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建構

「學習」不是只有一種樣貌。 當我們討論「學習」時，常不自覺地假設它有一套固定模式。然而，Jerome Bruner（布魯納）提醒我們，學習其實是多元的、情境化的過程，不存在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 “Any model of learning is right or wrong for a given set of stipulated conditions…”——Bruner (1985) 這句話的意思是，任何一種學習模型都要視具體的任務目標、學習意圖、學習內容的抽象與具體程度，以及學習情境的「意義詮釋」而定。正因為人類具有靈活適應環境的能力，才會根據不同情境採取不同的學習策略。 Bruner 提出五種學習者模型，讓我們得以從多角度認識「人是如何學會」的： 一、學習者是白板一塊（Tabula Rasa） 這是最傳統也最直覺的學習觀點：人類一出生時就像一塊空白的白板，經驗和環境刺激會逐步在上面留下痕跡。這種觀點強調經驗的灌輸與外在刺激的塑造，學習被視為一種輸入與反應的過程。 在這個模型中，教師的角色是知識的傳遞者，而學習者是接受者。這套觀點深受行為主義學派影響，認為學習可透過條件反射與重複練習來達成。 二、學習者是產生假設的人（Hypothesis Generator） 這個模型提出一種主動學習的觀點。人類在學習過程中，並非被動吸收訊息，而是會主動地形成假設來解釋世界。也就是說，同樣的經驗，每個人可能會因為先有的想法與動機而產生不同的理解。 這種觀點凸顯學習的「選擇性」與「詮釋性」，即學習者會選擇哪些訊息有意義，並據此建立對世界的理解。 三、學習者的能力是與生俱來的（Nativism） 此模型強調「心智結構」的先天性。學習者並非從零開始，而是擁有一套內建的分類、推論與理解能力，這些能力幫助他們對外界經驗進行組織與理解。這與語言習得的「普遍文法」概念類似，即我們生來就具備習得語言的能力。 在這個觀點下，學習的關鍵在於喚醒與運用潛能，而非一味地填塞資訊。 四、學習者是知識的建構者（Constructivism） 這是當代教育學中最具影響力的觀點之一，強調學習不是知識的接收，而是意義的建構。學習者透過與世界互動，在經驗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知識架構。 Bruner 將這種觀點進一步深化，主張學習的驅動力來自內在渴望理解世界的動力。教師不再是講述者，而是引導者與共同建構者。 五、學習者是從新手過渡到專家（Novice-to-Expert） 這個模型源自人工智慧與認知心理學領域，強調學習是一種能力的轉化過程：從無知的新手逐步發展成能夠靈活運用知識的專家。這種過程可以藉由電腦模擬或神經網路來再現與分析。 此觀點認為，不同階段的學習者在處理資訊的方式上有本質差異，因此教學應該針對不同階段進行分層設計。 結語：每一種模型，都是學習的某個面向 布魯納並不認為哪一種模型是「正確」或「終極」的。他建議我們把這些模型視為**「假設性工具」**，並不斷地詢問：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些模型對學習者是有效的、有幫助的、甚至是讓人感到安心的？」 不同的學習者、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教學目標，都可能適合不同的模型。真正的挑戰不在於選擇哪一個模型，而是理解這些模型，並彈性運用在合適的教學情境中。 📚 如果你是教育工作者、家長，或是熱衷學習的終身學習者，這些模型都能為你提供新的視角，讓你更了解學習的本質與策略。 👉 歡迎收藏本篇文章，分享給你的教育夥伴，或留言分享你最認同的學習模型是什麼！

廖內群島是印尼的一個省份，由巴丹、賓丹、卡里蒙等島嶼組成，位於新加坡以南，是印尼最東的省份之一。 廖內群島的華人人口比例是印尼最高的，而且與新加坡的距離近，因此有很多跨境交流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族群相較於印尼其他地區的華人族群有以下獨特之處： 一個文章[1]的作者使用跨地區性（translocality）作為理論框架來理解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形成和地方建構的過程，認為他們利用其地理位置和跨國網絡來維護其文化和經濟生存，同時也保持著本地歸屬感。 跨地區性試圖捕捉跨越國家邊界的流動和社會網絡如何導致特定空間、主體性和歸屬形式的形成。 此外，跨地區性也承認地方和本土性在跨國移動中作為意義來源的持續重要性。 作者認為，廖內群島華人符合跨地區性的定義，他們利用其長期的群島互聯性來創造一種特定的本地感和華人身份，這種身份根植於他們在更廣泛的廖內群島海上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受到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影響非常大。 由於他們位於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戰略海上邊緣地帶，他們的集體記憶、流動、適應策略和華人認同都受到了該地理位置和群島網絡的塑造。 他們的跨境移動和與新加坡的緊密聯繫，使他們能夠保持華語能力和相對的文化自由，並且在新秩序政策的抗爭中取得了成功。 此外，他們將自己視為“archipelagic Chineseness”的一部分，認為新加坡是他們的民族認同的中心，而不是印尼或中國大陸等地。 他們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需要在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背景下進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