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華語教學

CLIL對於學習者和老師的動機有什麼影響?

有較高的動機,就可以使學習者有更深入、專注的學習,當然,最重要的是確保其在目標語言的學習感就。因此,提供情感方面的證據,也是CLIL讓自己可以被社會接收的方式。透過大規模的問卷或焦點團體訪談都可以得到這樣的證據。Hood (2006) 訪談第一年和第二年參加CLIL學程的學生,結論第一年參加學程的學生抗拒者有之、期待者有之、懷疑者也有之,第二年參加學程的學生則多是正面的評價。Marsh et al. (2008) 的研究中則顯示,CLIL下學習的學生存在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這讓學習者更願意去國外進行交換且認為拓展了視野。Campo,Grisaleña and Alonso (2007) 發現,在CLIL學程下的學生,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動機。Lasagabaster and Sierra (2009) 也發現,有CLIL經驗的女性比起男性,也對其它語言更感興趣。 Dalton-Puffer,Hüttner,Schindelegger and Smit (2009) 評估在職業學校下CLIL的動機證據,問卷結果發現在曾經參加過CLIL的學生中表示:在外語的環境下工作,可能在內容的深度上會被犧牲。但是,學生都認為自己的語言能力比起非CLIL學習的學習者好。值得一提的是,當CLIL下的學科老師的語言能力沒那麼完全的時候,學習者會投入更多努力以確保最終可以完成工作。 然而,yassin2009在馬來西亞的脈絡下也發現,英語能力比較差的學生在看CLIL的時候,就有較負面的觀點。 另外,Woodfield and Neofitou (2006) 也從教室的氣氛(classroom climate)和選課人數來評估CLIL學程對學習者情感的影響。 除了學習者的以外,教師也會受到CLIL的影響。在CLIL下,一個老師不是語言專業的老師(語言老師),就是內容專業的老師(學科老師),很少老師能夠同時擁有語言和內容專業。因此,在CLIL的場閾下,老師會帶著焦慮去提升教學實踐(不論主動或被動)(Moate, 2011) 。例如上課時,教師應該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就會很有挑戰。 References Airey, J. (2009). Estimating undergraduate bilingual scientific literacy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CLIL Research Journal, 1(2), 26-35. Campo, A., Grisaleña, J. & Alonso, E. […]

CLIL產生對於語言學習有什麼樣的影響?它只適合程度較好的學生嗎?

大多數評估CLIL學程中,學習者的表現仍多集中在語言的表現。Lasagabaster (2008) 比較了雙語者(在CLIL下學習)和非雙語者(在非CLIL下學習)在標準化測驗下(Cambridge ESOL)下的表現。雙語者本來就有天份和動機,在語言表現(接收技能和產出技能)上比較好是不證自明,但是Lasagabaster (2008) 的研究發現,在非CLIL下的學習者,其學習表現會因為性別和社經地位產生差異;但在CLIL下的學習者,則沒有這樣子的差異。這似乎說明,CLIL是可以跨越性別和社經地位,一體適用的教育取徑。 Ruiz de Zarobe (2008) 比較產出的種類和數量的比例(type/tokens ratio)也是CLIL組的表現較好。Woodfield and Neofitou (2006) 未出版的學程評估中,則對於語言和內容的表現都進行了評估。同樣透過標準化測驗,在同一個世代中,原本被認為外語學習成是較差的女孩中,有200個女孩比預期的時間更早就達到應有的外語水平;其對於學科內容(地理)的掌握也跟著進步。 由這些證據顯示,CLIL似乎是個可以一體適用的教育取徑。 References Airey, J. (2009). Estimating undergraduate bilingual scientific literacy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CLIL Research Journal, 1(2), 26-35. Campo, A., Grisaleña, J. & Alonso, E. (2007). Trilingual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A New Reality. Bilbao: Basqu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

