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第二語言習得

可以很流利地說兩種語言的，我們稱它是「雙語者」(bilingual)，因為「流利」的定義太模糊，使得我們對於「雙語」(bilingualism)可以再細分，可以依其達到雙語的年紀分類，也可以依其在語言溝通的功能角色(理解他人和表達自己)分類。由於世界上大量的移民比例，「雙語者」大量地產生。身為雙語者的好處顯而易見，包括：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更能夠進入不同文化、更了解自己的母語…等。但觀察雙語者，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現象：一、語言混雜(language mixing)：將不同語言的詞綴或詞彙，添加至另一個語言的句法或結構；二、符碼轉換(code switching)：在一語言中的特定符號以另一語言取代。光是維持一個語言都這麼困難了，更何況雙語者有兩個語言要維持，這樣怎麼可能不會把兩個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搞混，更甭提認知能力了！因此，雙語者或單語者(monolingual)，誰有較好的學術表現，是時常被討論的問題。 過去，已經有研究指出雙語者在孩童時期，因為能夠穩定地控制兩個語言而已經證實雙語者具有較好的認知能力，比亞利托克(Bialystok)和其研究團隊於民國九十三年再發表《Bilingualism, Aging, and Cognitive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Simon Task》報告，進一步證實成人雙語者同樣具有較好的認知能力。該研究找來中年和老師的單語者和雙語者，比較他們在賽門任務(Simon task)的表現。賽門任務要求受實者針對刺激進行反應，而賽門效應(Simon effect)越小，即代表受試者所需要的時間越小且反應越正確，表示具有較好認知的控制能力。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在中年或老年，雙語者都只需要較小的賽門效應成本即可達成任務，顯示雙語者是有較優越的訊息處理能力的。

透過語言的中介，我們對物體、成份、人我以及情緒的分類，將指導我們對於世界的感知。這將包括剩下的三個面相：時間、空間和動作。時間透過語言中介可能包括的知識包括：一、語言裡頭必要性(obligatory)和選擇性(optional)時態區別；二、包括時間的時空隱喻(spatiotemporal metaphors)；三、特定時態概念的表現。概念遷移於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中，主要就是時態無法在系統中一致，而直接引進來源語言的時間概念。 語言也透過不同方式把空間編碼。語言學家對於空間的框架有三種參考模式：絕對(absolute)、固有領域(intrinsic)和相對(deictic)的三種空間概念。絕對的空間概念，如東、西、南、北；固有領域的空間概念則會以出發點為參照點；相對的空間概念則以說話者或受話者為參照點。對於新語言有關空間的學習，除了介系詞和空間副詞，應該要內化的知識包括：一、語言裡頭必要性(obligatory)和選擇性(optional)空間關係；二、語言中介的原型，如on和over，哪個允許抽象義、哪個允許隱喻義；三、語言中偏好的句型；四、特屬的空間概念，如「個人空間」 根據動作在語言系統中所承載的語義，可以分有三種語言類型：一、衛星框架語言(satellite-framed)；二、動作框架語言(verb-framed)；三、等重框架語言(equipollently-framed)。衛星框架語言，如英語、德語、俄語，表達動作的方式和路徑是可以分開，例如：walk in和walk out；動作框架語言，如西班牙語、法語、日語、土耳其語，則把路徑編碼入動詞裡頭；等動框架語言，如泰語、華語，動作的路徑和方式是在等重的語言形式下表達。關於動作的知識則包括：一、語言裡頭必要性(obligatory)和選擇性(optional)動作表達；二、語言使用的偏好，偏好使用方式或路徑；三、動作類型的原型和邊陲表達方式。 第二語言所中介的概念會受到四個因素影響。首先，對於編碼中，語言的透明的程度。例如：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和英語的時態、時貌系統，都是顯而易見的編碼。其次，語言輸入的使概念突顯(concept salience)的頻率；第三，參與溝通的實境(participation in communicative practices)，這可以使其在對應(mapping)語言和感官環境，透過日常生活對話獲得真實的經驗。最後，就是學習者的主宰(agency)，學習者主宰自己的學習可能可以在核心概念中遷移，但邊陲的概念可能就放掉了，更可能的是學習者有意識地排除了某些第一語言的價值但和第二語言並不相容的概念。 許多語言老師花很多時間進行學習意義(learning the meaning)和把意義和形式對應(mapping the meaning to form)，但這無法取代學習者獲得關於語言的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

