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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的交通運輸系統在東南亞非常有意思，它包括逐漸消失的傳統運輸方式和民營交通運輸工具。東南亞各國政府都試圖想去管理這些多元的交通系統。下面我將分享一些過去在東南亞旅遊的照片，讓大家更容易了解這些交通工具，畢竟有圖有真相嘛！ 曼谷的昭拍耶河上的水運：    金三角的水運：  吉隆坡展示用的三輪車：     曼谷郊區的雙條：   芭達雅的雙條：      馬尼拉的吉普尼：     曼谷郊區連結易三倉大學(Assumption University)的彈性大眾運輸(Paratransit)：    我覺得這些逐漸消失的傳統運輸形式都相當有趣，而且常常是窮人的好朋友。 

 公共運輸是龐雜的事業，東南亞各國政府都主導了交通運輸的規劃。「傳統」的交通運輸如公車和火車是政府所認同的，而世界銀行則認為「非傳統」的交通運輸，即那些非正規或非公司性的低技術部門，或個人操控的三輸車及小巴士模式也得支持，因為儘管政府補貼虧損的公車路線，但低收入的民眾備無力負擔所需票價，往貧窮地區的路線仍靠這些「非傳統」的交通運輸連結。   東南亞的港口形態和營運在殖民時期就定型了，但其無助於現在的出口經濟。比較發展有成的包括泰國私人經營的南查邦港(Leam chabang)、新加坡港。南查邦港也作為天然資源輸出的港口，另外馬來西亞、印尼也有作為資源型出口的港口。菲律賓有許多島嶼，所以港口也很多，境內旅客使用頻繁，然而菲律賓卻是航海意外和死亡事故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東南亞，許多國家的鐵路和公路仍在低度或零開發，但有了國內空中運輸，使偏遠地區能被整合到國家經濟之中。許多市中心到偏遠地區的路線，甚至由政府補貼使航線持續連結城鄉。此外，國際航空也快速發展，東南亞人民出國和因為觀光到東南亞的國外旅客都影響著這些空中運輸的改革，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都擁有很具競爭力的國際機場。菲律賓儘管地理位置稍差，但藉其擁有英語能力的勞工，仍吸引了物流公司在菲律賓設據點。   東南亞的航空業發展，在政府逐漸退出之後，國營航空轉型為民營航空，也使航空業有相當多元的發展。新加坡航空在國家支持下，透過樟宜機場歡迎各國航空公司降落，開啟許多航線，每次飛機起降費用只要約莫五萬台幣(仁川機場也正在仿效樟宜機場，每次飛機起降費用約莫一萬五千台幣)。由於機場吞吐量變大，新加坡航空也因此多出許多旅客搭乘的機會。後來，新加坡航空和馬來西亞航空都國營變民營了。我希望航空業的發展的趨勢往廉價航空發展，正如亞洲航空(Air Asia)說的：「讓每個人都搭得起飛機。」(Everyone can fly.)

