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地位(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SES)的嬰兒是否會句法的表現會有不同？或者有什麼部分是相同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從嬰兒二十二個月大起開始觀察記錄，每四個月再去造訪一次這個嬰兒，直到嬰兒長到四十二個月大，每個嬰兒只少有五次家訪記錄，每次家訪記錄以錄像攝影九十小時，總共對四十五個嬰兒進行記錄。記錄的內容分為簡單句和複雜句，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杭士基(Chomsky, 1965)指出不論來自哪個語言環境的小孩，語料的輸入所扮演的功能就是用來啟動小孩子對於其語言參數設定的可能性。因此句法的發展也應該每個人都是一樣。然而，我們卻發現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系統性的差異，這差異的來源有人說是個體基因上的變異(Pinker, 1994; Pinker & Bloom, 1990)，也有人說是來自和其輸入的語言有關(Tomasello, 2005; Tomasello & Brooks, 1999)。 過去檢查系統性差異的指標包括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平均言談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MLU)以及語法知覺測試(Test of Reception of Grammar, TROG)。溝通發展庫包括句子的長度和複雜度，主要由父母親的自我報告；平均言談長度則計算句子中出現的字詞或詞素數量，這無法體現結構的複雜度；語法知覺測試則包括簡單句和複雜句，但複合子句(multi-clause sentences)的佔比仍少。 《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直接對嬰兒進行錄像、將語料轉寫，再分別對於簡單句和複雜句進行分類。簡單句包括只使用一個動詞的問句(questions)、直述句(declaraatives)和祈使句(imperatives)；而複雜句類包括情態動詞(modal verbs)和時態(emerging modals)，包括：連結兩個動詞的聯合式(coordination)、受詞補語(objective complement)和受詞關連(objective relative)等。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不可否認複雜句能夠表達複雜的思想，然而大多數人類溝通時的語言以簡單句為主，而且複雜句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機會也少於簡單句。如果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複雜句的發展，那麼不論來自哪個社經背景而天生就會的簡單句是否就是人類所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呢？
Category: 第二語言習得
我讀曹峰銘(Feng-Ming Taso)、劉惠美(Huei-Mei Liu)和Patricia K. Kuhl《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 Predicts Langauge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Year of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
從語言學這個學科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眼光中總是告訴我們存在一個統一的語言部門。儘管如此，人們因為基因的差異仍可能存在變異(Fodor, 1983; Pinker, 1994)。《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 Predicts Langauge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Year of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一文就是試圖告訴我們，語言能力屬於天生的之中仍有變異性，而這個證據就是六個月大嬰兒對於語音感知(phonetic perception)的能力能夠用以預測其在十三個月大、十六個月大和二十四個月大時的語言能力。其中，語言能力以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ies)作為測量指標。早期，人們透過高頻的奶嘴吸吮(high-amplitude sucking, HAS)去作為嬰兒判別語音的指標，透過嬰兒對於新語音的興奮，而使吸吮頻率提高以推論嬰兒具備辨別兩組語音的差別。