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前提下:一、由輸入命中註定了第二語言的語法;二、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參數值不同,有些原則僅在第二語言中使用。如果我們可以看到學習者成功地達到第二語言中的特定特質,那我們就可以說普遍語法是獨立運作的,而不是經由第一語言重構或進入的。Who do you think that Mary saw & ?Who do you think Mary saw & ?*Who do you think that & saw Mary?Who do you think & saw Mary? 在空位類別原則中,前兩句語動詞saw直接定管(governed),而第四句中則由片語定管,但第三句中因為that的插入,所以無法直接定管。白莉蒂希望知道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是否知道抽離主詞和動詞的差別。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使用一般問題解決的能力去概化的話,that的出現就會不固定,也就是學習者是無法分辨有沒有that的差異。德語中,在被嵌入的主詞中,還要留下補語(complementizer)或主詞標誌(dummy subject marker),這對於學習英語是沒有幫助的參數。 實驗發現英語母語者和學習英語的德語母語者對於在英語中抽離出主詞和動詞的和補語定管是彼此相關連的;而且,發現德語母語者也擁有英語的相關特質知識。學習者知道的第二語言是遠遠超過由他們自己所直接推導出來的,也遠遠超過僅僅透過第一語言重構。 基本差異假說(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所訴求的是孩童和成人的差異,並非是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差異。我們不能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相似性去說明普遍語法在第二語言是有作用的,因為相同的行為會有不同的結果。反之,我們也不能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差別去論證普遍語法不存在。普遍語法指的是母語者在語言知識隱含在一些抽象的原則下,小孩的語言也是被限制在相同的原則之下。
Category: 第二語言習得
如何說明普遍語法存在語言學習者過程中?(Lydia White的《Another Look at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的閱讀筆記)一
人與生俱來有一個內在的結構,用一個老掉牙的術語講,就是「普遍語法」。普遍語法裡頭,設有一些選項,這和某些原則相關,不同語言之間稍有差異。白莉蒂(Lydia White)對此有些個人興趣:一、透過參數的變化,衍生語法的主幹就能夠適應不同語言的變異;二、普遍語法把「有用的經驗」(available experience)和「可達標的能力」(attained competence)的鴻溝給接合了起來。而語言學以及一語、二語習得的研究中,也轉向習得的結果,如:具有可學得的論元(learnability arguments);三、過去總是宣稱有個普遍語法,但說不出那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普遍語法的形式和內容,成了大量語言學理論的主體。第二語言的研究者需要在兩個語言中找到一些參數值的差異,才能進行研究。例如有些語言的中心語在左邊,有些語言的中心語在右邊,當兩個參數不一樣的母語者學習另一個語言時,習得該特質的速率就會較慢。還有一些參數值是兩個以上的。例如英語母語者學習韓語時會出現即不是英語也不屬於韓語的反身代名詞(reflexive binding)使用,但這使用卻在其它語言中被允許,這樣子的參數值是有五個的。 在上述的討論中,普遍語法正好落在有效和無效兩個極端。若說普遍語法有效,第一語言的參數被學習者調整之後,第二語言則能重設;若說普遍語法無效,第一語言提供了唯一進入「趨近」普遍語法的知識,也就是普遍語法只作用於第一語言習得,但成人學習者便不再作用。認為普遍語法無效者,正如〈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所說的,成人學習者並非使用語言專屬的機制去學習語言,所以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透過外在的輸入進行命中註定(underdetermined)學會標的語。普遍語法就是造成這孩童和成人差異的基本原因。孩童透過普遍語法和語言專屬流程習得語言;成人使用第一語言和解決一般問題的能力學習第二語言。