我們可以從哪些證據來評估CLIL的影響?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是一平衡內容和語言兩個方面的教育取徑,透過標的語作為媒介,使內容和語言可以同時被學習。馬來西亞的教育中,使用英語學習數學和科學就是這樣子取徑的例子。如果這樣子的教育取徑不是作為眾多語言教學方法之一,而是被持續、長久地運用在某個學程下,這對於學習者、教師、教材或活動任務,會有什麼樣的影響?Coyle,Hood and Marsh (2010a) 認為,我們可以從四種證據來評估CLIL產生的影響,它們分別是:學習者的表現、情感、學習過程以及教學材料和任務。 不論什麼樣的學程,一定要有學生存在;而學程存在的目的,也就是為了服務學生,讓學生有別於參加學程前的表現;因此,學習者的表現是不管什麼樣的學程給自己建立地位都必須提出的證據。可以提出什麼樣的證據呢?透過標準化的測驗下,證明學習者的表現並沒有遜於非CLIL的學習者;如果沒有標準化的測驗,退而求其次,以老師或學校為主的測量也勉強可以接受。另外一種不透過統計測量的方式,則是以自陳(portfolio)的方式,由老師或學生說明學習者的表現。 有較高的動機,就可以使學習者有更深入、專注的學習,當然,最重要的是確保其在目標語言的學習感就。因此,提供情感方面的證據,也是CLIL讓自己可以被社會接收的方式。透過大規模的問卷或焦點團體訪談都可以得到這樣的證據。 References Airey, J. (2009). Estimating undergraduate bilingual scientific literacy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CLIL Research Journal, 1(2), 26-35. Campo, A., Grisaleña, J. & Alonso, E. (2007). Trilingual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A New Reality. Bilbao: Basqu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 . Coyle, […]

將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CLIL)實踐於華語短期班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是一平衡內容和語言兩個方面的教育取徑,透過標的語作為媒介,使內容和語言可以同時被學習。馬來西亞的教育中,使用英語學習數學和科學就是這樣子取徑的例子。 躬逢其盛,在台灣推行「新南向政策」的時候,我參加了由台灣的學校在泰國辦理的華語短期班。這個華語短期班歷時五天,由來自台灣的老師對泰國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進行授課。授課內容包括:台灣的經濟與政治、台灣的文化與社會、台灣的佛教發展、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以及台灣美食烹飪。台灣美食烹飪和台灣的經濟與政治兩項課程的老師,在台灣就是相對應專業的老師,在CLIL裡頭,就是學科的老師(內容)。而其餘課程,包括台灣的文化與社會、台灣的佛教發展、華語作為第二語言則是由語言老師負責(語言)。 台灣的文化與社會課程中,負責的老師邀請精通華語和泰語的泰國人協助課程的進行,以確保學生可以獲取相對應的內容。 我負責其餘課程,剛接觸CLIL的我,正好有個能夠提槍上陣的機會,我怎麼能放棄這個大好機會。CLIL之所以不被人們所使用,可能和它的要求較苛有關,教師必須同時熟悉「語言」和「內容」兩個部分才行。對於我,作為一個語言教師而言,我可能是兩個都不熟悉。我不喜歡高高在上,好為人師的樣子,所以我不喜歡當一個語言老師(我可能不熟悉「語言」)。雖然我是一個佛教徒,但是我不一定了解台灣佛教的發展(我也可能不熟悉「內容」)。然而,我是華語文教學系的博士生,華語作為第二語言就是我應該熟悉的內容,如果這都不熟悉那就不要畢業了(這個「內容」我可能熟悉)! 其它的老師還有不少同學認為我講話太快了,有些內容即便是母語者也需要花力氣才能理解。最後一堂課結束後,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正巧遇到一個參加課程的同學,我問她:「剛剛上課可以嗎?」,她也如同其它人的回答說:「老師講話很快。」,但她又接著說:「可是我知道老師的意思。」這不讓人覺得很興奮嗎?不過,我想這可能只限於參加華語作為第二語言那門課的學生,因為那堂課的同學參與討論也比較積極(也有可能是那堂課的同學第一次參加我的課,有一點兒新鮮感)。參加台灣佛教的發展那堂課的同學,我還真不知道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原因眾多:一、這群同學就是我每週固定會碰面六個小時的同學;二、台灣佛教的發展不是我熟悉的內容,所以我就會更緊張,語速就會更快(內容);三、沒有安排任何討論的環節,老師們列席,同學們聽我講,我也耍不了寶。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單獨由語言老師來負責學科內容,要撐起CLIL的取徑應該是很不容易的。至於學科老師,對於這樣子的學習有什麼評價,目前尚沒有機會得知。 將「語言」和「內容」放在一起學習,肯定要花更多的時間;不過,也因為「語言」和「內容」是放在一起學習,老師應該兩邊都照顧到,如果只有「語言」而沒有「內容」,那語言就變成考試的學科;如果只有「內容」沒有「語言」,學生可能完全無法理解內容,只是老師自說自話。因此,我們也不必要求所有學生對於「語言」和「內容」的學習是一致的,有些人學到語言多一些,有些人學到內容多一些,這不是老師單方面能夠決定的。