近期，有人使用頭轉(head turn, HT)實驗，除了能夠依組別分出可區辨和不可區辨外，還可以更詳細也記錄個體之間的差異。而個體之間的差異的跨度，以本研究為例，正確率可以從47巴仙到97巴仙，而達到正確的門檻可以從7次到29次之多(30次為極限，超過30次未能達成任務即排除)(Tsao, 2004)。 要求受試者要判別的語音是芬蘭語裡頭的母音/u/和/y/，若給英語母語成人聽這兩個母音，他們可能會對應到英語裡頭的/u/和/i/母音，而不會將它們視為外國語音。然而其物理特徵是有差別的，芬蘭語的/u/和/y/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與英語/u/和/i/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都存在差異。把兩個對於英語環境下的嬰兒都是新奇語音的/u/和/y/來測試，透過頭轉實驗記錄六個月大的嬰兒能夠辨別新舊語音的最小次數以及正確判斷新舊語音的機率。 接著，在十三個月、十六個月和二十四個月的時候，由嬰兒父母填寫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的問題作為嬰兒在詞組理解(phrases understood)、字詞理解(words understood)、字詞產生(words produced)、早期手勢(early gesture)、晚期手勢(late gesture)、不規則字詞產生(irregular words produced)、語法複雜度(grammatical complexity)等項目的語言表現。在多個項目中，都發現六個月大嬰兒對於語音的辨識能力能夠預測語言能力。 除了在專屬的、天生的語言能力，而個別的差異能夠解釋這樣的實驗結果外，或許認知能力(例如：專注力或學習能力)也可以用以解釋這樣子的差別。當六個月大的嬰兒在頭轉任務中具有較好的認知能力時，也許這是獨立於天生的語音能力，而使小嬰兒能夠在對於字彙的學習配對上有較好的表現。
理解華語，找主詞？還是找受詞？
句法結構在進行語義角色指派的過程，我們稱之為「斷詞」(parsing)，就是把句子分出一個一個屬於各個句法類別的項目。關於句子結構的理解，在英語的研究裡，常常就是找句子的主詞。在這些對於人們語言理解的研究裡頭，大多關注於人們的句子斷詞機制(human sentence parsing mechanism)。斷詞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自主模組派(autonomous models)和交互模組派(interactive models)。自主模組派認為人們對於語言的理解，分為兩階段，先進行句法處理，而後語義處理才會進來；交互模組派則認為句法和語義的訊息都是在同一時間建構表徵的，彼此互相合作。花園小徑語句(garden path sentence)常常被用來進行斷詞的研究，以了解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著斷詞。這些語句是說乍聽之下有點聽不太懂，在細究後才能理解，就好像順著花園小徑走，順順走著走著，最後才發現卻撞進死巷。比方說： The log (that) floated past the bridge sank. 句標that(complementizer)被省略的時候，我們直接聽到句子： The log floated past the bridge sank. 我們很容易會把float當成是log的動詞，直到聽到最後面真正的動詞sank出現之後，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從float past the bridge應該是修飾log的詞組，也就是一個被省略的關係子句(reduced relative clause)。英語被修飾的成份在前方，修飾的成份在後面，是屬於由名詞領銜而後跟著關係子句。然而，華語的修飾成份是在名詞前面，研究上或者能夠有其它別於語言之處。 在英語、葡萄牙語、荷蘭語、法語、德語等語言，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已經知道主詞關係子句(subject relative clauses, SRCs)的理解是比受詞關係子句(object relative clauses)更快速、更容易。而修飾成份在名詞前面的，則有較歧異的結果，日語和華語都屬於這樣子的語言，但是有些研究說主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有些研究說受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分別以一個主詞關係詞組和一個受詞關係詞組，進行實驗即可分辨出其差異： 愛慕音樂家的作曲家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 在主詞關係詞組裡頭，其語義角色指派依序為動詞-受事-施事；而受詞關係詞組裡頭，其語義角色順序則為施事-動作-受事。部份研究認為受詞關係詞組較容易被理解；部份研究認為主詞關係詞組較容易被理解。