不同語言的論元結構和背後運作的機制(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Behind time: process and schedul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閱讀筆記)
詞彙中有一個面相是字詞的形成中和句法互相結合的部份,這個我們稱之為「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不論句法,或特別討論到補語的語義或構詞時,都逃不出它的魔掌。單一論元的及物動詞(intranstive),可以再分兩類非作格(unergatives)和非受格(unaccustives)。索拉斯(Sorace)討論到,即使兩個在語言上不一樣的及物動詞,第二語言學習者還是可以對於新語言的及物動詞有敏銳度。屬於「非受格」的部份,是在索拉斯看來,指的是核心的部份,具有動態(dynamic)、有目的(telic)、具體的(concrete)。索拉斯認為第一語言有顯著的影響表現在第二語言上,就算無法達到完美,也至少有像母語者使用的機制。 日語和英語的動作動詞(motion verbs)也有類似的情形。在英語中,動詞允許包括兩個論元:方向(directed motion)和方式(manner of motion);日語只允許方向一個論元存在動詞裡,而必須透過詞綴將方式進行附加。再從語義上著手的話,英語和日語透過不同方式把語義整合進詞彙裡,英語將地點(place)和路徑(path)整合進介系詞裡頭,例如:to;日語則把路徑整合進動詞裡,而且動詞只能從方式或方向動詞中擇一。母語是論元少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多的語言時,需要透過概化(overgeneralization),需要透過環境給予正面的輸入;母語若是論元多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少的語言時,則要略化(undergeneralization),過度使用時,必須要有負面的糾正,例如語言老師的提醒,才會意識到母語和第二語言的差異。西語和英語在關於情況改變(change of state)和情緒方式(manner of motion)也有類似的情況。
母語者和二語者的心理詞彙背後有什麼異同?(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Behind time: process and schedul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讀書筆記)
關於詞彙的學習主要有兩種,一者偶然的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二者是有意的學習(intentional or attended learning)。學習語言初期,都需要先經歷有意的學習,而且當英語字彙量累積到六千字、華語累積4000個字之後,而較能夠進行偶然的學習。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詞彙,不僅在網路結構相似,詞項的知識和對頻率的敏感度也是相似的。也有人以自然輸入(naturlistic input)和教學(instruction)進行討論,通常著眼真實性(authenticity)時,自然輸入會比較受到歡迎。研究指出,透過教學進行字詞的新屬關係(cognates)對應,可以在學習新語言時,有顯著的幫助。即便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進入中級程度,其心理詞彙仍無法像母語者的詞彙網絡那樣鞏固。在對於母語者和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詞彙關連試驗中發現,母語者將詞彙進行關連時,通常以語義為基礎,第二語言學習者則以語音為基礎,有點像有邊讀邊,沒邊唸中間。即當我們無法知道其詞彙的語義時,便先去唸一唸。有人認為該研究測試使用的詞彙屬於相點低頻的字詞,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研究結果。 比較下面三組輸入或詞彙學習策略對於學習者的影響:一、使用潤飾過的輸入(premodified input);二、學習者向老師詢問的輸入(interactoinally premodified input);三、學生間協商的輸出(negotiated output);研究顯試,第三組透過產生新字詞的過程,使得其學習詞彙更深入。 構詞方面,比較西班牙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學習英語的中級程度學生,發現西班牙母語者對於詞尾複數出錯的次數是高出華語母語者兩倍。「普遍語法在特定的句法特徵時是有限制的。如何讓這些特徵能在語音上被理解是另一回事,這特徵是特屬於語言的。」 相對機制模型(dual mechanism model)和相對片語表示(Dual Idiom Representation)有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將片語分有可分解(decomposable)和不可分解(non-decomposable)兩種,這兩種片語恰恰儲存在兩個不同的詞彙區,正如母語和第二語言中,都有相對機制模型以解釋詞彙和語法一般,前者要死記硬背,後者可以找出規則。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六
