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這個東西，可以被視為是「去創造一個東西，使不一致的文化內容和不一致的 生活經驗產生一致性」。馬修(Mathews)認為不同層次的個人識意都會塑造認同，它們分別為：一、視為理所當然或潛意識地的習慣；二、由於社會壓力而去服從的文化規範；三、個人是有意識地、自由地從「文化市場」中選擇自己的認同。前三個場景大多是處在前兩個層次的模式，近代應該有對於個人選擇的認同應該還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於是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認同都會是有所差別的。儘管一九八○年代，中華商會鼓勵華裔馬來西亞人少說方言多說華語以凝聚社群；儘管將華語作為教育和官方的語言，可以在正式場合使用，不同於和朋友或企業夥伴的閒聊語言。但華裔馬來西亞人對所謂的「中華性」(Chineseness)不只是單純地接受或排斥而已，忽略、質疑、抗拒、再探索、頌揚或改變等策略性地反應也是可能發生的。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認同其所在的社會階級或將自己定位在世界公民的身份而「忽略」了其在特定族群的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華裔馬來西亞人可以說得一個流利的英語，這些人開始「質疑」英語會侵蝕其對中華文化和華語的實踐與知識；也有些人「抗拒」中華性，其覺得應該強調「馬來西亞人文化」而不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文化」，許多華人都沒有什麼馬來人朋友，或許是因為飲食習慣，但若有心克服，應該不是問題；有一些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因為「再探索」而將佛陀的生日「衛塞節」(我們叫浴佛節)再擴展；也有人會刻意「頌揚」中華性，不論是工作態度或即便是負面教材的香港影集或電影，這些人宣揚華人的勤勞 、努力、聰明…等；原本的中華餐點如點心(dim sum)也加入咖哩粉、茄子、椰漿等具南洋風味的食材，而「改變」了原先的飲食習慣。 在馬來西亞是不可避免必需劃分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多元的文化意義和策略性反應或定位也勢必和這劃分有關而且會越來越豐富，而且會一直在個人、本土、國家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場閾轉變。
Tag: 語言學習
我讀《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三
第三個場景是作者旅行布賴(Pulai)時寄宿的一個家庭，家庭主人是阿雄(Ah Seong)和阿芳(Ah Fun)，這是作者第二次造訪布賴。他們兩個人都是受過六年的華語小學教育和三年的馬來語中學教育。他們家有四個小孩，四個都是女孩，而且阿芳的肚子還有一個。問阿雄如果肚子裡的小孩仍是女孩，會怎麼想？阿雄先說男生、女生都一樣好，表現自己懂得「男女平等」的概念，再多聊一下之後，也坦承若生下來還是女生的話，心裡會非常不爽。 除了房子外頭的橡膠樹、傳統村落風格外，布賴不再是二十年前那個缺水缺電的地方。冰箱、洗衣機、電視等現代設族都進入這些地方。甚至用華語印刷的雜誌如《媽媽寶寶》在內容上都像美國的出版品。作者也發現阿芳和她的女兒說話的時候，不是講客家方言，而是講華語。這讓我們有了以下的認識。 在個人的認同上，有人強調原生族群，有人著重實用性。而布迪厄(Boudieu)的習慣說(habitus)認為習慣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重覆的家庭或社群經驗使個人發展出適合其所在位置的自然觀點。許多家庭多講華語或夾雜著方言的方言，在這樣家庭生長的小孩就會將說華人的語言視為常態。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常常以他們的多語能力為豪。 儘管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國語，而且許多華人都在中學時學習馬來語，但使用馬來語的時機只有和非華人談話時，在華人家庭中是不說馬來語的。許多家庭，例如阿雄和阿芳的家庭，為了孩子的發展會策略性地選擇華語或英語。然而，對小孩子而言，學習多個語言使他們無法專精於任何一個，於是顯得「樣樣通，樣樣鬆。」 再看看阿雄想要個兒子的心態，儘管男女平等的訊息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宣傳，但過去的習慣是無法一時改變過來的。而且在布賴，家長對男孩子教育上的關注總是高於女孩子，儘管女孩子在中學時花更長時間學習。 在不同的地方如學校、教堂、寺廟、餐廳、歡唱廣場、電影院、購物商場、夜市、游泳池、渡假村，都在傳遞多樣的文化訊息。宗教組織和涉入對個人的意義有很特別的影響。在第一個場景中李明中學的舞獅隊成員就有來自不同宗教的團體，包括基督教、佛教，或天道等。宗教團體主導，使用廣東話或華語，並且以漢字印刷，參與這些團體的人多是受華語教育的。不同於受華語教育的人，受英語教育的華人是主動地將宗教(不論基督教或佛教)整合入自己的生活中。