根據這樣的詞組，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語料設計： 我討厭愛幕音樂家的作曲家。我討厭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愛幕音樂家的作曲家討厭我。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討厭我。 透過這些語料以各種實驗方法，例如：自我步調閱讀任務(self-paced reading tasks)、音素/點擊監控任務(phoneme/click-monitoring tasks)、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詞彙判斷任務(continuous lexical decision tasks)、眼動追蹤(eye tracking)或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從便宜到貴的實驗方法，並根據問題意識找到受試者就可以解答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華語斷詞的機制。 華語中，動詞詞組是中心起始(head-initial)即動詞加受詞的結構，而名詞詞組則是中心後置(head-final)即修飾成分加名詞的結構。泰語的動詞詞組和名詞詞組都是中心起始，我們可以如這樣的問題意識：理解泰語的斷詞機制，是否也是同英語、德語等一樣，主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如果泰語和華語的斷詞機制是各有偏好的，這是否會造成泰語母語學習者學習華語的理解華語語句的困難？以泰語、英語和華語的語言學研究中，多著墨於聲調，或許斷詞機制的研究是吾人能夠著力、貢獻之處。
我讀Miriam Dittmar、Kirsten Abbot-Smith、Elena Lieven和Micheal Tomasello的《Germa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Word Order and Case Marking in Causative Sentences》
英語和德語是兩個在語言結構上具有差異的語言，特別在格標記(case marking)方面。德語句子所提供的語法線索包括語序(word order)和格標記，這提供了使用德語的人辨視致使句(causative sentence)裡頭的施事(agents)和受事(patients)。The dax mibbed the gazzer.The toma mibbed.The toma the gazzer mibbed. 在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中，我們都可以透過語序來對於句子中的名詞進行語義角色的指派，第一句是致使句，前者是施事，後者是受事；第二句則是唯一名詞進行唯一動作。但第三句，我們不禁會問是誰對誰做了mib這個動作？ 在德語中，除了語序之外，還有什麼線索？德語還有主格和受格的區分，在陽性名詞的主格前會使用der前綴，而受格之前則以den前綴；在陰性名詞的主格和受格則都以die前綴。這比起英語只在代名詞作主格和受格的區分，有更多的線索。再來就是主詞和動詞的一致，如第三人稱動詞後綴s。最後，就是靠語義的動物性(animacy)作為線索。 貝特和馬惠尼(Bates & MacWhinney, 1987, 1989)就提出了競爭模型(competition model)以評估幼童如何對於不同語言的不同線索的習得提出解釋，同時當線索之間彼此衝突的時候，能夠來權衡哪個線索扮演較大的角色。為了把不同線索給量化，該模型有三個指標：線索量度(cue availability)、線索信度(cue reliability)和線索成本(cue cost)。線索量度就是頻率，線索信度就是在該語言中的一致性，線索成本則是線索的複雜度。例如在致使句中，語序和格標記都能夠提供施事和受事的辨視時，這就達到了一致性(coalitions)。以英語和義大利語小孩子為例，當我們設計實驗語料去破壞這一致性的時候，就可以發現英語的小孩仍以語序是否合語法的根據，而義大利語的小孩則以動物性作為判斷句子是否合語法的根據(Bates, 1984)。同樣的模型，還能檢驗希伯來語裡頭，小朋友主要依線索量度判斷句子合語法否，成人則依線索信度判斷。檢驗線索成本的研究較少，格標記可以視為當地線索(locas cues)，因為它和名詞視為一個整體，而語序則是分散線索(distributed cues)，因為它可能分佈在整個句子，對於人類的短期記憶有稍大的負擔。後者的複雜度，就比前者高。 這一個研究就是要透過新造動詞(novel verbs)去了解德語小孩對於德語習得時在語序和格標記的權重。該實驗所設計的語料有三大類，一類是格標記和語序都屬於典型的，也就是第一個名詞就是施事、第二個名詞就是受事，而且排除動物性的干擾並符合格標記；第二類是只存在格標記，而名詞出現的順序是先受事才施事，設計為讓語序和格標記是衝突；第三類是格標記模糊，只有語序唯一的線索。第四類則是熟悉的的動詞。其中，第二類這樣有衝突的是最難判斷的類型，也將會是說明德語習得最有力的證據。 