 若說東南亞有高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想這都得歸功於工業化和貿易，其中泰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最為強勁，其它國家也不遑多讓，新加坡一直是穩定成長的經濟體，以上兩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裡唯二的亞洲五小龍。馬來西亞製造業成長搶眼，，但華人社群擁有的財產多於馬來及印度社群，成為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的變數之一，工業成長也造成環境的破壞。印尼由於有天然資源如石油而有大量外匯並能夠開展其它事業。其它還有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家，仍受困於政治動亂，經濟發展潛力還待開發。   東南亞地區在歐洲殖民時期，主要為原料和半加工的自然資源出口，工業並沒有長足的發展。直到近代才開始真正工業化。剛開始以「進口替代」為主，除了經濟考量，也希望對鄉村和農村社會進行現代化的改革，藉由徵收關稅、進口配額並提供國內生產者金融誘因以發展本土產業。然而國內市場很容易就飽和，即便有新的就業機會，若為資本密集而非勞力密集產業，仍無法解決大量失業問題。   於是，東南亞地區由「進口替代」變成「出口擴張」，開始往海外市場發展。鑑於通訊和運輸技術進步，國際分工在始把生產線散佈於東南亞地區，但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它們仍是得依賴先進工業化國家的邊陲國家。國家這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工業發展策略和對基礎建設的投資決定是否能在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時持續發展。國家級的工業技術研發能夠使產業升級為知識密集的產業；金融誘因如稅率折扣則讓外國人願意投資；配合機場、海港、通訊設備等基礎搭配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則可以加速物流發展。   跨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種類繁多，紡織業(印尼、越南、寮國和汶萊)和電子業(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是兩個特別重要的產業。投資國來自美國、歐洲、還有香港、南韓和台灣，此外，新加坡和泰國也在東南亞地區內進行跨國的投資，如泰國就在寮國紡織產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的電子業發展為技術先鋒的雁首，馬來西亞試圖透過多媒體超級走廊(吸引了微軟、網景、新加和昇陽)超越新加坡(德州儀器)。泰國則有福特和馬自達投資的小卡車工廠，以及通用汽車的亞洲汽車策略中心，既可以內銷也可外銷，泰國為全球第二大卡車市場。   外國投資東南亞各又不同特色。日本在東南亞國家都是主要投資者，在泰國，日本企業開發天然資源如木才；在新加坡，日本投資電子業。美國投資印尼，意在其石油產業；歐洲跨國企業，則著重電子、化學物品和食品製造；亞洲四小龍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大概有兩類，台灣和南韓把東南亞作為生產成本較低的出口平台；新加坡和香港則將目標放在國內市場，專攻食物或飲料等消費品生產。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同時帶來其它面向的威脅。跨國企業所帶來的是非技術性的工作、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低於國際水平的薪資，這大大地影響了勞工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同時造成社會或環境的不健康。

 台灣在講農業發展時，喜歡講「三生」，三生指得是生產、生態、生活。然而，看東南亞地區農業發展時，似乎更聚焦在傳統人們對農業的想像，也就是農業的生產。下面分享《東南亞多元與發展：農村和農業發展的觀點》的讀書心得：   東南亞農村一直是小規模、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甚至連土地的所有權概念都是殖民時期才被引進的，然而最近數十年，東南亞農村地區卻因為人口成長、商業化和國家主導政策發展，而有大大地改變。人口增加，對食物、土地、水的需求就增加；而現金經濟的需求、國家稅制等商業化的力量，則使農民不再自給自足；國家主導了農村發展政策，於是國家的能力常常就能決定該國農業的發展。菲律賓就試圖透過土地改革，讓土地重新分配、減少租金並增加農夫租佃的保障。官方對該改革的推行是滿意的，然而有人認為其只讓較大的佃農獲益，這反而加速了農村的貧窮問題。   引進新科技如新品種的稻米、灌溉技術、化肥、殺蟲劑、農場管理方法或國家政策支持都可以提高農業生產。但除了「生產」之外，若我們期待一個「永續農業」，我們還應該考慮符合人類效益的「生活」和自然資源保育的「生態」。   