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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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一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我讀《Revolution and & National Salvation》三
北美洲的華人移民生活環境並沒有像南洋地區的華人那樣有少數中間人的優勢，也沒有早一批的移民產生混血兒等。在北美洲的華人社群和中國心理上的支持，就在改革派(康有為、梁啟超)和革命派(孫中山)抉擇，一樣是期望一個強大、進步的中國。 北美洲的華人社群還發動泛華人的反抗運動。舊金山的華商說服了北京大使，從上海商會開始，發起抵制美貨的活動，新加坡、檳城也陸續跟上。儘管這樣的抵制無法擺脫華人在美國受排擠的勢力，這還是喚起了美國華人中國情感。抵制活動從中國本土到海外，雖然都在現代城市，但若沒有方言或區域組織，抵制仍無法如此串連。 海外華人移民一直和中國本土議題有關，主要是因為政府當局認為海外華人都是其人力資本，而且還設立組織來動員或控制外華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海外華人社群對中國的情結開始質變。中日戰爭期間，重慶有國民政府，延安有共產黨，同時還有南京的汪精衛的傀儡政權。東南亞地區的當權者和當地的華人混血都和國民黨遠離。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海峽殖民地的分支都被當地政府給禁止。 泰國一直接受了大量的華人移民在1893到1917年之間，到了1917年，泰國當地出生的華人超過了中國出生的華人移民二到三倍。在現代國家建立之前，暹邏政權給予華人政治的地位；然而中國本土的政權如國民政府、中共政權等影響下，泰皇拉瑪六世也意識到華人是不同於本土泰國人的。泰國的華人移民開始受限、友國民黨華人被逮補或遣返，泰國華人必需去泰語學校就學。 東南亞還有一此如陳嘉庚(Tan Kah Kee)這樣愛國人士在推動。他愛的是中國，不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都應該感謝有這一類的人物存在。他在廈門建立了大學，而且教授儒家思想的社會行為準則，要治國必先齊家。由於陳嘉庚的無黨無派，使他還成為英國的華人社群領袖。而後陳嘉庚仍進入了國民黨和共產黨或蔣中正和毛澤東的政治角力。不論如何，陳嘉庚仍是開創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 我的緬甸華人朋友曾用「台灣心，中國情」來形容自己的認同，讓我改寫他的說法，我認為東南亞或南洋華人大多有「南洋心，中國情」的情懷。有時候受迫於當地政權或外在環境，我們退而求其次而可以捨棄「中國」，但只要生活過得去了，甚至進到菁英階級，華人又何嘗不想重拾中華文化或期待一個強大的中國呢？北京奧運的舉辦，讓世界看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能力，全球華人也就紛紛靠攏就位。 噗友們對此的討論相當熱烈：
我讀《Revolution and & National Salvation》一
大量移民潮自中國移出時，也開展了海外華人和中國的新關係，海外華人社群和僑鄉開始有更密切的互動。由於後進的華人移民數量之大，華人在移居地的比例大幅提高，華人們開始關心「中國」的命運，包括中國人民、中華文化以及中國這國家。在二十世紀就已然出現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仍然複雜且模糊。《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正在討論這時候，海外華人和中國的連結。 中國這國家和社會在一八六○年代開始有快速的改變，包括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一連串割地賠款的羞辱性條約，知識份子獻策，試圖突破這樣的瓶頸。清廷開始先取消海禁政策，然後藉由在海外的中國官員放發護照，讓這些不論在海外打拚多久的華人都可以回到中國。這使華人移民萌現了「華人移民和其後代都不論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都同屬同一個社群，並且以中國為根。」 中國國內有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會，其鼓吹以君主立憲來救中國；也有如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就創建的興中會，其欲「驅除韃虜，創建共和」。梁啟超認為只要中國夠強大，能夠保護海外華人，華人才會支持中國，所以其認為中國應該跟著西方帝國主義的腳步。