語用遷移(pragmatic transfer)則包括言外之意的能力(illocutionary competence)和社會語言的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前者的能力包括辨別和執行基本語言功能,例如:傳遞訊息、請求訊息、使用語言去影響他人的信念或動作,使用語言去娛樂或為人打氣。後者則更多的是關於的個人敏感度,其有能力去調整自己的語言以呼應社會傳統,包括不同的陳述、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字詞、不同的文法結構、不同的論述脈絡等。日語母語者不論在其在第二語言英語的熟練度高或低,都會使用較委婉的請求策略,這是其把原先在日語在教授和學生之間地位的關係的感知,應用在其所說的英語。英語母語者和俄語母語者在學習希伯來語的時候,在相同的情境下,也都有有第一語言的傾向。日語母語者和中東地區的人學習英語時,亦復如是。除了學習者本的語用的感知和行為外,標的語的過度概化、標的語環境長時間的居住、教學方式和總時數、標的語的熟練度都是造成上述現象的因素,未必全是語用的遷移。雖然造成如此現象的因素很多,但在後期的遷移或反向的遷移中,我們就有更可靠的證據說這是語用的遷移了。社會語言的遷移(sociolinguistic transfer)中,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方式去檢視:一、檢視特定語言中用以解釋系統變異的社會變數(social variables);二、檢視個人如何在新的語言群體中社會化的過程。 在阿拉伯文化和泰語社會中,在特定音段中能夠表現其正式或尊貴。於是在埃及的阿拉伯語母語者會使用無聲齒間音在英語中,即是受到社會限制而遷移;泰語母語者對於/r/在字首或字尾的發音而有正式和不正式的發音,也從泰語社會的限制遷移到說英語時。這些社會變數包括社會距離、地位關係和性別。 個人在新的語言群體中如何社會化?我們都知道性別在不同文化、語言中,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在進到新的社會、文化限制後,語言的使用就會考量到禁忌字眼、間接中斷、地位階級…等。 再說一次,這些跨語言影響的研究,從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到語用和社會語言,真是汗牛充棟。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五
跨越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後,剩下的就是篇章(discursive)、語用(pragmatic)和社會語言(sociolinguistic)的遷移了。對話者說話的前提就關乎禮貌原則(rules of polite)和合作溝通原則(rules of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在篇章遷移(discursive transfer)中,包括想法引介、組織、脈絡化的方式,不論是口頭或書寫,也包括對話的策略去使一個對話能夠維持著,還有對話中表達特定的文本所使用的概念或標誌。最相關的研究就屬「對比修辭」(contrastive rhetoric),卡普蘭(Kplan)假設不同語言和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修辭傳統,其對於第二語言的寫作有負面的干擾。例如:日本作家習慣用歸納法把資訊散落在文章中;英語母語作家,則偏好使用演繹法,把主要大意先寫出來,再說支持的資訊;西語母語者作家則會提供更多脈絡細節,相較於傳統的英語寫作。在對比修辭的研究中發現:一、不只在說寫方面有遷移,聽讀方面也有遷移發生;二、不只順向遷移,也包括反向遷移;三、寫作技巧的遷移大多是正面的。對於第二語言寫作的遷移,並非只受到跨語言影響,年紀、第二語言的熟練度和寫作經驗都是影響第二語言修辭的因素。 在對比修辭框架內所未能包括的是對話管理的策略(convers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和取景遷移(framing transfer)。前者指的是非母語者的會話策略,研究的項目包括轉移話題(topic shifts)、話題挑選(topic selection)、暗道線索(backchannel cues)、空白填充(pause fillers)、中斷對話(interruptions)等。後者的概念則包括說話者或作者對於受話者或讀者所表達的明確性、主題連續性、因果關係、情緒,可能是特定字眼、是否適切。 總地來說,篇章遷移中,包括文章組織、脈絡化、會話管理、事件表達以及理解和表達之間的關係。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四
