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與數位科技的飛速發展，語言學習的樣貌與目的已產生深刻變化。過去以語法、詞彙與漢字為核心的華語教學模式，正面臨重新定位與轉型的挑戰。陳振宇（2014）在其著作〈華語文教育轉型為以知識與技能為產品元素的服務產業〉中指出，我們需重新思考華語文教學的本質，將其視為一種結合知識與技能的文化服務，進而轉化為一個有價值的產業體系。 傳統上，華語教學深受語言學主流理論與英語教學方法的影響，強調語言本體的知識傳授。教師被期許掌握語言學、文學與教學技巧，成為知識的傳遞者。然而，當我們將華語教學視為一項服務、一種文化商品時，單一向度的教學思維將難以滿足日益多元的學習需求與國際市場的挑戰。 為了更貼近現實，我們需理解華語教學所面對的全球環境已發生根本性改變。根據《行銷3.0》所述，全球化引發了三大結構性弔詭，直接影響了現代消費者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 這三大弔詭正好說明了當代學習者所處的複雜背景。現代的語言學習者不再只是單純追求語言技能的提升，更在意語言背後所承載的文化意義、社會價值與身份認同。因此，華語教學不僅是「教語言」，更是「傳遞文化」、「塑造認同」、「創造連結」。 面對此挑戰，華語文教學需走出教室框架，進入市場邏輯與服務思維。我們可借鏡行銷發展的三個階段來理解語言教學的進化： 在3.0時代，語言服務不再由教師單方面定義，而是由學習者共同創造。華語教學的成功關鍵，不再只是教得「標準」，而是能否創造「共鳴」。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華語品牌，必須能激發學習者的文化認同、價值追求與參與感。 為此，行銷學者菲利浦・科特勒提出三大品牌構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語」尚未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品牌，但正具備品牌建立的潛力。若我們希望華語教學成為一項永續經營的教育服務，就必須從語言本體、教學設計、文化內容到品牌策略全面思考。 總結來說，華語文教學的主體不再是教師，而是消費者——也就是學習者。唯有真正回應學習者所面對的全球弔詭與文化處境，華語教學才能從知識傳遞走向價值創造，成為一個具有深度與靈魂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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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移民潮：機遇與挑戰
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移民的形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台灣，我們稱來自東南亞並定居於此的人群為「新移民」，無論是因婚姻或工作而來。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大批擁有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能的移民選擇前往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現象。《The New Migration》一書深入探討了這類移民的發展趨勢。 華人移民的歷史軌跡 美國西部早期由華工參與鐵路建設，但隨著白人湧入，美國社會出現了反華情緒，華人移民因而轉向美國東部。如今，移民已超越種族與國籍的界限，美國與加拿大成為全球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大陸結束「合作生產」(collectivism)後，內部移民潮隨之興起。然而，1955年起實施的城鄉戶口制度，限制了農村人口在城市的發展權利，造成城鄉發展不均。上海世博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口號雖然響亮，但城鄉差距卻反映了現實的挑戰。 全球移民網絡與經濟影響 新移民與原生地的連結方式，從過去的親屬關係、方言社群發展為如今的全球華商網絡（megafinity）。這些跨國商業組織超越傳統行業分類，成為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重要橋樑。 中國崛起後，無論經濟或文化影響力皆日增，領導層深知科技與國際貿易是擺脫貧困的關鍵。台商在改革開放後回流投資中國，即便歷經兩岸緊張時期，雙邊交流仍日益頻繁。中國官方雖不視台灣貿易為「國際貿易」，但台資仍被納入外資範疇，並利用台灣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新移民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根據《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全球約有10億人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每年寄回原籍國的匯款高達2200億美元。《2010世界遷徙報告》更指出，各國應準備應對大規模移民潮，以確保財政與人力資源穩定。 未來，隨著科技發展與交通便利，移民模式將更為多元。我們應以開放的心態接納不同文化，從多元交流中尋找新機遇，並思考如何在全球移民潮中保持競爭力與社會和諧。
