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提高工廠生產力的祕密:簡單框架操縱的驚人效果

在現今競爭激烈的製造業中,如何提高生產力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你是否曾想過,僅僅改變獎金制度的說法就能顯著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這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但實際上,一項在中國高科技工廠進行的實驗研究證實了這一點。由Tanjim Hossain和John A. List撰寫的《The Behavioralist Visits the Factory: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Using Simple Framing Manipulations》展示了行為經濟學中「框架效應」的強大力量,透過巧妙地改變激勵措施的呈現方式,他們成功地在真實的工廠環境中提升了生產力。 什麼是框架效應? 框架效應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人們對同一事件或選項的反應會因其呈現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簡單來說,就是「怎麼說」比「說什麼」更為重要。舉例來說,當你告訴一個人如果他完成目標會得到獎勵(獎勵框架),和告訴他如果未完成目標會失去已獲得的獎金(懲罰框架),即便實際結果相同,人們的行為反應卻可能截然不同。這種效應根源於人類的損失厭惡心理,人們對損失的感受通常比對獲得的感受更為強烈。因此,懲罰框架往往比獎勵框架更能激發人們的行動。 中國高科技工廠的實驗研究 這項實驗研究在中國萬利達集團的南京工廠進行,該公司是一家大型高科技企業,專注於生產和分銷消費電子產品。實驗設計持續了約六個月,參與者包括工廠內的生產工人和檢查員。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測試不同的激勵措施框架對員工生產力的影響。 實驗設計分為兩個主要處理方式:「獎勵框架」和「懲罰框架」。在獎勵框架下,員工被告知如果他們達到每週的生產目標,將會獲得額外的獎金;而在懲罰框架下,員工在週初會被預先告知獲得一筆獎金,但如果未能達到生產目標,則需在週末退還部分獎金。這兩種框架實際上提供相同的獎金數額,只是呈現方式不同。 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獎勵和懲罰框架均能提高生產力,且懲罰框架的效果優於獎勵框架,團隊生產力增加約1%。此外,研究發現這些效應在整個實驗期間持續存在,並未隨時間減弱。更有趣的是,團隊對懲罰框架的反應比個人更強烈,顯示行為偏差在團隊中的影響更大。同時,這種提高的生產力並未伴隨產品質量的下降,產品缺陷率沒有顯著變化。 這項研究表明,行為經濟學中的框架效應在真實工廠環境中具有顯著的應用價值。簡單的框架操縱能以低成本顯著提高生產力,對企業的長期經濟增長有積極影響。透過這項實驗,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如何在工作場所中應用行為經濟學的洞見來提升效能。 Hossain, T., & List, J. A. (2009). The behaviorist visits the factory: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using simple framing manip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62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5623

幼兒如何看待融合教育?從遊戲中探索他們的真實想法

在當前教育領域中,融合教育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融合教育強調將有特殊需求的兒童與其他兒童共同學習,促進社會互動和包容性。然而,儘管融合教育的理念被廣泛接受,對於幼兒如何看待這一教育模式的研究仍然相對有限。幼兒的觀點往往被忽視,而他們的聲音和經歷卻是理解融合教育實踐的重要一環。在Donna Koller和Valerie San Juan文章中,我們將探討一項使用遊戲訪談法的初步研究,該研究旨在揭示幼兒對融合教育的看法,以及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的真實感受。通過這項研究,我們不僅能更深入地了解幼兒的觀點,還能發現改進教育方法的潛在途徑,從而為所有兒童創造更具包容性的學習環境。 研究方法 這篇文章使用詮釋性民族誌方法,透過遊戲訪談法來探討幼兒對融合教育的看法。研究在兩個包含健康兒童與殘障兒童的托兒所進行,旨在了解兒童對融合教育的認識、他們與同儕間的互動情況及其看法。以下是該研究方法的詳細介紹: 研究對象 研究選取了12名健康兒童,包括5名女孩和7名男孩,年齡介於3.5到8歲之間。這些兒童來自兩個位於加拿大大城市的托兒所:一個提供全天候照顧的早期托兒中心(ECC),另一個提供臨時照顧和課後照顧的家庭資源中心(FRC)。這些中心包括健康兒童和有可見或不可見殘障的兒童,平均約有15%的兒童具有殘障。 研究過程 訪談內容 訪談使用半結構式問題,探討以下五個主題: 訪談者使用年齡適當的語言,並提供融合教育的標準定義以便兒童理解。 資料分析 每次訪談均被錄音並逐字轉錄。資料分析採用Creswell的六步法,從初步理解資料到詳細檢視,形成主題和子類別。研究團隊成員反覆檢查和修訂訪談問題,確保資料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分析過程中,研究團隊使用NVivo8軟體進行主題生成和數據編碼,最終確定116個編碼,涵蓋了三個主要主題:對殘障的認識、對融合教育與分離教育的看法、同儕關係的描述。 啟發 這篇文章的研究發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殘障的認識 對融合教育與分離教育的看法 同儕關係的描述 討論與結論 這項研究表明,透過遊戲訪談法,幼兒能夠討論融合教育的複雜問題,並表達他們的觀點。多數兒童支持融合教育,但對其具體益處和挑戰缺乏深刻理解。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向兒童解釋融合教育的目標,並促進他們對多樣性的理解和接受。這將有助於創造更包容的教育環境,促進所有兒童的社會整合和全面發展。 Koller, D., & San Juan, V. (2015). Play-based interview methods for exploring young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8(5), 610-631. http://dx.doi.org/10.1080/09518398.2014.916434

