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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阮曉眉的《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以台灣「外籍新娘」為例》時，我對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與處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本文將結合魯曼（Niklas Luhmann）提出的社會分化理論，探討外籍配偶如何在「涵括」與「排除」之間擺盪，以及我們應如何重新認識這個群體。 從魯曼看社會分化：理解不同的社會結構 魯曼從演化的角度指出，社會的分化主要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 在功能分化社會中，理論上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平等地參與各個功能系統。然而，魯曼也提醒我們，現代社會中仍存在大量「無法被涵括」的人群。這些人可能因為沒有工作、缺乏金錢收入、無法締結契約、缺乏法律保障、無法接受教育或醫療資源，而被實際上排除在多數功能系統之外。 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的定位：涵括與排除的交錯 在台灣，外籍配偶的存在正好說明了魯曼所描述的涵括與排除現象。阮曉眉在《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中指出，表面上，外籍配偶因經濟資源匱乏、教育機會不足、政治參與受限，似乎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這些弱勢處境，使他們以一種「被社會看見」的方式，被涵括進了台灣社會的整體結構。 「這些弱勢的個人或團體不僅僅被排除於社會之外而已，他們反倒恰恰是以這種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事實或經歷而被納入社會，參與了社會圖像的建構。」——《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以台灣「外籍新娘」為例》 這段文字深刻地捕捉了外籍配偶的社會處境。他們並非簡單地被邊緣化，而是在「涵括個體性」（Inklusionsindividualität）與「排除個體性」（Exklusionsindividualität）之間，呈現出一種獨特的位置。 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中的經驗，顯示他們雖然處於相對弱勢，但仍參與了社會的溝通與建構，逐漸形成屬於自己的社會位置。 打破刻板印象，走向真正的多元理解 台灣社會常以「外籍新娘」作為統一標籤，彷彿所有外籍配偶都是同一種樣貌。但事實上，每一位外籍配偶都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故事和個人特質。他們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語言、宗教、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不論是否已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他們都與本地公民一樣，真實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不應被簡化或邊緣化。 我認為，與其以刻板印象看待，不如以開放的態度多認識這些朋友。在我的生活中，認識許多性格各異、背景多元的朋友，讓我獲得了豐富的人生經驗。這些交流不僅讓我分享自己的故事，也打破了許多無意識的偏見與局限。 真正的社會涵括，並非要求每個人變得一模一樣，而是學會欣賞彼此的不同，尊重每個人在社會中的獨特位置。外籍配偶的故事提醒我們，多元與包容，才是現代社會真正的力量。

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移民的形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台灣，我們稱來自東南亞並定居於此的人群為「新移民」，無論是因婚姻或工作而來。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大批擁有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能的移民選擇前往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現象。《The New Migration》一書深入探討了這類移民的發展趨勢。 華人移民的歷史軌跡 美國西部早期由華工參與鐵路建設，但隨著白人湧入，美國社會出現了反華情緒，華人移民因而轉向美國東部。如今，移民已超越種族與國籍的界限，美國與加拿大成為全球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大陸結束「合作生產」(collectivism)後，內部移民潮隨之興起。然而，1955年起實施的城鄉戶口制度，限制了農村人口在城市的發展權利，造成城鄉發展不均。上海世博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口號雖然響亮，但城鄉差距卻反映了現實的挑戰。 全球移民網絡與經濟影響 新移民與原生地的連結方式，從過去的親屬關係、方言社群發展為如今的全球華商網絡（megafinity）。這些跨國商業組織超越傳統行業分類，成為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重要橋樑。 中國崛起後，無論經濟或文化影響力皆日增，領導層深知科技與國際貿易是擺脫貧困的關鍵。台商在改革開放後回流投資中國，即便歷經兩岸緊張時期，雙邊交流仍日益頻繁。中國官方雖不視台灣貿易為「國際貿易」，但台資仍被納入外資範疇，並利用台灣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新移民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根據《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全球約有10億人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每年寄回原籍國的匯款高達2200億美元。《2010世界遷徙報告》更指出，各國應準備應對大規模移民潮，以確保財政與人力資源穩定。 未來，隨著科技發展與交通便利，移民模式將更為多元。我們應以開放的心態接納不同文化，從多元交流中尋找新機遇，並思考如何在全球移民潮中保持競爭力與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