用Lex30來測量二語學習者的詞彙量

Lex30是一個可以用來測量產出詞彙(productive vocabulary)的方法,學習者透過自由聯想(word association)針對30個刺激提供一連串的語詞清單。測量產出詞量,本來就是比測量接收詞彙(receptive vocabulary)更困難的工作。過去測量產出詞彙的方法主要有兩個: 第一種是在句子脈絡中給予目標語詞開頭幾個字母作為提示,如: The book covers a series of isolated epis___ from history. 學習者根據提示將缺失的地方填上合適的語詞(Laufer & Nation, 1999) 。 第二種是透過自由產出詞彙考試(free productive vocabulary test),例如Laufer and Nation (1999)的詞彙頻率描述考試(lexcial frequency profiling test)。分析學習者書寫或口說的論述,根據不同的主題和語詞的類別進行分析,語詞的頻率分為常見、較不常見、罕見的,若罕見的詞彙較多,則該學習者較被認為有較高的產出詞彙。 第一種方法在學習者的詞彙量是可以控制的情況下,是很有效率的方,但是這僅限於初學者。舉例來說: The fra____ of the flowers filled the room. 當學習者不知道fragrance的時候,學習者可能知道senct、aroma或perfume,甚至其它能夠放到句子脈絡且罕見的語詞。然而,控制詞彙量的時候,無法真正測量到學習者的產出詞彙。 第二個方法,學習者的論述會受限於主題。而且,要求學習者在產出兩篇包含300個語詞上下的論述,至少需要2個小時以上的時候(Laufer & Nation, 1995) 。作為測量工具,顯得沒有效率。 Meara and Fitzpatrick (2000) 提出Lex30和先前兩種方法一樣,同樣想要測量產出詞彙,另外還得解決上述遇到的困難。下面為Lex30的簡述: Lex30選擇30個刺激供學習者自由聯想。30個刺激選擇的標準如下:一、都是初學者前1000個會先學習者的語詞,即都是高頻的語詞;二、可以聯想的範圍很廣;三、避免產出共同語詞(common word),例如:and、even、but這樣的刺激。 對於每一個刺激,學習者有30秒去反應。學習者針對刺激進行自由聯想,去反應一個語詞清單(至少三語詞)。 每個學習者大約會有90左右的反應語詞。Lex30根據這90個反應語詞進行計分,若在初學1000字以內的詞彙,則不給分;若在初學1000字以外的詞彙則得1分。加總分數後,若得分越高,則此學習者的產出詞彙能力越好。 Lex30的30個語詞刺激為:attack、board、close、cloth、dig、dirty、disease、experience、fruit、furniture、habit、hold、hope、kick、map、obey、pot、potato、real、rest、rice、science、seat、spell、substance、stupid、television、tooth、trade、window。 […]

新加坡如何發展為雙語社會?