除了語音和詞彙外,構詞遷移和句法遷移也受到不少關注。過去人們認為曲折語裡頭的詞綴是肯定會遷移的,但研究證實這並未常見。被發現的是附著詞素(bound morphemes)從一個語言的結構中被對應到另一個語言裡頭,例如:in the grass和on the grass分別可以在瑞典母語者和芬蘭母語者在說英語時發現。在柯林(Collin)的研究中也發現法語母語者在指過去式的時候,較能夠正確地使用具有終點的動詞,如:bought the book;而偏好在活動動詞使用進行式,如:dancing;在狀態動詞則用現在式,如:see。過去簡單式在法語中結構上和英語的完成式有構詞上的相似,所以法語母語者在說英語時,傾向將過去簡單式用完成式構詞表達。然而,隨著對英語的熟練度增加,跨語言的影響就不會一直停留在初期。句法的遷移不只在詞序上,也包含許多句子中的限制。主要跨語言影響有兩種:一、不同第一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對於文法的接收程度不一樣;二、多語語言學習者,較不會拒絕不合語法的句子。學習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對於不合語法結構的第一語言,展現較大的包容度,而單語者則較要求完全的語法。競爭模型(Competition Model)顯示人們如何解讀句子表面的線索所傳遞的功能。英語母語者靠詞序決定主詞和受詞;義大利語母語者則主詞和動詞的一致性;日語母語者則必需依賴名詞是否被動詞化(animate or inanimate)。由此去看不同語言之間的跨語言影響。句法在跨語言影響中屬後第二、三語言之後(lateral)的研究遷移還有許多空白。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三
在研究多語者的詞彙激發時,威廉斯(Williams)和漢默堡(Hammarberg)找了一個以英語為母語、德語為近乎母語、法語是高級、義大利語是初級的瑞典人,觀察其在兩年的言談,他頻繁地使用英語和德語,但較少使用法語和義大利語。並發現他在轉到英語或德語有不一樣的連結。轉到其第一語言英語時,反應了其心理語言評論(metalingual)、自我糾正(self-corrections)並尋求協助(appeals for assistance);但轉到第二語言德語時,除了瑞典的言談外,幾乎沒有任何可辨視的語用目的。研究者歸納其德語的激發強過英語、法語和義大利語有四個因素:一、他的德語具有高度熟練度;二、德語更接近瑞典語;三、他最近曾使用德語;四、德語並非他的母語。威廉斯和漢默堡對於第四個因素的解釋是,當多語者在講非第一語言時,會抑制了第一語言。但德威勒(Dewaele)則認為第一語言更能夠激發非第一語言背景的第三語言。德威勒找到德語母語者,並學習了英語和法語,有人先學英語後學法語,有人先學法語後學英語。觀察其法語,發現先學法語再學英語的人,有更多的遷移來自第一語言德語;而先學英語再學法語的人,則較多的遷移來自第二語英語。研究結果說明:一、同一個字來自不同語言都可能在標的語中產生激發;二、是否為背景語言(background lanuguage), 即字詞是否存在於跨語言間,並沒有激不激發的問題,而是激發的程度多少;三、對於高程度的激發,第一語言或之後習得的語言都可能造成激發。最後,是「選詞遷移」,即一個人的語言知識會影響其在另一個語言用字詞的選用。觀察英語和西語的雙語者和英語單語者選用動詞時,前者偏好選擇帶有路徑訊息的動詞,如:go、come、enter或cross,後者則選帶有方式訊息的動詞,如:run、walk、skip、leap。片語或單詞的選用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這些可以透過風格體裁學(stylometry)進行分析。字詞的選用偏好,通常會有跨語言遷移。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二
