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留學生與跨文化

在全球化與移民浪潮持續擴大的今天，越來越多華裔家庭定居海外，他們的孩子自然也成為華語教育的重要對象。然而，與一般華語作為外語的學習者不同，這群華裔學生往往具備「聽說流利、讀寫困難」的特性。在家庭語境中，他們能流利地與父母溝通，但進入學術或書寫場域時，卻可能連一個字都不認識，因此有時戲稱他們為「文盲型母語者」。 針對這樣特殊的語言背景，孫懿芬老師在「華裔學習者教學策略」課程中，分享了豐富的國際觀察與教學建議，幫助教師理解如何針對這群「非典型母語者」設計有效的教學方案。以下為重點整理與延伸。 各國華語教學的多樣樣貌 華人散居世界各地，各地的中文教育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樣態： 傳承語言學生的特殊性與學習挑戰 在華語教育領域中，「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是一個關鍵概念。對多數在海外出生的華裔學生而言，中文並非第一語言，也不是傳統定義中的外語，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語言形式。他們通常在家庭中接觸華語，卻未必用中文進行學術學習或書面溝通。 根據研究，傳承語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明顯優於完全沒有語言基礎的非華裔學生，成效甚至高出四倍。這是因為他們已有語音、語感、語用的初步基礎，缺的往往是系統性的讀寫訓練與文化深化。然而，也因為華語對他們來說不再是單純的「母語」，若使用第一語言的教學法未必奏效；而以外語教學法處理，也容易產生錯配與挫敗感。 美國 ACTFL 提出的「5C」教學架構 全美外語教學學會（ACTFL）提出的「5C」教學指標，為設計語言課程提供一套完整的框架： 其中，「溝通」被視為核心。對華裔學生而言，有效的教學設計應強化他們的弱項（如讀寫與書面表達），同時善用他們在聽說方面的優勢，從而建立完整的語言能力。 結語：以理解為本，設計有溫度的教學 華裔學生並非典型的外語學習者，也不全然是母語使用者。他們的語言經驗來自家庭與社會的交織，具有高度的個體差異。教師唯有充分理解他們的語言背景與學習動機，才能設計出真正貼近他們需求的教學策略。 孫懿芬老師的課程不僅提供理論分析，更提出大量的第一線觀察與實務建議，對所有從事華語教育，尤其是教授華裔學生的教師而言，都是寶貴的資源。

當我們談論文化時，許多人會聯想到語言、傳統、宗教儀式或穿著飲食。但如果有人告訴你，「文化就像尿尿一樣」，你會作何反應？這個比喻乍聽之下令人發笑，卻極具深意。 「尿尿」是一種日常又不可或缺的身體代謝行為，是生物維持生命的重要機制。我們不需要時刻掛念它，它卻會在需要時自然發生。而文化，也是如此。它不總是明確被我們意識到，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中悄然發揮影響力。 文化是自然反應，也是群體識別的標記 從生物學角度看，不同物種都有排泄系統，人類、哺乳動物、魚類、昆蟲，各自以不同方式完成相同的需求。這種機制雖然基本一致，但表現形式卻因物種而異。昆蟲使用馬氏管，魚類透過尿孔，而人類有明確的「尿尿」行為與語彙。 同樣地，文化也是一種「需求」的表現，不同族群會透過不同的儀式、活動與符號體系，來滿足生存與認同的需求。這些形式不僅反映內在價值，更成為劃分群體的重要依據。文化，就是在時間與空間條件具備時，會自然而然發生的一種社會行為。 從泰國知識份子的自白，看文化的潛移默化 這樣的文化特性，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衝突日益頻繁的今天，尤其值得探討。以下是一位受英國教育的泰國知識份子的心聲： “我從沒被問過是否想成為佛教徒，我的出生證明、身份證、學校成績單全都標註我是佛教徒。從小我被要求上佛學課、學習如何合掌行禮、如何在長輩前爬行通過。這些是泰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從未有機會質疑，也無法選擇。” 這段話描繪出文化如何像空氣一樣包圍著人，讓人習以為常卻難以看見其形狀。他不反對文化，但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佛教，只是因為文化的規訓而不得不接受。這種經驗揭示了文化如何「自然」地滲入一個人的成長過程與價值判斷，讓文化不再只是外在的符號，而是潛藏在日常行為背後的強大力量。 泰國佛教：文化實踐的具體樣貌 在泰國，佛教不只是宗教，更是一種深植社會結構的文化系統。從清晨供僧、放生動物、建寺院，到年節儀式，這些文化元素滲透在每一位泰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寺廟是社區的中心，即使不是佛教儀式，如水燈節等節慶活動也常在寺廟舉行。對泰國人而言，佛教信仰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也是一種集體行為模式。 例如，在雨季，僧侶會留在寺院專心修行，而信眾則提供生活物資，展現出文化與自然環境的共構關係。這些活動並非出自深思熟慮，而是「時間到了就該做的事」。文化，在這裡成了一種身體記憶——在正確的時空條件下，自然而然地被喚起並實踐。 文化的弔詭：不能選擇，卻難以脫離 我們可以從這位泰國知識份子的故事看出文化的弔詭：它可能是身分的根源，也可能成為枷鎖。在全球化社會中，人們開始質疑「出生就該是誰」的命定論，但舊有的文化結構仍強大地影響著每個人。 