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日本的佔領，馬來西亞有一股反日的游擊勢力，這是在英國官員提供武裝，由被禁的馬來西亞共產黨領導，這大部分由華人組成。後來，從反日轉向反帝國，馬來西亞開始考量獨立出來。 結果，那些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人和華人同意所有族群都有平等的政治公民權利，而「國族」文化(語言和宗教)以馬來文化為主，當然非馬來人仍可以保留其語言和文化。在馬來西亞獨立的過程中，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各有代表領袖組成聯盟以減輕獨立的陣痛。而這個聯盟輸掉了選舉之後，由一群年輕馬來人取代。以伊斯蘭作為官方宗教，以馬來語作為國語，以伊斯蘭文化作為社會的規範，許多「敏感議題」被禁止討論，群眾的生活形同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只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學，通通只能教英語或馬來語，這使得許多華文中學拒絕政府基金而轉為獨立中學或社區支持的組織。 語言和教育常常是一個情緒性的議題。我們可以說馬來西亞現代的華人認同是由來個中國的老師們帶進來的，這些老師的傳統思想都是在五四運動時所奠定下來的。一個來自福建貧窮教師家庭的華人林連玉(Lim Lian Geok)，把中華文化的推廣和馬來西亞國家給連結在一起了，這也使得馬來西亞的華人原先地方分治的現實和政治上統一文化上卻多元的馬來西亞國家忠誠給連結在一起。於是華校的教育，不單單只是文化議，還包括社會結構的議題。 在馬來西亞，關於華人文化的保存一直被政府挑起，包括以華文為媒介的大學發展困境；拒絕將舞師或對華人很重要的農曆新年視為國家文化；還把華人資本的建立者葉亞來廢位…等作為。馬來西亞政府挑起文化異質性的訴求，使華人不再認為他們在馬來西亞有合法的地位，甚至處在一個被排擠在國家之外的邊緣。導火線是馬來西亞政府想動三寶山(這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公墓)的主意，埋葬在這個地方的，都是過去有頭有臉、開疆闢土的先驅，這還包括先前被殖民者指定為甲必丹(Kapitans)的屍骨。馬來西亞政府想挖這些地方的土去填海造陸，這引起來華人社群強烈的反彈。由受青雲亭委託管理公墓的人領導，再動員全國華人組織去促使馬來西亞政府取消這樣的計劃。最終，公墓得以保存下來，這也是一次草根組織的成功。我們可以說這國家上是馬來西亞的認同、文化上是華人認同已逐漸形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經濟生活是無法免於新經濟政策這個以馬來人為中心的政策給影響的。華人的適應方式一樣去依附那些比較有權力的土著，以「主公制」或「阿里峇峇」來因應。政治上，華人在馬來西亞仍是弱勢，不過由於經濟上的優勢，使華人有機會能夠到經濟或政治最高的決策層級。 更多林連玉的介紹可以見下面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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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六
泰國不像印尼或馬來西亞，沒有受到歐洲殖民經驗，而暹羅統治者從來也沒有將華人放置在高於土著的位置。華人在泰國未建立現代國家之前，一直是被整合到舊有的政治階層裡的。華人文化上的認同的有無，從來就不是暹羅統治者所在意的事。直到「泰」國族的出現，這個具有排他性文化和族群認同的概念，華人才被視為是外來者。 1938年，暹羅正式命名為泰國，但皇室和許多政治、軍事精英都和華人商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儘管是以「泰」為主的國家，華人還能不受排擠。但仍有如大將軍鑾披汶·頌堪陸(Phibun)這樣擔心中國共產主義滲透而有反華的存在。不過，到了1990年，對於華人認同的接受越來越開放，包括家庭團聚或用華語和中國進行貿易。這些華人在泰國所生下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在泰國學校受教育，說泰語都比說華語來得溜，他們被稱為泰國華人(Sino-Thai)。泰國華人好像「華人心裝在泰人的身體」。朱拉隆功大學的漢學中心也有泰國華裔人贊助，不只是為了和中國的貿易，也為華人社群的歷史文化遺產保存而努力。由於「泰」有足夠的自信心，且長久以來，華人和泰人之間的競爭並不顯著，各自也未佔有任何利基。