農村發展策略有四個類別：技術官僚、改革主義、激進主義和替代主義。技術官僚由國家制訂是完全由上而下的發展；改革主義則是希望透過土地改革來發展；激進主義則排斥資本主義，透過合作社的共同生產來發展；替代策略則由非政府組織來發展農村。   泰國一直將農村發展視為國家發展的優先目標，不過在國家能力有限時，效果也就無法達預期了。泰國政府致力於擴展農業公共建設，如小規模的灌溉水壩，但當地農民需要的學校、照護中心或公共廁所就被忽略了。東南亞地區的農業發展，基本上，仍然會是由國家的農業部門主導，所以國家的能力仍將大大地決定該國農業或農村發展的情況。   就我個人對泰國的認識，許多農村的發展不再滯於，傳統上，我們對農村的想像。我去一個地方叫Pai，有人叫它「拜城」，有人叫它「白縣」，它其實就是一個農村，不過卻有比九份有更好的旅遊發展。下面是一些在Pai的遊記、照片集錦和影片(03:15到04:50為Pai的照片)：   Pai：旅人心中的聖地 Pai廣度旅遊 Pai照片集錦    如果你去過Pai，你肯定也會愛上Pai，並且了解什麼叫三生農業的最佳體驗。

東南亞地區除了有吸引外資的環境外，對於華人而言還有其擁有華人族群社群的地方特性，海外華人常常是台商跨國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然而台商與當地華人的關係並非和諧，特別在印尼。曾嬿芬老師的《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正好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 產業資本外移的原因除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精細的技術、人員的訓練、彈性的生產組織、社會文化所支持的工作態度、勞工的族群歸類等都是決定設廠的原因。對新興工業國的資本，如台灣商人，則主要投資於鄰近地點，且只限於少數特定區域，因為其具族群、文化和語言的親和性。投資的成敗和族群關係的調適有關，台商於印尼調適和各族群間的社會距離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了。 市場、勞動力和原料為台商主要選擇印尼投資的要素；其它非經濟性要素如政治、社會、族群、宗教等，印尼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地區，都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而華人和非華人的族群衝突是最主要的憂慮。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就是中間人買辦，向印尼土著採購農業產，再轉手荷屬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世界市場。印尼華人和印尼土著的貧富差距大，儘管印尼華人大多入籍為印尼公民，但華人在印尼的「同化」程度仍低，華人尚未被印尼社會完全認同。 華人常常是台商投資東南亞的敲門磚，但投資時間拉長之後，華人的重要性就漸漸降低了！台商和華人在許多方面的想法是有差別的，例如：台商想要永續經營，華僑則擅於短期現金回收；台商試圖了解印尼土著，華僑從歷史的發展認識了刻版印象的印尼土著。於是對於台商而言，華人有時候還可能成為負資產。 「社會資本」是個人動員其歸屬於某一團體的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的能力，也就是關係的結構，這樣的資本包括：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社會規範和制裁。若我們將社會結構分為封閉型(彼此認識彼此認識的人，結構的鑲嵌性)和開放型(彼此不認識彼此認識的人，關係的鑲嵌性)，則台商在印尼大致上可以說是較為開放的結構。於是，當台商受害時，多是透過司法體系來制裁違反期望的行望，因為社會結構裡的人們彼此不認識，不易透過集體來達到制裁的目的。台商也少和當地華人組成志願性團體如商會、聯誼會或運動團體，台商並不積極創造一個可以擴大成為「華人族群」的環境。 Royce認為族群認同是有工具性的，也就是人們傾向選擇對他最有利益的族群認同；Barth認為說「誰不是『我們』」比「誰是『我們』」容易。基於此，在印尼，台商寧可作為華人和印尼土著的旁觀者，儘管印尼土著仍認為台商是華人。台商致力於將自己從「華人」分出來，並以「台灣人」建立族群形象。 台商試圖建立的「台灣人」族群或許是因應印尼特殊的環境而產生，但若今天的事業本身就是華人特屬的產業如「華語教學」或「華文出版」，刻意從「華人」分出來，恐怕不利於在當地經營的情況。另外，台商應加強與當地華人聯誼的機會，試圖以「台灣的華人」來改變印尼土著對於整體「華人」的刻版印象。當地華人不只能成為敲門磚，還可以作為日後華語文事業永續經營的陪跑者。

