新西蘭，學習中文的學生數量急劇增加。在20世紀90年代末，新西蘭1,850所小學和中學中只有31所提供中文課程。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跨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因此外語教育的總體目標已經從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C）（Canale＆Swain，1980; Loveday，1982）轉向了發展他們的ICC（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隨著越來越多的語言研究者認識到文化組成部分在外語教學和學習中的重要性，學者們批評了以往關於忽視文化組成部分的交際方法的外語教學和學習觀點（Corbett，2003; Liddicoat等人，1999）。 新西蘭的國家課程已經明確提出通過語言學習來發展學生的ICC的需求，這是由於新西蘭社會的多元文化性質。特別是，新西蘭的教育部（2007）指出，發展跨文化理解是語言學習和教學的關鍵方面，因為“學習一門新語言提供了與來自另一個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和探索自己世界的手段”。這表明學生需要通過欣賞和珍視自己的文化和獨特性來與各種背景下、各種情境中的人有效地互動和交流。

跨文化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語言、價值觀、行為規範等因素納入考慮，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為目標。它旨在幫助學生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提高他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適應性和有效性。跨文化教學和跨文化交流是密切相關的概念，但它們有所不同。跨文化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語言、價值觀、行為規範等因素納入考慮，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為目標。而跨文化交流則是指在實際的跨文化交往中，人們需要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以有效地進行溝通和合作。簡而言之，跨文化教學是一種培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手段，而跨文化交流則是一種實際應用這種能力的情境。培養跨文化交流能力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實踐。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方法： 語言和文化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融入語言教學中。其中一種方式是使用反映目標文化的真實材料，例如視頻、歌曲和文學作品。這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語言，還可以讓他們更深入地了解使用該語言的文化背景。 另一種方式是將文化主題和主題融入到語言課程中。例如，教師可以設計探索目標文化與學生自己文化之間的文化差異和相似之處的活動。這可以幫助學生發展跨文化能力，並在跨文化環境中成為更有效的交際者。 此外，教師還可以使用任務型學習方法，要求學生在反映目標文化的實際情境中使用語言。這可以幫助學生發展語言技能，同時也獲得跨文化交流的實際經驗。 總體而言，在語言教學中融合語言和文化需要綜合考慮交際中的語言和文化方面。 跨文化交際在漢語教育中的研究[1]發現，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有效的交流需要對兩者都有一定的了解。這意味著語言教師需要將文化內容融入到教學中，以幫助學生發展跨文化能力。 另一個發現是任務型學習方法可以有效地促進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通過讓學生參與實際任務，要求他們以符合文化背景的方式使用語言，教師可以幫助學生發展跨文化交流所需的技能。 研究還表明，培養學生對文化差異和相似之處的認識以及適應不同文化環境的能力非常重要。這包括培養對不同溝通風格、價值觀和規範的理解，以及根據情況調整自己的溝通風格。 總體而言，在漢語教育中進行跨文化交際研究強調了將語言和文化融合到教學中、使用任務型學習方法以及培養學生的跨文化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 將語言和文化融合到教學中的具體作法包括： 使用任務型學習方法的具體作法包括： 這些具體作法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應用目標語言和文化，提高他們的跨文化交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