在泰國的華人就是在涵化的過程中，又保有節儉、勤奮、原則、成功導向的華人特質。而泰國人從來就未遭受過來自華人或其它外國人的羞辱性的對待。對照之下，我們也更容易了解為什麼印尼和馬來西亞有反華的氛圍。 新加坡的華人認同在後殖民時期，一直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1965年，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華人和馬來人的保守派領導人都擔心受到共產勢力的威脅，特別是那些不會說英語的華人。基本上，新加坡可以是一個連「文化上」都是華人的國家，但結果卻不是如此。原因包括，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受英式教育，認為和中國的情感連結只有少部分或幾乎沒有；再來是人民行動黨視華文學校為共產主義的溫床；而且，英語是國際性的語言，既可以作生意，還是獲得政府部門工作的技能；最後，就是李光耀擔心過分強調華人文化，有「華人沙文主義」的疑慮，同時也可能引發如印尼的反華風氣，甚至引來鄰近國家的覬睮。原本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在新加坡獨立之後，以英文教學，後來和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家大學。創建南洋大學的陳六使(Tan Lark Sye)還被人民行動黨視為「華人沙文主義者」，因為他破壞了新加坡精緻的多種族平衡，也可能招致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強大的伊斯蘭鄰居制裁。 不過，李光耀仍是相當尊崇中華文化的，特別是它的理想、它的大我無私。在新加坡的「亞洲價值」，其實就是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它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的新加坡儘管有四分之三的華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多種族的，這使新加坡可以支持穩度的發展。
《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spora》by 吳燕和
人類學家吳燕和到暨南大學演講，題目是《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pora》，恭逢其盛，也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吳燕和是道地的台灣人，南投人，去過新幾內亞、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進行研究，經歷豐富令人羨慕。吳燕和在新幾內亞遇到個黑人，這個黑人自稱是華人，說得一口廣東話；他也提到美國的「華館」(P.F.Chang's China Bistro)，裡頭沒有一個華人大廚，連菜單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但它卻是美國最大的連鎖中餐廳。 研究一個族群或民族，不要老在中心，要去邊緣看看。吳燕和向大家介紹了幾本書：一本是《China off center: mapping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kingdom》，一本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還有《祖蔭下》。或許我們對於任何族群或民族的認識可以往那些在邊緣的人，特別是那些屬於跨界的弱勢。如何研究起？僅管有這些跨界或無祖國的想像是很「後現代」的，但吳燕和仍認為應該回歸到傳統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親密接觸地去了解他們心中的想法。 我想我大部分的時候是「後現代」，特別是面對「現代」的國家。回顧人類的歷史，什麼「國家」、「公民」這些概念是很晚才出現，但人們卻認為這是很重要地、必追求的「現代」。事實上，就算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仍能過得好好。這個新幾內亞的「華人」(外表是黑人)和你我想像的「華人」有很大的不一樣，在新幾內亞甚至有中國國民黨的鳥堅尼支部，比「華人」還要「華人」的特徵，你好意思說他不是華人嗎？自己是什麼人，自己說了算！自己是不是番仔，自己說了算！我說我是番仔，我就是番仔！我要有原民會的補助，我要改原住民的名字，我要原住民保障名額或考試加分，不用來給我考試！