後面將透過檢視跨語言的差異和概念遷移在八個面相中的研究成果。八個面相分別為個體(objects)、情緒(emotions)、人稱(personhood)、性別(gender)、數(number)、時間(time)、空間(space)以及動作(motion)。在個體的面相裡，如果是具體的事物，通常有相對應的翻譯，但不一定能夠對相關應的類別，因為有些類別內可能會有多個原型共享。因此對於個體的名稱，不只是記憶其相對應的翻譯，而是要將第二語言類別裡的所有原型通通內化。這些要通通內化的知識包括：類別的屬性、核心和邊陲的成員以及類別內部的結構和其外部的連結。 在情緒的面相裡，我們知道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中，人們學習去藐視(discriminate)、闡釋(elaborate)和壓抑(supress)自身感覺與外在環境的調和，而討論關於情緒的內心表現時，我們就要了解這些知識：一、該情緒概念類別的內部結構和特質；二、特定情緒的內部結構，如嫉妒、罪惡等；三、特定情緒的典型反應；四、情緒的口語或非口語的表達方式。 在人稱系統裡頭，有些語言只有少數幾種，有些語言多達兩百種，造成這些人稱編碼的特徵包括：參與者的角色、社會及空間距離、數量、性別、親屬階層、社會階層等。如果在第二語言中的人稱使用得不正確，就會顯得粗魯或做作。通常，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若未能去注意或區辨標的語和來源語的必要性(obligatory/conventional)表達，就是源自於概念遷移。這通常需要適切的社會語言或社會語用能力。 性別，指的是語法中對於名詞的性別指派。在自然性別語言(natural crosslinguistic languages)，如英語，通常這樣子的指派有擬人化的效果，指派的結果是任意的(arbitrary)，有些語言甚至沒有將名詞指派性別，連第三稱也不必分男女。但語法性別語言(grammatical gender language)將名詞指派性別就是必要的(obligatory)，它會基於一些原則，例如字詞的語音或構詞成分指派性別，對於自然性別語言母語者學習語法性別語言時，對於這些性別指派的內化就是學習的難點。在第二語言學習中，把性別指派內化的研究已有不少討論，但從跨語言影響出發的仍少。 語法上的「數」，可以將語言分成分類詞語言(classifier languages)和名詞組語言(noun class languages)。前者，沒有構詞的變化，如日語、華語、優加特語(Yucatec)；後者依外型、可數性(countability)分組。實驗發現屬於分類詞語言的小孩子，傾向將物體依其特質分類；而名詞組語言的小孩子則以覺體的外形進行分類。分類詞語言的母語者學習名詞組語言時，通常對於數量標記和冠詞系統有學習難處。而在同樣為名詞組語言中，相同的字詞屬於不同名詞組，要靠概念的遷移。「可數性」就是對於名詞組語言必須內化的成份之一。