然而，國族主義要在海外華人心中產生是相當不容易的，在華人移居地有反華人的怨恨，也有作為少數中間人的華人試圖融入當地社會。事實上，南洋華人並不是自己產生國族主義的，而是「被教出來的」國族主義。這奠基於傳統教育，例如學習欣賞自身傳統文化和對照外國對中國的羞辱，和旅外經驗。 當這樣的「國族」意識即將升起來時，有人認為這是與自己切身相關；有人認為，特別是那些已經大程度涵化，並作為領袖的人，則認為華人應該就地參與當地(移居地)事務。 「國族」(nation)一詞指的是那些文化上、語言上、歷史上有共同部分的一群人，這和統治者或政府無關，正如猶太人即使沒有一個其統治的領域土地，我們仍將其歸為一個國族。但後來國族有時候和「國家」混用，「國家」指的由一群有共同國族認同(包括文化上、歷史上、或族群上)的人組成的獨立的政治實體。 海外華人(即便那些已經不會講華語且高度同化的混血兒)仍以其不同於土著的文化而自豪，這些華人移民只是象徵式地認為和清朝有連結，文化上和中國的連結其實更深於政治上的連結。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國族」之所以能夠和移居地土著區隔是因為有明顯種族上的差異，而牽涉「國族主義」時，就會和中國這塊土地連結。這透過打造華人形象以加強華人地位和安全，並保護其經濟地位，這是不論區域或方言地聯合起來。 噗友們對此的討論相當熱烈：
我讀《Revolution and & National Salvation》二
大量的移民加入已經涵化的混血兒，如土生華人，之後海外華人的結構大大地改變。儘管不再說華語，土生華人也開始以中華文化自豪，甚至試圖從這些後來的華人移民間找到共同點來同化。從荷蘭殖民時期開始，土生華人一直享有經濟上幾近壟斷的地位，在日本人的推動之下，土生華人成為外來者的傾向更外明顯，重以現代化的國家作為中國的新視野，華人或中國人認同又開始牽動著土生華人。畢竟，殖民體系不會長久存在，而且在被羞辱的過程中，中華文化的內涵，還可以作為自豪、救贖的必需品。土生華人不滿足於作為一個商人，有一點點中華文化的內涵，可以將他們從地獄的邊獄給拯救出來。 然而，這個時候英國和荷殖民地，歐式教育也是另一個同化的選項。有一群很早就到新加坡的華人，或來自麻六甲的峇峇，早就接受歐式教育並以接受以英語為媒介的教育。峇峇和新來的移民菁英合流，主要接受英式教育；而另一批新客(Totoks)，那些清廷賣官授爵的人為另一流。荷蘭殖民的地方也有類似的情形，學習殖民者的語者會有較大發聲的機會。 林文慶(Lim Boon Keng)是一個在新加坡推動社會及教育改革的醫師，他有豐富的中英文化資產和世界性的觀點讓他將儒家思想和英國自由的概念和現代化融合在一起，而成就一番相當特殊的合成。這樣的怪咖，我認為他就是跨界或者說雜交(hybrid)的最佳典範。 華人是團結的嗎？華人是大帽子，下面仍有一些小團體，會因為方言、區域、血緣而結合在一起，所以族群間的競爭、械爭是不會罕見的。黃乃裳(Huang Naishang)，是林文慶的丈人，在許多地方開拓華人移居地，號召海外華人團結。同時，在傳教過程中，他學了英語，讀了美國歷史，也受美國先賢啟發。很快他通過考試而取得省級識識份子的頭銜，而成為康有為的追隨者。「國族主義」不只在南洋，也跨越太平洋到了美國的華人移民社群。 噗友們對此的討論相當熱烈：
我讀《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二
分析在麻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語詞彙，大致上有三分之二的馬來語、五分之一的福建方言，其餘為荷語、葡語、英語、泰米爾語和印尼語。原本福建華語的特性，例如其是有聲調、例如所有格是前綴的，也開始和馬來語混血。講「你」、「我」、「他」的時候，「你」和「我」是福建華語，「他」則是馬來語；馬來語的語序是將所有格後綴，華語是前綴，當峇峇人說話時，講得像馬來語，但卻是華語的語序。除了語言的混血，還有食物、服裝、神明，甚至入贅都成為普遍的現象。 將泰國和柬埔寨視為對照組，你會好奇，為什麼只有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有這樣多面向的混血現象？有人說因為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都是福建人，不過這個說法很不具說服力，因為清代和明代也有大量福建人到這些東南亞各地，卻沒有像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有混血的現象；此外，緬甸至今仍是以福建為主的華人移民也不見其有多方向的混血。或許階級是另一個解釋，例如泰國是由土著精英主導著經濟和政治，向上同化是華人生存的策略；同時在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這些地方的土著政權是真空的，所以華裔混血很可以在歐洲殖民者和土著之間找到中間者的地位。 此外在不同統治下，華裔混血兒也有不同的歸屬。