我讀《TO VEIL OR NOT TO VEIL?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Muslim Women in Austin, Texax》
我真佩服我的英語能力，我可以不用查單字就看完一整篇英語文章。我閱讀《TO VEIL OR NOT TO VEIL?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Muslim Women in Austin, Texax》這篇文章，標題就有個單字Veil，我一直不去查這個單字，一開始猜測這可能是膜拜或面紗等穆斯林宗教特有的單字，往下看之後就知道是使用面紗的意思了！我很厲害吧！不過這個單字其實是以前就查過了，只是忘記它是什麼意思。我想還是看完這篇文章後，我大概會永遠記得這個單字了。下面分享本文章的摘要和心得： 這個文章找了一些有使用面紗的人和沒有使用面紗的人來談談她們對使用面紗的看法。我認為這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差異，只是對於很少見到穆斯林的台灣人而言，這仍是很新鮮的議題。儘管在不久之前，法國才通過不準在公開場合使用面紗的法令。 有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認為使用面紗比較舒服、特別，而且有虔誠的感覺，這些都是為了符合古蘭經的要求。也有因為同儕影響，朋友使用面紗，於是也跟著用面紗，而且這樣也可以和自己的重要他人更親近。還有人認為使用面紗可以在埃及生存，我想這是因為可以適合當地的天氣吧！使用面紗也是為了不讓男人侵犯自己，因為女人是鑽石，所以穿著能夠蓋住全身的黑袍可以讓自己在社會中更自由地遊走。不過這樣的穿著打扮，旁人會覺得奇怪(也就是很特別啦！)，而且有反「現代性」的嫌疑。這還因此帶來婆媳問題，因為婆婆(沒有使用面紗的習慣)覺得媳婦為了表現自己對阿拉的虔誠，使用面紗把婆婆給比下去了。 不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則認為使用面紗是「父權控制」，而且是因為政治因素才產生這樣的規範。許多穆斯林女性在美國不使用面紗或穿黑袍，但回到原生國時，就會戴上這些東西了。 我想我是一個相當功能學派的人，原先我認為穆斯林女性使用面紗除了在天氣乾燥的地方能夠防沙塵外，沒有其它功能。但在使用面紗的穆斯林的女性談話中，我們可以理解還有作為避免男性性侵害的功能。為了不讓男性犯罪，而叫女性包緊一點這固然是性別上的不平等，正如若有男性性侵害了一個女性，你不怪罪男性，反而說女性穿著太曝露是一樣的道理。不過，我倒滿想有一套能夠把全身包起來，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服飾。如此，別人認不出來你是誰，你也不必在意身上穿什麼服飾(就像學校要求學生穿制服一樣，不用跟別人比美！)，這樣的打扮反而更自在、更舒服。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唄！
《Les Fils du vent 2》企業戰士因咩差事跳多跳
我想《Les Fils du vent》(中譯：企業戰士；港譯：因咩差事跳多跳)這一系列的法國電影都是為了推廣「跑酷」而製作的，在第二集當中這個跑酷團隊來到泰國，不小心介入了三合會(華人的秘密會社)和山口組(日本人的秘密會社)之間的糾紛，下面分享觀影心得： 除了三合會和山口組之外，還有一個華裔幫派「鬣狼幫」，在我看來鬣狼幫雖然說是華裔，但我想是屬於較晚移民泰國的新客，而三合會則是早一批的華人移民。從他們穿著的服裝來看，鬣狼幫於泰國社會的融入應該也是高於三合會，此外鬣狼幫的幫主和其妹妹應該都是混血兒，華人和西方人(不知道是哪一國的，姑且將之視為法國人好了！)的混血兒。在泰國，人民於西方人通婚是不罕見的，而且生下來的混血兒相當漂亮，許多在線上的明星都是混血兒。 三合會和山口組的糾紛來自山口組的老大要娶三合會的老大的女兒，三合會的老大認為山口組的老大會背叛他；反之亦然，山口組老大身邊的人(當然是日本人)也灌輸他中國人不可靠的訊息。我想這樣的猜忌是長久以來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導致。只是這些人到了泰國之後，這樣的歷史情懷仍在他們心中盤據，久久不能離去。 三合會和山口組交相利用鬣狼幫去達到其目的。三合會要鬣狼幫殺了山口組的老大，如此鬣狼幫的幫主將被認同為三合會的一份子，一半是西方人一半是華人的混血兒，就可以被三合會接納了；山口組也利用鬣狼幫去打擊三合會，希望能夠贏得美人歸。 一群來自法國的跑酷團體破壞這恐怖平衡，這群法國人裡，有四個黑人、一個白人、一個黃人，黃人是泰國人懂一些佛法。最後就是靠著這些跑酷的人，讓鬣狼幫幫主和其妹妹全身而退。 我其實很不喜歡看非華語、英語或泰語的電影，因為我聽不懂法語，我對這電影也沒有什麼興趣。不過這是在泰國拍攝的，所以有那麼一點點吸引我。我認為法國人不像美國人那樣，總是在電影內把美國人塑造成英雄的形象，相反的，是和泰國的華人、泰人、日本人競合。 下面和大家分享《Les Fils du vent》的主題曲：