研究先透過兒童指導言語(child-dricted speech)語料庫去計算其致使句中的線索量度、線索信度，再依線索量度和線索信度得到線索效度(cue vlidity)。接著透過演出理解任務(act-out comprehension)和手指指出的任務去得到受測者對於設計語料的判斷。 結果顯示在演出理解任務中，只有熟悉的動詞在兩歲7個月大的孩童中有統計上的顯著說能夠判別合語法否；但四歲10個月大的孩童中，除了第二類有衝突的語料外，其它三類都能有顯著。考量這是因為任務難易度使其表現受到限制。而手指指出的任務中，又多了七歲3個月大的嬰兒的組別，依序從兩歲7個月、四歲10個月到七歲3個月，在詞序的表現上是由低到高再到低，但格標記的表現則是陸續升高。這似乎說明人們預設的是以詞序作為語言理解，而透過外在環境(當然，也有可能是個體發展、成熟)而能夠以格標記來理解語言。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anguage Production〉一
人類要產製語言的時侯，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形成概念(conceptualization)、組成(formulation)，最後編碼(encoding)。形成概念時會決定要說什麼東西，這是屬於訊息處理層次；把概念的表徵轉化成語言形式就是組成的步驟；最後執行階段把語音和發音貼上去。在中間的組成階段，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內涵就是詞彙化(lexicalization)和句法計劃(syntactic planning)。前者指的是我們所選取的詞彙，後者指的是我們將所有詞彙組成句子。目前研究語言產製的模型，多來自於對於主動說出來的話語偏誤分析(speech errors)。這些話語偏誤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話語的偏誤可以來自日常生活的分析，也可以來自實驗的資料，如果兩者在推論產生衝突的時候，通常實驗的資料是比較能夠使人信服的。在叫名錯誤(naming errors)的眼動實驗中，我們發現人們在準備標的物的名字時，是同時盯著標的物看的(Griffin, 2004)。因此，盯著斧頭看時，喊出「鎚子」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錯誤不是來自於倉促的準備(rushed preparation)。相反的，當受試者去對於自己發出錯誤的名字糾正時，他正在進行修復，也會花更多時間盯著標的物看。 目前，以話語偏誤分析的建立模型的就是基於葛瑞特(Garrett)所發出的一系列研究，該模型就稱葛瑞特模型。在形成概念時，對應到訊息層次(Message level)；在組成時，則對應到功能層次(functional level)、詞序層次(positional level)以及聲音層次(sound level)；在編碼時，就是最後發音的層次(Articulaory instructions)。這個模型建立在一個序列處理的前提。所以你會看到的就是如下的序列處理過程： 訊息層次→功能層次→詞序層次→聲音層次→發音層次 對於功能層次和詞序層次的區別說明，在功能層次時，只有語義相關內容的字詞會被分派到對應的句法角色；在詞序層次時字詞才會被明顯地排序。這也相當程度地說明了詞彙和句法是處於分離的階段。功能層次時主要在選擇語義的內容字詞(content words)；詞序層次時，則是選擇句法的功能字詞(functional words)。 當人們產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句話時，我們可以用葛瑞特模型來解釋： 訊息層次：表達特定意圖 功能層次：先找出主格(媽媽的概念)，動詞(洗的概念)，受格(盤子的概念)，時貌(完成的概念)，受格的數量(多)，這時候相同句法角色會互換，距離不會造成影響；然後會運用句法的框架把功能字詞放進去，所以就會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了」和「很」就是功能字詞。接著就能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些詞彙了。 詞序層次：接著把這些詞彙安插到各個位置上，依序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 聲音層次：然後就是把這些位置上的詞彙依序對應到聲音的表徵。如果會有聲音交換的，也是發生在這個層次。 發音層次：就是最後發出聲音的結果了。 使用英語句子的證據更能說明語言產製在不同層次之間是序列發生的。 打算表達的語句：a weekend for maniacs實際說出的語句：a maniac for weekends 上面兩個例句的重音位置都沒有改變，這說明詞彙和韻律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複數詞素-s仍在原先的位置，說明詞根(maniac)和複數詞素-s也是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這個叫詞素擱淺(morpheme stranding)；複數詞素-s被發出的時候，是隨著weekend同化(accommodation)成/z/，而不再是原先的/s/，所以真正到發音的層次時，就是和所選到的內容字詞同化。