他坦言：「我不確定我是不是佛教徒，但我的社會身份、生活方式、家庭與教育都已經替我做出選擇。」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文化究竟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還是被社會制度與傳統強加的身份標籤？ 結語：文化不是口號，而是活生生的行動 文化不是高掛的標語，也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它是你每天怎麼打招呼、怎麼對待長輩、怎麼過節、甚至你怎麼處理信仰與懷疑。文化像尿尿一樣，當需要的時候，它自然發生。你不需要時時提醒自己要文化，但它總在潛移默化地作用著你。 這個比喻或許奇特，但卻讓我們以全新角度重新認識文化——它不只是知識，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默契。在這個文化快速變遷與多元共處的時代，學會理解、反思與尊重文化，也就成了我們每個人必經的學習之路。

在語言教學的領域中，文化教學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隨著全球語言教育需求的擴大，以及學習者背景的多元化，文化教學的觀念與方法也歷經數次變革與調整。Crozet、Liddicoat、Lo Bianco 等學者（1999）整理出文化教學的四大取徑：文學取徑、文化研究取徑、文化實踐取徑以及跨文化語言教學。這些取徑不僅呈現出文化教學的發展歷程，也為當代語言教師提供了思考與實踐的方向。 一、文學取徑：從經典文本中認識文化 最傳統的文化教學方式即是透過文學作品來傳達語言與文化。此種方式強調書面語言，視文學為文化的代表，並以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語者所閱讀的文本為教學材料。學習者在這樣的課堂上，可能會閱讀莎士比亞（英語）、龍薩（法語）、蘇東坡或韓愈（華語）等經典作家的作品。 然而，這樣的做法也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存在距離，學習者很難直接將所學應用於實際溝通。其次，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文化雖然深刻，卻不易被初學者捕捉與理解，反而讓語言與文化的連結變得模糊。因此，文學取徑雖具文化深度，卻欠缺實用性與易懂性。 二、文化研究取徑：語言背後的知識體系 自 1970 年代起，文化教學逐漸轉向「文化研究」或「國家研究」的模式。這種取徑將文化視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結構等知識的總和，著重於對國家體制與社會運作的理解。學習的對象不再是精英文學，而是一般人民的生活、制度與社會現象。 這樣的教學設計使得學習者具備與母語者互動所需的背景知識，例如對重大歷史事件或地名、人名的熟悉。然而，這種知識型取徑仍然偏重書面知識，語言在其中的角色淪為工具，文化與語言的整合仍舊不夠深入。對於真正的語言運用者來說，這樣的文化學習仍有距離感。 三、文化實踐取徑：以人類學觀點觀察文化行動 文化實踐取徑提供了更貼近人類生活的文化觀。這種方式受到人類學影響，認為文化不是靜態的知識或經典文本，而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與互動的過程。語言是文化實踐的媒介，學習者可以透過觀察不同文化中的語言使用，理解其背後的信仰、價值與行為邏輯。 在這樣的課堂上，學生如同人類學家，在不離開自己文化的前提下觀察另一種文化中的互動方式。文化不再是被「告知」的知識，而是需要被「理解」與「詮釋」的生活實踐。不過，這種取徑多用於跨文化訓練，不一定要求學習語言，對於語言學習者而言，若沒有語言能力的支撐，仍可能無法真正理解文化實踐的精髓。此外，將文化視為同質、靜態的框架，也可能導致新的刻板印象形成。 四、跨文化語言教學：打造第三空間的可能性 跨文化語言教學則是在反思前述取徑的不足後發展出的新方向。它主張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語言的學習應該同時是文化的學習。此取徑批判過去溝通式語言教學過於關注語言結構與功能，忽略了文化在語言運用中的核心角色。 跨文化語言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讓他們不僅能以第二語言進行交流，更能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學習者不再只是「模仿」母語者的語言使用方式，而是在母文化與目標語文化之間建構一個稱為「第三空間（third place）」的彈性場域。這個空間允許他們探索、自我定位、融合多元視角，進而形成獨立且批判性的文化理解能力。 舉例來說，以英語學習日本禪宗哲學，學習者可能只能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理解文化；但若能以日語直接參與禪的修行與語言表達，那麼他們便真正進入了跨文化語言教學的核心：在語言中學文化，也在文化中用語言。 語言教學的轉變：不只是學語言，更是學文化 語言教學若脫離文化，只會淪為考試與工具的競爭場。真正深刻的語言學習，應該引導學習者反思自我、欣賞差異，並在文化的互動中建構認同與理解。教師不應只專注於語言技巧的傳授，更應在課堂中創造文化探索的機會，引導學生透過語言開啟對多元文化世界的理解與包容。 透過「文學」、「研究」、「實踐」到「跨文化」的四大文化教學取徑，我們看到語言教育從菁英主義走向民主開放，也從單向知識灌輸走向多元文化對話。