我讀《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some pressing contradictions》二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 在經濟或政治組織與個人或家庭也是有緊張關係的，通常人們會遠離較抽象的普遍主義，而追求一個特殊的認同，如族群、宗教、區域或國族。許多反移民的運動就是害怕因為全球化而破壞了認同，移民是眾失之的，因為這運動認為社會應該是同質且自治的，而移民破壞了這樣的平衡。 許多國家，甚至民主國家都忽略了「本土」的認同是更高於「國家利益」的。研究國際移民時，我們也常常僅停留在國家層次，但其實「本土」認同是有更深遠的影響。不過一但有個區域組織如歐盟，國家層次的本土認同就容易產生。從全球到最小最小單位的本土層次，就目前而言，「國家」仍是最有力量來塑造這些認同的層次。 環境和經濟的矛盾經濟正負2度C的播放，我們是容易理解這樣的矛盾的。而在移民裡，伐林、沙漠化、力地衰退、旱澇都是逼迫人們遷徙的原因。國家能夠制定法規來規範，但許多如空氣汙染或資源消耗都是跨國境的。失控的城市化或觀光產業的發展也威脅自然環境和人文遺產。 下面嵌上正負2度C的影片，讓你回憶一下：
我讀《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some pressing contradictions》一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 在現在經濟秩序下，擁有「適合」(fit)整合入全球市場的勞工、資本、文化產品就會被納入，而那些「不適合」的則會被排，即使只是最基本的人權，例如工作權或食物安全。移民的動機是複雜且多層次的，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目前不斷在增加的經濟移民和難民多是女性。不論多麼困難，移民、勞工或政府在移入國會再一次家庭團聚、落腳、甚至形成新的族群。移入國也因為重塑國家經濟、將城市轉型，並重新檢視其社會和文化價值。當然移民在經濟弱勢或歧視下，也可能感到被排除。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經為八個國家之間創造一個開放的市場努力，這樣的努力可以說是試圖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或許這對較發達工業國家是容易實現。然而，在許多作為移出國的地方，國家進行了教育投資，教育出許多技術人員，移民出去了，就是我們說的人力外流(brain drain)，我想中國大陸和印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同時，移入國大開國門歡迎技術移民。倘若政府開始管制移民，人力仲介、人力販賣的市變萌芽，這當然有合法和非法的。如果政府只歡迎資本、商品、創新的流動，卻對人員的流動加以限制，這樣的政府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許多亞洲或非洲的人們大概註定貧窮了，這些人的收入很少，這導因於方方面的匱乏，包括教育機會、衛生條件甚至人均壽命。結果是，某些國家整個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此外女性、族群或種族少數、原住民或青少年都會因此經歷歧視或感覺弱勢。
我讀《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some pressing contradictions》三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 所謂「現代」是立基於啟蒙運動之後，一個往良善社會發展的論述；「後現代」則是有政治、文化和認同等方方面面的組成。如果我們要形容全球化的話，它大概是結合「現代」的經濟，而「後現代」的政治碎片。以歐盟為例，對於那些屬於歐盟的國家的移民，彼此在歐盟會員國內移動大約有五百萬人，歐盟對這些移民照顧倍致，但是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外來移民約有一千萬人，歐盟對這些人卻少有著墨。 民主社會的公民身份只在少數國家實現，而且通常也是有些限制的，但這可以作為啟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目標。我們需要一個世界公民的模式，這是能夠打破歸屬和領土的藩蘺認同：人們需要擁有作為人的人權，而不需要國家。這建立在多文化，並意識到族群多樣性和多重認同。同時，多元文化論還能保障當地多樣性不被全球文化產業給壓平。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組織必須被強化，如此才能制止過度的市場化，並處理社會排除、貧窮和環境惡化。 