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偏誤的語料說明可能是認知侵擾(cognitive intrusion)所致，這包括非計畫的內在偏誤(non-plan-internal errors)和語音類化(phonologically facilitated)。甚至是外在環境造成語誤的，則稱環境污染(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這些不同類型的偏誤，都可以在哈利(Harley, 1984)的報告中看到。
我讀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的〈Graded representations in behavioral dissociations〉
一個本來在越南會修燈泡的人，來到台灣之後，你用你的華語去請他修燈泡，他聽不懂，所以你把這個越南人當成小孩子看待；檢視患有威廉氏症的病人所說的話，他的語句完全符合語法，但語義上是無法讓任何人理解的。過去，科學家們會利用語言和認知是兩個分開的、解離的行為去解釋這些現象。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以漸進的、分級的表徵(graded representations)去重新解釋這些行為解離的現象。有時候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實驗任務下，卻會有不一樣的表現。如果我們將這些表現記錄為「有」和「沒有」的話，於是我們在研究的結論就很容易跑出解離的結論。但是不一樣的實驗任務，對同樣的行為表為卻不一樣的的行為記錄。這讓我們反省或許這和任務設計有關，任務本身是對於同一個行為有低度表徵(weak representations)和高度表徵(strong representations)的差異，而我們將這些表徵約略為一和零的差別了。 音韻失讀症(phonological dyslexia)的病人有這樣的狀況，當他看到「nust」的時候，他唸不出來。即便正常母語者知道這是非字詞(non-word)，他們仍唸出個什麼東西來。但是如果說給病人聽的話，他就唸得出來了。過去的研究就用認知和語言是解離的觀點去解釋這樣的症狀：詞彙的、語義的屬於認知部份；語音的、語法的、結構的、規則的屬於語言部份，所以音韻失讀症的人只能唸得出字詞，非字詞是唸不出來的。 然而，如果你重覆讓這個音韻失讀症的病人聽標的非字詞，甚至給他書寫系統上、語義上、語音上等支持。原先無法唸出來的「低度表徵」會慢慢往「高度表徵」轉變。在神經網絡的模型下，也可以說是由於書寫系統、語義和語音的互動下，使得神經元活化而連結再生。 宗像裕子提出分級的表徵讓我們可以理解解離在不同面相可能發展或解釋的說法，但也不是所有解離都可以運用分級的表徵去解釋。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三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構詞的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讀取呢？ 我們可以先將詞彙分有詞綴(affixes)和字根(root word)。由馬凱(MacKay, 1978)個實驗是這麼設計的，它提供動詞如：decide、govern、exist，要求受試者在最短時間內反應出其所對應之名詞，根據其反應的時間，從簡易到複雜可以有以下排序：-ment、-ence、-ion，複雜度和詞綴及字根本身結合的過程有關。 另外，還有一個塔夫塔(Taft)設計的實驗發現，前綴字詞(prefixed words)如remind和偽前綴字詞(pseudoprefixes words)如relish所需判斷的時間則是前者快於後者。眼動實驗也證實相同的結果，在偽前綴字詞中，眼球停留的時間較長。在同一文章裡頭，如果前綴字詞和偽前綴字詞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話的確存在判斷時間上的差異；但若將比例調整為一比九的話，兩者判斷的時間又沒有差異了。這樣的實驗報告是由魯賓團體所提出(Rubin, Becker, & Freeman, 1979)。 語義促動的意思是先出現的字詞會激活另一個語義相關的字詞。關於語義促動的實驗任驗進行分有兩階段：首先，給予促動刺激(priming stimulus)來源。受試者對第一次的促動刺激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或沒有反應。第二次出現的刺激(second stimulus)就是其標的，記錄受試者對於反應的時間。要求受試者的反應可以是唸出字詞或判斷是否為字詞。比較有促動刺激和沒有促動刺激以檢驗當中的效果。「butter」對於「bread」就比「nurse」有更好的促動效果。 詞彙歧異指的是聽到單一字詞可以指涉多個意義。