 「都市化」是願景或惡夢？在了解東南亞的都市化發展前，我對都市化的認知是美好的，是像上海世博所演示的那樣，「城市讓生活更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然而，東南亞城市發展的軌跡是顛波，歹誌不是憨人想得那麼簡單。   除了新加坡之外，其它東南亞國家的都市情景恐怕都不符我們想像中的都市，有人稱之為「偽都市」，主要因為東南亞國家的國內市場經濟未健全、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有限、基礎建設(公衛、住宅、水電)趕不上都市化步調。如此造就了如雅加達、馬尼拉及曼谷這樣的「首要城市」，不過我想叫它們「超級城市」，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可愛。   東南亞的城市最早是以宗教和貿易為主的，宗教型的城市如吳哥窟通常在內陸，靠農業腹地組織生產活動；貿易型城市則在海岸或河岸邊，靠商業、市場和港口稅、海盜或奴隸來獲利，如馬六甲。   殖民者進入東南亞之後，結合宗教型城市控制農業和貿易型城市控制商業的功能，一來壓榨當地經濟、二來「教化」當地社會。華人在這時候扮演了中間人買辦的角色。   全球化的時代，受到全球媒體、教育或文化機構等影響，城市裡的中產階級追求物質主義式和個人主義式的都市生活，且大多數的都市菁英輕視農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儘管如此，你是可以在東南亞的都市中發現計程車和三輪車同時在街上跑，老舊的中國城裡，仍會有現代化的亞洲的銀行，這被認為是「雙重性」的城市。   面對這些都市，通常有三種觀察角度。首先，有人認為城市失序了，塞車、工時過長、黑心商品等等，只要消除小販或違章建築，問題就可以解決；第二種是認為城市提供了窮人工作機會，不必要積極地去限制攤販，反而應該提供訓練或資本供這些人創業；最後一種是認為這些攤販接合了農村和城市結構性的不平等，這使得城市可以消費成本較低的商品。不論從哪個觀察角度，「貧窮」都是最大的問題。正規部門所提供的工作機會遠少於非正規部門所產生的工作機會。   由於都市化仍在發展，對土地和住屋的需求也仍不間斷。有些東南亞華人則投資房地產等流動性較高的資產；有些國家政府提供國宅，但窮人買不起，結果還是留給有產階級去炒作，長期而言，則有利可圖。環境也持續惡化，汽車的空氣污染，工廠廢棄物以及對清潔水的需求，再再都顯示東南亞面對都市化的困境。   當我們在喊「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是「No City, No Life.」了，但很多居住在東南亞都市的貧民們是「No City, No Living.」，居住在都市只是為了維生而已。消滅貧窮真得是一件很困難的任務呀！

 經濟上，華人在東南亞是成功的，有人將其歸功於族群文化，但也有人認為是歷史因素，龔宜君老師於《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一文中認為「世界華人商業網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世界華人商業網絡」外，東南亞各國的中小企業的跨國商業網絡又是如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內容與心得：   解釋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功大致有兩類，其分別為族群文化和歷史因素，但這些解釋有其缺陷：   文化上，華人社會有個「互助會」的制，這樣的制度使華人能夠透過人際網絡和組織積累資本；亞洲四小龍裡，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甚至韓國，也都試圖用儒家文化來說明華人文化造就經濟奇蹟。然而，文化的解釋是主觀的而脫離社會歷史脈絡的，也有人用「儒家文化」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出色的資本家，同樣的文化解釋卻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結果。   歷史上，華人的「寄居經驗」使他們成為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在歐洲殖民時期或當地王國統治下，上層有殖民/統治者，中層是華人，下層則由原生住民或外來移民從事勞力生產工作。有人比較了華人和馬來人在工廠經營的情況，兩者的效率相當，不過由於華人在東南亞有較久的貿易資產，這包括資本、事業經驗、貿易和消費網絡等，華人有較大的規模。所以，族群並不造就經濟上的差別，差別是因為歷史經歷不同。   龔宜君老師認為除了文化或歷史上的解釋，「華人網絡」可以更清楚地說明華人在東南亞經濟上的成功。透過「網絡」，華人間的交易可以降低成本。同時，因為「信任」和「互惠」的長期合作關係，不一定要有契約，網絡內的個體就可以有網絡外的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這華人「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裡，由於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或菲律賓出現過被排擠或被歧視的經驗，這更加強了華人的凝聚。   在大企業中，檢視印尼沙林集團的林紹良、馬來西亞香格里拉集團的郭鶴年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為聯結點，大致可以看出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商業網絡。