日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語言中心陳桂月教授演講《新加坡華語文教學:政策與實踐》,為我們介紹新加坡社會概況,這提供我們對於雙語社會理解的範例。在童年時期的雙語發展,有四種類型,簡述如下:一、父母各別使用一種語言;二、家庭和社會各別使用一種語言;三、父母親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四、童年時期末期才接受第二語言。在父母各別使用一種語言的情況下,父母對孩子只說自己的語言,但父母之間仍講同一個語言;家庭和社會各使用一種語言時,孩子在家庭只有一種語言的輸入,而另一種語言則來自正式或非正式的環境;父母親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則常有語碼轉換(codeswitch)的現象,但這只發生在面對雙語者時;童年時期末期才接受第二語言,則是父母刻意延遲孩子接受外在社會較為主流的語言,而將孩子隔離在只有家庭語言的環境,至到兩、三歲後才開始接受主流語言。 新加坡是廣為人知的雙語社會,那新加坡的孩子是在什麼樣的雙語發展歷程下成長的呢? 新加坡族群有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其它族群(混血或峇峇娘惹都屬於一族群)。華族佔七成,馬來族和印度族各一成,其它族群則不到4個百分點。華族裡頭的語言,除了華語之外,包括粵語、客家話、福建話、海南話等都被部份華族人口使用;馬來族以馬來語為其代表語言,但也有部分人使用爪哇語或其它語言;印度族則以淡米爾語為其代表語言,但包括興都語和孟加拉語等其它語言使用者總合並不弱於淡米爾語,尤其淡米爾語又主要以勞工階層使用。從三個族群所代表的語言: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來排列組合,新加坡可能出現的雙語組合為:華語和馬來語、華語和淡米爾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對照大家印象中,新加坡的雙語,似乎有很大的落差。從人口的組成和新加坡的現況,我們可以知道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成為雙語社會,並不是來自雙語發展的第一種類型,即父母各別使用一種語言。屬於混血的族群只有不到4個百分點,而且新加坡也不是以峇峇娘惹(華族和馬來族)族群的兩個語言作為主要的雙語實踐。 新加坡的雙語社會的可能,大概是來自第二種類型和第三種類型。新加坡因為族群問題自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所以新加坡自然不會讓族群又成為問題。最能夠挑動族群敏感神經的,除了膚色外,就屬語言了。膚色是人們眼睛看得到的,語言則是人們耳朵聽得到的。膚色是沒法改變,但是語言是可以選擇的,李光耀自己在英國的經驗使他認為帶領新加坡走出去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英語為主要工作語言,各自族群的母語就成為第二語言了。在李光耀的設計下,新加坡各個族群的家庭和社會各使用一種語言,使得新加坡成為一個以英語和另一個母語的雙語社會。 但是,這和我們印象所知道的新加坡似乎是不一樣的,我們印象中的新加坡是一個以英語和華語為雙語的社會。人口佔七成的華族顯著是造成這個結果的重要因素。早期以英語為主要工作語言的社會氛圍下,許多家長都能夠同時使用兩種語言(英語和華語、英語和馬來語、英語和淡米爾語)。但是三個族群對於孩子教養的方式不一定會一樣。馬來族的家庭在家裡向小孩都是講馬來語的,進了小學再學英語。因此,馬來族的家庭是屬於第四種類型的雙語發展,即童年時期末期才接受第二語言。印度族的淡米爾語,僅僅是在人數稍多的情況下,成為代表印度族的語言,事實上並沒有大多數的印度族以淡米爾語為第二語言,甚至有許多印度族的小孩以華語為第二語。馬來族、印度族和其它族群加起來不到整個社會的三成,而佔超過七成的華人的家庭教養方式為何?以下純屬推測:早期華人移民為沿海地區吃不飽的難民,面對英國紳士般的統治者,以及後來李光耀所推動的政策,當膚色無法改變,語言可以選擇的時候,父母使用兩種語言是最能夠平衡後殖民認同的不協調,所以父母也可以同時對小孩使用兩種語言,就是第三種類型的雙語發展。 第一種和第二種類型的雙語發展,被認為是較成功的雙語策略,新加坡擁有第二種類型的條件,因為有李光耀的未雨綢繆;第三種和第四種類型的雙語發展,華族的家庭以第三種為主,馬來族的家庭以第四種為主,新加坡畢竟是以華人為主要組成的社會,所以新加坡不是華語和馬來語、華語和淡米爾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等任何組合的雙語社會,而是華語和英語的雙語社會。通常第三種和第四種雙語發展,主會在經濟弱勢、移民或勞工階級的家庭發生,但新加坡從制度上,使所有族群的語言都成為相對於英語的非主流語言,所以第三種雙語發展也發生在華族的家庭中。