(然而，時空背景不一樣，以前說自己是「番仔」會被欺負，現在說自己是「原住民」有福利，考試又能加分。政策制訂還真是不容易！)總而言之，我滿喜歡這個演講的。 吳燕和也算是學長，他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我也在人類學系學習過一年。人類學家的旅遊經歷總是令人嚮往。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總是在離開之後，才會想念原本所在的好。如果我一直留在人類系，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個人類學家一樣，可以在荒島或少數民族間研究了？唉…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四
請問一個國家(nation)是不是只能只有單一個「國族文化」(national)？如果是，那哪一個文化可以作為該國家的國族文化？對於在東南亞佔少數的華人而言，文化上的認同，可能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認同就會產生不協調了，特別是在經濟優勢和政治弱勢的矛盾之下。 二次大戰之後，印尼的華人開始建立中小企業，這也使得他們越來越城市化，直到荷蘭公司退出之後，華人更佔領大規模貿易領域。華人透過和當地土著商人合作，來規避印尼經濟國族主義者的打壓。於是，一些富有的華人和有權力的印尼建立了利益關係，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Pribumi，又叫阿里巴巴(Ali-Baba)，另外一個就是主公(cukong)，華人創業家開始為政府官方服務，大多是為軍人服務，也就是提供軍火，提供包括日據時的憲兵隊(kempeitai)和印尼共和改革派。 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後一批的移民由於在社會比方言團體弱勢，於是他們和土著們組成利益聯盟，這主要也是因為這些昀到的移民和那些華人精英沒有任何連結，所以他們才挺而走險地深入土著文化和與其連結。這些移民從印尼改革派軍人領導取得了壟斷的關係，也成了主公體系內很重要的角色。 在印尼的華人有人選擇文化上的同化，有人堅持華人認同，政治上認同，但文化上不同化。印尼人歧視華人後裔，華人組織起來叫Baperki以反抗這樣的歧視。也由於Baperki激烈地反對種族歧視，而且有一段時間被認為和馬來西亞華人協會的路線不一樣，Baperki就和印尼共產黨走得越來越近。 華人對北京的同情也引來軍人對華人的猜忌，這造成了更嚴厲的反華人的立法。在這之前，同化的過程就深深地影響著華人社群，立法後，更要求華人名字必須取得像印尼人，許多土生華人(Peranakans)為了避免麻煩就通通融入了一般大眾了。至於那些新客(Totoks)，仍把孩子送到華文學校，在華文學校被禁之後，也開始快速變成土生華人。對於土生華人和新客的語言壓迫是整個東南亞的趨勢。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二
在西方殖民勢力從亞洲退出之後，情勢對東南亞的華人也開始改變。一些新興獨立國家開始反華(anti-Sinitism)的舉措由來以久，下面分享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本地土著對華人態度的轉變。 在印尼的民族運動將華人視為資本家、異教徒、外來者，而且是和那惹人厭的又若人羨的荷蘭的合夥者。許多不識字的人還產生一個「願景」：只要把華人屠殺完了，土地就會回到土著，而荷蘭人也會被驅趨。事實上，荷蘭人的種族政策是剝奪並限制華人在經濟、居住和旅行的權利，基本上是保護土著的利益的。 在印尼獨立之後，華人接收了原先由荷蘭人佔有的利基。印尼通常不叫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進行南京大屠的日本鬼子一樣，印尼叫「支那」，儘管北京強烈抗議，也改變不了這個輕蔑的稱謂。之所以會有「華人問題」是因為在殖民時期，印尼土著長久遭受羞辱和怨恨。Bumiputra指的是土壤之子；而Pribumi則是那些有特權、自豪但卻受辱且成長在怨恨的人，這些都是土著在殖民時期以及殖民後對自我的認同。 馬來西亞本土對華人的仇恨則自英國殖民就開始。礦產和農耕的管理者偏好引進外來契約勞工，因為這些人比土著便宜、馴服；即便馬來農民也喜歡讓華人當作中間人，因為華人有接觸資本的管道而且比較會議價。馬哈迪(Mahathir)曾著書《The Malay Dilemma》，它曾經被禁止出版，直到馬哈迪當上總理之後，才可以出版。他實行了「固打制」來保障馬來人在就業、教育或資本擁有的比例。 除了印尼只有少於3巴仙的華人，而馬來西亞有約25巴仙的華人之外，印尼和馬來西亞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都透過立法來削弱經濟上較強勢的少數中間人(華人)；華人都被視為是很厲害的商人；某個程度上來說，都是種族主義者，污名化特定族群；儘管都是伊斯蘭教為主流的社會，但和中東的基本教義派相較，還算是比較兼容並蓄且隨和的。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三
