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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很相近的時候，遷移就可能發生，；而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該結構是標記的(marked)或語言專屬的(language-specific)，則遷移就較不可能發生。這些遷移可能發生或不可能發生，就是遷移力(transferability)。我們可以從幾個因素去討論遷移力，也就是影響遷移發生的可能性因素。 我們先從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因素去討論。 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接著，我們從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這個因素，去看遷移力。 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我們可以簡單地、化約地說就是「時間」和「遷移力」的關係。依序將討論「年紀」、「曝露的時數、頻率、強度」、「標的語地居住時間」、「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 在語音上，研究發現，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順向遷移，但在詞彙和構詞上，卻不明顯。而後期的遷移(包括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順向和逆向的遷移)，同樣是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較明顯的遷移，多是詞彙方面的遷移，這也取決於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的相似程度。語音上，而逆向的遷移中，年紀較大的學習者的遷移少於年紀小的學習者。 對此，傅雷卡(Flega)提出「口說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其假設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中，同一個位置的語音是可能互相影響的。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利用越多的第一語言語音位置時，則第二語言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則較大。反之，則越小。 透過對於語言在感知和產出的正確性，馬凱(MacKay)和傅雷卡對於遷移和習得年紀進行研究。純就帶著口音的發音而言，其實不影響語言的感知和產出，於是「語速」(speech rate)成了另一個和習得年紀相關的應變項。研究發現，抵達標的語地的年紀和其語速是有相關的，越早抵達美國的移民，其英語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韓國裔和義大利裔皆然。同一個研究，再回過頭看第一語言的語速，其發現早期雙語者(2到13歲間抵達美國)和晚期雙語者(15歲之後到達美國)相比，早期雙語者的英語比其第一語言的語速快，而晚期雙語者則相反。我們可以結論，「年紀」在順向遷移和逆向遷移中都有影響。 「曝露的長度、頻率和強度」是另一個大家所關心的因素。有研究指出，二語教學的總量越多，遷移越多(西語母語者和巴斯克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也有得到相反結果的研究(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前者找的是初級學習者，後者找的是高級學習者。換句話說，曝露的總量和遷移的關係是一開始先上昇後下降的曲線。而逆向的遷移則是匈牙利的學童在學習過英語或法語的寫作之後，對於其第一語言(匈牙利語)的寫作都有提昇的效果。 「待在標的語環境的時間」(length of residence)也常被拿當作指標。順向的遷移中，同樣馬凱和傅雷卡的研究中指出在標的語地的時間越長，其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而且越接近英語母語者的英語，但比起抵達的年紀，這仍是比較微弱的因素。而後期的順向遷移中，漢堡格(Hammarberg)先生找了一個第一語言是英語、第二語言是德語，第三語言是瑞典語的人，他住在瑞典四個月之後，原先會用德語取代在瑞典語中的情況慢慢減少，直接一年半後完全沒有這樣的情況。這些研究說明，在標的語的時間越長，遷移是會減少甚至解除的。 而逆向的遷移則發現在第二語言環境待得越久，人們對於第一語言搭配的判斷會變差，尤其在詞彙語義和構詞句法上，都有顯著的發現。