討論「概念遷移」(conceptual transfer)時，我們要先清楚概念(concepts)和類別(categories)兩個字，前者表示事物分類裡頭的心智圖像，後者則是分類的另一個名字。當我們討論類別裡頭的核心成員和邊陲成員時，這時候概念化的類別是整體；當我們討論原型(prototypes)和心智圖像(mental imagery)時，這指的就是特定的類別成員了。概念的發展是奠基於經驗的發展，這樣子的過程產生兩種概念化的類型：語言獨立性(language independent)和語言中介性(language-mediated)，兩者皆視語言為社會文化的現象。語言獨立性認為概念的發展是不會因為語言的表達而有任何預設的發展，是完全透過經驗所發展；語言中介性則認為學習字詞和類別習得長期間的發展，終將透過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使概念發展。但是，我們應該怎麼去解讀「概念」的結構呢？我們可以先將所有的知識分成三種：一、和特定類別有關的特質或文本的知識；二、類別中的成員或特質的原型，是否清楚界線或模糊的；三、知識內部本身的結構和其外在的聯結。概念結構有五個假設：一、文化針對性(cultural specificity)；二、方式(modality)；三、個人差異(individual variation)；四、動態且脈絡專屬的本質(dynamic and context-specific nature)。 概念遷移和語義遷移(semantic transfer)範圍上略有差異。概念遷移指的是透過第一語言概念的「中介」；而語義遷移則是透過第一語言字詞、第一語言中介概念的「連結」。例如英語和俄語中把cups/chashki和glasses/stakany在翻譯中畫上等號了，但這些詞在英語和俄語的類別中，其邊陲或分界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因為學習第二語言時，就包括重新建構既有的概念類別，這個就是從既有的概念遷移到新的概念。這當然會包含語義的遷移，因為這要將概念和文化給連結起來。

在這些前提下：一、由輸入命中註定了第二語言的語法；二、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參數值不同，有些原則僅在第二語言中使用。如果我們可以看到學習者成功地達到第二語言中的特定特質，那我們就可以說普遍語法是獨立運作的，而不是經由第一語言重構或進入的。Who do you think that Mary saw & ?Who do you think Mary saw & ?*Who do you think that & saw Mary?Who do you think & saw Mary? 在空位類別原則中，前兩句語動詞saw直接定管(governed)，而第四句中則由片語定管，但第三句中因為that的插入，所以無法直接定管。白莉蒂希望知道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是否知道抽離主詞和動詞的差別。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使用一般問題解決的能力去概化的話，that的出現就會不固定，也就是學習者是無法分辨有沒有that的差異。德語中，在被嵌入的主詞中，還要留下補語(complementizer)或主詞標誌(dummy subject marker)，這對於學習英語是沒有幫助的參數。 實驗發現英語母語者和學習英語的德語母語者對於在英語中抽離出主詞和動詞的和補語定管是彼此相關連的；而且，發現德語母語者也擁有英語的相關特質知識。學習者知道的第二語言是遠遠超過由他們自己所直接推導出來的，也遠遠超過僅僅透過第一語言重構。 基本差異假說(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所訴求的是孩童和成人的差異，並非是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差異。我們不能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相似性去說明普遍語法在第二語言是有作用的，因為相同的行為會有不同的結果。反之，我們也不能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差別去論證普遍語法不存在。普遍語法指的是母語者在語言知識隱含在一些抽象的原則下，小孩的語言也是被限制在相同的原則之下。

人與生俱來有一個內在的結構，用一個老掉牙的術語講，就是「普遍語法」。普遍語法裡頭，設有一些選項，這和某些原則相關，不同語言之間稍有差異。白莉蒂(Lydia White)對此有些個人興趣：一、透過參數的變化，衍生語法的主幹就能夠適應不同語言的變異；二、普遍語法把「有用的經驗」(available experience)和「可達標的能力」(attained competence)的鴻溝給接合了起來。而語言學以及一語、二語習得的研究中，也轉向習得的結果，如：具有可學得的論元(learnability arguments)；三、過去總是宣稱有個普遍語法，但說不出那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普遍語法的形式和內容，成了大量語言學理論的主體。第二語言的研究者需要在兩個語言中找到一些參數值的差異，才能進行研究。例如有些語言的中心語在左邊，有些語言的中心語在右邊，當兩個參數不一樣的母語者學習另一個語言時，習得該特質的速率就會較慢。還有一些參數值是兩個以上的。例如英語母語者學習韓語時會出現即不是英語也不屬於韓語的反身代名詞(reflexive binding)使用，但這使用卻在其它語言中被允許，這樣子的參數值是有五個的。 在上述的討論中，普遍語法正好落在有效和無效兩個極端。若說普遍語法有效，第一語言的參數被學習者調整之後，第二語言則能重設；若說普遍語法無效，第一語言提供了唯一進入「趨近」普遍語法的知識，也就是普遍語法只作用於第一語言習得，但成人學習者便不再作用。認為普遍語法無效者，正如〈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所說的，成人學習者並非使用語言專屬的機制去學習語言，所以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透過外在的輸入進行命中註定(underdetermined)學會標的語。普遍語法就是造成這孩童和成人差異的基本原因。孩童透過普遍語法和語言專屬流程習得語言；成人使用第一語言和解決一般問題的能力學習第二語言。