從心理學角度看決策:可得性捷徑的影響

這個文章講述了人們在判斷和決策時常犯的錯誤,特別是因為「可得性捷徑」這個心理學概念。這個概念指的是人們在判斷事件的頻率或概率時,往往依賴於他們最容易記住的例子。 文章指出,由於可得性捷徑,人們會出現一些系統性的偏見。例如,人們可能會高估一些事件發生的概率,只因為他們最近經歷過或聽說過類似事件。這可能導致對數據的誤判,進而影響決策。 該文章還討論了這種偏見在各種情境下的表現,包括在臨床判斷、組合問題和判斷共現頻率時的偏見。這表明即使是專業人士也會受這種偏見的影響。 研究方法 通過心理學實驗和案例分析,來探討人們在判斷和決策過程中如何受到可得性捷徑的影響。具體來說,他們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測試和實驗來檢驗參與者對特定事件的頻率或概率的判斷,然後分析其中的偏見和誤判。 以下是可能涉及到的研究方法和步驟: 這樣的研究方法幫助研究者理解人們在決策時如何被心理學上的偏見所影響,以及這種偏見在不同場景中的具體表現。研究的結果可以應用於改善決策質量,並提供有助於減少偏見的方法。 決策場景 模擬現實生活中的決策場景,以探討可得性捷徑如何影響人們的判斷和決策。這些場景通常涉及一些常見的情況,讓參與者根據他們的直覺和經驗進行判斷。以下是可能涉及的決策場景: 這些模擬決策場景旨在模擬日常生活中的情況,以便研究者能夠分析和理解可得性捷徑對人們決策過程的影響。研究結果可以為改善判斷和減少偏見提供見解。 結論與啟示 主要結論和啟示的摘要: 這些結論和啟示強調了可得性捷徑在判斷和決策中的重要性,並指出了改善決策質量的方法。它為理解人類決策的偏見提供了新的見解,並為未來研究提供了方向。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3).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5(2), 207-232.