未來的語言教室，應該是語言與文化共融、學習者能自由探索的「第三空間」。 📚 參考資料： Crozet, C., Liddicoat, A. J., Lo Bianco, J. & others (1999a).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rom language policy to language education. In J. Lo Bianco, A. J. Liddicoat & C. Crozet (Eds.), […]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與國際交流的增加，華語學習需求呈現爆炸性成長。無論是因為經濟與貿易需求、文化興趣，還是提升競爭力，越來越多國際學生投入華語學習。然而，學習語言不僅僅是掌握詞彙和語法，還涉及對文化的理解與適應。 因此，華語教學不應僅聚焦於語言結構，而應考慮學習者的背景、動機及文化因素，以提升教學成效。本文將探討華語學習熱潮的主要驅動因素、華語教學的轉變趨勢，以及如何透過跨文化交流與本土化教材設計，讓華語學習更加高效且符合國際學生的需求。 華語學習熱潮的驅動因素：為什麼越來越多人學華語？ 華語學習的興起並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 1. 中國綜合國力提升，促進華語學習需求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許多國家將中國視為主要貿易夥伴，例如在澳洲，中國已取代美國與日本，成為最大的經濟合作夥伴。這使得商業、政治、學術等領域對華語能力的需求大幅增加。 2. 歷史與文化的吸引力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與豐富的文化遺產，從古典文學、書法、京劇，到現代科技與流行文化，無不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習者。許多人學習華語，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歷史、哲學、藝術和社會變遷。 3. 增強職場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時代，掌握華語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職場優勢。許多跨國企業在招聘時，會優先考慮具備華語能力的求職者，特別是在涉及中國市場的貿易、金融、旅遊與科技產業中，華語能力可直接提升個人競爭力。 4. 外語教育政策與學術趨勢 許多國家開始將華語納入學校教育體系，例如澳洲的部分中小學已開設華語課程，作為第二外語學習選項。政府和學術機構也積極推動華語學習計畫，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華語教學的轉變：從文學到實用華語 傳統的漢語教學以文學作品為主，側重於閱讀古典文學、詩詞與漢語語法。然而，現今華語教學逐步轉向實用性華語，更符合國際學生的需求，包括： 以澳洲為例，當地學校在設計外語課程時，強調不僅要學習語言，更要促進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對話，讓學習者能夠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理解不同文化觀點，建立跨文化溝通能力。 跨文化教學的三大策略 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在華語教學中，如何適當融合文化元素，使學生能夠真正理解並應用華語，是教師必須面對的挑戰。針對這點，學者高保強提出以下三大策略，有助於提升跨文化華語教學的效果： 1. 保持開放態度，避免文化刻板印象 在跨文化教學中，教師應該避免將特定文化價值觀強加於學生，而應引導學生用開放心態去理解華語世界。例如，華語中「面子」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西方文化裡，個人主義與直接表達想法更被推崇。透過比較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學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 2. 融合語言與文化，設計真實語境的教學活動 語言學習應與實際生活情境結合。例如，在教「點餐」相關詞彙時，可以搭配影片、角色扮演或實際模擬場景，讓學生在真實的文化語境中使用華語，增強記憶與實踐能力。 3. 在地化教材設計，提升學習效果 不同地區的學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因此教材應該因地制宜。例如，傳統華語教材強調「標準語言」，但在移民社會如澳洲，則更重視語言的多元性與實用性。因此，教材應當包含地方化語料，並根據學生的需求調整內容，使其更符合當地文化與學習環境。 結論：理解學生需求，打造適合的華語教材 華語學習的全球熱潮，意味著華語教學必須不斷調整，才能滿足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學習者需求。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橋樑。因此，華語教學應該從學生的學習目標出發，並在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上，融合跨文化交流的元素，以提升教學效果。 作為華語教師，我們不僅要理解學生的需求，也要幫助學生超越表面的學習動機，深入掌握華語的文化內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讓華語學習者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發揮語言的價值，成為跨文化溝通的橋樑。