詞彙中有一個面相是字詞的形成中和句法互相結合的部份，這個我們稱之為「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不論句法，或特別討論到補語的語義或構詞時，都逃不出它的魔掌。單一論元的及物動詞(intranstive)，可以再分兩類非作格(unergatives)和非受格(unaccustives)。索拉斯(Sorace)討論到，即使兩個在語言上不一樣的及物動詞，第二語言學習者還是可以對於新語言的及物動詞有敏銳度。屬於「非受格」的部份，是在索拉斯看來，指的是核心的部份，具有動態(dynamic)、有目的(telic)、具體的(concrete)。索拉斯認為第一語言有顯著的影響表現在第二語言上，就算無法達到完美，也至少有像母語者使用的機制。 日語和英語的動作動詞(motion verbs)也有類似的情形。在英語中，動詞允許包括兩個論元：方向(directed motion)和方式(manner of motion)；日語只允許方向一個論元存在動詞裡，而必須透過詞綴將方式進行附加。再從語義上著手的話，英語和日語透過不同方式把語義整合進詞彙裡，英語將地點(place)和路徑(path)整合進介系詞裡頭，例如：to；日語則把路徑整合進動詞裡，而且動詞只能從方式或方向動詞中擇一。母語是論元少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多的語言時，需要透過概化(overgeneralization)，需要透過環境給予正面的輸入；母語若是論元多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少的語言時，則要略化(undergeneralization)，過度使用時，必須要有負面的糾正，例如語言老師的提醒，才會意識到母語和第二語言的差異。西語和英語在關於情況改變(change of state)和情緒方式(manner of motion)也有類似的情況。

關於詞彙的學習主要有兩種，一者偶然的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二者是有意的學習(intentional or attended learning)。學習語言初期，都需要先經歷有意的學習，而且當英語字彙量累積到六千字、華語累積4000個字之後，而較能夠進行偶然的學習。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詞彙，不僅在網路結構相似，詞項的知識和對頻率的敏感度也是相似的。也有人以自然輸入(naturlistic input)和教學(instruction)進行討論，通常著眼真實性(authenticity)時，自然輸入會比較受到歡迎。研究指出，透過教學進行字詞的新屬關係(cognates)對應，可以在學習新語言時，有顯著的幫助。即便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進入中級程度，其心理詞彙仍無法像母語者的詞彙網絡那樣鞏固。在對於母語者和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詞彙關連試驗中發現，母語者將詞彙進行關連時，通常以語義為基礎，第二語言學習者則以語音為基礎，有點像有邊讀邊，沒邊唸中間。即當我們無法知道其詞彙的語義時，便先去唸一唸。有人認為該研究測試使用的詞彙屬於相點低頻的字詞，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研究結果。 比較下面三組輸入或詞彙學習策略對於學習者的影響：一、使用潤飾過的輸入(premodified input)；二、學習者向老師詢問的輸入(interactoinally premodified input)；三、學生間協商的輸出(negotiated output)；研究顯試，第三組透過產生新字詞的過程，使得其學習詞彙更深入。 構詞方面，比較西班牙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學習英語的中級程度學生，發現西班牙母語者對於詞尾複數出錯的次數是高出華語母語者兩倍。「普遍語法在特定的句法特徵時是有限制的。如何讓這些特徵能在語音上被理解是另一回事，這特徵是特屬於語言的。」 相對機制模型(dual mechanism model)和相對片語表示(Dual Idiom Representation)有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將片語分有可分解(decomposable)和不可分解(non-decomposable)兩種，這兩種片語恰恰儲存在兩個不同的詞彙區，正如母語和第二語言中，都有相對機制模型以解釋詞彙和語法一般，前者要死記硬背，後者可以找出規則。