西班牙人在菲律賓把人分為華人(Chinos or Sangleys,生於中國的華人)、麥士蒂索人和當地土著(Indos)；荷蘭人則在爪哇分為外來者(foreign orientals)和土著(natives)，華人和土生華人都是屬於外來者；泰國則給於華裔混血兒選擇當個華人或當個泰國人；英國則沒有特殊的族群限制。 也有人認為宗教是造成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華裔混血特出的原因。伊斯蘭教和天主教具有排他性、一神信仰並要求放棄其它偽神，相形之下，小乘佛教的泛神化顯得寬容。而且大乘佛教進到中國由來以久，和儒教文化和中國民間信仰有高度相似性。而伊斯蘭教和天主教都有一個決定性的入教步驟，如割禮或入信。不過有些伊斯蘭氣氛濃厚的地區，融入的華人或許就被視為土著。而且如越南同樣和中國是大乘佛教的地區，華人在當地並沒有比較好的同化，所以宗教或許也並非是決定性的同化因素。 傳播天主教是西班牙在菲律賓的主要任務，麥士蒂索人在信仰天主教後可以有較有利的社會階級。由於麥士蒂索人也和土著精英有共享的文化資產，天主教信仰，所以能共同組成今日的菲律賓人(Filipino)。 最終，菲律賓的麥士蒂索人也成為菲律賓人；峇峇則有點跨國、跨文化主義地以個身的多文化為豪，和那些對抗馬來政府的華人是不太相同的；而土生華人的語言已經完全脫離了福建華語的影響，但文化仍完整保留，儘管居住在印尼使他們有點不自在。 我想全球化的來臨，文化的多元性將會是個人的資產，而且是正資產。這些正資產可以在方方面面展現，這包括尋找工作機會、與人交往…等。尤其現在中國崛起，擁有那麼一點點中華文化的多樣性、變異性、延伸性，這將成為自己在世界立足的重要利基之一。
Ten Differences between NTU and NCNU
I finished my benchlor degree in "Tai-Wan-Da-Xu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nd now I am studying for further for master degree in "Ji-Nan-Da-Xu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CNU). Both of them are public schools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feelings between […]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二
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如何建立和運作？除了由先到的移民者創立之外，這還依賴他們持續連結原生母國和移民國。下面將會有四個族群的故事： 多明尼加就有許多中小企業是由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移民建立，當他們回到多明尼加之後，他們仍然和美國保持連繫。在美國的親朋好友會把錢匯回去多明尼加給公司合夥人。另外，透過多明尼加和美國之間定期往返的旅行，販售新服裝帶來生意，也使人們對移民有更多投資，同時間，在美國置產、開戶。他們從美國帶回新點子和新技能，如速食外送、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手機租售…等。 厄瓜多爾有個高地民族歐塔伐蘭(Otavalan, Otavalo)也有類似的故事。歐塔伐蘭人在西班牙殖民時，就擅長生產並販賣服裝，同時發展並學習新的技術。當他們旅行到歐州或北美一些主要城市時，他們也開拓他們的服裝市場，因為這些服裝對那些歐洲人而言是相當新奇的。這使歐塔伐蘭人從他們的文化傳承中找能商業化的價值和利基。 薩爾瓦多也是深受外籍社群的跨國社群影響的國家。薩爾瓦多人因為內戰而離開薩爾瓦多，結果反而促成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主要的旅遊和快遞公司從移民和那些在原生國的人開始，先是小規模的生產，而後開展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於薩爾瓦多的省級城市。薩爾瓦多的銀行也將業務開展到移民很多的美國城市如洛杉磯，結果Constancia(啤酒、飲料公司)和CASALCO這些薩爾瓦多組織都建立據點，甚至擁有房地產。薩爾瓦多人離開薩瓦多之後，仍然和家鄉有緊密的連結。 華人的移民組織也是一例。華人沒有英語和憑據的知識去從主流的機構獲得信用貸款，為了滿足新移民和新銀行這樣的需求，當地的企業家到台灣和香港募資。許多台灣人或香港企業家這麼做多不是基於華人移民的利益，只是為了躲避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和政治不確定性。這不儘帶了投資上的成功，也使這些華人後裔取得公民身份。 這些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現象不只是因為社群成員人數的成長，還包括活動上的質變才有可能。