中小企業，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對海外的投資，通常選擇有地理、文化、結構相似性的國家或地區。吸引台灣中小企業往東南亞有四分之一都是由地主國發起的。這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華人網絡在商業貿易所扮演的角色。   的確，華人在東南亞有「先佔」的優勢，而如何發揮這樣的優勢，我有以下問題：在華語教學市場裡，是否也存在著「華人網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是否會破壞這可能的「華人網絡」？面對孔子學院，這樣的「華人網絡」於東南亞或其它市場，會產生抗拒或同化？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是李美賢老師與楊昊博士翻譯《Southeast Asia –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中譯本，也是在東南亞研究所一年級必修課「現代東南亞研究」的教科書。剛剛讀完了第四章《人口轉型及社會變遷模式》，下面和大家分享心得筆記：   東南亞大概是世界上異質性最高的地區，不論是民族、宗教、文化或語言等等，它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區域內各國家發展有快有慢，國家間和國家內的貧富差距差大。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貧窮人數慢慢減少，但緬甸、菲律賓仍處貧窮狀態。   「教育」為趨動社會變遷的強大力量，然現行的教育體系重視行政、藝術和法律專業，和市場上的需求不盡符合，儘管東南亞的失業率相較於其它已開發國家是比較低的，約在5巴仙以下。   東南亞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誌、報紙，大多是西方導向的，傳遞著西方的家庭觀念、世代關係、同儕關係和性別關係。以我所熟悉的泰國為例，泰國人通常會有較容易讓人記得的小名，從家庭開始，讓爸爸、媽媽叫的小名，過去通常是泰國傳統的詞彙，但最近開始許多用英文名字作為小名的現象，有人希望回歸傳統，推廣泰國人用傳統的小名；此外，根據Master萬事達卡的統計，在亞太地區，泰國女性就業率為第三高，儘次於紐西蘭和澳洲，可見泰國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想這些都是受帶有西方觀點的媒體所影響。從「大家庭」轉換為「核心家庭」也大概是有西方的影響，傳統家庭對財富的流由父母主導，核心家庭的消費則由子女主導。   人口成長在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也是差別很大的，以平均壽命來說，新加坡的平均壽命為七十六歲，寮國則為五十二歲，這和該國的公共衛生有關。公共衛生裡，愛滋病防治是很重要的課題之一，柬埔寨、緬甸和泰國被認為是愛滋病有可能迅速擴散的國家，而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也被列為潛在迅速擴散的國家。在我看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有較不隱晦的性工作者，而扼止愛滋病的最佳管道就是安全性行為，據我所知，泰國在「安全性行為」的推動上相當積極。   東南亞各國也逐漸面臨人口問題，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面臨生育率太低，但由於平均壽命較短，所以人口結構是年輕的。東南亞地區，國家間和國家內的人口移動也是值得注意的，通常人口稠密處都是高度農業化的地方，較不肥沃的地方，人口也較少了。東南亞各國如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有政府支持地將農業稠密地區的人口，移居到人口稀疏的地方。   國家間，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有往外輸出的勞力，這些勞力所匯回的資本，比單純商品還多，成了賺取主要外匯的方式之一。印尼有個地方「西努沙登卡拉」，一年賺到的錢，比整個省的總預算還多。國家內，則有通勤和環遊的移居者，通勤有賴該國的交通建設，移居者則住在城市，因為那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儘管如此，人們普遍仍認為小孩子在鄉村長大比較不會受到負面和非傳統的影響，我最近在看的泰國戲劇《霹靂兒媳》就是這樣，女主角當警察在曼谷工作也住在曼谷，但是她的家人包括爸爸、媽媽和妹妹仍住在Sinburi的鄉下。   我對其它國家不太熟悉，所以當課本說到……的時候，我只能聯想到泰國的……和其相符的例子。東南亞各國的差異很多，真要歸納出一些共同點，還真不太容易，所以我真佩服這本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