語用遷移(pragmatic transfer)則包括言外之意的能力(illocutionary competence)和社會語言的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前者的能力包括辨別和執行基本語言功能，例如：傳遞訊息、請求訊息、使用語言去影響他人的信念或動作，使用語言去娛樂或為人打氣。後者則更多的是關於的個人敏感度，其有能力去調整自己的語言以呼應社會傳統，包括不同的陳述、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字詞、不同的文法結構、不同的論述脈絡等。日語母語者不論在其在第二語言英語的熟練度高或低，都會使用較委婉的請求策略，這是其把原先在日語在教授和學生之間地位的關係的感知，應用在其所說的英語。英語母語者和俄語母語者在學習希伯來語的時候，在相同的情境下，也都有有第一語言的傾向。日語母語者和中東地區的人學習英語時，亦復如是。除了學習者本的語用的感知和行為外，標的語的過度概化、標的語環境長時間的居住、教學方式和總時數、標的語的熟練度都是造成上述現象的因素，未必全是語用的遷移。雖然造成如此現象的因素很多，但在後期的遷移或反向的遷移中，我們就有更可靠的證據說這是語用的遷移了。社會語言的遷移(sociolinguistic transfer)中，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方式去檢視：一、檢視特定語言中用以解釋系統變異的社會變數(social variables)；二、檢視個人如何在新的語言群體中社會化的過程。 在阿拉伯文化和泰語社會中，在特定音段中能夠表現其正式或尊貴。於是在埃及的阿拉伯語母語者會使用無聲齒間音在英語中，即是受到社會限制而遷移；泰語母語者對於/r/在字首或字尾的發音而有正式和不正式的發音，也從泰語社會的限制遷移到說英語時。這些社會變數包括社會距離、地位關係和性別。 個人在新的語言群體中如何社會化？我們都知道性別在不同文化、語言中，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在進到新的社會、文化限制後，語言的使用就會考量到禁忌字眼、間接中斷、地位階級…等。 再說一次，這些跨語言影響的研究，從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到語用和社會語言，真是汗牛充棟。

跨越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後，剩下的就是篇章(discursive)、語用(pragmatic)和社會語言(sociolinguistic)的遷移了。對話者說話的前提就關乎禮貌原則(rules of polite)和合作溝通原則(rules of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在篇章遷移(discursive transfer)中，包括想法引介、組織、脈絡化的方式，不論是口頭或書寫，也包括對話的策略去使一個對話能夠維持著，還有對話中表達特定的文本所使用的概念或標誌。最相關的研究就屬「對比修辭」(contrastive rhetoric)，卡普蘭(Kplan)假設不同語言和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修辭傳統，其對於第二語言的寫作有負面的干擾。例如：日本作家習慣用歸納法把資訊散落在文章中；英語母語作家，則偏好使用演繹法，把主要大意先寫出來，再說支持的資訊；西語母語者作家則會提供更多脈絡細節，相較於傳統的英語寫作。在對比修辭的研究中發現：一、不只在說寫方面有遷移，聽讀方面也有遷移發生；二、不只順向遷移，也包括反向遷移；三、寫作技巧的遷移大多是正面的。對於第二語言寫作的遷移，並非只受到跨語言影響，年紀、第二語言的熟練度和寫作經驗都是影響第二語言修辭的因素。 在對比修辭框架內所未能包括的是對話管理的策略(convers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和取景遷移(framing transfer)。前者指的是非母語者的會話策略，研究的項目包括轉移話題(topic shifts)、話題挑選(topic selection)、暗道線索(backchannel cues)、空白填充(pause fillers)、中斷對話(interruptions)等。後者的概念則包括說話者或作者對於受話者或讀者所表達的明確性、主題連續性、因果關係、情緒，可能是特定字眼、是否適切。 總地來說，篇章遷移中，包括文章組織、脈絡化、會話管理、事件表達以及理解和表達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