AI作為教育輔助工具:釋放學習時間的ChatGPT應用

這篇文章[1]評估了 ChatGPT 生成論述性文章的表現,並與人工寫的文章進行比較。作者進行了大規模的研究,使用標準評估標準評估 AI 生成的內容和人寫的文章。評估分析還考慮了語言特徵。結果顯示,ChatGPT 生成的文章相對人寫的文章在質量上更高,但在寫作風格上有所不同。文章建議教育系統應該利用 AI 模型來釋放時間,用類似計算器對數學的方式,采用 AI 工具作為輔助,利用學童自身完成學習目標。本研究為評估人寫和 AI 生成的論述性文本質量提供了統計學上嚴謹和系統化的方法, 為我們提供了解這些語言模型如何發展的洞見。 根據文獻(p. 1)ChatGPT生成的文章質量更高,這是根據使用標準評估標準比較人寫的論文和AI生成的內容所得出的。ChatGPT模型的寫作風格展現出與人寫的文章不同的語言特徵,例如使用的話語和知識標記較少,但是名詞化和詞匯豐富度更高。另外,文獻(p. 11)中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用ChatGPT生成的文章在語言掌握方面得分更高,而人寫的文章則更容易犯錯。這些指標說明ChatGPT生成的文章質量更高。 使用的話語和知識標記是指作為AI語言模型 ChatGPT 和人類寫手之間識別的一些特徵,表達作者意見和想法的方式有所不同(p. 3)且它們是用來評估人類寫作和AI生成的論述文本質量的標準(p. 1)。話語標記可以用來衡量文本的一致性質量,比如Somasnudaran等人研究了故事的講述方面,Nadeem等人則將它們納入了他們基於深度學習的自動文章評分方法中(p. 9)。排除了常用於表示話語關係以外的詞語(如“like”,“for”,“in”等)的PDTB話語標記列表被用於本研究中(p. 9)。知識標記則用於識別作者對自己語句的承諾,將有關epistemic的表達式,如“I think”,“it is believed”和“in my opinion”,識別為知識標記(p. 9)。 研究還建議,教育系統需要納入AI模型的使用,為其他學習目標釋放時間,就像數學使用計算器一樣(p. 1)。此外,本研究還討論了以前基準的限制以及模型所有者的利益衝突問題,這對於解釋性能構成問題(p. 4)。此研究提供了一種統計嚴謹和系統性的方法來評估人類撰寫和AI生成的辯論文本的質量,提供了這些語言模型如何隨時間發展的洞察(p. 1, 14)。

真實語料點燃學習激情:無教科書英語教學的優勢!

這篇文章[1]主要探討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教授英語作為外語對學生學習目標語言的成就的影響。作者指出,在教授英語作為外語時,通常會以教科書作為標準教材,但這種做法存在一些缺點,例如缺乏具有挑戰性的教材和活動以及無法滿足不同學習者需求。本文總結了關於依賴教科書的文獻回顧,並在一個月內與30名大學新生進行了實驗,以驗證無教科書的英語教學/學習效果。該研究通過前後測和學生對無教科書教學滿意度的問卷調查,證實了教授英語作為外語時沒有教科書可以提高學生的語言技能和能力。該文章得出的結論是,教授英語作為外語時要使用真實材料作為主要資源,且對學生和教師都有趣味和吸引力。學習應以學生為中心,重視交際能力,並增強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的動機和興趣。 文章中認為過度依賴教科書會有一些限制,例如缺乏具有挑戰性的材料和活動以及無法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因此,本文著重探究使用真實語料對於英語教學的優點以及在不使用教科書的情況下如何發展學習者的語言技能和能力(p.2)。 教授無教科書的英語課堂需要使用真實語料作為主要資源,可以引起學生們的興趣。經驗豐富的教師應該知道如何選擇適當且有效的材料以及如何在課堂上進行適當的調整(p.2)。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扮演重要角色。各種視聽資源都可以透過電腦呈現,可以在特定語言技能的教學中發揮關鍵作用。互聯網和電腦為學生練習目標語言和教師編寫教材提供了許多可能性(p.2)。 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教師需要使用各種外部素材(例如報紙、雜誌、菜單和廣告牌)作為真實語料(p.7)。這樣的課堂旨在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能力,並為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溝通準備好。例如,為了提高寫作能力,教師會提供真實目的的寫作任務(例如求職信、抱怨信、正式和非正式信件),讓學生接觸到幾乎真正的目標受眾(p.7)。在發展語言技能方面,教師通常會在課堂中積極使用信息技術,並為學生提供滿足不同學習者需求的PowerPoint幻燈片(p.7)。教師在課堂上演示的視頻通常具有真實性,可以來自英國和美國的電視節目、BBC和CNN新聞,學生會帶有很大的動力和興趣去完成聽力任務(p.7)。 這個研究採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實驗研究中,研究者選擇了控制組和實驗組進行分組,並在一個月內進行了教學實驗。實驗組的學生在課堂上有一半的時間沒有使用教科書,而控制組則使用教科書進行傳統的教學。在開始課程的時候,兩組學生都接受了一個前測,而在實驗結束後,兩組學生都進行了一個後測(p.7)。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的英語水平有所提升,並表現出更高的學習興趣和動機(p.8, 10)。此外,還對實驗組學生進行了調查和訪談,以了解他們對無教科書教學的看法和經歷(p.10)。 在實驗過程中,學生對於課堂內容的滿意度通過問卷調查和面試收集,結果顯示出學生對於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學習英語的態度積極。學生們讚揚學習無教科書的課堂具有實用性和趣味性。他們提到使用電腦作為優勢,因為通過視聽材料學習效果更好。學生們普遍表達他們之前學英語的過程中往往大多受限於教科書,被教科書“束縛”,當前的課程對於他們來說是新奇的體驗。 學生們認為無教科書的課堂適合他們,他們的口語能力有明顯的進步。對英語對話的信心增強,學習者的自我學習能力亦得到增強(p.10, 12)。 總而言之,使用真實語料作為課堂材料可以擴大學習者的視野,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目標語言和文化(p.2)。在沒有教科書的情況下,教師應該將學習者放在中心,重視溝通能力,並通過不同的素材和活動來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