例如：聽到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The man started to drill before the truck arrived. 在righting，一開始會先以writing去理解，而且沒到最後一個字詞，writing都可以可以完整地被解釋；另一個則是在語音監控的實驗中要求去找出含有/b/的字，因為drill本身的歧異，所以找到/b/的時間稍稍地增加一些。 關於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的影響，也有人就整個語境進行研究。由上而下的過程是由語境或句子來使個人對於個別字詞的辨別；由下而上的過程則是多管齊下地將所有可能的意義激活。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過程對於詞彙讀取有主要的影響呢？ Rumor had it that, for years, the government […]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二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我們可以透過「語音監控」(phoneme monitoring)的任務去證明字頻對會影響詞彙讀取。語音監控會要求受試者聽一段連續的文章，除了得理解該文章外，還要其找出特定音素，例如/b/。文章的設計將標的音素分別安排在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後面，結果發現若標的音素安排在低頻字詞後面，則標的音素被找到所需的時間則比較長。因為低頻字詞所花費的資源更多，所以出現在低頻字詞後面的標的音素的資源較少，於是所花的時間就較長。 「判別字彙任務」(lexical decision task)則以視覺辨視為主，實驗將一連串字詞和非字詞混在一塊兒，要求受試者快速地判斷它是否為字詞。當清單中包含較多低頻的字詞時，整體判斷的時間都會變長。相反地，若都是高頻字詞時，判斷的時間就會變短。 透過眼動的實驗，也都證實人們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如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停留時間(fixation)是不一樣的，而且後者長於前者。 語音變數則包括韻律的變項(prosodic factors)如重音(stress)、抑揚頓挫(intonational patterns)等。或者我們會使用發音相近的字詞去取代人們表達的字詞。這些都說明詞彙被讀取時，會受到語音變數的影響。 句法類別也會影響詞彙的讀取，大多數討論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時，多聚焦在開放的字詞(open-class words)。但高低頻的封閉字詞(closed-class words)目前還沒有任何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詞彙」從「語言」抽離出來的原因。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一
關於已經儲存為內在詞彙(internal lexical)的字詞，我們是怎麼去讀取、理解的呢？凱洛(David W. Carroll)整理了三個解釋詞彙讀取(lexical access)的模型，它們分是搜尋模型(Search Models)、羅國根模型(Logogen Model)以及共時模型(Cohort Model)。搜尋模型依字詞識別系統分為書寫(orthographic)特質和語音(phonetic)特質。較長出現的字詞會被較少出現的字詞更早被搜尋到。這模型由弗斯特(Forster)提出，其預設「詞彙」是個獨立於「語言」處理的過程，而是和「認知」有更大的關連。 羅國根模型由莫頓(Morton)於民國五十八年提出，該模型把一個一個的詞彙表徵為一個一個的羅國根，一個羅國根就是該字詞的屬性，這包括其形(orthographic)、音(phonological)、義(semantic)。羅國根被激活的來源有二，其分別是感官的輸入(sensory input)和語境的訊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 Her closest relative was appointed as her legal guardian. 後面出現的「guardian」是由於前面先出現的字暫時降低了激化標的字的門檻(temporarily lowering threshold)，於是「監護人」的語義就更容易被辨識。羅國根模型認為感官的輸入和語境的訊息是可以被人們平行地被運作(work in parallel)。 共時模型則專門用以解釋聽覺字詞的辨視。當字詞被聽到的200毫秒到250毫秒時，聽者就開始辨視字詞了，通常聽者對於這個辨視點(recognition point)是相當敏感、敏銳的，也是從這裡開始分出其它可能的字詞。