通常我們認知的全球化的過程是由上而下的，但我們期待有一個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過程，如此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有一些啟發的故事，我們期待有越來越多這樣例子，而成為普遍的現象。 討論全球化而不討論移民是利益既得者的作為，討論移民而不討論全球化則是畫地自限，有偏頗之嫌。我認為將全球化和移民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認為在打工渡假(working holiday)裡，老人也是屬於被排除的族群。大多數的打工渡假都有年齡的限制，而老人由於不適合被整合入全球經濟市場內，所以就被排除在打工渡假之外。然而，有錢的老人可以在退休後移民到其它國家，沒有錢的老人卻無法移民到其它國家。這是一種歧視老人的政策。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三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不同於改革派，革命派人士發現他們的支持者都是藍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初，改革派人士也在吸引富人作努力，因為革命需要財政上的支持，到了革命(1911年)前夕，也確實獲得了財政上的支持，但這些富人並不是著眼於一個強大中國的貿易利益。那些向「錢」看的平凡華僑們，都已經被改革派或儒家、帝國氣勢給吸引過去了。 革命派的領導之一胡漢民發現海外華僑有種現象，他們都沒有華人的認同，至於那些認同自己為華人的都已經服膺於帝制的儒家文化。許多從福建的離開的海外華人不習慣人們問他的中文名字。魯迅(Lu Hun)也問那些住在各地的海外華人是什麼人，爪哇的就說爪哇人，新加坡的就說新加坡人，蘇門答臘的就說是蘇門答臘人。然而這些人還是迷信並渴望有來自帝國的榮耀和官銜。 革命派裡頭，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和他們無關，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是其結盟對象。認為秘密結社為其結盟對象的證明就是革命派的支持者都是來自農耕、礦產或鐵路工人，這些人多屬於洪門或天地會的成員，這些組織遍佈東南亞、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結合反清、反滿的思想，建立在這些秘密社會的基礎之上，同盟會就這樣成立了。若溯及更早的華僑論述，則是對漢種族的忠誠，這個訴諸抵抗蒙古人(元朝)和滿州人(清朝)，同時參照祕密結社對「忠」和「義」的意識型態。魯迅認為，中國除了漢唐盛世之外，在元朝，南洋對中國而言，就像哥倫布在美洲發現「新大陸」一樣。而華僑之所以在東南亞無法抵抗西方殖民者是因為他們物資匱乏，而且其拒絕來自清廷的支持，更糟的是，華僑還被清廷迫害、詆毀。 在1911年之前，改革派和革命派雙方在華僑之間動員的能量差很多，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來自廣東較多移民的地方，而孫中心則是經濟上和數量上都較少的客家社群。對於華僑而言，你必須把其和家鄉的連結給喚起，才有機會使他們變成你的支持者。 有一個受康有為啟發的人叫歐榘甲(Ou Qujia)，後來還因為撰寫《新廣東》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廷，而遭受康有為譴責。歐榘甲認為廣東人應該建立如泰國人或越南人那樣，和其它種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鼓吹省或區域的獨立，以語言(粵語)為號召，無疑地能夠引起海外華人的迴響，特別是那些秘密結社的成員。 國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在將流動的認同給固定下來，重塑其方方面面的再現，以及確定自我和他者的界線。除了清廷、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外，還有來自外國政治當局、離散的經濟網絡或為了小孩為來就業英語教育思想，各個方向的拉扯造就這跨國族群的認同。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的作者Prasenjit Duara認為儒家思想或其它傳統具有「保守」的性質，這也是為什麼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和社會達爾文國族主義可以共生。而祕密結社和華僑與共和革命的連結，從種族家庭、兄弟情誼到殖民掌控，現在已經下至學童了。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候，我認為吾輩能夠思考的方向是借重世界各地殘餘的中國國族主義，用華語、用儒家思想來襲捲全球。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二