閱讀陳志明與吳翠蓉的《詩山跨境與經濟活動》，讓我對中國福建南安詩山鎮的歷史與華僑貢獻有了更深的認識。詩山因雨傘產業而興起，並且在不同時期獲得海外華僑的資助，從民國初年到改革開放，這些資金與技術的流動，深深影響了詩山的經濟發展。 鳳山寺的歷史與海外華人的貢獻 詩山的鳳山寺在海外華僑社群中佔有重要地位，包括東南亞、台灣、香港和澳門的鳳山寺都源於此地。然而，文革期間詩山鳳山寺遭到破壞，後來在菲律賓與新加坡華僑的倡議下得以重建。其中，台南的信眾更是捐資建造了大雄寶殿，這充分顯示了華人對家鄉信仰文化的支持。 雨傘產業的興起：僑鄉經濟的典範 除了宗教與文化的維繫，詩山也因海外華人的經濟支持而成為「中國雨傘城」。這一產業的起源，與台灣的華人企業家有密切關係——許多台胞資助當地親屬，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援，促成了雨傘製造業的發展，使詩山成為中國重要的雨傘生產基地。 僑鄉投資：情感與經濟並存 海外華人對僑鄉的投資不僅是情感聯繫，更涉及經濟考量。僑鄉作為華人文化與經濟的橋樑，讓投資者能夠利用社會資本，建立穩固的商業網絡。而這樣的關係，也讓詩山與海外華人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 我是海外華人嗎？ 回顧自己的家族歷史，我不禁思考：「我算是海外華人嗎？」祖籍可能在福建莆田，但曾祖父已在台灣扎根多代。然而，家族墓碑上仍刻著「莆田」，族親們的調查甚至能寫成一本書。這種身份認同的問題，或許是許多華人共同的經歷，也反映了僑鄉文化的延續與變遷。 詩山與海外華僑的連結實例 高雄苓雅區曾恭迎來自中國大陸詩山鳳山寺的廣澤尊王，這顯示了兩地之間仍然保持著深厚的文化與宗教聯繫。這些跨境交流，無論是宗教、經濟或文化，都是華人社群維繫的見證。 結語 詩山與海外華僑的關係，既是文化的延續，也是經濟的合作典範。透過對鳳山寺的重建與雨傘產業的興起，我們可以看到華人社群如何影響家鄉的發展。這樣的故事，也讓我們對「僑鄉」的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你對詩山的華僑文化有什麼看法？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觀點！

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移民的形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台灣，我們稱來自東南亞並定居於此的人群為「新移民」，無論是因婚姻或工作而來。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大批擁有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能的移民選擇前往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現象。《The New Migration》一書深入探討了這類移民的發展趨勢。 華人移民的歷史軌跡 美國西部早期由華工參與鐵路建設，但隨著白人湧入，美國社會出現了反華情緒，華人移民因而轉向美國東部。如今，移民已超越種族與國籍的界限，美國與加拿大成為全球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大陸結束「合作生產」(collectivism)後，內部移民潮隨之興起。然而，1955年起實施的城鄉戶口制度，限制了農村人口在城市的發展權利，造成城鄉發展不均。上海世博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口號雖然響亮，但城鄉差距卻反映了現實的挑戰。 全球移民網絡與經濟影響 新移民與原生地的連結方式，從過去的親屬關係、方言社群發展為如今的全球華商網絡（megafinity）。這些跨國商業組織超越傳統行業分類，成為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重要橋樑。 中國崛起後，無論經濟或文化影響力皆日增，領導層深知科技與國際貿易是擺脫貧困的關鍵。台商在改革開放後回流投資中國，即便歷經兩岸緊張時期，雙邊交流仍日益頻繁。中國官方雖不視台灣貿易為「國際貿易」，但台資仍被納入外資範疇，並利用台灣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新移民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根據《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全球約有10億人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每年寄回原籍國的匯款高達2200億美元。《2010世界遷徙報告》更指出，各國應準備應對大規模移民潮，以確保財政與人力資源穩定。 未來，隨著科技發展與交通便利，移民模式將更為多元。我們應以開放的心態接納不同文化，從多元交流中尋找新機遇，並思考如何在全球移民潮中保持競爭力與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