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與印尼的發展則不太一樣，從鴉片戰爭之後，大量來自中國移民湧入菲律賓，這些都是受西班牙人農業勞動力需求而招募來的。而這些較晚到的新移民，很快地就取代了那些曾經屬於華人混血麥士蒂索人(Mestizos)的經貿角色。 到了一九三○年代初期這些新客(Totok)幾乎握有了75巴仙的零售業和稻米貿易，這也無怪乎後來引起了「零售貿易國有化」的立法，所有「外來者」都不能從事零售業，而且陸續幾年都被歸究為造成經濟蕭條的主角。不過華人還是能找到出路，這些商人轉向海外投資、批發或手工業。華人在菲律賓出生或歸化都比較容易取得公民身份，這有賴於馬可仕(Marcos)的同化政策，儘管菲律賓的華人人口比例佔菲律賓人口不多，大概和印尼差不多。 華人在泰國也遭受到官方反華的壓力，不過這是在不同脈絡下的，畢竟泰國沒有遭受過西方殖民政權，它的統治精英和階層公民都未受到殖民的壓迫或羞辱。拉瑪六世(Rama VI)和一些政治精英在十九世紀晚期就到海外求學，他們學習了歐洲的「國族主義」和「種族意識型態」。這些政治精英，特別是軍人，看到華人和中國發生的革命有關聯，也擔心華人會成為威脅泰國政權的潛在力量。 然而，上階層政治精英或國家的「反華」並未影響人民對華人的好客。事實上，在泰國的華人也不曾取得優於泰國土著的地位，相反的，泰國人長久以來是統治階層，華人精英偶有為了政權服務，這只是泰國土著給華人的犒賞。「種族」或「文化」始終不是能不能被泰國政權接受的標準，「效忠暹邏政體」和「皇室」才是關鍵。華人的勢力有三度讓泰國土感到受威脅，一次是1911年，反清的革命；一次是中國共產黨崛起；還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和經濟大恐慌之間，大批的華人移民迅速湧入泰國。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一
華人的適應能力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開始受到考驗，那時候的歷史條件變動之快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對華人的利基也在這時候出現，從手工業、小販到小商店、貿易，甚至還有大享。殖民者和當時的政權都相當依賴華人協助以管理財政系統和建設城市。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就佔據台灣，接著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藉西方殖民者先前的建設開始擴展其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日本的企業往東南亞尋求市場和原料，例如橡膠和鐵。起初，在一九二○年代，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取代西方的政治意圖，一開始只是經濟取向。由於日本的勞力成本和分配網絡，開始威脅由西方主導的東南亞市場。英國和荷蘭開始想要制裁日本，於是日本就喊出了「反西方」和「泛亞洲主義」的口號，這也成了日本南進(nanshin)政策的論調。日本還有一個「小分配中心」，它用來把日本的貨品帶到當地，這個依賴了海外華人的網絡來達到分配。 在襲捲了馬來亞、新加坡後，日本開始對當地建立政治和經濟控制。華人在日本的控制下，還是可以繼續作生意，只是他們被要求去對公基金付出大筆的資金。不滿這樣的對待，陳嘉庚(Tan Kah-Kee)由於領導抗日運動，而被迫逃命；還有些人組成游擊隊，叫馬來亞人民反日軍隊，到處引起暴動。 為了維持經濟利益，日本人贊助土著和華商組成合作社(kumiai)，伴隨著較高階級的印尼人，華人也成為經濟的經營者。這和後來印尼獨立之後的「阿里峇峇」(Ali-Baba)的安排一樣，華人經營企業，印尼人則提供政治蔽護。新進的華人移民也是有機會的，相較於較早移民的土生華人，新進的華人可以和日本人用漢字溝通，這是另一個利基。
บิ๊กบอย Big Boy 大男孩