另類的東南亞華人:廖內群島的獨特之處來自它的地理位置與華人身份

廖內群島是印尼的一個省份,由巴丹、賓丹、卡里蒙等島嶼組成,位於新加坡以南,是印尼最東的省份之一。 廖內群島的華人人口比例是印尼最高的,而且與新加坡的距離近,因此有很多跨境交流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族群相較於印尼其他地區的華人族群有以下獨特之處: 一個文章[1]的作者使用跨地區性(translocality)作為理論框架來理解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形成和地方建構的過程,認為他們利用其地理位置和跨國網絡來維護其文化和經濟生存,同時也保持著本地歸屬感。 跨地區性試圖捕捉跨越國家邊界的流動和社會網絡如何導致特定空間、主體性和歸屬形式的形成。 此外,跨地區性也承認地方和本土性在跨國移動中作為意義來源的持續重要性。 作者認為,廖內群島華人符合跨地區性的定義,他們利用其長期的群島互聯性來創造一種特定的本地感和華人身份,這種身份根植於他們在更廣泛的廖內群島海上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受到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影響非常大。 由於他們位於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戰略海上邊緣地帶,他們的集體記憶、流動、適應策略和華人認同都受到了該地理位置和群島網絡的塑造。 他們的跨境移動和與新加坡的緊密聯繫,使他們能夠保持華語能力和相對的文化自由,並且在新秩序政策的抗爭中取得了成功。 此外,他們將自己視為“archipelagic Chineseness”的一部分,認為新加坡是他們的民族認同的中心,而不是印尼或中國大陸等地。 他們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需要在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背景下進行理解。

探索印尼華裔中學生家族語言學習的秘密:研究結果揭示了什麽?

這篇文章[1]研究了印尼華裔中學生學習自己家族語言的動機和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不同的族裔和家族語言背景、不同的學校階段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 為了幫助教師更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文章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例如采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和方法、注重文化元素融入、提供多樣化的學習內容等。這些建議可以幫助教師更好地教授印尼華裔中學生自己家族語言。 研究人員采用了分層叢集比例取樣的方式,向印尼中爪哇省的兩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每級各兩班發出共310份問卷。在正式施測時,研究人員親自到教室派發問卷,並說明研究的匿名原則和保密性。由於問卷涉及家族成員的語言使用情況,因此讓學生第二天交回問卷,共收回27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最終扣除填答題項不全、疑似亂答和非華裔學生的問卷後,共得到174份有效問卷。這項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歸納出了印尼華裔中學生繼承語學習動機的六種類型,它們分別是:學習情境、族裔傳承、學習期望、學習情感、綜合型和工具型。以下是這六種學習動機類型的簡要介紹: 性別 研究結果顯示,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方面,性別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在HLMI各因素中,男性和女性學生在“族裔傳承”和“工具型”動機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族裔傳承”方面,女性學生的得分高於男性學生;而在“工具型”方面,男性學生的得分高於女性學生。這表明,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中,不同性別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族裔背景 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方面,族裔語言背景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在HLMI各因素中,不同族裔語言背景的學生在“族裔傳承”和“工具型”動機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族裔傳承”方面,使用閩南語的學生得分最高,其次是使用客家語的學生;而在“工具型”方面,使用普通話的學生得分最高,其次是使用閩南語的學生。這表明,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中,不同族裔語言背景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家族語言背景 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方面,家族語言背景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在HLMI各因素中,不同家族語言背景的學生在“族裔傳承”和“工具型”動機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族裔傳承”方面,使用閩南語或客家語與普通話或印尼語相比得分更高;而在“工具型”方面,使用普通話或印尼語的學生得分更高。這表明,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中,不同家族語言背景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學校階段 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方面,學校階段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在HLMI各因素中,不同學校階段的學生在“族裔傳承”和“工具型”動機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族裔傳承”方面,初中生得分最高,其次是高中一年級學生;而在“工具型”方面,高中一年級學生得分最高,其次是初中生。這表明,在印尼華裔中學生的繼承語學習動機中,不同學校階段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該研究為華語教師提供了以下具體建議:

第二語言習得:造成語音遷移的因素

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很相近的時候,遷移就可能發生,;而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該結構是標記的(marked)或語言專屬的(language-specific),則遷移就較不可能發生。這些遷移可能發生或不可能發生,就是遷移力(transferability)。我們可以從幾個因素去討論遷移力,也就是影響遷移發生的可能性因素。 我們先從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因素去討論。 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接著,我們從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這個因素,去看遷移力。 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我們可以簡單地、化約地說就是「時間」和「遷移力」的關係。依序將討論「年紀」、「曝露的時數、頻率、強度」、「標的語地居住時間」、「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 在語音上,研究發現,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順向遷移,但在詞彙和構詞上,卻不明顯。而後期的遷移(包括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順向和逆向的遷移),同樣是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較明顯的遷移,多是詞彙方面的遷移,這也取決於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的相似程度。語音上,而逆向的遷移中,年紀較大的學習者的遷移少於年紀小的學習者。 對此,傅雷卡(Flega)提出「口說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其假設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中,同一個位置的語音是可能互相影響的。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利用越多的第一語言語音位置時,則第二語言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則較大。反之,則越小。 透過對於語言在感知和產出的正確性,馬凱(MacKay)和傅雷卡對於遷移和習得年紀進行研究。純就帶著口音的發音而言,其實不影響語言的感知和產出,於是「語速」(speech rate)成了另一個和習得年紀相關的應變項。研究發現,抵達標的語地的年紀和其語速是有相關的,越早抵達美國的移民,其英語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韓國裔和義大利裔皆然。同一個研究,再回過頭看第一語言的語速,其發現早期雙語者(2到13歲間抵達美國)和晚期雙語者(15歲之後到達美國)相比,早期雙語者的英語比其第一語言的語速快,而晚期雙語者則相反。我們可以結論,「年紀」在順向遷移和逆向遷移中都有影響。 「曝露的長度、頻率和強度」是另一個大家所關心的因素。有研究指出,二語教學的總量越多,遷移越多(西語母語者和巴斯克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也有得到相反結果的研究(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前者找的是初級學習者,後者找的是高級學習者。換句話說,曝露的總量和遷移的關係是一開始先上昇後下降的曲線。而逆向的遷移則是匈牙利的學童在學習過英語或法語的寫作之後,對於其第一語言(匈牙利語)的寫作都有提昇的效果。 「待在標的語環境的時間」(length of residence)也常被拿當作指標。順向的遷移中,同樣馬凱和傅雷卡的研究中指出在標的語地的時間越長,其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而且越接近英語母語者的英語,但比起抵達的年紀,這仍是比較微弱的因素。而後期的順向遷移中,漢堡格(Hammarberg)先生找了一個第一語言是英語、第二語言是德語,第三語言是瑞典語的人,他住在瑞典四個月之後,原先會用德語取代在瑞典語中的情況慢慢減少,直接一年半後完全沒有這樣的情況。這些研究說明,在標的語的時間越長,遷移是會減少甚至解除的。 而逆向的遷移則發現在第二語言環境待得越久,人們對於第一語言搭配的判斷會變差,尤其在詞彙語義和構詞句法上,都有顯著的發現。而這個第二語言環境,必須是充足的(sufficient)。所謂「充足」指的是其和標的語母語者互動的總量。這樣逆向的遷移是會改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的知識結構的。 「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對於遷移力的研究,我們可以先觀察習得語言的順序。在戴維樂(Dewaele)的研究中,他找了兩組人,其中一組人,依其習得順序,其具備了德語、法語和英語;另一組人,則具備了德語、英語、法語。比較這兩組人的法語,第一組人的法語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三語言的影響較小(逆向);第二組人的法語,則受到第二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小(順向)。法語因為習得順序的不同,而遷移力的大小也就有所差異。接著,我們看習得語言的數目。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對於遷移力的影響有兩種說法,一派認為學習的語言越多,更可能有來自不同語言的遷移;另一派認為,學習超過兩個語言以上的人,比較不會侷於舊有語言的束縛。然而,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遷移力的關係,至少在民國九十五年之前,學術界仍沒有定論。 以上,我們透過「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和「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兩個因素討論遷移發生的可能性(遷移力)。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方面仍有很長一段路,需要由專家學者們致力貢獻。