馬斯蘭威爾遜(Marslen-Wilson)以三個階段解釋這個字詞辨視的過程：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acoustic-phonetic)後所有候選的字詞就會跑出來，這稱為字詞起首共時(word-initial cohort)階段；二、選擇一個字詞後進行下一步的分析；三、最後把被選擇的字詞整合到語義和語法的語境下。當聽到「Angela misplaced her ba…」時，它大概是這麼運作的： 字詞起首共時：bag, bat, bath, bass …. 利用語境或語音等更多方式，例如：聽到/g/後，刪掉其它侯選，留下：bag, bagpipe …. 當範圍縮小之後，語義就會較清晰了。 共時模型可以說是融合了搜尋模型和羅國根模型的特徵。共時模型和羅國根模型對於語義激活的來源都認為是平行地被處理的；另一方面，共時模型又包含字詞起首共時，這是屬於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地整合，也和搜尋模型有相似之處。
我讀Yea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Predicted errors in children’s early sentence comprehension》
「句法自助」(syntactic bootstrapping)指的是透過句法線索去理解句子、學習動詞。透過結構的對應，句法自助利用成組的名詞(set of nouns)和同時出現的動詞來導出初的理解，並透過這樣抽象的結構來進行學習。在賈特納和費雪(Yae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研究中指出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透過部分句子結構的表徵(par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 structure)就可以進行句子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理解無法百分之百地正確。當我們同意嬰兒存在「句法自助」的現象時，我們亦會同意以下兩個假設：一、名詞的數量(number of nouns)會成為句子裡頭支持預測語義上論元結構的線索；二、小孩子存在抽象的表徵結構，即對於名詞、動詞、施事、受事等有語言學上的概化，而不是特定字詞的語義表徵。 透過以下句子的結構，我們對於受測者進行實驗，這些結構分別是： 一、施事(名詞一號)+及物動詞+受事(名詞二號)。The boy is gorping the girl!二、名詞一號+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The boy and the girl are gorping!三、名詞二號+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he girl and the boy are gorping! 把以上的句子結構由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以轉頭的方式去表達其對於句子理解的選擇。選擇的方式以提供兩個真人螢幕於左右兩側，使用的動詞為新造的字詞，備選的螢幕畫面為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的畫面為施事對受事進行致使行為(causal event)；不及物的畫面為名詞一號和名詞二號進行同步動作行為(simultaneous-action event)。所有的小孩子在第一組對於新字詞的選擇都一致地向轉向致使行為的畫面；而比較第二組和第三組時，小孩子停留致使行為畫面的時間，在第二組的時間比第三組的時間更長，這顯示名詞序(noun-order)對於及物和不及物的判斷也起了作用。而所被用來測試的新字詞中，小孩子停留在致使行為的畫面較長，這些證據說明小孩子名詞的數量對於小孩子結構的表徵是具有影響。 賈特納和費雪在同一個報告中，同場加映了另一個實驗。這個實驗開始先由兩個辣妹對話，對話的內容包含下面兩個句子： 四、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om is gonna gorp.五、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Emma was gorping. 先給受試者聽了包含以上兩個句子的對話之後，再由先前那三組結構去測試小孩子對於新字詞是及物或不及的選擇。儘管在測試開始前先提供這樣子的對話，小孩子們仍以選擇及物動詞為主，這也就該研究報告標題中所提到的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ed errors)。似乎句法結構(名詞序)才是提供小孩子理解的線索。 那麼這些錯誤如何被消弭呢？根據賈特納和費雪的解釋，隨著小孩子年紀漸長，陸續又學會不及物動詞的位置、連結詞連續兩個名詞成詞組以及助動詞等特徵，這些錯誤就會漸漸避免了。此外，透過分配分析的線索，例如：將字詞組成詞組、代名詞化、附加句等線索，錯誤就會減少了。