密集的網絡跨越空間的侷限，於是人數可以不斷成長，這些人具有雙語能力，可以輕易地游移於不同文化間，維持在不同國家的家庭，同時追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利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就是如此被創造並放到歷史洪流裡，全球資本主義更提高了跨國勞工的條件和誘引。但我們必須知道，並非所有移民都被納入這跨國化的經濟活動中，也不是每個原生母國的人都受惠。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一]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
我讀《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三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移民現象和過去往北美洲的歐洲移民者不太一樣，現在這些移民多是下定決心把跨國企業作為生存或動員的方法。過去工業發展，產業還能提供一些相對較好的工資，而且那時候地表上的移動是非常花時間，而且是長距離的；而今天的情況是，薪水來源不確定而且很少，於是這加強了移民去發展其它生存路徑。 現在的跨國移民擁有過去不曾有相同規模的飛機、電話、傳真機和電子郵件，再結合社會資本的動員，這其實佔盡了地理上不平等的經濟優勢。如果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可以長期並持續地進行，原本經濟菁英和當地統治階層合作的霸權消退，也就是，勞工不再待在原地，可以全球化的也不再只有主流菁英。 然而，透過跨國活動獲利的人不會太多，這些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時排除其它後進者進入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加劇。對於此現象長期的影響，作者和我都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廣泛的，而且可以持續滋養那些草根企業。 我相信全球化可以讓跨國社群更蓬勃，資源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只要一點點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擁有一點點「人道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就會開始奉獻社會。巴菲特和比爾蓋茲正秉著人道主義，到處募款，同時也將自己的資產奉獻給社會；張君達，一個退休的台灣商人則秉著民族主義，投入心力、財力，並透過新華基金會在幫助大陸偏遠農村的小孩。眾生皆有佛性，啟發每個人的善心，運用個人的智慧，全體人類都能通往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我曾經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第一廣場看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叫「Golden Star」，其實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在台灣有很多，但這一間特別擄獲我的眼球。我認為這間商店學習了台灣便利商店的明亮擺設、空調設備和自動門等，加上貨品來自東南亞和一些少見的進口品，對台灣顧客有新鮮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到這家店去消費。我認為《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在台灣，大多數的東南亞雜貨專賣店的主要顧客仍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不過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顧客群很容易就能擴展。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這些商店是否由那些曾經在台灣工作而今已經返回東南亞國家的早一批返國移民所建立？或者這個商店主人是更早之前，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華人，而現在只是反過來回到中國以價格或資訊的不對稱來獲利？通訊和交通仍會繼續革新，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已經發揮過去傳統社群做不到的效果，對於無法藉由科技革新而改善生活的人們，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