地藏菩薩的故事

大家對地藏菩薩的刻版印象是其只會出現在地獄,為解救地獄眾生的菩薩。昨天上社課,看了地藏菩薩的故事,知道地藏菩薩為解救眾生的心願令人感動。下面分享心得和影片: 該影片有三段故事:婆羅門女、兩個國王和光目救母的故事,下面簡述三個故事內容和心得。 婆羅門是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物,有一個生在婆羅門的女孩從小就很討媽媽歡心,可是媽媽相當不喜歡婆羅門女親近佛法。每當婆羅門女想要禮佛、供養僧侶、誦佛經,每每被媽媽打斷,甚至冷嘲熱諷。當媽媽臨死前,才相信婆羅門女說的話,悔心信佛。媽媽死後,婆羅門女傾盡家財供養佛,並全心唸佛而能到地獄見到媽媽的情形。 兩個國王則是憂心旁邊國家沒有佛法,國家內殺、燒、擄、姦、淫、盜…等。於是兩個國王發願,救渡這些眾生後,才成佛! 光目救母則是在媽媽死後,透過阿羅漢的指示,知道媽媽生前殺生,所以現在在地獄接受審判,阿羅漢建議光目畫佛像、造佛像,將功德迴向給媽媽,在光目的修善下,母親重新投胎成為婢女的女兒,其利用只有十三歲的光陰,行善積福,而後能夠升天繼續修行。 三段故事內,都是地藏菩薩故事,分別在不同世現身。因為看到別人苦難,把發願救渡眾生的側隱之心發揮到極致,地藏菩薩是最好的典範。

北方的紐西蘭:阿蘇火山

今天離開別府,前往熊本,在前往熊本的路上,經過阿蘇,因此今天會順道造訪阿蘇火山。一早起來,外面雨一直下,但我昨天看yahoo.jp寫的明明就會會有好天氣,猜想可能阿蘇和別府會有不一樣的天氣。所以,我還是不擔心會下雨,反正到阿蘇就會放晴了。一路上有晴有雨,甚至有大太陽。換了兩次車之後終於還是抵達阿蘇了。到阿蘇之後,還必須換乘公車,於是又等了約一個小時。 搭上公車之後,往火山的路上會看到很漂亮的風景。路標也相當有趣,我們知道在澳洲會有小心袋鼠的指示牌,在阿蘇有注意牛馬的指示牌。經過草千里(kasasenri),全車沒人下車,唯我獨行。這裡像一片牧場,有牛、有馬散在各處,可以付錢騎馬,馬兒會載著你繞一圈牧場。我自己走,自己冒險。如果東方人要拍攝東方版的魔戒,那一定就是要來阿蘇拍攝了。草原之壯闊,你會憶起魔戒許多迷人的畫面。 離開草千里,前往火山口。火山口有纜車接駁,我選擇one way,搭纜車上山,然後走路下來。這火山口,突然風雨交加,是很大的風加很細的雨,超冷。大家都沒有在山口逗留太久。我也沒有在火山附近待太久,在雨一直下的狀況下,我也漫步走下山,一路上,我期待有人停車讓我搭順風車,但沒有人停車。不過,我也沒有伸大拇指地示意想搭順風車,大概開車經過的人都覺得我享受淋雨走路的感覺吧! 走下山,搭公車回到阿蘇驛,就搭火車到熊本了!今晚和明晚熊本將有火國節。預知該節慶內容,請待下回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