而這個第二語言環境，必須是充足的(sufficient)。所謂「充足」指的是其和標的語母語者互動的總量。這樣逆向的遷移是會改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的知識結構的。 「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對於遷移力的研究，我們可以先觀察習得語言的順序。在戴維樂(Dewaele)的研究中，他找了兩組人，其中一組人，依其習得順序，其具備了德語、法語和英語；另一組人，則具備了德語、英語、法語。比較這兩組人的法語，第一組人的法語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三語言的影響較小(逆向)；第二組人的法語，則受到第二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小(順向)。法語因為習得順序的不同，而遷移力的大小也就有所差異。接著，我們看習得語言的數目。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對於遷移力的影響有兩種說法，一派認為學習的語言越多，更可能有來自不同語言的遷移；另一派認為，學習超過兩個語言以上的人，比較不會侷於舊有語言的束縛。然而，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遷移力的關係，至少在民國九十五年之前，學術界仍沒有定論。 以上，我們透過「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和「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兩個因素討論遷移發生的可能性(遷移力)。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方面仍有很長一段路，需要由專家學者們致力貢獻。

我們將在此檢視跨語言的差異和概念遷移在不同面相中的研究成果。語言之間，概念的結構不同就可能發生影響，這在許多面相中都存在，如個體(objects)、情緒(emotions)、人稱(personhood)、性別(gender)、數(number)、時間(time)、空間(space)以及動作(motion)等面相。下面我們將挑選三個面相進行更詳細的討論。我們先從「個體」的面相討論起。在個體的面相裡，如果是具體的事物，通常有相對應的翻譯，但不一定能夠對相關應的類別，因為有些類別內可能會有多個原型共享。不同語言裡頭，會將相同的個體以不同的方式分類，因此對於個體的名稱，不只是記憶其相對應的翻譯，而是要將第二語言類別裡的所有原型通通內化。我們可以用英語和俄語的杯子來看，英語和俄語中，下面兩組字詞是幾乎可以等同對譯：cups/chashki和glasses/stakany，它們的類別裡頭的典型，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我們從類別的核心走向邊陲時，其界線就不容易畫分了。英語cup類別裡頭，紙杯是屬於較外圍的成員，但是仍屬於cup這一類別裡；俄語則是將紙杯歸到stakany這個類別裡頭。這是因為英語和俄語對於這個個體有不一樣的分類方式。英語依據杯子的材質，決定其是否將杯子歸到glasses裡頭；但是，俄語以容器的形狀、是否具有握把，來把杯子歸到stakany。當英語母語者和俄語母語者對彼此的類別發展誤解的，就是兩個語言的概念互相在角力。 接著討論「人稱」的面相。在人稱面相裡頭，有些語言只有少數幾種，有些語言多達兩百種，造成這些人稱編碼的特徵包括：參與者的角色、社會及空間距離、數量、性別、親屬階層、社會階層等。我們可以用英語和閩南語的「我們」看看這兩個語言在人稱概念裡頭的互動。在英語裡頭，「我們」用we表示，這對應到閩南語裡頭，分是「阮」(音：goan)和「咱」(lan)。再仔細去看，我們發現we是指示詞，即其會隨著情境脈絡，自動轉換詞義；「阮」和「咱」同樣作為人稱指示詞，同樣作為第一人稱複數，但是「阮」不包含聽話者，「咱」包含聽話者。如果在第二語言中的人稱使用得不正確，就會顯得粗魯或做作。通常，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若未能去注意標的語和來源語表達上的差異，就是源自於概念遷移。這通常需要適切的社會語言或社會語用能力。 最後是「數目」的面相。 透過語法的對於「數目」的分類，我們可以將語言分成分類詞語言(classifier languages)和名詞組語言(noun class languages)。前者，對於集合名詞和可數名詞沒有構詞的變化，如：日語、華語、優加特語(Yucatec)，這些語言重視物體的本質，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界線較模糊，使用「分類詞」是其特徵；後者依外型、可數性(countability)分組，如：法語、西語、俄語，這些語言必須區分集合名詞和可數名詞，集合名詞只能夠不定冠詞(indefinite quantifiers)，如much、little，可數名詞則透過構詞變，如candle-candles表現數量。