很久沒有看電影，很久沒有發表電影心得，最近一次看的泰語電影是《Big Boy》,電影是說B-boy的，B-boy指得是Breaking boy或Beat boy，原先不知道這電影為什麼叫《Big Boy》，看完之後大概就知道了！非常好看，而且具啟發性，下面和大家分享心得。 我覺得泰國電影或電影人是很流行的(如果我們說韓國潮流是很流行的)。B-boy在韓國的強力行銷之下，感覺也快成為韓國的一部分了，泰國電影不干寂寞，也追上這潮流，反正B-boy還不全然被韓國拿去，泰國快點來分一杯羹。另外，和《下一站，說愛你》一樣，男女主角都長很有韓國的味道，瞇瞇眼難道也開始襲捲泰國了嗎？ 《Big Boy》講的是兩個大男孩，一個約十七歲，一個約七十歲，這爺孫兩都愛跳舞，也都因為愛跳舞而愛上了人生的另一半。為什麼叫Boy，因為這爺孫兩像長不大的孩子，喜歡和人爭勝負。爺爺和奶奶從年輕時自創了一套叫Amor baile Alegria baile的舞步，結果爺爺沒有機會和奶奶把這套舞秀給世人看，後來奶奶死了，一直很後悔；孫子也是，為了學習Battle而找了一個女生的老師，日久生情，但卻在一次輸了Battle之後，而懷憂喪志。直到他解開了那套由奶奶命名的舞碼的意思，Amor baile Alegria baile是西班牙語，指得是「和愛跳舞，和幸福跳舞」，爺孫兩都恍然大悟，真正長大了。跳舞或做任何事不只是為了爭輸贏，為愛而跳、開心地跳，不是很開心嗎？一個賣冰淇淋的可以跳舞、一個工程師也可以跳舞、賣麵的或計程摩托車都可以跳舞，這都不是為了輸贏或面子，都是開心的跳而己。 我們常常做很多事只是爭輸贏而已，這樣人生就很無趣，而像個小孩子一樣。我覺得這部電影滿好看的，和大家分享心得，下面附上片尾你能聽到的《I W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看看噗友對此電影說了什麼：
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二
本土化(Localization)指的是成長和被社會化於在地場景的過程，因此這會有本土意識並受當地政治和社會結構力量影響，影響的包括種族和文化的認同。從服裝、食物和語言來看，華人在吉蘭丹(Kelantan)，一個泰馬相結連的地方，就深受馬來人和泰國人的影響。峇峇也是如此，儘管有大量華人從中國湧入，峇峇的本土化地程度仍很高，他們和馬來女子通婚，並習得馬來語，同時保留傳統中國習俗，許多傳統的潮洲婚禮儀式還能在峇峇身上看到，而且他們引以為豪。 峇峇，相較於其它東南亞華人，是比較本土化的華人，在未有政治力介入之前，這一直是在一個多文化互重的脈絡下形成的。但當「國語」和「國家教育」開始推行時。一開始所有用英語上課的學校通通改為以馬來語上課，這使得華人學生的英語變得不那麼流利，也開始說馬來語。人們第一次見面時，也不再說英語或華語，而改以用馬來語為主要語言。有些受華語教育的學生認為那些不會讀寫華語的華人不算是華人，華人仍是很重要的類別，但受馬來語教育的華人將成為新的類別，而且越來越重要。同時，那些說英語的華人也持續存在。 從馬來西亞的例子來看，華人的認同是相當複雜的，這表現在文化和種族上。在東南亞各個國家裡，對各個種族華人而言，種族上或文化上的認同都融合了在地的經驗。在印尼，禁止華語出版品和關閉華文學校也影響著當地華人的認同。在這樣由政府主道的同化政策下，有些華人同化成穆斯林了，但有更多華人認為不是受到外力的影響才是自然的發展與同化。 在無法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的華人認同時，這些華人在文化表達時就顯得特別小心。馬來西亞政府曾經批評中國的「舞獅」是沒有馬來風的，馬來人應該要「舞虎」。這反倒引起來華人的反彈，更加深了「舞獅」在馬來西亞的普及。物極必反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在冷戰期間，這些東南亞華人被視為共產黨的同情者，而且是指在東南亞進行破壞，與中國共產黨裡應外合，不擇手段意圖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fifth column)。這樣的質疑對華人效忠其居住國的國家是很不容易的，但華人為什麼仍能同成到可以被接受，而且與當地整合呢？文化大融爐(melting pot)曾經是很紅的說法，但現在我們講文化多化論(cultural pluralism)。 儘管有中國威脅論或華人威脅論這樣的論調，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強大，華人認同卻是可以作為從中國獲利的重要資本。大部分國家投資或觀光中國大陸的華人，通常是因為經濟上或文化上的誘因，甚少被認為是因為政治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比較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商人競逐中國大陸這個大市場。