我讀《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與城市的歷史》
從《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與城市的歷史》題目來看，大概可以猜想這個文章想要給普羅大眾對於歷史的感覺提出不一樣的觀點。果不其然，也就是這樣子的文章。可見，題目對於文章的內容和走向，扮演了很重要、起提示作用的角色。下面分享我的心得：在西歐，「現代性」是一種有活力的經驗方式，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潛力與危險的普同經驗，這種經驗方式是一種「短暫的、無常的生活經驗」，卻流露出一種「霸氣」。但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它既是「殖民」的過程，還是由日本殖民者轉了兩次手地移植入台灣。例如，你能在台灣大學法學院、建中紅樓、台北賓館所能看到的「『仿』哥德」元素。 殖民城市如台北，日本在殖民台灣的時候，將原本坐北朝南的行政中心，轉向日出之東。原先道路的取向被重新調整，許多原先的建築物被置換。這無非是為了讓台灣脫離中國而和日本結合。 反殖民城市如台中，日本人以京都作台中都市形式塑造的範本，鴨川與白川，就是現在的綠川和柳川。它提供了反殖民政治活動的舞台，例如：台中中學，還有許許多多原住民的抗日遺址。但我們較少，也較容易忽略它們。 研究殖民建築的歷史，在於想要進行「主體性建構」，這也使得歷史是充滿破綻的歷史。 若缺乏「反省現代性」可能就很難有主體性建構，因為這可能使被殖民者(台灣人)在前殖民者(日本人)前爭取平等的能力與勇氣都沒有。另外，台灣社會內部雖不必然能夠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來檢視漢民族與原住民的關係，但其所存在的衝突，若以「內部殖民」加以反省，又何嘗不是另一種主體性的建構。 建築、繪畫、藝術品往往能夠表現大時代的外在環境，但是建築不像繪畫和藝術品那般，能夠輕易地被移動和複製。全世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築，都在各個不屬於自己母文化的土地上蓋起建築物，當代建築似乎也預示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都市化》
「都市化」是願景或惡夢？在了解東南亞的都市化發展前，我對都市化的認知是美好的，是像上海世博所演示的那樣，「城市讓生活更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然而，東南亞城市發展的軌跡是顛波，歹誌不是憨人想得那麼簡單。 除了新加坡之外，其它東南亞國家的都市情景恐怕都不符我們想像中的都市，有人稱之為「偽都市」，主要因為東南亞國家的國內市場經濟未健全、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有限、基礎建設(公衛、住宅、水電)趕不上都市化步調。如此造就了如雅加達、馬尼拉及曼谷這樣的「首要城市」，不過我想叫它們「超級城市」，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可愛。 東南亞的城市最早是以宗教和貿易為主的，宗教型的城市如吳哥窟通常在內陸，靠農業腹地組織生產活動；貿易型城市則在海岸或河岸邊，靠商業、市場和港口稅、海盜或奴隸來獲利，如馬六甲。 殖民者進入東南亞之後，結合宗教型城市控制農業和貿易型城市控制商業的功能，一來壓榨當地經濟、二來「教化」當地社會。華人在這時候扮演了中間人買辦的角色。 全球化的時代，受到全球媒體、教育或文化機構等影響，城市裡的中產階級追求物質主義式和個人主義式的都市生活，且大多數的都市菁英輕視農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儘管如此，你是可以在東南亞的都市中發現計程車和三輪車同時在街上跑，老舊的中國城裡，仍會有現代化的亞洲的銀行，這被認為是「雙重性」的城市。 面對這些都市，通常有三種觀察角度。首先，有人認為城市失序了，塞車、工時過長、黑心商品等等，只要消除小販或違章建築，問題就可以解決；第二種是認為城市提供了窮人工作機會，不必要積極地去限制攤販，反而應該提供訓練或資本供這些人創業；最後一種是認為這些攤販接合了農村和城市結構性的不平等，這使得城市可以消費成本較低的商品。不論從哪個觀察角度，「貧窮」都是最大的問題。正規部門所提供的工作機會遠少於非正規部門所產生的工作機會。 由於都市化仍在發展，對土地和住屋的需求也仍不間斷。有些東南亞華人則投資房地產等流動性較高的資產；有些國家政府提供國宅，但窮人買不起，結果還是留給有產階級去炒作，長期而言，則有利可圖。環境也持續惡化，汽車的空氣污染，工廠廢棄物以及對清潔水的需求，再再都顯示東南亞面對都市化的困境。 當我們在喊「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是「No City, No Life.」了，但很多居住在東南亞都市的貧民們是「No City, No Living.」，居住在都市只是為了維生而已。消滅貧窮真得是一件很困難的任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