露西(Lucy)於民國八十一年發表了研究，顯示語言可以影響認知。露西比較了優加特語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對於「數目」的注意力，兩者對於物體的數量和特質都沒有分辨上的差異，這是人類的基本能力。但是，要求他們討論物體時，英語母語者會指出其數量，但是只有少數優加特語母語者指出其數量，這顯示語言影響了個人對於事物注意的標的。另外，實驗也發現屬於分類詞語言的小孩子，傾向將物體依其特質分類；而名詞組語言的小孩子則以物體的外形進行分類。分類詞語言的母語者學習名詞組語言時，通常對於數量標記和冠詞系統有學習難處，可數/不可數或集合概念就是學習名詞組語言必須內化的成份之一。 透過語言的中介，我們檢視三個面相「個體」、「人稱」和「數目」，發現語言內部的概念結構指導了我們對於世界的感知，也解釋了不同語言間，不同概念的互動。

對於中國大陸我們可以如何看待，以下是主流觀點，就是經濟學者或其他以「線性預測」為前提的學者所對中國大陸的描述： 經濟：中國大陸的經濟好，甦醒也會比較快。經濟成長率能夠持續成長。高增長率可以保持二十年。三十年來經濟總規模翻兩番，成長了四倍。總貿易量為世界第三位。市場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空間。 社會：人均收入增長：達到一千三百美元；富裕人數增加：接近一億人，但在中國大陸只有百分之七點多的比例；生活環境寬鬆，非政治化，有所放鬆，精神上壓力少，然而還是比外在社會的壓力大；教育提升，部分大學生有國際競爭力，然而比例不高。 政治：經濟發展→中共政權合法性提升；人民對民主的要求淡化，遺忘六四；利用民族主義，中國崛起的自豪感，使中國富強，使用台灣、香港經驗讓的大陸發展；中國大陸迫不及待地告訴大家，中國人的驕傲，利用北京奧運展現中華起飛。 外交與國際地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強國的標誌。 這是以「線性預測」對中國大陸的期待：中華騰飛→中國崛起→中國爭霸→中國稱霸 然而，線性預測有其侷限性。五○、六○年代，曾經預測菲律賓經濟會大好，但是馬可仕拖跨了整個菲律賓，現在菲律賓仍然是勞動力輸出的國家。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好壞，常常是非經濟因素。(看過去民國89年到民國97年，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候就知道。)，明居正和對手辯論經濟問題，因為講經濟因素一定講不過經濟學家，所以一定要講非經濟因素。 下面是影響大陸未來發展的六大因素： 一、貧富不均貧富不均：改革前，財富分配公平。鄧小平說：「要讓一部份人先富裕起來」，這些想富裕起來的人，就是沿海的那些人。以璦琿騰衝線，這個地理人文線來看，以東是漢人為主、人口密度高、財富超過中國百分九十；以西則以其它少數民族、人口密度低，財富只有剩下百分之十不到。而這條線，每年向東移動一百公尺。貧富差距是一 直在拉大。此外，還有城鄉差距和官民差距。 二、官員嚴重貪污中共官員貪污，空前嚴重。曾經有人在進行外資對大陸投資的國家時，不小心發現許多如開曼群島等洗錢天堂也對大陸有大量的投資，才發現，這些都是和中共官員有關人員所進行的投資。這貪污名單，包括姓名、案例、貪污金額。據統計：金融、股票、外貿、開發、大工程、公安，是六個最容易貪污的職業。前陣子，到台灣和美國要購置房地產的有錢人們，據明居正的說法，就是貪污犯集團到台、到美買房子。 三、社會動亂人民暴動數字越來越大。衝突百分之九十來自圈地和拆遷，大陸官方圈地沒有補償，搶老百姓的地，農民的痛苦主要來自：苛徵、圈地與失地、剝奪正義。中共當局也明白社會動亂必需越快解決越好，也作好所有鎮暴的準備，如：1三十六個鎮暴點的設置2解放軍的進入據中共公安部統計，人民暴動從二○○○年後大幅增加，原本一年一萬起；二○○三年，兩萬八千； 二○○四年，八萬八千多起二○○六年開始不報告了！(超過一百人以上就叫群眾暴動。) 四、棄船心理裸官指得是一個人在大陸當官，全家人已經出國去了！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多。梅新育研究外國資金在大陸投資的前十名國家，不小心發現處長級以上高幹大量逃亡。 五、三退(退黨、團、隊)嚴重：人心渙散。各級官員開始潛逃，把家人送到國外去。 六、生態、環境的惡化：空氣污染、水污染、植被消失、沙塵暴、沙漠化、 這些星星之火，都是可以燎原的。一個不小心，共產黨就可能跨台了。不過明居正認為，中國共產黨可能跨台，但是中國社會會持續前進。崩潰的會是共產政權，但社會不會崩潰。中國一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