我讀《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的〈Bilingualism: Definitions and Distinctions〉二

 和杭士基使用了相同的術語: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語言表現(language performance),但是Bachman將語言能力的內涵再進行了充實。在Bachman的模型裡頭,語言能力不只包括語法的知識,還包括在特定脈絡下使用語言的知識。具體內容可以再分兩大能力:組織能力和語用能力。組織的能力包括語法的能力和篇章的能力。語法的能力將句子內的詞彙以正確的順序呈現;篇章的能力則可以在口語或書面下使兩句以上的句子有連貫的呈現。 語用的能力則包括工具性的能力和社會語言的能力。工具性的能力,是以語言進行下面四個功能:傳達意義、達到目標、解決問題和捏造幻想。社會語言的能力則可以對於不同地區、不同風格的語言具有敏感度。 這些能力都是在和其它人互動時所不可或缺的能力,Bachman與Palmer(1996)則這它們視為一種策略的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

我讀《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的〈Bilingualism: Definitions and Distinctions〉一

雙語論在討論到個人層次的時候,有兩個互相對立的觀點,它們分別是以單語觀的雙語論以及全面的雙語論。單語觀的雙語論也有人稱為「片斷式」(fractional)的雙語論,這樣的論點認為雙語者就是「兩個單語者所合成的一個人」。在這樣的論點下,「單語」才是「正常」的、「純淨」的,以台灣為例,即便在社會上存在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雙語者,這些雙語者仍會被要求以同華語母語者的標準去要求對於華語的閱讀或成就測驗。如果這些雙語者的華語無法同母語者的華語,那就要求他們的兩個語言都能達到熟練的程度,特別是他們的華語。當這些人的華語無法達到熟練的程度時,他們可能被視為弱勢。在台灣,新移民、新移民之子、未受過國民義務教育的皇民或少數語言的繼承者,就會被要求去參加識字班或體制外的語言課程。 相對於單語觀的雙語論,另一個對立的觀點就是全面的雙語論。全面的雙語論再認為雙語者是兩個單語者的總合,而認為一個雙語者,同一個華語單語者或者一個英語單語者一樣,都有它獨特的一面。如果一個華語單語者是短跑的選手、一個英語單語者是跳高的選手,那華語英語雙語者可能是跨欄的選手。要求跨欄的選手去和短跑選手比短跑或跳高的選手比跳高,是一個不公平的要求。全面的雙語論認為,即便雙語者和雙語者自己比較都不應該存在。雙語者的語言使用可能在任何情境下,某些情境下用某個語言,甚至混雜著使用兩個語言都有可能。全面的雙語論是理想,往往在現實條件下無法實現,尤其面對人力需求市場的挑戰時。

我讀《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的〈The Measurement of Bilingualism〉二

 當我們把實施語言考試的人,放在政治的脈絡下,作為一個政治的實體去思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這樣子思考的角度作稱為「批判性語言測驗」(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Shohamy, 1997, 2001, 2006)。 「批判性語言測驗」主要問的問題包括「議題」和「誰的知識」: 測驗是測誰所關心的議題?不論是明文或隱藏的。透過測驗傳遞了什麼樣的政治或教育意涵?實施語言考試的人要自問,自己想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語言願景?例如,語言考試要滿足既有的課程、流利級目標,或都仍有其它隱藏的目的?  測驗的知識是屬於已經確立、相對穩固的知識或者仍在辯證、尋求進行一步研究的知識?語言測驗的成績對於受試者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受試者如此使用這個成績? 「測驗」變成假客觀之名,滲透主觀權力到每個受試者身上的工具。社會的知識建立在社會大眾對於測驗結果的恐懼和信任。測驗滲透了實施考試的人的主觀控制,並將非主流的人排除在外。於是,「測驗」也變成由少數人控制的工具。出題的人和教學的人如果是同一個的話,「測驗」就難免會淪為政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