相較於清近，直線或持續進步的史觀顯然不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的論調，在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腦子裡大概都是社會達爾文思想的那一套，在競爭的環境下，若無法變得具侵略性或帝國主義則會被摧毀或殖民。而引起漢種族主義是最容易將反滿族的思想鑲嵌在白人和黃人種族優越感的脈絡下。 梁啟超一開始是在直線且進步的框架來看西方國家文明化的過程，然而對於梁啟超卻將華人分成已開化、曾開化和待開化的階層。梁啟超回憶道，華僑曾經有在南洋擴張建立版圖的光榮歷史，但未將華僑視為開創歷史新頁的夥伴，這也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最大的差異之一。改革派將現代的組織嫁接在舊有的皇權、中國文明之上，如此吸引商人和想當商人的人，甚至許多服膺帝國儒家思想的秘密結社成員也加入。 保皇會在美洲的商人之間尤其成功。當地的精英還從中國請來了學術上有顯著成就的人作為會館的領導，也成立了有儒家紳士風格的書院。許多秘密結社如中國致公黨也加入保皇會(按：中國致公黨的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组建的海外組織，旨在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關注民族的獨立和祖國富强)。來自南洋的保皇會支持者，也寄了許多信到清廷去表達希望恢愎光緒皇帝的實權。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一
領土國族主義是現在世界上唯一能夠讓各國當局所接受的形式，然而對領土外則會以種族或文化等社群的訴求，來尋求符合其需求和利益的論述。中國這個悲情的國家，在1900年到1911年間有三個團體在國族主義這樣的論述下角力，他們分別為清廷、康有為領導的行憲改革派和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派。《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則揭示了這三個團體如何動員海外華人。 「華人」這個概念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定義，不只是因為其自身有多重和模糊的認同，而且這段期間又是中國快速變動的時間，更增加了其不定性。離散於各地的華人組成社群是有跡可循的，通常是語言、姓氏或著階層，而一個人也可能同時分屬多個社群。同時，華人和當地土著或歐洲殖民者又有更明顯的區分，因為這是種族和勞動力上的區隔，華人和非華人的界線是相對明顯而容易被加強的。在這些團體中，家庭的功能和與當地的連結是華人生活的重心，而對於居住國的政治當局則維持彈性。 東南亞的華人和中國連結的模式大致上有「華商」和「華僑」兩種。華商模式多峇峇和新客，其是相對開放的團體，通常比較有錢、具影響性；華僑則透過教育宣傳被動員整合入具華人忠誠，而屬於中國。 清廷是用一種帝國國族主義，以文化為訴求進行動員，「強兵富國」就是當時號召的口號。早期清朝將海外華人和反清復明及秘密社會給連結在一起，這些人就移出去了，就是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了。隨著現代國家的世界體系意識高漲，這樣的論述也逐漸轉變。除了取消海禁政策之外，也開始在東南亞和美國設領事館。華僑在這樣的氛圍下，既能提供財政上的支持，還能提供造船或軍備上的技術。華僑還被賦予去投資採礦和鐵路的特權，如些可以避免外國人壟斷這些建設。清廷也開始賣官，許多華僑會購買，因為這可以帶來名聲。 買官的不只是有錢商人，一般人也買官。買官的風潮開始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漫延，儒家思想模式亦然。這對長期缺乏中華文化薰陶，長期只有伊斯蘭和基督教文化的海外華人而言相當吸引人。儒家文化於是被引進到東南亞華人上層社會，成為另一種紳士的模範。不只是清廷用「儒家文化」吸引東南亞華人，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也都相當偏好這樣的儒家紳士形象。 當然，在東南亞地區的土著可能會接受儒家文化，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它加深了華人和當地人的鴻溝，其使華人文化因為儒家思想更像一個外來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由於當時殖民政權這樣的政治力和社會連結，使當地社群把這些華人、華商推出當地社群，造成種族的界線。不過，總的來講，在晚清末年，中國文明對當地的華人，特別正商人社群內，是相當具吸引力的。 看看噗友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