「詞彙遷移」(lexical transfer),簡單地說,就是某一個語言中的字詞知識影響了另一個語言的字詞知識和使用。通常,我們說完整地知道一個字詞的知識有以下歷程:可進性(accessibility),字詞進到心理詞彙;構詞(morphophonology),該詞的發音和不同形式的拼寫;句法(syntax),文法詞類和句法限制;語義(semantics),字詞意義;搭配(collocation),和其它字詞出現的時機;連結(association),和其它字詞或標誌的關連。即便母語者,都不一定能夠將語言中的所有字詞達到最好的階段。例如,受過高等教育相較於一般人則會傾向使用知識含量高、字頻低的字詞。在「詞彙遷移」中,將討論「構詞和語義的偏誤」、「跨語言影響對詞彙的關係」、「選詞遷移」。由於構詞而產生的偏誤,我們稱「形式遷移」(formal lexical transfer),而因為語義範圍在兩個語言中的對應,我們則稱「語義遷移」(semantic lexical transfer)。「形式遷移」通常發生在來源語和接收語相近,如英語和德語;「語義遷移」則發生在來源語和接收語在類型學上較遠,如波蘭語和英語。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說是汗牛充棟。 「跨語言影響對詞彙的關係」可以再細分為詞彙表現(lexical representation)、詞彙可進性(lexical accessibility)和詞彙激發(lexical activation)。 我們先看看語言是如何存在我們內心中?有人毀語言相關的知識分為三層,從詞素(lexemes)、雷碼(lemma)到概念(concepts),詞素包括字詞的發音、型態的拼寫;雷碼則較抽象,要使其進入文法詞類和句法限制;概念則是色、聲、香、味、觸、法等印象,對於其特質的認識。通常,概念不會直接和語言連結,而是和字詞或其它語言架構。 人們學習新語言的字詞時,其心理連結會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心理連結會影響一個人在語言間存取字詞的能力。關於這現象,米拉(Meara)使用隨機布林網絡(random Boolean networks)解釋字詞於跨語言之間的連結,而簡單的布林規則(simple Boolean rules)則可以讓人在雙語的心理詞彙中去選詞以表達。通常,從第二語言到第一語言的翻譯比較快,因此從第二語言的字詞中是直接連結到第一語言的字詞。「不對稱模型」(Asymmetry Model)或「位階修正模型」(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正是假設這個心理連結的方向其中一個方向會強於另一個方向,而內心處置這樣的過程時通常偏向較強的方向。翻譯進行時,存取失敗有兩種,一是完全找不到相等的翻譯,二是存取了不正確的翻譯。跨語言影響在此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一
雖然奧德琳(Odlin)認為,「遷移可能發生在所有語言中」,但歹誌不是憨人想得這麼簡單。理由有三:一、跨語言影響在不同面相中,能夠被發現的的程度並不相等,例如語音的遷移就相對於篇章的遷移更為易見;二、不同面相的遷移會隨著不同語言而改變;三、語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語言距離(typ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source and recipient languages)、二語學習者在兩個語言中的熟練度(the L2 user’s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both languages)以及任務類型(type of task)等。接下來就依語言的各個面相,討論已知的語言遷移研究。在音段上,最常見的語音遷移就是第二語言中是有區辨性,但在第一語言中卻沒有的情況。這些包括長短音、鼻音、有聲無聲、送氣不送氣、時長以及顎音化…等。反向的遷移,在音段上大概較少受到影響,除了某些音段特質,如有聲無聲和送氣不送氣。但可以知道的是,從第二語言的語音區辨的能力會使得學習者對於第一語言中語音裡同位音的區辨。 在音段之外(prosody),如音節則發現來自不同第一語言的學習者會使用不同策略去減去子音聚合的音節;超音段則發現,無聲調語言的母語者會依賴音高去為詞彙聲調進行感知。而這音高也是其用以區辨重音的依據。除了遷移本身扮演了角色之後,語音環境(phonetic environment)和普遍語音限制(universal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也是重要變數。 文字遷移(orthographic transfer)指的是書寫系統的遷移,其被認為不同於語言遷移。學習者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對音的字母去發音是顯而易見的現象,但文獻上的記錄卻付之闕如。較多的是,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對於英語閱讀的研究,發現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用在文字中提取語音訊息;而非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則能在相同唸法,不同拼法的文字中選出符合語義的訊息,顯示非拼音文字背景的學習者仍循著提取文字的脈絡在閱讀第二語言。「遷移」在這個部分幾乎完全可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