一般外國人，如美國人、日本人投資中國大陸，就當一般外資；但種族華人在投資中國大陸時，他們的政治傾向、忠誠度和外國的公民身份就會受到檢視。 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不代表就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便東南亞華人在後冷戰時期也應該只是被視為華人家庭或和華人有親屬關係的，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大中國」或「中華經濟圈」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人想要將東南亞華人也包括進來的用語；許多東南亞的學者覺得不舒服。 世界上的華人大概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權議題上惡明昭彰，但隨著中華文明、城市化的進展，各地華人漸逐認同「作為一個華人」，但和「中國這個國家」無關。這些華人在歷史上、文化上和中國的關連必須從政治上切割。某個程度來講，種族華人的行為比較像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嚮往中東那個伊斯蘭文明，特別是阿拉伯。
我讀《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三
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華人組織，這個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是一個很有用的交流平台，但這也還得有語言支持才行。通常各國華人的華語程度是參差不齊的。在跨國交流時，說英語的華人和只說華語的華人碰到一塊兒，他們的共同認同就僅止於中華文明而已；但若兩個人都能說華語，就能對中華文明或華語有更直接的交流。區分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是很重要的，區分國族認同和建立在文明種族的跨國網絡也是同等重要。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中國的華人和種族華人才開始有較頻繁的接觸。這可能是透過世界會議的召開，以「交流」為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吸引種族華人往中國大陸投資，確實這些種族華人也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文化上、經濟上、宗教上的宗教逐漸展開。 對於種族和華人種族在東南亞，我們可以有三個層次的認識：一、族群認同是多層次，也可以是複合的多重認同；二、在地生活經驗會形塑族群認同，這就是所謂的「本土化」；三、近代的族群認同常常和現居國連結。 反觀台灣的例子，中華民國曾經在台灣推行國語，有人說當時若說閩南語就得被罰錢，正如印尼的華人在國家的力量下，關了華文學校和華文出版品一樣，這樣就是一個不自然的發展。不過，若當時沒有這樣的外力介入，或許國家就沒有一個共同的語，外省人有各自的方言，原住民講南島語，早期的漢人移民講閩南語或客家語，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就會發生如「二二八事件」的情事，這也是華人移民史中常常有方言族群械鬥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語言不通嘛！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和諧社會得依靠語言的統一；然而庶民被迫放棄講自己習慣的語言，總是想要反抗。只是台灣人沒有反抗，這樣的怨氣積累到近代，李登輝把「本土化」和「台灣國」連結在一起，陳水扁也跟著藉題發揮，試圖把所以講閩南語的人都吸引過來，並以外省人作為打倒的對象，「去中國化」之類的活動應孕而生。 事實上，人們都知道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或其它層面的認同是可以多重且不一樣的。若試圖以其它層面的認同來影響大多數人以獲得政治上的利益，這樣的人始終會被選民唾棄的。龍應台曾說：「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但目前這種政權所統治的中國絕對不是我的祖國。」正是這樣的道理。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